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如何巩固远东

① 根据材料一分析英国在处理远东及太平洋问题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

摘要 您好，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需要解决资金、原料和运输问题，洋务派认识到，国家 “必先求富而后能强”。

② 二战时期远东地区英军序列

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③ 拜求英国远东舰队的发展历史

42年,天性不服输的英国前海军大臣，仍然下决心一定要狠狠打击一下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因此，尽管当时欧洲战场已经有点难以应付的味道，丘吉尔还是下令马上重新组建一支新的远东舰队，番号仍为"Z"舰队，立即开赴太平洋海域，与日本人再较量一番。
为了避免重蹈"Z"舰队的覆辙，丘吉尔经过连续几天的反复考虑和商议，最后选中了海军中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担任新远东舰队的司令官。
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和丘吉尔私交甚深，早在丘吉尔任海军大臣时，两人就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友。对詹姆斯·萨默维尔的性格、才干和能力，丘吉尔是非常了解和佩服的。这次丘吉尔之所以最后选中詹姆斯·萨默维尔，两人的互相了解和私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詹姆斯·萨默维尔海军中将具有丰富的海上作战指挥经验，是位头脑冷静、思维敏捷的英国资深海军军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人很善于见机行事，非常注意保存实力，在历次参加和组织的大海战中，都能够做到以最小的损失来争得最大的战果。
新远东舰队--"Z"舰队由赫赫有名的重型战列舰"厌战"号担任旗舰，另有4艘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考验的老战列舰和"无敌"号、"竞技神"号、"可怖"号3艘航空母舰以及8艘巡洋舰、驱逐舰加盟，规模要比第一支舰队大得多。1942年3月，詹姆斯·萨默维尔海军中将率领着这支英国庞大的远东"Z"舰队，浩浩荡荡地开往太平洋战区。

④ 二战中英国认识到由舰队承担远东地区主要作战任务的原因是什么

1937年，日本全面掀起对华战争，日英、日美关系急剧恶化，英国开始逐渐认识到由舰队承担远东地区主要作战任务的必要性。

⑤ 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是怎样调整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的

1918年,一战结束，美国等27个国家代表召开巴黎和会，最终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但对于急于在全球扩张势力的美国来说却是失败。这迫使美国谋求新的地区霸权,日本在和约中争得大量的在华特权巩固了其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大有在远东称霸之势，美日矛盾加深。巴黎和会以后，美日矛盾逐渐成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矛盾。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之争与战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和会的决议并没有反映出美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同时日本利用一战中列强无暇东顾和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胜利，在远东大肆扩张势力，妄图推行“东亚门罗主义”，独占中国，从地缘战略来看，这显然严重触动了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以实力为基础重建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进而确立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优势，美国采取了新的外交策略，“它除了在欧洲进一步扶植德国以外，把对外矛头的主要方向移向亚洲” 。1918年6月，美国提出了组建以美国银行团为首的国际银行贷款方案，企图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通过资本输出以达到“制华”的目的，同时遏止日本在华势力，以经济优势抢占中国市场。
当然，美国要称霸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必须处理好以下两对矛盾：一是美英海上霸权之争。我们知道，“海军历来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重要工具” 。海上霸权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有重要影响。然而，一战结束时，美国的海军实力却远远落后于英国。为了取得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 1918年12月，威尔逊总统向国会提出了海军建设“五年计划”，这引起了英日的不安，英国在博览会后上要求美国放弃该计划，但美国非但拒绝反而要求英国放弃其独占的海上统治，建立美英两国在海上的联合统治，即“必须使美国拥有和英国同样数量的海军” 。为此，美英两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最终美国并未取得海上的联合统治权。此后，两国便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海上争霸斗争。二是“英日同盟”问题。我们知道，英日同盟成立于1902年，目的是抑制俄国（后来也反对德国）。但大战结束后，英日同盟昔日的对手不复存在，同盟的存留引发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美国，因为，在它看来，“英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对大陆进行扩张的国际支柱” 。加之战后矛头指向美国，危及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争夺。美国资深参议员洛奇曾说：“在我看来，英日同盟在我们与远东和太平洋的关系中是一个最危险的因素。……，支持日本在陆上和海上对新冲突的准备。”

