❶ 义和团运动主要事件，详细的。
教案事件
教案
义和团运动
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宗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义和拳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华北的山东和河北，正是教案频繁的地区，。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汤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怒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
原因
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①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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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②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③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④守旧势力煽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⑤教会自身问题
这些国家的政府曾经侵略中国，传教士自然不受欢迎了。一般来说，这些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传教士是在侵略条约的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外国政府用保护传教士为借口，挑起争端。其实传教士来中国，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基督的爱带给中国人，这是传教士们积极传福音、翻译圣经、办学校、开医院从事社会服务等活动的唯一目的，可惜中国人还是不能饶恕传教士。1897年，在山东曹州教案中，就是德国首相命令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设立教堂，借此引起中国乡民滋事，杀了两个传教士，造成德国政府威胁中国的借口。传教士就这么可怜的被利用了。以达到外国政府的卑鄙目的，
义和团运动老照片(14张)
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保持自己的利益。
有一些流氓假装信主加入了教会，宣教士因为不了解底蕴，于是接受了他们，并为他们施洗。后来这些流氓打架，滋事还得到宣教士的保护，使中国人大大反感。后来传教士明白了，不再甘心为虎作伥，但已经惹起中国人不少误会，难以解除。此外，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吵架一事，也带来很坏的影响。在中国人眼中根本不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这实在是很不好的见证。
⑥民族主义的刺激
从1860至1899年间，共有三次的反教高潮：光绪十年(1884)有48宗，光绪廿一年(1895)有60宗，光绪廿四年(1898)有77宗。主要是受当时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列强瓜分等事件的影响[3] 。
3运动过程编辑
扶清灭洋
1897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次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斗争比较同情。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了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4] 。
转入直隶
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列强介入
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他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了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参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国近代史》）。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
建于聂士成殉难处的聂士成像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1900年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在1900年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在1900年6月3日抵京。
1900年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1900年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1900年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 ，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1900年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1900年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1900年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5]
对外宣战
天津的义和拳民众
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 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1900年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6] 。
义和团运动时的各国军队(8张)
八国联军侵华
紫禁城内的八国联军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1900年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 。
1900年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1900年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
1900年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德皇威廉2世为德军中国远征军践行[6]
1900年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
1900年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到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1900年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日军绘本：八国联军[6]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瓦德西(Count Waldersee)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1900年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四处掳掠，而备受批评。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不久之后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7] 。
