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现代诗歌的出路在哪
现在，读诗歌的人越来越少了，甚至连某些标榜为自己是诗人的人也不喜欢读别人的诗，为什么会这样？看看我们的诗歌类刊物，哪一本能有可观的发行量？看看铺天盖地的刊物，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等等，有多少版块是给诗歌的？没落，诗歌已经没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现在很多人还在写诗歌，但是，哪仅仅是个人的宣泄，诗歌不再是言说美丽的载体，反而到处是暴力与黑色。面对如此现状，我请那些诗人们，仔细思考一下。已经偏离航道的诗歌，她的走向会是哪里？值得每一个诗人，或者说每一个写诗的人思索。
㈡ 中国现代诗歌的处境如何。
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了文学杂志《无轨列车》，戴望舒、施蜇存等在这杂志上发表形式自由、以意象表现为主的现代派诗歌，该刊仅出版四个月即被查封。施蜇存、戴望舒、刘呐鸥又在1929年9月创办文学月刊《新文艺》，继续发表以意象表现为抒情手段的诗歌，但《新文艺》问世数月后也被查封。1932年5月，上海现代书局邀请施蜇存主编新创办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一部分诗人在该刊发表创作，时人称之为“现代派”。施蜇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这段话被人们视为现代派诗的定义。1934年l0月，卞之琳在北平主编《水星》，与《现代》遥相呼应，共同推动这股新思潮发展。1936年10月，戴望舒主编《新诗》，邀请卜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参与编务，进一步发展现代诗派。此外还有一些刊物也弥漫象征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是《现代》、《新诗》。 因此，所谓的“现代派”，大体上是对30年代到抗战前夕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青诗人的统称。 193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现代诗派发展到了“黄金时代”。全国各地诗风颇盛。这一时期的现代诗派又分主情和主知两大分支。 主情分支以戴望舒为代表。戴望舒起步诗坛就受李金发诗的影响，一开始创作就呈现出向内心开掘的思维定势。他的早期诗作《凝泪出门》、《自家伤感》、《流浪人的夜歌》都有一个孤独凄苦的“我”的形象，抒发的是个人烦愁哀怨的情绪，消沉伤感的格调与黯淡的色彩构成戴望舒早期创作的基调与底色。主情的现代派诗人还有于赓虞和邵洵美。于赓虞个人生活坎坷，年青丧妻，家乡义遭受战乱，被迫浪迹异乡，他有《骷髅上的蔷薇》、《魔鬼的舞蹈》、《孤灵》等多种诗集，常用荒冢、骷髅作题材，有波特莱尔气息，人称“悲哀诗人”。邵洵美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和《诗二十五首》，他心目中的世界是女人和情爱，鲜花和美梦，天堂和神仙，人称“肉感诗人”。 主知现代派诗人以卞之琳为代表。感情冷静，对宇宙人生的奥妙哲理进行探测和暗示，而暗示的哲理往往涂抹着玄学的色彩。属于这一分支的有废名、曹葆华、梁宗岱等。废名的诗带有禅家和道人的风味；曹葆华的诗阴冷古怪；梁宗岱的诗凄清幽婉。他们都在“自我”的小天地里探求着生命的价值，苦心孤诣地编织着诗的花环。 1935年2月，施蜇存等人“已困苦地感觉到在题材、形式、描写方法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余地了。同时在像中国绝大多数尚待启蒙的国度里，晦涩哀怨的现代派作品，也难以占领广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加之其他原因，施蜇存、杜衡辞去《现代》的编务，施蜇存回归到现实土义创作老路上去，杜衡则与杨屯人、韩侍桁等人创办“第三种人”刊物《星火》，现代派诗已露出颓势的端倪。抗战爆发后，一些运用现代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家，即使主观上追求超现实的意念和幻觉，但充塞耳目的却是背井离乡，滴血洒泪的严峻现实。摒弃理性，崇尚绝对主观的思维模式和它特有的对高度物质文明的悲观绝望情绪，与中国工农大众生存、求解放的战斗心理几乎是绝缘的。于是现代诗派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诗人改换门庭，把自己的创作融入现实主义大潮。现代派的先行者戴望舒走出了“寂寞又悠长的雨巷”，投身到生与死搏斗的现实生活中去，以至在抗日战争中写出《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着名的现实主义爱国诗篇；与西方现实主义“—见如故”的卞之琳摆脱早期“惆怅，无可奈何的命定感”，开始完成“由内向外”的转变；曾沉醉于“飘忽的云”的何其芳则直言不讳地宣告：“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现代诗派，由鼎盛走向了衰微。
㈢ 现代诗歌出路何在
史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于是 有了 徐志摩，有了闻一多，有了郭沫若，有了冯志 ....而如今太平盛世