正是由于以上矛盾的加深，同时为了打击日本独占中国，削弱英国海上霸权，拆散英日同盟，扫清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称霸的障碍，美国决定召开华盛顿会议。

1921年7月10日，美国国务卿休斯邀请英、日、中、法、意等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局势问题，目的是利用中国问题压倒日本，利用英法矛盾牵制英国；至于意大利，则是为了填补战略真空，起到某种实力缓冲和平衡作用。由于美国是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招牌发起会议的，迫于舆论上的压力，英日两国被迫同意，但是日本提出，“凡问题之关于任何特殊国家者，或已成为既定事实者，审慎免除其加入” 。对此，美国明确表态，会议不“划定范围”，可以“自由讨论”。最终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召开，美国国务卿休斯担任主席，在会上处于主导地位。这对急于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谋取霸权的美国无疑是一场甘露，这从以下几个条约和问题的解决可以看出。

首先来看《耶普岛条约》：该条约从形式上看是在华盛顿会议之外由美日两国单独签订的，但本质上它是美日华盛顿会议妥协的产物。耶普岛问题是美日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焦点之一。一战后，美国的太平洋扩张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要夺取德属太平洋岛屿。如加罗林群岛等，因为这些岛屿离美国的海军基地菲律宾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很近，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特别是巴拿马运河通航后，这些地方岛屿的战略价值更加突出。但是，一战期间，原德属太平洋岛屿被英日强占，这是美国所不能容许的。美国副国务卿龙格在 1918年12月14日的备忘录中说：“英国和日本在太平洋占领了许多岛屿，这对于美国和它要在太平洋占据的统治地位，是一个经常的威胁。” [3](P296) 因此，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急于迫使英日放弃该势力范围。海军备忘录中说：“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德国的新几内亚和萨摩亚，都应该由国际共管。” [3](P296) 至于“国际共管”的主张，实质是要确立美国对上述岛屿的统治权。和会确立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制度，在英日的联合抵制下，美国企图在太平洋岛屿的扩张计划受到严重挫折。由于在这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对美国最重要的是耶普岛，因此，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就耶普岛问题发表正式宣言，声明对耶普岛的决定权保留意见。美日耶普岛之争引起国联的介入，但仍没能最终解决。于是耶普岛问题就成了美日之间的一大悬案，直到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日本仍不愿在耶普岛问题上做出让步。华盛顿会议开幕后，美日两国经过商讨，最后达成协议，于1921年12月12日签订了《耶普岛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美国及其公民有使用耶普岛海底电线之自由，不受检查或监督，与日本处于同等地位；……；4．美国同意日本统治迟到以北太平洋委任统治诸岛，但日本必须维持和尊重美国公民在这些岛屿的既得财产权，并且不得在岛上设立陆海军基地和建立电台。” [8](P68)

由此可见，《耶普岛条约》的签订为华盛顿会议上美国的外交活动打开了胜利之门，条约承认了美国在耶普岛的一些特殊利益，这对美国加强其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地位有重要意义，但美国也对日本做出了让步，有条件地承认了日本对赤道以北原德属岛屿的统治。

其次看《四国条约》的签订。英日同盟是远东国际关系的症结。美国为了在远东扩张势力，决定利用外交手段解散英日同盟。为迫使英国做出让步，美国借爱尔兰独立问题对英国施压。 1921年6月23日，美国国务卿休斯在同英国驻美大使谈话时说：国会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决议，将视英日关系的性质而定。在美国压力下，出席华盛顿会议的英国枢密院院长提出了以美、英、日三国同盟代替英日同盟的方案。他们的目的是：“1．能够使美国成为三方协定的一方，消除美国的疑虑；……；3．如果英日再次受到德国或俄国的威胁，就能恢复与日本的防御同盟。” [9](P41) 这显然与美国的初衷不符，休斯因此提出了三点修正意见，英日迫于美国的压力，基本上同意了美国的方案，并于1921年12月13日签订了美、英、法、日《四国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缔约国“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 [10](P508) ；……；3．根据第4条，从条约生效之日起，英日同盟即宣布解散。

