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以前的汉唐盛世
基本不可能了,就连现在世界最强的美国,其最强的时候,如果和其他国家的综合在一起算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占比都不如当时的汉唐,汉唐的时候,很多国家还没有发展,处于蒙昧的状态,现在大家都在发展,做世界第一可能,恢复当时整体实力在世界上的占比,估计是没希望的。
2. 自五代十国开始,中国历史为何再无汉唐盛世
鄙人认为题目所问的原因可能是:
1、科技进步,代差消除
在古中国大陆的农耕文明,在中古时代因为极为复杂的原因,比如地理优势,文化优势等造就了中原帝国的辉煌,同时同样需要依靠老天吃饭的游牧、渔猎民族政权,因为没有固定农耕地,以及系列的定居文明支持,只能在天灾人祸之后,南下劫掠以此满足生存和野心的需要。
3、航海时代,落后世界
尽管这是的中原帝国,正是明清时代,依旧恢弘大气,可是航海时代的到来,更将中原帝国裹入全球竞争,而因为资本主义在专制帝国的艰难发展,古中国彻底落后了,只能在自以为是的一隅之地称孤道寡了。
3. 关于汉唐盛世的不理解.
就以汉为例
诸君俱知,秦并六国,南征北讨,军队的伤亡人数再少也不会少,但是在历经西汉文景之治后,人口达到封建时期的最高峰,连唐也不如。仓库里的粮食都堆积得太久而变坏了,窜钱用的绳子都烂了,虽然这是官方的情况不能全部说明当时的情况,但至少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的状况。大家都知道,汉武帝多次对匈奴用兵,一方面是因为国库丰盈,但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百姓也很富足,当时的赋税一再降到“三十税一”,打仗用的装备全是人们自己筹措,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汉代的生产力已经很强了,丝 帛等一般贵族都有能力购买,丝绸之路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如果本国都供应不足还会出口吗?当然一般的百姓是很少能用上的 ,但至少也可以穿上布了,而不是麻。
还有的先不说了,
4.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盛世”
六次盛世。
1、成康之治
成康之治又称成康之世,指西周初姬诵、姬钊的统治期间出现的治世。史家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中国西周时周成王、周康王相继在位年间继承文王、武王的业绩,对内推行周公“明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对外不断攻伐淮夷,用武力控制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了很大胜利。
成康时期,是周最为强盛的阶段,故有成康之治的赞誉。康王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称为“成康之治”。
2、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汉朝时期的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执政期间呈现的社会现象。最初,由于多年的战争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百姓生活不怎么样。汉文帝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为原则的政策。对百姓不施大压;与此同时,对敌对势力也保持不随便动兵,维护和平,尽可能避免消耗国力。
汉文帝的生活十分节俭,自己的服饰、车驾都没有增添,还下旨不许郡国向皇帝献上奇物异宝。因此,政府过了紧日子,所有开支十分节省,那些当官的更不敢奢华无度,就此大大减少了百姓的压力。
这两位皇帝还非常注重农业,多次下令给那些刻苦耕作的农民进行奖赏,甚至在春耕时他们还会亲自下地干活,给大家做范例。
文、景两位皇帝执政期间,世道非常太平,百姓逐渐富有起来。到了后期时,粮仓都十分饱满,府库里的钱常年不用,甚至于拿来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
随着消费水平日渐上升并且迅速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表现出多年未见的富裕现象。文景之治是历史上第一个盛世,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曲线最高的。
唐朝时期,唐太宗执政阶段呈现出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大幅度提升的盛世现象被称为“贞观之治”。唐太宗继承了唐高祖制定的方略,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
唐太宗任用贤才,虚心纳谏;还采用以农为第一,节俭朴素(当官的出去不许吃肉),大力发展文化,并完善了科举制等方略。社会当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安定现象;并尊重其他民族的习俗,稳定了大唐边疆;赢得了几十年天下繁荣的理想结果。
根据当时的年号,是在贞观年间,因此这个阶段就被称作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农业社会推到了顶峰。
3、开元盛世
开元盛世也称开元之治,也是在唐朝的盛世。唐玄宗执政以后治国基本方略采用道家的喧嚣无为思想。同时任用贤才,整理官僚,最终使得唐朝中期的政治十分稳定。
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唐玄宗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使得名门望族受到打击,百姓担负减轻,农业发展迅速。唐玄宗还停止军队变革,采取了更有效的治军措施,并在边远地区令军队进行屯田,同时进一步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进而扩张领土。
对外民族以和平相处为原则的友好政策,改善了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唐玄宗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同时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唐朝在各个点都到达了非常发达的程度。连人口也得到了大幅度增长,达八千万人 ;政府财政收入稳定,商业繁荣,城市更是繁华。
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来到大唐,洛阳、广州、长安等大城市不同肤色、语言、服装的商人来来往往,非常繁华。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到达最高峰值。
4、永宣盛世
永宣盛世是明朝初期的永乐和仁宣之治。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削弱群雄,将元朝剩余的势力赶到长城以北,并统一了华夏。经永乐皇帝、洪熙皇帝、宣德皇帝三代,近五十年的精心治理,终于创出了三十三年“永宣盛世”的优秀政绩。明朝也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
明成祖朱棣曾经5次进军蒙古,南至安南,还传命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与世界相通。这么多举动彰显了明朝势如破竹的发展进度。永乐年间城市经济发达,以北京、苏州、广州、杨州、佛山、南京为主,以及一批沿海、沿内陆河城市的手工业、农业、商业兴隆昌盛。在历史中称为“永乐盛世”。
随后又在明仁宗和明宣宗的治理下,国力到达巅峰,疆土辽阔,周边邻国每年都进京朝贡,这就是仁宣之治。
5、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是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的一次复兴,也是封建社会最后一次盛世。康乾盛世维持的时间长达134年之久,经过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以及干隆皇帝三代的治理,是大清王朝最辉煌繁荣的时期。
在此期间,我国的各领域的商业体系不断增高,经济框架达到极致。同时也不断地进行变革,社会的稳定、国力的强盛,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中国清朝年间的领土版块更是宽广。
