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国封建社会是否形成了重商观念
没有，因为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每一个王朝自建立起，均从恢复农业生产抓起，重农抑商，而商业的兴盛必然会破坏农本位的小农经济基础，所以不可能形成重商观念。
⑵ 重商主义和重农抑商的区别
重商主义 法国路易十四1661年起亲政，信奉“朕即国家”，一方面他使用武力坚决镇压贵族的反叛；另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建造新的豪华宫殿，让地方的贵族一进宫侍奉王室的名义，享受声色犬马之娱，制服了封建割据势力。同时，他采取种种措施，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上，加强对地方的管理，直接派人监督地方官员。文化思想上，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取消信仰宗教的自由，全体臣民必须信奉天主教，对外关系上，争夺欧洲霸权，拓展海外殖民地。
1644年8月颁布的特许状: “上帝恩赐和平，其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在我王国内恢复各种工业，使我国商业不在向外国人购买我臣民所用的必需……”
在经济上，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发展工商业，取消国内关卡，鼓励出口，使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而不流出。当时，法国手工工场生产的产品如锦缎、丝绒、水晶玻璃等，质地优良，畅销欧洲各国宫廷。路易十四信奉“朕既国家”，要求全民信奉天主教，通过改革，增加了法国的财富，提高了国力，把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向顶峰。
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比较盛行的经济思想，欧洲许多国家都实行过。
（摘自200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选修）《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
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农耕时代的中国商业和商人的命运，与王朝政策相关，而政策的变化，也与不同时代的形式相关联。商鞅变法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规定：土地可以买卖；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经商及因怠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当奴隶。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李悝的重农抑商。李悝，约生于公元前450年，卒于公元前390年。曾相魏文侯、武侯、使魏国富强。他是法家的始祖，曾着法经6篇，对后世的刑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悝还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李悝重农是毫无问题的。李悝在魏国治国有两项重农的措施：第一项是"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设法增加农业产量。其办法是"地方百里，。。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让农民"勤谨"耕作，争取好的收成。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李悝主张播种时"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之至"。这就是说种植要多种经营，有的作物受灾害，其他作物还可以收获；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锄几次；收获时要像防备盗寇那样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损失。第二项是，创"平籴"法。为防止"籴甚贵伤民（非农业居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李悝创"平籴"法。"平籴"采取的办法是把年景分为：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饥、中饥、大饥7种；计算出7种年景下，一户耕田百亩的个体农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种年景下向每户农民收购粮食的数量，而后在大饥、中饥、小饥年景时把这些粮食平价粜出。这样便收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成效。【《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太平御览》卷八二一，转引《史记》】。李悝由于把以上两项政策"行之魏国"所以魏国"国以富强"。值得注意的是李悝不仅重农，而且还是轻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在李悝看来，农业几乎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说："农伤则国贫"。接着他又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会使民人饥寒，国家贫困。所以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十分明显，李悝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危害农业会导致"国贫民侈（奢侈）"。虽然李悝这里要求"禁技巧"，似乎只是针对手工业而言的，并未提到商业，然而由于手工业一般都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为了卖。所以，李悝的"禁技巧"，势必包含着"禁技巧"产品的销售，包含着对商业的歧视和限制了。所以，李悝是重农、轻工商、贱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说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不过，在历史记载中李悝重农实行"尽地力之教"、"平籴"两项政策是有卓着成效的，至于"禁技巧"具体采取了什么措施却无记载，也许这方面还停留在思想上，并未落实到实际的政策和措施上。从春秋时期管仲等人的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我们可以看到重农抑商思想产生的轨迹。
不同时期的反应。战国时期强调耕战、加强中央集权于是出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 汉初民生凋敝，商人却囤积牟利。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严禁商人购置土地，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经济造成阻碍。中唐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有了某种松动。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实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国家财政收入也从商业税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但统治者认为商品交换不能够创造新的财富，对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政策，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 注：“重农抑商”政策能长久得到实行的原因：1.适应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需要。（根本原因）2.中国一向 重视农业的传统思想（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3.有利于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原因。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与此同时，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此外，最新研究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与影响。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影响：一积极：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消极：“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2011年4月26日网络据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90页等。】