现代诗歌创作遭遇了更大的一个困惑，那就是诗歌的核心要素——语言的嬗变所带来的巨大麻烦。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能拥有“诗歌王国”的美誉，那是因为她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单音节词汇。的确，单音节词汇在构词、造句方面的自由灵活可以任诗人腾挪有致、得心应手，但可惜这都是过去的荣光了。如今，以双音节为主体的现代汉语词汇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构词、造句功能，因此，留给诗人腾挪的语言空间自然就窄了许多。再加上近百年白话文运动所形成的负面影响，让一些人错误的认为：“文言”都是“旧的”，“旧的”都是“不好的”。殊不知许多文言词语凝炼含蓄、以一当十，直到今天仍然充满生命力。前面提到，现代社会受西方文明主导——这是事实，但请不要忘了：我们有独立、完整的文明历史和活力无穷的语言文字（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罕见的）。作为现代中国人应该有信心和能力延续我们的先人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虽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古代回到田园回到“在河之洲”，但“在水一方”的柔情，“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情，“遍插茱萸少一人”的亲情，“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友情，“在天愿为比翼鸟”的爱情，“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别情，“自在娇莺恰恰啼”的闲情……无不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液，化为我们的精、气、神。因此，就算我们再现代再西化，我们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抛弃传统。就像我们有的人将自己的头发染成金黄色，但你能将自己的皮肤弄成白色、将眼睛弄成蓝色吗？以台湾着名诗人余光中为例，他是一个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同时对欧美文学有深入研究，视野开阔，创新意识极强的诗人。余先生早年受欧美现代思潮影响极深，并吸取了许多养份，写出了很现代的诗作，表现出反传统的创作取向。但多年的国外生活经历告诉他：完全用西方人的话语方式同西方人交流并不能讨好人家，只能让自己的内心情感失去依托。于是开始反西化，自觉地回归传统。从他的大量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西方现代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是怎样在碰撞中融合而创造出新的语言、意韵和节奏的。总体说来，余光中的现代诗歌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我们很容易在余先生的诗作里感受到被唐诗宋词的意境、句法、情韵所包围所笼罩而形成的那种或许只有中国人才能意会的莫名的幸福。
当代诗人中，北岛、顾城、海子等人都有可贵的探索及佳作。
回首历史，我们足以自豪；注目今天，我们无须自愧；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有丰厚的诗歌传统，有精彩的现实生活，有勤奋的创作群体，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诗歌一定会迎来辉煌的明天。
㈣ 中国诗歌的前景
中国的诗歌在文学作品当中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诗歌从古至今都是文学创作的主体，诗歌的篇幅短，寓意深，言简意赅，而且读起来琅琅上口合辙押韵，尤其是青年当中最喜欢的童谣，唐诗，都是脍炙人口的，写作品，而且长久不衰。你说中国诗歌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㈤ 请大家说说“中国当下诗歌创作的困境与出路”有哪些
兴诗动众
体仁长人，嘉会合礼。
利物合义，贞固干事。
弘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几代人的努力方向。用最吝啬的笔墨，勾勒出最饱满的艺术形象，是画中的上品。同样道理，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最丰富的思想感情，必然也是诗中的上品。《诗词三百首》的兴起，惊动了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她用最大众化的笔墨，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描绘了一幅最大众化的精彩画卷。（杜林）
诗在人为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
东北丧朋，乃终有庆。