东南互保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
义和团团民在天津被美军骑6师俘虏
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1900年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余部抵抗
慈禧在出走时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并命令各地清军予以剿杀。义和团迅猛的发展部分得益于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态度变化后，许多义和团组织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义和团坚持抵抗。刘呈祥
清廷巡铺逮捕的义和团员
带领义和团在天津郊区抵抗侵略军，保定义和团首领周老昆率部在山区坚持战斗，义和团首领郭逢春在广昌与侵略军和官军战斗。侵略军在华北的其它许多地区都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镇压。
义和团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1900年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1900年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1900年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着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八国联军暴行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军、俄军、法军有滥杀、强奸、抢劫、纵火等非人道暴行。
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公然发出“布告”下令天主教徒抢劫，规定抢劫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归公集中均分。从8月18月开始，教徒连续抢劫了8天。法国媒体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
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Ament)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680人。
❷ 义和团的英文名
义和团 The Boxers(the Righteous and Harmonious Fists)
义和团事件 Boxer Rebellion
❸ 义和团原名是什么
和团，又称义和拳，或贬称为“拳匪”。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或被贬称为“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数量未有统计。
❹ 谁能给我一份义和团简介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❺ 义和团在哪里发起
在山东开始
义和团运动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发动的伟大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首先在山东开始，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主力从故城、景县、东光、阜城进入直隶（今河北省），同当地的义和团和人民汇合成为一股革命洪流，开始了向京、津进军。
1900年3月，沿大运河北上向天津进发的义和团在沧州、青县受到了直隶总督裕禄派出的军队的围攻，许多战士浴血奋战，英勇牺牲。向西北行进的义和团得知一部分战友在沧县、青县牺牲的消息，个个义奋填膺，粉碎了清政府和帝国主义教堂反动武装的围攻堵截，北上到新城、定兴、涞水、涿州、易县、高碑店等地。在当地义和团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4月涞水县义和团攻打教堂，杀死了清政府派来镇压义和团的副将杨福同。5月27日，义和团攻克了涿州城。随后拆毁了琉璃河至涿州之间的铁路，烧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车站。次日，又拆毁琉璃河到长辛店一百多里铁路和桥梁。6月4日晨，义和团又火烧了京津线上的黄村车站。5日从涿州来的义和团又分三路，重创了前来镇压的清军，打得杨慕时的清兵慌忙窜往天津。随后，义和团开始向京津发展力量。
1900年6月10日，帝国主义侵略军二千多名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攻，受到义和团的英勇抵抗。6月11日，义和团趁侵略军刚抵落垡车站，从四面八方出击，打得敌人不知所措。6月13日晚，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除小部分留在落垡车站外，继续向廊坊车站进犯。18日，义和团联合清军一部分爱国士兵共2，000多人向敌人据守的廊坊车站发动攻击，血战两小时，打伤打死敌军多名，西摩尔慌忙率部逃遁。正当侵略军逃到杨村时，义和团又连续向侵略军发动攻击，杀得敌人慌作一团，被杀死打伤40余人。焦头烂额的西摩尔带领残兵败将经过三天时间，才勉强挣扎到天津。与此同时，6月17日一批帝国主义侵略军从大沽登陆，进攻天津。一场壮烈的天津保卫战展开了。侵略军从大沽到天津一路上处处挨打，直到23日才窃据老河头车站（现在的天津车站），和原在西沽的侵略军会合，到达天津租界，向天津城发动进攻。7月6日，天津战事非常激烈，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等一连三昼夜在紫竹林与侵略军血战，取得了重大胜利。7月13日，侵略军约五千人又对天津城发起攻击，天津城义和团和守军英勇抵抗，打死美军上校团长等官兵百余名，打死打伤日、英、法军数百人，战果辉煌。虽然如此，但由于卖国贼宋庆对内屠杀，对外投降，14日天津城失陷。侵略军开始向北京进犯，8月13日侵入北京。
早在六月上旬，义和团就一日数十起进入北京城。他们在北京火烧教堂和日本洋行，杀死日本外交官，进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很大打击。在外国侵略军进入北京后，卖国的清政府同侵略军相勾结，镇压了这一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虽然这次运动失败了，但它狠狠地教训了帝国主义，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的阴谋，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无比巨大的力量。
❻ 有没有清末民初义和团打洋人的电影看的
义和团运动于1963年的电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中被提及。《北京55日》摄于西班牙，由于拍摄需要数千名中国演员，电影公司从西班牙全国各地几乎把找到的中国人都拉来排戏了。这样的结果导致在电影拍摄期间西班牙全国的中国餐馆几乎都关闭，因为餐馆员工（通常是业主）都被电影公司所雇用。电影公司雇用了如此多的中国人以致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西班牙全国几乎找不到中国餐馆吃饭。这套电影因为题材敏感，后来一直被禁止在香港上映，直至1980年代后期。
1975年，香港的邵氏兄弟拍摄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电影，名为《八国联军》（Pa kuo lien chun），导演张彻使用高预算拍摄了一个关于觉醒与复仇的大场景故事。[2] 《八国联军》描述了拳民的追随者因受欺骗而相信他们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电影的武术导演是刘家良，由傅声主演。