《四国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史上的又一大胜利，是华盛顿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它以体面的形式埋葬了英日同盟。“不管怎样，你们毕竟给英日同盟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葬礼。” [10](P490) 日本代表的反应更加印证了这一点。同时《四国条约》消除了美国在远东称霸的最大障碍，美国无需使用武力便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成为美国外交史上成功范例；条约的签订，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它们相互勾结起来，建立了反苏和镇压该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

再次是《五国海军条约》的签订。一战后，英国海军仍居世界第一位，远在美国之上。这是战后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国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大战刚刚结束，双方就展开了军备竞赛。然而大规模的海上军备竞赛，给各国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美、英、日三国都意识到通过外交手段寻求解决方案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限制竞争对手，率先提出了限制军备的建议。经过美国的努力， 1921年11月12日的第一次限制军备会议，休斯首先提出了美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建议。英、美、日三国主力舰吨位是：英、美各50万吨，日本30万吨，即5∶5∶3的比例，并且规定今后建造主力舰，每艘不得超过3.5万吨。美国的目的是为了争得美英海军平等，同时对日本的海军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经过各方妥协，最终《五国海军条约》出笼。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主力舰的比例为5∶5∶3∶1.75∶1.75。这意味着美国迫使英国彻底放弃了传统的“双强标准”（即英国舰队应等于世界上其它两个最强的海军强国的舰队总和），而改行“一强标准”。从此，美国获得了同英国相等的制海权，打破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当然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也对日本做出了重要让步，它体现了在对外政策中，国家利益会迫使外交策略的变更，外交策略只是谋求国家利益的手段。

最后我们来看《九国公约》：“远东和太平洋问题”是华盛顿会议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核心是中国问题。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所谓远东和太平洋霸权之争，实质上就是对中国霸权的争夺。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迫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做出让步，但美国并不是真正地希望中国独立、强大，当时美国所关心的是自己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根本不可能赞成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后来，美国代表卢特提出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心内容是在华贸易“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原则，其目的是要打破“现状”，特别是要打破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势力。因此，美国表面支持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当然，从条约内容可以看出，日本将山东归还中国是有条件的。这些“附约”使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仍保存了一些特权，但毕竟修改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条款的规定，从美日争夺远东霸权的角度看，它意味着美国外交的胜利和日本外交的失败。美国在迫使日本承认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后，于 1922年2月6日同其它八国签订了《九国公约》。公约的主要内容是“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8](P79) 。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公约的核心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赋予它以国际协定的性质，使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遭到了挫折，为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大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因此，美国政界人士认为，该条约的签订是他们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休斯得意地说：“多亏这个条约，对华‘门户开放'终于实现了。” [11]（P167）

华盛顿会议同巴黎和会一样，是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它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并暂时确认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海上力量对比。从而完成了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可以说美国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和事件的处理，成功的完成了远东太平洋地区新秩序的构筑。

通过对一战后美国一系列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国际关系的调整的考察 ,我们可以得出：国家的战略利益和需求最终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战略；外交策略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虽然有时外交策略会发生某些变化和偏差，但并没有脱离它的底限——谋求本国的战略利益和权势。战后,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构建无不证实了这一点。21世纪是人类飞跃发展的世纪，作为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和中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何紧紧握住国家利益这条主线来剖析一战后美国的外交活动，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知当今美国的新战略，更好地为发展中美关系服务。

⑥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求大神帮助

英语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上半期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时期，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需要广阔的海外市场。 东印度公司代表的是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英国政府在1833年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独占权， 正是为了让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能够打开中国的市场， 以便倾销商品，掠夺原料。 答案：A

⑦ 大英帝国号称远东最坚固的堡垒，为何会在短短一周内陷落

公元1941年12月8日的新加坡，和平常一样，并无什么不同，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各大娱乐场所也是热闹万分，几名跨枪的英军懒散的倚在树下乘凉。就在几天前，他们隐隐约约得知了日本将要进攻东南亚的消息，可是，类似的声音持续时间长了，人们也就多少有些麻木了。而更让他们感到"可以放心"的是，伦敦方面已经为这座远东最大的要塞，派来了两艘主力战舰。一艘为"击退号"航空母舰，另一艘为曾经重创德军旗舰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两艘战舰频繁游弋于马来半岛附近，拱卫着通向新加坡的海域。