亵渎，使你变得更加神圣；诋毁，使你变得更加崇高；摧残，使你变得更加飘逸；攻击，使你变得更加潇洒。《诗词三百首》中，有一百首是骂出来，有一百首是逼出来的，还有一百首是杀开一条血路杀出来的。诗人最终选项择了自信，选择了坚强，选择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所以能够继承过去，立足现在，把握未来。这不是以某个人、或者说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王怀军）
诗业辉煌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含弘广大，品物咸亨。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您使我们充分感悟到人性的一种至善至美；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您使我们彻底领略到人生的一种全新境界！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您为我们驱走了黎明前的漫漫长夜；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您为我们带来了雷雨后的万里晴空！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象今天这样酣畅淋漓地呼吸了；
感谢您！《诗词三百首》，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象今天这样自由自在地歌唱了！（曲真生）
胜利大会诗
耳目聪明，柔进上行。
得中应刚，是以元亨。
“百鸟朝凤，同唱一曲欢乐颂。”她带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诗情画意送进了千家万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无数仁人志士那匆匆离去的身影，也可以看到战争的硝烟以及民主、共和的曙光；在这里，你会听到来自远古呼唤，也会听到来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至今未落的话音。
诗不我待
以立不易，从一而终。
夫子制义，刚当位应。
在过去近千年的岁月里，中国女子以小脚为美，明明是畸形的、丑恶的东西，举国上下却推崇备至，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完美的重要标志。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钦定词谱无异于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死板。
废除妇女缠足，彻底解放了一半的国人；简化诗律词谱，也同样彻底解放了一半的诗人。
汉语言中，字有字体，句有句型。正楷、行草等为字体，诗律词谱则为句型，前人的书法能够把字体的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后人的诗词同样也可以把句型的美表达得贴切自然。（吴秋华）
㈥ 中国诗歌的未来
中国诗歌发展很有前途，如果人才再多点儿的话，希望中国能写出更好的诗歌来！应该是附和世界的喧嚣，我想你可能很喜欢诗歌吧，希望你为我们祖国写出更好更妙的诗歌！！
㈦ 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势
全国能有这么多诗人专家学者聚集在中国的重要城市武汉，召开中国乡土诗研讨会，在国际文化大交流的时刻，特别在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阶段专题来讨论乡土诗，有着特殊的意义。
中国的新诗坎坎坷坷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已经由弱小到中年，按说已经到成熟的时期了。对于中国现代诗，该不该提出乡土诗这个命题，或者新乡土诗，本来已经不是今天讨论的话题了，但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研究探讨，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命题。我们今天会议的议题就是研究乡土诗，在全国召开这样的大规模会议，本身就是对乡土诗的一种建设，一种弘扬。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乡土诗这个概念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有人说，只有中国的现代新诗这个词完全刻意概括乡土诗这个概念了。甚至有人不愿意听到乡土诗这个概念，更不愿意看新发表的新乡土诗。还有一些怪人本来就是写新乡土诗的，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把他的诗叫乡土诗。觉得一提“乡土”就比别人矮了半截，什么新乡土？我的诗就是现代诗！难道真的提了新乡土就比别人低吗？并非如此。
也可说，中国只提新诗就可以了，不管你是写什么题材，只要是诗的，都叫做诗。可是随着诗的发展、细化，从题材上有了分野，这也是相约俗成的分野。例如什么叫爱情诗、先锋诗、朦胧诗、抒情诗、哲理诗、散文诗等等，有些诗人主要写乡土，也就自然出现了乡土诗这个称谓。不少人误解，认为诗中有了土字，就是土诗，不登大雅之堂了！凡是写乡土的诗，从二三十年代起，也是有了这样的评论。所以，讲乡土是一个具有中国个性特色的界定。写乡土，不一定就是“乡土”，不论它的形式还是内容都可以写得很现代，很前卫，成为大诗人。美国的弗罗斯特，就是响誉世界的乡土诗“无冕之王”！中国近代史上，也有不少诗人一生只写乡土，写了不少名篇，并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