在盛世期间生活的人们是幸福的,没有战乱和暴政,甚至比我们现在的生活幸福指数都高。当然我也相信如今我们的生活在历史长河中也会是盛世。
6、武丁盛世
武丁盛世又称武丁中兴,盘庚侄子武丁执政时,殷商国势达到鼎盛。武丁在位共五十余年,他日夕思复兴殷,苦于未得忠良之佐,后来傅说等辅佐下,国势强盛,政治清明,百姓富庶。
商王武丁惟才是举,衣食朴素,推进了商朝最鼎盛的时期。武丁在位时期,灭躬方,亡土方,平西羌,定荆襄,扩疆数千里。故史书将武丁统治的59年间(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称为“武丁中兴”。
5. 中国古代共有几次盛世
1、汉武帝时
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比较强盛的时期。在历代王朝的历史上,有“汉唐盛世”之说。这里的“汉”,主要是指的汉武帝时期。人们又常常把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因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是秦始皇创立,由汉武帝巩固下来的。他在位54年,实行了许多新的措施,使西汉王朝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
汉武帝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为了维护北方边境地区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汉武帝决定改变汉初以来对匈奴的和新政策,进行一场反击匈奴的战争,并于公元前127年、121年、119年对匈奴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战役。这3次战役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匈奴贵族以致命的打击,基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威胁,保障了边境地区人民的安居生产。但这些战争消耗了国家的财富,使广大人民增加了徭役之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为了联合西域,共抗匈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同西域的联系,开辟了“丝绸之路”,开创了中原和西域各地文化、物产交流的新纪元。不但促进了亚洲各地经济和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欧亚之间的联系。
2、唐太宗到唐玄宗时
开元(公元713—74年)为唐玄宗统治前期的
年号,这段时期唐王朝国势强盛,在各方面达到
了空前的盛世景况,史称“开元盛世”。
为了增强国力,加大财政收入,唐玄宗先从
经济方面人手改革。首先,打击豪门士族,争夺
土地劳力;第二,改革食实封制度,以增加政府
财政收人,减轻人民负担;第三,玄宗打击佛教
势力,淘汰僧尼;第四,发展农业。
在外交方面,玄宗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
善了民族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同时,
开元年间和睦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措
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唐王朝在各方面
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繁荣
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开元盛世”期间,
唐代人口增长到五千二百九十余万人。唐代的商
业亦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
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
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
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
往,十分热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的阶段。
3、康乾盛世
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干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3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部分历史学者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干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 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的结果。
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止了明末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康乾盛世”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不值得称颂的。
一种观点认为,“康乾盛世”是骗人的,是中国部分历史学者无视历史、自欺欺人的说法。在康熙年间,对俄作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割让领土,如果是盛世却割让领土真是匪夷所思。无独有偶,同样处于“康乾盛世”的雍正年间,也签订了割让领土的《恰克图条约》。而且在康雍乾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做了什么?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惨案,康乾数次下江南奢靡游玩,自雍正起又耗尽民脂民膏修建圆明园。而同期的西方科技文化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军队却仍然沿用明朝的火炮,盛世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耻之尤。康熙年间的平民思想家唐甄在他的着作《潜书》里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而干隆时期的英国使者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见马嘎尼的中国行记)。
6.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大盛世分别是在哪几个年代
1、“文景之治”,西汉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统治时期出现的盛世。
在文景时期,朝廷为了休养生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比如,汉文帝分别三次对田租进行减半和全面,让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好的提升,这就是“轻徭薄赋”的体现。
而且文景二帝还十分的重视农业,鼓励农耕,甚至在春耕的时候亲自下地耕种,以此来给百姓做榜样;还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是百姓富裕起来。以此同时,朝廷还强化军权、安定边疆,给“文景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和发展,终于出现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据说当时国库里的钱多的数都数不过来,所以“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开皇之治
开皇之治是隋朝隋文帝在北周的基础上(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以及大量隐瞒的人口户口,隋朝通过接手北周、陈的大量人口以及清查他们留下的隐瞒户口,在开皇年间就达到了860万户),在位二十多年时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
隋文帝杨坚倡导节俭,节省政府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分裂的中国。
3、“贞观之治”,出现于唐太宗时期。