可是，就在人们休憩的时候，突然，从他们的头顶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当有人认清楚是日军航空队后，紧接着，数颗炸弹接连落下，掀起了阵阵热浪，许多建筑瞬间变为残垣断壁，人们呼喊着，四散奔逃，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就在半天前，日本联合舰队刚刚偷袭了英国盟友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日本正式对英美开战，"狼来了"也终于变成了现实。

⑧ 什么是远东危机

在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始和以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为终的远东危机时期，英国是“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国家”〔（1）〕，对远东时局的演进有着重大影响。在危机的全部过程中，英国始终立足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立场，以帝国主义的目光审视着事态的变化，以殖民主义的口吻对危机加以评价。由于缺乏与日本抗衡的力量，英国只能求助于外交手段和舆论工具，执行着一条以防日、限日和避免与日发生军事冲突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李顿调查报告》是这一几经变化的政策的最终体现。本文的主题便是对危机后期英国所持政策的探讨。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不断扩大事态。英国完全清楚，事件是日本“军部或满洲司令官（即关东军司令官）所为”，日军“仔细从事密谋和隐蔽的计划似乎是明显的。”〔（2）〕英国驻国联代表塞西尔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不容置疑，一个保护国是东京军部的既定政策。”〔（3）〕然而，由于英国在华利益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地区，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而在东北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日本的侵略活动未对英在华利益构成威胁和压力。因此，亲日倾向颇为明显的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在满洲的利益明显少于（英国）与日本保持坦诚关系的益处。”〔（4）〕再有，当时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同日本对抗，以及欧美列强对日本的行径都持不过问的态度，“没有人有丝毫想要在猫脖子上系铃铛的念头。”〔（5）〕，因而，英国对事变持消极的“不干涉主义”政策，〔（6）〕避免卷入纠纷，特别是防止引起日本对英国的不满。英国外交部训令驻外使节“特别不要首先对任何一方（指中日）提出抗议。”〔（7）〕其具体的作法就是英国利用受它操纵的国联，敷衍中国的呼吁和国际舆论。英国此举是对日本的姑息，客观上起到了放纵日本的作用。
10月26日和28日，日本提出要与中国进行直接谈判，并附有5个条件，以不谈判就不撤军相威胁。而中国则提出先撤军后谈判。人所尽知，按照日本的条件进行中日谈判“将是中国同爬在自己背上的老虎谈判，”但英国却努力试图促成谈判。〔（8）〕国联遂通过决议，主张中日直接谈判。英国估计到国联在谈判问题上不会有所作为，只能以“表示遗憾”而告终。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英国借日本提出要求国联派一调查团到东北“调查”的建议之际，操纵国联。于12月10日，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派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的决议。日本的本意旨在阻止国联通过制裁它的决议，并用拖延时间的方式，以造成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而英国则随机应变，借此掩饰外交上的失败和被动。英国预料，调查工作需要6－9个月的时间。届时，双方情绪会冷静下来，风波会自行平息。这就是李顿调查团的由来。英国又一次姑息了日本。
在中国东北的得手，使日本的野心急剧膨胀，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强占东北的视线，并取得进攻中国内地的新基地，迫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屈服，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日本借所谓“日本和尚事件”，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在本不属于其势力范围的上海的侵略活动“将改变长江流域的全部形势，”并首先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华利益，这使英国大为震惊。英国政府已明确意识到日本的“冒险政策远远超出了我们迄今为止所估计的那样。”〔（9）〕1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致信首相麦克唐纳：“我在思想上已不怀疑日本正在推行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如同它们在满洲一样。”〔（10）〕外交部远东问题顾问普拉特预测：“如果日本继续未受到抑制，英国将被迫从远东全部撤出。”〔（11）〕
根据其实力，英国在中国的唯一目的是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遏制日本在华东地区的侵略扩张，防止英国在华利益受损。为此，英国推行“积极的和解政策”〔（12）〕，采取了较前强硬的方针和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措施，由“非常出色的中国事务问题专家”〔（13）〕兰普森领衔出面，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终于促成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定。英国主动而积极的干预是“一·二八”事变得以平息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英国将它视为一大外交胜利。