我今天，主要想讲一下新乡土诗的界定与意义。新与旧不在你写什么表现什么，我认为差别主要表现在开放的心态下出现的观念更新，就是说，在如何把握生命内在的真实上。这与习见的乡土诗的内容与表现上，有着天壤的分野。这种新乡土诗派的派别追求上也是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新乡土诗派的这种探索，正是现代文学思潮前进中的现象，或者说是一个好现象，它意味着新诗正在逐步进入艺术的自身规律，并从稚嫩向成熟的方向发展，新乡土诗的提出是当今时代应该赋予的一个响亮称谓。它的每一步探索正在为中国的新诗开辟着一条更为崭新的道路。在这个探索的道路上，有创意，有成就，在全国造成有重大影响的诗人，我觉得在湖北就数饶庆年。
注重精神感觉的开发，是饶庆年创作的重要贡献。这是新乡土诗的重要开端，就是注重心灵感官效应的超现实感的一种探索。这个心灵超现实感的出现，是新与旧乡土诗的重要分界。这种重在内在精神的开拓，使乡土诗具有了更复杂的内涵，使乡土诗变得凝重、浑厚，具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因为主宰世界的是人，文学的根本使命就是人的艺术，人的生命冲动所及，设计诗的根本命运，寻找到精神上的某个兴奋点，而由兴奋激发出来的情绪，更具有神秘的象征意味。只有进入人的灵性世界，才是诗的大境界。饶庆年的出现是新时期新的文学浪潮的重要成就之一。
下面我们看他那首《山雀子噪醒的江南》：
山雀子噪醒的江南，一抹雨烟
到处是布谷的清亮，黄鹂的婉转，竹鸡的缠绵
看夜的猎手回了，柳笛儿在晨风中轻颤
孩子踏着睡意出牧，露珠绊响了水牛的铃铛
扛犁的老哥子们，粗声地吆喝着问候
担水的村姑，小曲洒一路淡淡的喜欢
山雀子噪醒的江南，一抹云烟
我的心宁静的依恋，依恋着烟雨的江南
故乡从梦中醒来，竹叶抖动着晨风的新鲜
走尽古老的石阶，已不见破败的童话
石砌的院落，新房正翘起昂扬的飞檐
孩子们已无从知道当年蕨根的苦涩
也不再弯腰拾起落地的榆钱
乡亲们泡一杯新摘的山茶待我，我的心浸渍着
爱的香甜
山雀子噪醒的江南，一抹云烟......
㈧ 如何写现代诗歌
诗究竟在哪里？诗在生活之中，又不在生活之中。之所以在生活中，是因为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诗意。很显然，这诗意来自于人与外物的相遇。诗意很容易获得，然而有了诗意并不等于有了完整的诗篇。诗意有单一诗意和主要诗意之分，单一诗意我们可以叫它为意象，所有的单一诗意相加只是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何况许多诗意根本就无法相加；即使有了主要诗意，这与一篇诗的完成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诗不在生活中。一个诗人的创作就是将一些诗意的或脱离整个诗篇而没有诗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诗篇，诗人要完成一个这样的诗篇，就一定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可以说创作一篇好诗并不比一个物理学家研究一个复杂的物理问题来得轻松，一篇好诗所蕴涵的能量恐怕只有爱因斯坦才能算得出来。记得贺拉斯说出一句很俏皮的话，贺拉斯说，大山怀孕，满心希望第二天早晨生出一轮红日，然而养出来的却是一只可笑的小老鼠。这话确实道出了诗创作的难处。不然，屈原、陶渊明就不止这么一点作品，白居易说李白、杜甫的好诗每人只不过三四十来篇，这不是贬低李白、杜甫，我们可以相信。古代诗歌创作采用行吟歌咏式，完成一篇诗歌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了。及至现代主义诞生，因为时代更复杂,坚实的理工知识戳穿了传统认为的神奇,发达的科学技术摧毁昔日形而上的诗意，深刻的哲学思想要求人们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世界的多元性、丰富性迫使单一性、平面性退出历史舞台，诗在抒情的同时很大成度上是由生活切入、朝着思的方向前进的，所以做一个诗人想高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如马拉美、瓦雷里、佩斯、塞弗里斯、埃利蒂斯、艾略特等创作量都不高。如果哪个诗人高产，我真的对他抱以怀疑。诗不是工厂里的产品可以批量生产。诗是人类精神的最高风范，或唤醒或解放，或强化或照亮，实乃人类理想的象征。诗是技巧、语言、精神跃动为生命以致永远的生命——人类借此作自我超越和完善。
不管怎样看待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优秀诗章，也许初始接触它，似乎觉得它非具体的——其实，它是最具象且最具有概括力的。我们这边的当代许多人理解具体，是把意象和形象定在一个死格上，即使是一个活生生的意象或形象，也非得把它弄死不可。的确，诗不能那样写，如果那样写，诗一定是一个死物。咏物诗、纪游诗——那些绞尽脑汁描摹的诗百者不成其一。他们失败的原因，一是泥于物而不能别开生面进入具象，一是运用虫洞式思维。大千世界，外物比恒河泥沙还多，万物一体又相生相克，其复杂情形自不必言说，若选其中一个花生米来雕成诗章，其失败是可预见的。大诗人写诗并非丢掉那一粒花生米，只不过花生米在其诗中作一个光点而已。诗之章句是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采片断和光点，优秀的诗是一系列的光点组成的宇宙流，永远飞翔在存在之上.