当时经济繁盛,文化繁荣;当权者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
同时朝廷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此外,“贞观之治”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把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推向了顶峰。
4、“开元盛世”又被称为“开元之治”,现于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有了前面“贞观之治”的稳定局面,唐玄宗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大力发展经济,解放劳动力,使得天下大治,社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人口增多,国家财政收入稳定。
同时还改革兵制。对外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的大统一。至此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因当时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空前的发展,在当时的长安城常常可以看到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商人,十分的热闹。这个时期是我最喜欢的年代了,开明、繁盛,是一个难得的盛世。
5、“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康乾之治,这个时期经历了康熙、雍正、干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
在当时,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但是在这一盛世之下也隐藏这巨大的危机,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对外闭关锁国,使得干隆后期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相继爆发。
7. 中国何时才能再创汉唐盛世
应该再过50年吧 看我们现在的嫦娥一号也升空了 是继美俄日 第四个国家 我们国家是很有人才的 50年 应该没问题
8. 汉唐盛世的资料
西汉和唐代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是汉唐两朝的共同特点。但是,两个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西汉王朝在汉初地方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
道路,唐王朝则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地方分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道路。
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
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背景是西汉初期广泛存在的分封制和诸侯王国,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实质上也是分封制不断被改造、诸侯王国权力不断被限制的过程。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争取胜利,曾先后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刘邦称帝后,又逐个清除异姓王,并先后分封了九个同姓王。这样,汉帝国的版图以朝廷直辖15郡为中心,形成了“诸侯比境,周匝三垂”的基本格局。汉初,一方面在部分地区推行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在许多地区推行由中央间接控制地方的分封制和建立诸侯王国,造成了地方权力结构的复杂局面。郡县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直接统辖和直接管理的关系,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单一制的范畴。分封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间接统辖和间接管理的关系,以地方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复合制的范畴。汉初,诸侯王国的地域大于中央辖郡,地位高于中央辖郡,这表明汉初地方的基本性质是分封制为主郡县制为辅或曰复合制为主单一制为辅的地方分权制。这就是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背景。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西汉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采取过一系列改造分封制和削弱诸侯王权力的措施,如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颁布“推恩令”等。这些措施,人所周知,耳熟能详,笔者不拟重复,这里只想从诸侯王国政区性质变化这一侧面来谈西汉推进中央集权化的历史进程。
西汉诸侯王国政区性质的变化过程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汉高祖初年分封异姓王时期,诸侯王国是一种高度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具有完整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几乎所有的王国官员。王国向中央承担的义务似乎只有定期朝贡和不定期提供兵役。这一时期,在中央权力结构方面,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则是地方分权的分封制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结合而以地方分权为主。
在汉高祖分封同姓王至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以前,诸侯王国是一种基本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封国内具有不完全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大多数王国官员,除中央代置丞相外,诸侯“得自除内史以下”、“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史记·五宗世家》)。这一时期中央虽然采取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某些封国的实力遭到削弱,但依然存在“夸州兼郡、连城数十”(《汉书·诸侯王表序》)的强大封国,诸侯王国的总体实力依然如初。因此这一时期汉代的政体性质基本类同前一时期。当然,中央集权因素具有某些量的增加。
在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至汉武帝前期,诸侯王国是一种有限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只有部分决策权,可以任免部分级别较低的王国官员。《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衡山王刘赐犯有过失,“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史记集解》引如淳语:“《汉仪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调除国中。今王恶,天子皆为置之”,在此之前衡山王至少有除置四百石以下官吏的权力。这足证吴、楚乱后诸侯王仍有任免中下级王国官员的权力。这一时期,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比重基本是平分秋色。地方分权为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汉武帝后期以后,诸侯王国完全失去了行政权。诸侯王“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后汉书·百官志五》),官员的任免权完全被剥夺。“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序》)。诸侯王之号除了仅表示政治身份和获取经济利益外,已不再具有其他政治意义。从此,诸侯王国的自治实体色彩消失殆尽,尽管形式上仍与郡县制并存,但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性质完全变成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封国只是地方政区制度的一个特殊形式而已。至此,西汉王朝完成了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地方政体由复合制向单一制的转变。