（二）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局势逐渐稳定下来。7月17日，驻沪日军“已根据停战协定，完成了撤退”，〔（14）〕长江中下游的紧张气氛终得缓和。在这半年多时间里，日本借上海事变转移了国际舆论的注意力，赢得了时间，基本完成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因而，如何对待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再次成为英国远东政策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它关系到中国乃至远东的局势是否能够稳定。“一·二八”事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对英国产生了强烈震撼，“在远东，由于来自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恶意，使我们损失惨重。”〔（15）〕“（日本）对于英国在远东而言，有一种真正危险。”〔（16）〕日本已成为威胁英国在华利益的势力，并危及着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维系亚太地区和平的华盛顿体系。这迫使英国采取谨慎和认真的态度对待事态发展，积极谋求东北地区局势的稳定，防止日本再次进入中国内地。
在对待日本侵占东北这一问题上，英国仍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东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是日本的“生命线”，强调东北问题的“复杂性”。外交部远东事务副次官威利斯利写道：“以法律根据来裁决目前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力的发展是困难的。”〔（17）〕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是违背和践踏国际公约的，但从经济和物质上讲，日本却“有利于”该地区的发展。而且，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日本实际上已控制了东北，还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因此，拟在东北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已是不可能的，日本“将在满洲取得胜利，就象它在朝鲜那样”。〔（18）〕英国还认为：“只要它能避免，日本不会打算同西方决裂。”〔（19）〕但是，英国也清楚地看到，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在国联，许多中小国家纷纷抨击日本，要求国联对日实行制裁；“各国的民主力量不约而同地发出反对日本，声援中国的呼声；在中国，反日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兰普森电告西蒙：“如果我们在任何方式上宽恕了非正义或庇护日本，其影响是相当可叹的和世界范围的。”〔（20）〕这种影响“可能会导致英国在国联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地位”，以致英国对国联的控制力的被削弱和在中国出现反英运动。英国对1927年中国的反英运动记忆犹新，尤其是对抵制英货的斗争手段。另外，英国不愿看到东北被日本独吞，因为，这违背了英国所支持的“门户开放”原则，会使东北的大门对英国关闭起来。因此，“为了生死存亡的主要利益，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调解。”〔（21）〕这时的“调解”已不同于以前，是面对长城内外的现实和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危，采取谨慎和有效的外交措施，维持现状。普拉特颇有权威性地说：“无法根据纯粹的司法原则，找出永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必须抛开理论上的主权而面对现实。”〔（22）〕
鉴于远东的现状，英国制定相应政策的原则是“既不激怒日本，也不放弃与中国的友谊”，扮演“维持和平的平衡力量”。〔（23）〕由于“日本确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反抗世界，而且，不会有任何国家为了达到限制它的目的而准备战争。”〔（24）〕因此，英国政府认为：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处在（与日本）对抗的位置上，要保持处在道路的中间部位。”〔（25）〕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无心也无力抗战，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又被围困在湘赣闽等地而无法开赴抗日前线，但是，在远东地区，中国仍是一股打击、抵御和牵制日本的强有力的力量，并有可观的潜力。除了正在全国蔓延并因得到世界广泛支持的抗日爱国运动外，在经济贸易上，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再有，中国政府及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英国等列强出面干预，阻止日本的侵略扩张，所以，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或过于偏袒日本，势必导致中国因失望而迁怒英国。英国外交部官员认识到，只有促进同中国的联系，英国才能维持在远东的影响。〔（26）〕
在这种情况下，平衡原则成为此时英国远东政策的基调。〔（27）〕在执行过程中，英国仍不直接出面，而是在幕后操纵国联代为行事。西蒙把英国的行动方针归纳为：“（1）相信国联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其一致行动；（2）在将会招致与日本严重对立但又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起带头作用；（3）公平地对待中日；（4）努力将日本留在国联中。”〔（28）〕12月13日，普拉特在备忘录中，就英国在国联中奉行的原则写道：“英国代表应避免处在一个突出或主导的地位，”并强调：“英国政府……的原则是……在双方的争议中，保持与他们的传统友谊并尽量最大能力在远东恢复和谐的国际关系。”〔（29）〕