整个诗国大体可以划为两大类别，即以灵感为诗，以生活为诗。以生活为诗，诗则雄浑奔放，以灵感为诗，诗则小巧空灵。但无论怎样说，创作者要懂得诗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诗太实则笨，太虚则假，或者是空洞
似乎最能表现诗才的是跳跃。想象力可以获得，但跳跃的才能难以学到。跳跃取决于心气和才气，心灵如果是在两极之间摆动，幅度自然大，否则，平静如水或者是一条直线，那样就没有诗。
假如想获得跳跃才能，就要修养自身的气质，因为气质决定情感。
当今的诗，多是直线式的，无诗才可言。他们顶多只不过表现一点雕虫小技而已，也许其单调、软弱、肤浅之一大原因就在此。
叶燮论诗创作时说：“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况周颐论词提倡“重、拙、大”。诗就写作对象而言一定要抓住情、理、事，就艺术而言不仅要有节奏感、形象感、质感、动感，而且尤其要有力度、硬度、广度、深度。四感四度取决于创作者的精神思想与艺术素养，然而，最终还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根据我的经验：多用实词，少用虚词，尤其要少用或者谨慎地使用关联词；多用实物名词，少用抽象名词；句子的结构要紧凑有力，句子与句子要互相咬合互相支持；一个诗篇不可能每个词每个句子都是诗意的，或者说它的诗意是沉寂的，但不能视其为无用，许多情形里，只要你找到一个关键句子将其击活，这大体上就是古人说的“振起全篇”吧，如是，诗篇才能在表面看起来的笨拙中实现坚实、坚硬，获得质感。
参考资料：中国诗歌
㈨ 当代诗歌还有没有前途
中国的古诗新诗分别太大，本来诗就是诗，诗可包括古代的诗和现代当代的诗。诗是发展变化的，唐诗宋词元曲自由体诗等都是诗，只是彼此诗体有别而已。诗有多种写法，写诗当分宽和严，诗可宽写可严写，古代的诗体现代诗体都有优点，都没有完全过时，都有一定的生命力，都可写，都可发表。以往流行过的诗的写法今天乃有生命力，写诗可不问什么体，对句声律可适宜的在自由体诗中运用，写诗可以尽量结合各诗体的优点，语言只要象诗就行。
㈩ 当代文学诗歌的发展道路是
中国诗歌，自“三百篇”、楚辞、汉魏六朝至唐代，各种形式都很完备。在文言的范围内，几千年创造的文体已尽无遗。元明清时期，感时恨别、寄赠唱和、借景抒情、天人感应、五言七言、比兴对仗等内容和手法难出新意。特别是晚清，盛行拟古的形式主义诗风。不少诗人模仿着古人的语言和意境，无病呻吟，专讲音韵格律、卖弄生涩典故，使诗歌远离时代人生，艺术上无甚新意，严重阻碍着诗歌的发展。
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中国文学开始与西欧、日本文学接触，以梁启超、黄遵宪等为代表发起“诗界革命运动”，主张“旧风格含新意境”的理论，仍没能摆脱旧诗的束缚。1917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诗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被称为“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其后，周作人、康白情、俞平伯、刘大白、朱自清等人竞相尝试，李大钊、鲁迅、陈独秀也写新诗，形成了体现文学革命最初实绩的“五四”新诗运动。他们因在否定旧诗、探索新诗、致力于诗的自由化、白话化方面显出共同的有意的努力，且在诗歌风格方面有一致之处，我们将其称为初期白话诗派。
○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新诗。俞平伯的《冬夜》（1922年出版）是继《尝试集》、《女神》（1921年8月出版）之后的第三部个人诗集。
○代表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卖布谣》《田主来》（刘大白）、《三弦》《月夜》（沈尹默）、《草儿在前》《别少年中国》《鸭绿江以东》（康白情）、《小河》（周作人）。
初期浪漫主义诗派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诸诗人组成的新诗派别，他们用磅礴的气势、创造的精神、心灵的激情和罗曼谛克的宣泄开了一代诗风。代表：郭沫若、田汉、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后三者后来融进了现代主义诗潮）。作品以郭沫若的《女神》最为出名。
“为人生”诗派 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二十年代阵营最强影响极大的文学社团，其主要成员朱自清、叶绍钧、刘延陵、俞平伯等紧接着在上海成立了现代文坛上第一个新诗社团——中国新诗社，并天次年1月创办了第一个新诗专刊《诗》。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以“为人生”为核心的诗歌价值观念，因此常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 派。主要代表作：诗集《踪迹》（朱自清）、《歌者》《永在的真实》（徐玉诺）、诗集《春水》《繁星》（冰心）。