1986年，中国大陆作家冯骥才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小说《神鞭》被改编成电影，着名演员陈宝国参演。电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辫子神力无比，可作为伤人利器，被称为“神鞭”。傻二亦凭借这项才能加入了义和团。在一次和“洋人”的战斗中，傻二的战友大都阵亡，傻二的辫子也被洋枪打断，此后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结尾，傻二剪掉了辫子，变成了一位神枪手，继续和外国势力作斗争。傻二有一句总结全剧主旨的名言：“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还得割”。
❼ 关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
义和拳本来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清人有人认为与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团体有关，这一观点为现今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源于一种勤王的民团组织。 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 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份秘密团体一样，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随着中国近代史形势的发展，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先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代替华夷之辩满汉之争成为主要历史矛盾，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 （1898年由赵三多首次提出）。
❽ 太平天国、义和团的详细资料
太平天国
起义酝酿：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1856年8月，天京城内发生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韦昌辉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 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天京城内一片恐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石达开在安庆起兵后，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了挽救颓势，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1861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14年，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各地起义：
捻军是活跃在北方革命武装的主力。1864年天京陷落后，捻军和原先进入西北的太平军，共推赖文光为领袖，在黄淮平原展开武装斗争。1866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市)分为东西两支，东捻军赖文光率领，留在中原地区活动；西捻军张宗禹率领，挺进西北。
19世纪50-70年代，西南、西北各少数民族也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清政府的黑暗统治。1855年，张秀眉发动贵州苗民起义。1856年，彝族农民李文学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汉族)、李学东(彝族)的帮助下，发动武装起义。1856年，云南各地回民纷纷起义，其中以杜文秀领导的一支起义军势力最大。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拥护太平天国，主张汉回一体，共同推翻清王朝。1862年，陕西回民举行起义，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起义军建立了18大营，在任武等人的领导下，占领了渭水两岸的广大地区，进逼省城西安。同年，甘肃回民在平凉起义，很快蔓延全省，占领了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河州、西宁等地。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摇摇欲坠。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掀起了抗清斗争。
1898年：义和团运动开始。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扶清灭洋”的口号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义和团打击的对象是外国侵略势力，但是这个口号带有很大局限性，“扶清”有利争取官军，却容易让群众放松对清政府的警惕，“灭洋”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帝斗争，却带有笼统的排外色彩。
❾ 义和团运动的斗争对象是哪三个国家的列强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或贬称为“拳匪”、“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数量未有统计。
教案
义和团运动
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宗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义和拳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华北的山东和河北，正是教案频仍的地区，义和拳活动与教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显示了之前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之后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现在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汤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❿ 什么是义和团运动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兴起于长江以北各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和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被清廷镇压后，白莲教的各个支系继续斗争，北方几省相继出现了八卦教、红阳教、荣华教等组织，秘密从事反清斗争，其中八卦教影响最大。朝廷规定，传习八卦教者要查拿缉捕，为首者处以死刑，于是八卦教徒便以传习拳术来隐蔽自己。义和团运动便由此萌芽而来。
甲午战争期间，山东沿海民众遭受日军侵略之苦，战争结束后，日军占领了威海卫。三年后，日军撤离，此地又立即被英军强占。不久，德国又占据了胶州湾，并强行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强行租借威海卫，随之外国教会也随之大批进入山东各地，修建大小教堂1100多座，传教士和教徒发展到八万多人。许多加入教会的地主豪绅，仰仗教会势力，乘多年荒灾之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居众苦不堪言，对之切齿痛恨，多次与教会发生冲突。