（三）
英国在推行其政策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伪满洲国。日本一再扬言：“满洲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承认满洲国为自治的国家，”〔（29）〕并以退出国联为要挟。对此，英国完全清楚，如果承认伪满国。就等于公开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在国际上，这会被视为践踏了《九国公约》等国际条约，有损于英国的名誉和形象；在中国，则必将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导致英国在华利益受损。对于伪满洲国，英国清楚：“作为傀儡的溥仪绝对没有力量，……日本的当务之急是要巩固它（伪满洲国）在满洲的地位，而总的计划是要把它变成如同朝鲜一样的国家。”〔（31）〕假如英国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无疑是承认了东北为日本的殖民地，其结果将会使英国等列强无法在东北推行“门户开放”政策，致使日后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东北。因此，英国的对策是以《九国公约》中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条款为由，反对东北“独立”，要求取消伪满洲国；在建议在确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的前提下，允许东北自治和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
英国想乘日本尚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之际，竭力劝阻日本“承认”伪政权，尽管英国明白“日本政府对满洲国的承认不可能被拖延很长时间”。〔（32）〕9月15日，日本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在外交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英国的第一个尝试失败。
李顿调查团是英国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工具。调查团的活动完全处在英国的操纵下。3月14日，李顿调查团由日本抵达上海。15日，威利斯利指示兰普森将英国的政策和主张转告李顿。〔（33）〕为了防止李顿受国联反日情绪的影响，9月21日，西蒙致电劝告李顿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不要在日内瓦停留。〔（34）〕
10月3日，由国联颁发的《李顿调查报告》（下简称《报告》）〔（35）〕贯穿着英国“面对现实”的“平衡原则”。《报告》除了序言和绪论外，共有10章，洋洋18万字，另附有委员会专家所作的9篇特别研究报告。它出于为了坚持“门户开放”原则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目的，承认了若干事实。《报告》指出：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指责日军未经宣战强占东北，“使其与中国分离而宣布独立，事实俱在。”在中日争端问题上，虽为日本辩解，认为中日双方斗争的性质“属于经济性质”，“至关于经济绝交（即抵制日货）之方法，调查团声明非法举动当所不免”、“双方抗争各有是处”等等，但确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所策动，“日方系抱有一种精密预备之计划”，“一九三一年九日十八日夜，该项计划曾以敏捷准确之方法实行之”。其行为“实亦不足以证明军事行为之正当”。对于日方的“自卫”之说，“调查团……予以摈斥”，称“是晚日方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关于伪满洲国，《报告》认为它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因为“现在之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满洲国’之构成……最有力之两种分子，厥为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若无此二者，则‘新国’决不能成立也。”对于伪满洲国，“一般华人均异其趋”，认为它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在关于中日之争的解决原则及措施的内容中，《报告》的观点完全秉承了英国的主张。它认为，在中国东北应该正视现实状况，“……如仅恢复旧状并非解决办法。……恢复原状，亦徒使纠纷重现，是仅就该案全部之理论方法着想，而未顾及局势之真相者也”；主张取消伪满洲国，“维持及承认满洲之现在政体，亦属同样不适当，……此种解决办法与国际义务之主要原则不合，并与远东和平所系之两国好感有碍，且违反中国之利益，不顾满洲人民之愿望，……日后是否可以维护日本永久利益亦属疑问”；要求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吾人乃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上之重要性，日本为该国经济发展之必要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府，吾人亦不以为无理”，“日本在满洲之权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视之事实。倘某种解决不承认此点，或忽略日本与该地历史上之关系，亦不能认为适当之解决”；建议东北自治，“满洲政府之改组，应于无背于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之范围内，使其享有自治权，以求适合于该三省之地方情形与特征。”为了防止日本“享有经济甚至政治管理权，”独霸东北，《报告》还进一步提出这种自治应是在国际共管的形式下进行，“以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建设，”“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就国联行政院提名单中，指派国籍不同之外籍人员二名，监督（一）警察（二）税收机关。该二员……当掌有广泛权限，”“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由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兵，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