“湖畔”诗派 1922年3月，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等在杭州西子湖畔组成了湖畔诗社。其后，又有魏金枝、谢旦如（谵如）、楼建南（适夷）等人加入，形成了湖畔诗派。他们的作品以抒情短诗为主，表现了对爱情的憧憬和对自然的向往。代表作：《妹妹你是水》（应修人）、《伊的眼》（汪静之）、《落花》（冯雪峰）、《月夜》（潘漠华）。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积极提倡现代格律诗，团结了一大批新诗人，如刘梦苇、朱湘、饶孟侃、林徽音、于庚虞、蹇先艾等人，形成了新月诗派。其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新诗的格律化，主张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代表作：《死水》（闻一多）、《示娴》（刘梦苇）、《采莲曲》（朱湘）、《再别康桥》（徐志摩）。
象征主义诗派 象征主义诗潮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其主张：“诗不是为了说明，诗是值得表现的”，表现的题材领域是生、死、病、残、梦、幻、爱、欲，追求的风格是“幽深、晦涩和含蓄”，即“从意象的联结、企图完成诗的使命”。中国象征诗派的开创者是李金发。代表作《弃妇》。另外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
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是新月派与象征派的合流。其代表是：戴望舒、施蜇存、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曹葆华、番草、废名、侯汝华、金克木、李白凤、林庚、玲君、路易士、吴奔星、辛笛、徐迟、孙毓棠、南星等。代表作：《雨巷》《我用我残损的手掌》（戴望舒）、《预言》（何其芳）、《断章》（卞之琳）、《乡愁》（李广田）。其中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被称作“汉园三诗人”。
中国诗歌会诗派 此派因诗歌团体而得名。中国诗歌会是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革命诗歌团体，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穆木天、任均、杨骚、蒲风等。1933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捉住现实”是其宗旨。这一流派的诗人还有王亚平、温流、关露、石灵、田间、柳倩、林林、袁勃、雷石榆、窦隐夫等。代表作：《动荡的故乡》《六月流火》（蒲风）。
七月诗派 由《七月》杂志（1937年9月创刊于上海）得名，指活跃于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等杂志以及《七月》丛书的诗人群，主要有鲁藜、绿原、冀汸、阿垅、曾卓、芦甸、孙钿、方然、牛汉、天蓝、彭燕郊、邹荻帆、庄涌、杜谷、贺敬之、胡征、化铁、艾青、田间等人。代表作：《为祖国而歌》（胡风）、《我爱这土地》（艾青）、《给战斗者》（田间）、《纤夫》（阿垅）等。
晋察冀诗派 因地区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区产党在山西、察哈尔、河北、热河、辽宁五省交界地区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末，“抗战文艺工作团”、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学员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先后从延安到这里。西战团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方冰等到人的战地社于1939年1月创办了诗刊《诗建设》，抗大学员丹辉等人成立了“铁流社”，1939年3月创办了诗刊《诗战线》。以战地社和铁流社为中心，形成了晋察冀诗派。41年7月3日，成立了晋察冀诗会，田间任主席，邵子南、魏巍、陈辉为执委。会员有沙可夫、杨朔、方冰、王炜等30于人。
九叶诗派 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这个流派主要成员有九位（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是、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杭约赫），他们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中心形成一个以现代主义为特色的诗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九位诗人的选集《九叶集》，此后，人们便称他们为“九叶诗派”。代表作《布谷》（辛笛）、《冬日黄昏桥上》（陈敬容）、《挖煤工人》（唐祈）、《噩梦》（杭约赫）、《春天》（郑敏）。
民歌叙事体诗潮 四十年代，解放区出现了一批民歌体长篇叙事诗。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漳河水》和《圈套》、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和《野女儿》、田间的《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等。这些诗篇的出现，表现了延安整风后形成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思潮。