唐王朝的地方分权化趋势
与西汉的中央集权化趋势相反,唐代则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分权化趋势,即唐代初期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趋于弱化,地方拥有权力的范围和强度不断增强,形成了唐后期藩镇林立,叛乱频仍的局面,最后演变成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唐代地方分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政区“道”或曰藩镇(方镇)的形成,二是地方权力的扩大。
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本来是州县两级制或郡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以前为州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为郡县两级制),但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凌驾于州郡之上的藩镇,当时的藩镇往往被称为“道”,因此道成为最高一级地方政区实体,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于是由前期的州县两级制变成了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
唐代前期的地方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在人事权方面,不仅州县主要官员由朝廷任免,其他僚佐的任命也一概权在中央,西汉以来通行于魏晋南北朝的僚佐辟署制,在隋文帝时期早已废除,“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有辟署之事”(《文献通考》卷39《选举·辟举》)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唐前期。在财政权方面,由于唐朝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当时财税制度主体的租庸调制,无论是税种、税率,还是征税时间、输纳方式等等,全由中央制定,“国家税收由中央统收统支,地方政府只有依法征税、纳税和输税的义务,没有制税的权力和擅自支用国家税收的权力”(李治安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第40页)。在军事权方面,除了纳入地方政区序列的都督府、都护府具有一定权力外,地方在平时既无统兵权,也无调兵权,根本就没有置兵权。
到了唐后期,地方权力与前期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在人事权方面,且不说割据型藩镇“文武将吏,擅自署置”,即使非割据型的一般藩镇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空间。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在西幸途中曾下令“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218),“任自简择”官属和郡县官虽是战争期间赋予地方节度使的临时权力,但实质上这种权力在战后仍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藩镇节帅不但可以辟署幕僚,也可以通过差遣的形式任命管下州县的官吏,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6《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就称泽潞镇“缘地贫俸薄,无人情愿,多是假摄”。潞磁等四州的县令和录事参军“多是假摄”就是差遣,而且“以前并是积久之弊”,说明相沿已久。唐后期藩镇人事权的扩张于此可见一斑。在财政权方面,唐前期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也被打破,地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赋税分割权。建中元年(780年)实行的两税法,以大历十四年(779年)为基准,确定各州府征税总数以及送使、留州的数量,启动了唐王朝建立中央与地方赋税分割制度的进程。至元和年间,唐宪宗“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新唐书·食货志二》),标志着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分割两税和中央对两税收支实行定额管理的新体制的全面建立。至于军事权方面,唐后期的藩镇,无论是拥兵一方军政自专的割据型藩镇,还是以向朝廷提供财源为主的财源型藩镇,或者是以防止边地少数民族骚扰为主要任务的御边型藩镇,以及以牵制对付割据藩镇为目标的防遏型藩镇,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有学者统计,唐后期全国军队近百万,藩镇军约占其中的80%,是当时武装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藩镇的军事权构成了唐后期地方权力最鲜明的特色。
当然,唐后期地方权力的扩大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即便如此,从以上所述也足以看出在中央集权衰弱的同时,地方拥有越来越广泛的权力,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这样说,地方分权化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运动的基本趋势。
汉唐两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不同路径,对我们思考地方权力在两朝盛世形成、持续中所起的作用极富启发意义。我们知道,西汉盛世的顶峰是汉武帝时期,但被后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盛世局面,就主要出现在作为西汉盛世组成部分的“文景之治”时期以及汉武帝即位的初期,而此一阶段恰值汉代地方权力最为活跃和比较活跃的时期。我们还知道,唐王朝盛世的顶峰是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导致由盛转衰,但唐王朝经济活跃、文化昌明、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和世界仰慕之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了百年之久(直到黄巢起义以后才彻底衰弱),而此一阶段正是地方权力扩大而尚未失控的时期。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汉初地方分权曾经导致地方割据势力坐大、引发吴楚七国之乱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经济活跃带动整体经济繁荣,推动汉武帝鼎盛局面出现等积极作用的一面;既要看到唐后期地方分权化趋势最终造成了藩镇林立、叛乱频仍、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权力扩大曾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支撑中央权力、延续盛唐文明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9. 中国超过汉唐盛世了吗
就国内而言已能与汉唐盛世相差无几,但是就国际地位而言,汉唐时期就是连现在的美国都还望尘莫及的。
10. 中国能回归汉唐盛世吗
可以的 这是迟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