英国以《报告》为依据，以国联为场所，进行调停斡旋活动。中国政府表示接受《报告》，而日本则反对它，特别对《报告》中“对满洲现实事实的否认，帝国政府（指日本政府）断然不能接受。”〔（36）〕日本政府发言人声称：“该报告对日不公正处甚多，但对华不公正处则绝无。”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就东北问题进行辩论。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发言中竭力为日辩护，阻挠会议通过《报告》，把日军的侵略行为说成是为了“远东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37）〕要求按日本的观点修改《报告》。中国代表顾维钧据理辩驳，予以痛斥。会议以中日代表的论战相始终。而出席会议的西蒙则褊袒日本，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混为一谈，强调《报告》中指责中国的部分，声称中日双方均有过错，而中国应对危机发生负责，并表示英国反对制裁日本。“全世界新闻记者普遍认为英美在满洲事件中屈服于日本。”〔（38）〕12月6日，国联召开大会。会场上争论十分激烈，导致9日休会。日本不断扬言要退出国联。很明显，“日本无意使用国联的和平机构来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将不忍受外界对满洲的干涉。”〔（39）〕
英国为了打消日本退出国联的念头，一方面操纵国联制定了一个妥协方案，该方案回避了要求日本取消对伪满洲国的承认和国联通过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决议，在形式上赞同《报告》。对于伪满洲国的存在则仅是含糊地表示反对。英国将这个方案提交给国联的一个十九人委员会，英国想以此来缓和国联里的对峙。另一方面，英国打算采取拖延的办法，“让事情延续到（1933年）1月底，”〔（40）〕幻想对局发生转机。直到1933年1月4日，英国还在向日本提出一些妥协条件，以换取日本的让步。1月12日，普拉特在一份外交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必须等待时机。届时，……目前不可能的中日之间的问题解决会变成可能。”〔（41）〕然而，事违所愿，在国联，由于中国和中小国家的反对，妥协方案流产。另外，1月15日，美国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美国新表现出的对日强硬态度，对英法等欧洲列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日本更为猖獗，日本政府对中国实行了新的侵略扩张计划。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并向热河地区发起进攻。日军的炮火宣告了英国的政策的失败，粉碎了英国想通过外交途径和舆论压力，“把日军送回军营，”以解决东北问题的企图。“面对现实”，英国政府无可奈何地认为：“与其为了使日本留下而使国联的尊严和原则受到损伤，倒不如让它退出更好一些。”〔（42）〕西蒙自我解嘲地说：“准备看到的是日本的退出，而不是国联放弃自己的原则。”〔（43）〕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东北的主权属于中国；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国联成员国不得对伪满洲国予以承认；要求日军撤至满铁属地……。最后，松冈洋右板着面孔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说：“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日本就中日之纠纷而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44）〕日本代表旋即退场。3月27日，日本政府“相信已无同联盟继续合作的余地。”宣布退出国联。英国等国就远东危机所作的调停斡旋工作以失败而告结束。同时，日本加强和扩大了在热河地区的侵略。5月31日，日本迫使南京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和热河的侵占。
（四）
显而易见，由于英国在华及远东的经济利益丰厚，在经历过“一·二八”事变后，便不能再听任日本为所欲为，但又因缺乏足以与日抗衡的力量为依托，使得英国只能仍以一系列国际条约为依据，在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口号下，求助于外交手段和舆论工具，来同日本进行周旋，以防止和限制其进一步扩大侵略为首要任务。为此，英国以牺牲中国东北为代价，企图把日本局限在东北，以减轻日本对长江以南的压力，但在那强权胜于公理的场合里，英国这种软弱无力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远东危机的结果“明显是日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45）〕
这一时期英国的政策仍同前期一样，是以自身利益的安全与否为核心，《报告》是其主要内容的体现。对于此时英国远东政策，特别是对《报告》，中国史学界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报告》“集中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同日本的勾结和争夺。”〔（46）〕对此，我认为，英国的政策应该受到批判和指责。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是不尊重中国主权的，而对日本的罪行却表现出一种漠然。当日本以退出国联来威胁西方干涉和舆论谴责时，英国耽心的是由于日本“仍是远东的一流国家和决定因素……。如果日本退出国联，国联在公众心目中会受到损伤。”〔（47）〕在《报告》中，多处无视中国的权益和地位。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当时的现实，即日本完成了对东北的占领；南京政府的抗日意志消沉，中国军队已撤入关内；在东北，大规模有效军事抵抗已基本停止。因此，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及防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所以，英国的政策和《报告》在客观上，对中国具有颇为有利的积极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在法律上否定了日本侵略行为的合法性，使日本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受指责的被动地位。为此，日本大为恼怒，宣称日本的政策“与国联的见解完全不同”，拂袖离国联而去。