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新生活的颂歌占了绝大多数的比重。新中国的成立，新的生活的开始，使诗人们意气风发，兴会无前。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艾青的《我想念祖国》、朱子奇《我漫步在天安们广场上》、王莘的《歌唱祖国》等，都有是建国初期的优秀诗篇，其中激荡着澎湃的诗情，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50年代中期以后，新生活的颂歌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为代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一是以李季的《玉门诗抄》、李瑛的《花的原野》、邵燕祥的《到远方去》、公刘的《在北方》、张永枚的《骑马挂枪走天下》、雁翼的《大巴山的早晨》、梁上泉的《喧闹的高原》、傅仇的《告别林场》、严辰的《在同一片云彩下》、阮章竞的《新塞外行》、戈壁舟的《把路修上天》、张志民的《西行剪影》、巴·布贝赫的《生命的礼花》、饶阶巴桑的《草原集》、铁衣甫江的《祖国礼赞》，以及郭小川的《厦门风姿》、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等为代表的生活抒情诗。这些诗篇多侧面地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业绩，描绘出日新月异的神州风采和生活风貌，抒发了诗人对祖国和新生活的一片真情。
○重要诗人及代表作：闻捷《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等；郭小川《致青年公民》、《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乡村大道》、《昆仑行》、《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贺敬之《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梳妆台》、《放声歌唱》等。
文革后一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剥夺了写诗权利的诗人重返诗坛，写下了“归来的歌”，以重新焕发创作生命力的一批力作，在新时期诗坛上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这些力作，或抒发个人命运与民族苦难的深沉之思，或表达对生活的挚爱真情，都显示了历尽磨难后的深刻智慧和成熟豪情。如绿原的《人之诗》、曾卓的《老水手的歌》、牛汉的《华南虎》、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公刘的《沉思》、邵燕祥的《不要废墟》、流沙河的《太阳》，成就较突出的要数艾青，其代表作有《大堰河，我的保姆》、《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给乌兰诺娃》、《维出纳》、《鱼化石》、《在浪尖上》、《光的赞歌》等。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朦胧诗”为发端的现实主义诗潮，像一阵旋风冲击着文坛。“朦胧诗”的作者是一批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浩劫之苦不仅造成就了他们富有时代特征的迷惘、困惑、怀疑、失落的情绪，而且唤起了他们对诗的自觉。其主要代表诗人及作品有：北岛的《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雨夜》、《岛》、《船票》等；舒婷的《一代人的呼声》、《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致橡树》、《生命幻想曲》等；顾城的《一代人》、《雨行》、《泡影》、《小巷》、《弧线》等；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江河的《纪念碑》、《太阳和他的反光》等。朦胧诗潮84年后逐渐受到“新生代”（又称“崛起派”）诗的冲击。将其推向高峰的是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举办的中国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群体大展”），推出了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他们的文学社”，以周伦佑、蓝马为代表的“非非主义”，以万夏、胡玉为代表的“莽汉主义”，以京不特、胖山为代表的“撒娇派”，以尚仲敏、燕晓冬为代表的“大学生诗派”等数十个诗派团体的诗作，还有不少自立门派的个人诗作，呈现出复杂纷繁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