当年十月，山东冠义县义和拳在闫书勤带领下，聚众数千人，树起“助清灭洋”的旗帜，占领了梨园屯。第二年，平原县义和拳组织和教会发生冲突，地方官吏派兵镇压，逮捕了数名义和拳成员，于是他们向荏平县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求救。朱红灯率领几百人的义和拳武装成员赶到平原，与当地义和拳群众会合，使官府十分恐慌。济南知府带兵在平原县与恩县交界的森罗殿与朱红灯的队伍发生争斗。此时，荏平、恩县、长清、高唐等地义和拳纷纷响应，不久，东昌、武定、泰安、济南等地的群众也闻风而动。面对义和拳运动的蓬勃兴起，清朝官吏内大体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主张立即用武力消灭，一种则主张安抚、收编。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要求采取安抚、收编政策，主张“化私会为公奉，改拳勇为民团”，把拳民编到诸乡团之内。次年二月，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出告示改“拳”为“团”，把参加义和拳的群众称之为“拳民”，允许他们设厂习拳，同时把武装反抗教会的人称为“匪徒”，缉拿惩处，借以安抚义和拳。由此一来，义和拳反倒取得半合法的地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官方默许的公开团体，“义和团”的名称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开始逐渐地广为流传起来。
山东义和团的迅猛发展，引起在华各国势力的恐慌。驻扎胶州湾的德国军队出兵到胶州、高密、日照等地，焚毁村庄、抢劫城镇抢杀居民。英、美、意等国驻华公使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廷下令取缔义和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美国公使唐格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撤换毓贤的要求，清廷迫于压力，申斥毓贤对义和团镇压不力，将之调任山西巡抚，由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立即发布了《禁示义和拳匪告示》，不承认义和团具有合法性，规定：不仅练拳，就是赞成义和拳的，都要被杀。随后依仗他统带的武卫右军和扩编的武卫军先锋队马步炮队共二十营兵力，对活动于山东黄河北岸的义和团发起进攻。先后斩杀了王玉振、王文玉、孙洛泉等义和团首领，消灭十多部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运动告以平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移到了直隶省。
早在两年前，直录南部威县，曲周、景州、阜城义和拳就已经开始活动，许多村庄建立拳厂、练习拳术，并逐渐向北发展。与教会和官兵多次发生冲突。此时，直隶总督裕禄根据上谕发布《严禁义和团》的告示，宣布“招引徒众，私立会合，演习拳棒，均属违禁犯法”，“再有设厂练习拳棒，射利惑民悖事，即由地方官会营捕拿，从严惩办。”此时总理衙门也对此忧心忡忡，电令裕禄，“此事关系紧要，务须赶紧严密查办，免滋事端。”于是裕禄派出官兵，分路对义和团进行镇压。然而，义和团运动不仅没被镇压下去，反而愈演愈烈，势力扩展到直隶全省，直逼京城附近地区，甚至在京城内和直隶总督所在地天津，也已经有自称义和团的人开始活动，沿街练拳，招收徒弟。
消息传到清廷，有官员主张对义和团用兵讨伐极其危险，应采取安抚政策。是年四月初，监察御史郑炳麟上奏，主张在直隶、山东派道府大员当“团练局总办”，选择乡绅做“团总”，收编义和团，把义团改造为官办的团练。这个建议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反对。一时间清廷陷入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的两难境地。
四月初，涞水、定义、新城、涿州、易县等地的义和团同教会势力发生冲突，焚烧了当地的教堂，随后裕禄派军队前往镇压，遭到义和团的顽强抵抗，淮军副将杨福同被打死。裕禄随即又派提督聂士成所部的武卫前军赶去镇压，又遭到义和团的抵抗。义和团以“反洋”的名义破坏了芦保铁路，阻止前来镇压的清军。继而相继焚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的火车站，京津铁路上的丰台站和机器制造局也被捣毁。五月初，义和团拥进涿州城。
慈禧太后见形势十分紧迫，就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到涿州方向去进行招抚，向义和团宣布朝廷的“德意”。刚毅等人到涿州一带后，感到义和团势力极大，不能进行剿杀，于是向朝廷报告，主张撤回聂士成的部队，采用劝导、晓喻的办法解散或收编义和团。
正当刚毅等人在涿州一带活动时，京城内的义和团活动越来越频繁，声势也越来越大。小股外县拳民陆续涌人北京城，城内居民也纷纷加入义和团，出现了以义和团名义出现的反对洋人的揭帖，公开设立坛棚，焚烧外国人的教会房屋，并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朝廷屡次下令解散、严禁、缉拿，均无济于事，到了不能控制的局面。与此同时，天津城内义和团活动也十分频繁，烧毁教堂，进攻紫竹林租界，捣毁监狱，释放犯人。这时裕禄不得不改变手段，由高压转为安抚，以总督名义邀请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并用轿将他抬到总督衙门。
这年四月，英、美、德、意已派兵船驶入大沽口，随后，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向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迅速剿灭义和团。不久，十一国公使又以外交使团名义照会清政府，要求严禁团民练拳设堂，传布揭帖，并命令各国的大沽口的海军准备登陆。五月二十八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立即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来北平，并将此决定通报给总理衙门。经过一番交涉后清政府退步了，经慈禧太后批准，总理衙门同意各国立即派兵人京，要求兵数少一些，随后又通知裕禄，为从塘沽登陆经津人京的外国军队准备火车。几天后，英、俄、德、法、日、美、意、奥等国海军陆战队四百五十人，分两批到达北京，另一支外国联军六百多人，由塘沽登陆开进天津。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二千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发。裕禄虽想阻止他们，但联军仍然取得了所需的机车和车厢，开始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路上，联军遭到义和团的反抗。义和团拆毁铁路，致使联军四天里才走了一半路。抵达廊坊。一天早晨，义和团在廊坊车站袭击联军，几天后又再次袭击。此时去往北京的铁路已被破坏，联军只好退回天津。
六月十六日起，慈禧太后召集大臣，连续四天举行御前会议，主剿主抚两派争执不下。权衡利弊，慈禧太后决定宣战，“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是，“宣战上谕”内容极其含糊，令有些属下不知所措。同时，慈禧又面谕李鸿章，让他去向各国保证对义和团要“设法相机自惩办。”由此，义和团受到内外夹困。
正在朝廷举行御前会议期间，联军以朝廷当局“并不倾力剿办”义和团为借口，炮轰大沽口炮台，并迅速将其占领。随后又水陆并进，进逼天津，义和团与之顽强作战，双方激战一个月之久，此时聂士成的部队加入了反抗联军的战斗。义和团曾一度占领了紫竹林租界。在激战中，联军投入上万人的兵力，而清军主力却按兵不动，致使义和团力单难支。七月十四日，天津被联军攻破。与此同时，北京义和团向东交民巷使馆发起进攻，相继烧毁了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四国公使馆，连续围困各使馆五十六天。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于八月初向北京进攻，遭到义和团的阻击，但清军却节节败退，致使联军前进速度很快。八月十四日，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率王公大臣仓皇出逃，义和团被迫退出北京，在八国联军的镇压下，义和团运动终遭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