英国在远东危机问题上的政策性失败无疑是向日本表明，列强对于日本的扩张是无力加以有效阻挡的。危机结束后，日本变本加厉地在华进行侵略和渗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亚太地区缔造的和平局面趋于瓦解。同时，国联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逐渐名存实亡。另外，日本不断膨胀的野心和肆无忌惮的行为，使英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处境日趋被动和艰难。塞西尔在1941年时写道：远东危机时期英国的为所欲为“……鼓舞了欧洲的侵略势力－－首先是意大利，然后是德国－－蔑视日内瓦（即国联）苦心建立起来的反侵略屏障，并把我们一步步带到目前的地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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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贝利《二十世纪英国与世界事务》（M·H·Bailey,Britain and World Affairs in Twentith Century.）伦敦，1971年第54页。
（2）罗汉·布特勒《1919－1939年英国外交文件集》（下简称《文件集》）（Rohan Butler,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1919-1939）伦敦，1960年，第2卷，第8册，第508、511号。
（3）（7）（8）《文件集》第2卷，第8册，第739号，538号，694号附件。
（4）《文件集》第2卷，第9册，第21号。
（5）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国联与1931－1933年远东危机》（C.Thorne,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伦敦，1972年，第200页。
（6）拙文《论1931－1933年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
（9）（10）索恩，前揭书，第238页。
（11）（13）《文件集》第2卷，第9册，第238号，423号。
（12）拙文《英国与“一·二八”事件》，《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14）（15）（16）《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536号，678号，536号。
（17）罗杰·路易《1919－1939年英国远东战略》（Roger 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牛津，1971年，第200页。
（18）索恩，前揭书，第293页。
（19）《文件集》，第2卷，第10卷，第169号注（5）。
（20）《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293号。
（21）（24）《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545号注（11），第449号附件。
（22）罗杰·路易，前揭书，第200页。
（23）（25）索恩，前揭书，第357－358页，296页。
（26）苔特《1933－1937年英国与东亚》（A.Tratt,Britainand East Asia,1933-1937），剑桥，1973年，第38页。
（27）拙文《对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的若干评价的评价》，《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
（28）《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674号注（2）。
（29）《文件集》，第2卷，第11册，第85号。
（30）（31）（32）《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419号，第513号，第462号。
（33）《文件集》，第2卷，第9册，第356号注（16）。
（34）《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700号。
（35）其全名为《国际联盟委员会关于日华纠纷的报告》。本文有关《李顿调查报告》的内容均摘自于龚古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侵华文件选辑》（三联，1958年），第138－166页。
（36）中国档案馆《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695页。
（37）索恩，前揭书，第336页。
（38）伊恩·奈斯《1919－1952年英日的疏远》（Ian Nish,Angle-Japanese Alienation,1919-1952），剑桥，1982年，第41页。
（39）《文件集》，第2卷，第10册，第528页。
（40）索恩，前揭书，第360页。
（41）《文件集》，第2卷，第11册，第202页。
（42）索恩，前揭书，第362页。
（43）考雷利·巴尼特《英国势力的崩溃》（Correlli Barnetl,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伦敦，1972年，第362－363页。
（44）《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第182页。
（45）《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559号注（5）。
（46）洪育沂《1931－1939年国际关系史》三联，1980年，第22页。
（47）《文件集》，第2卷，第11册，第202页。
（48）索恩，前揭书，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