重农的认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粮则乱”；“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基础”；“优先发展农业”；“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
轻农思想。与“贱农”有关。农民所称之中国出产的“口号农业”为“讲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一副讽刺对联：“今天开，明天开，天天开会；你也讲，我也讲，人人都讲”，横批是：“谁去落实？”“靠天吃饭”。
“口号农业”或“口头农业”在“加强声中削弱”、“在增加声中减少”，在有的文件中写出：“将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切实增加农业资金投入”。
奋战在农村一线的被称之为“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
在轻农思想下的重商主义，造成城乡差距拉大、巨大，穷人增多、众多，垄断加强、资源浪费，生态不断恶化、环境污染加剧，资源型、低级、初次产品大量出口；农产品生产成本核算中的产销“倒挂”、农产品销售过程场所受“蛇头”支配、销售费用极度增加，农业投入品极度涨价、“农残”等农产品污染严重，加工农产品（蔬菜、果品、食品等）假冒伪劣、滥用添加剂、防腐剂、保持剂等。
⑶ 中国是重商主义国家吗为什么详细为好，先谢过~
重商主义
是指中世纪末期西欧、南欧国家从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
其基本内容是：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即财富；财富的直接源泉是流通领域；一个国家财富必不可少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如果它没有贵金属，就必须通过贸易来取得，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
具体来说，重商主义这一学派的理论要点包括以下几点：
①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家财富的最重要的形成来源。
②认为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利，必须以本国制造品出口到外国以换取黄金、白银（贵金属）。
③国际贸易的原则是多卖，少买，从而使贵金属（外汇）多在国内积累，谋取贸易顺差。
④为了要取得国际贸易的顺差，必须出口本国出产的制造品，进口外国的原料，利用制造品与原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
⑤必须将本国国内市场的主要份额保留给本国产业。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工业生产能力，培植新兴产业（“幼稚工业”），也是为了给本国人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新重商主义的概念
新重商主义本来就是麦金农、克鲁格曼等人总结美国70年代以来的外贸保护主义政策发展起来的，因其所描述的政策很象15世纪的重商主义而得名。当然，他们之间有诸多不同。
首先，新重商主义沿袭了凯恩斯通论中的分析方法，认为贸易顺差和投资、消费等一样也会产生乘数效应。因此，政府为了实现内部利益极大，刻意制造顺差。这和重商主义单纯的积累黄金的目的是不同的。
再者，新重商主义的保护措施繁多且具有攻击性，甚至发展成一系列排他性的贸易保护集团。
具体讲，美国人在贸易保护中最喜欢玩的是反倾销诉讼，比如对待中国的纺织产品；此外还有所谓的绿色壁垒和技术壁垒（就是以环保之名行保护之实）。
用一句话颇经典的话概括美国新重商主义的特征：有自由贸易的理想，但国家利益的思维模式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新重商主义的代表国家是中国、韩国的理论依据。东亚国家为保持经济主权和金融稳定，而采取的低汇率、高储备政策称之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它既不同于视黄金储备为经济目标，以此扩张军力，开拓贸易疆界的旧重商主义，也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对国内产业采取战略性保护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缓冲政策。这一政策既是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式”新重商主义政策的修正，也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以本国的福利损失为前提，为保持经济主权和金融稳定，而不得不采取的次优选择，是对由发达国家制订的非对称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运行规则的回应，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道义上的正义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增长，更是制度的演进过程，金融脆弱性问题将贯穿整个发展过程，因而也决定了这一政策应在较长时间内实行。这一政策适应于具有高储蓄传统，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
综上，中国顶多能算新重商主义国家，而不属于重商主义国家。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⑷ 中国古代真的“重农轻商”么
中国古代重农轻商是真实的。这跟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子曰：“君子重义，小人重利”。后世的中国古代社会就一直对重利的商人有轻视的看法。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候，从事商业的人增加会带来从事农业的人口的下降，造成社会生产的下降，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社会等级士农工商所以被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广泛认可。
另外“重农抑商”可以限制民智，便于人口的管理，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和封建专制。
⑸ 中国古代是否出现了以重商主义为主流思想的历史阶段
古代以农耕为本。无论什么商业基本都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要说商业发展高峰只能说在南宋。
⑹ 中国古代哪个朝代曾经采用重商政策
没有强调商人的，可能也就宋朝了吧。古代人分四等，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贱的。宋以前都是看不起商人的。商人势力也很低。商人势力最发达的应该是在明朝。明朝的商人势力及其庞大，甚至能左右国家决策。很多商人家族，勾结官府，打通关节，为了牟利不择手段。有的商人从小培养小孩读书，考中的就不断扶植，送钱，在官府层面保证他们的利益。边境商人甚至出卖国家利益，让努尔哈赤的后金细作无孔不入，掌握的信息甚至详细到关口要塞的明朝守军的装备，人数，粮草数，主将姓名，性格等等。
不过即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说重商的。就这，发展到明朝，商人势力已经完全做大。从政策来说，古代中国除宋以外没有重过商。但是从事实，宋朝以后，中国的商人势力就越发庞大了。
⑺ 中国经济模式是重商主义吗
目前是。
作为中国“经济奇迹”重要推手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增量动力，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高消费、低储蓄和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两级结构。中国经济也因此严重依赖外部需求，资源供给条件日趋恶化。中国在通过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应该积极完善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条件，构筑内需型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奇迹”重要推手
三十年来，以追求出口和贸易盈余为特征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将中国业已形成的比较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无足轻重的贸易体发展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核心板块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在积极承接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同时，也通过技术创新，将该地区打造成世界级的制造基地。另一方面，重商主义经济模式也为中国换来了令不少国家羡慕的巨额外汇储备。
成就中美两级经济结构
不过，尽管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卓着，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也不低。首先，中国以资源型产品的出口换来的只是表征财富的货币符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货币符号就是美元。假如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时代，这种货币符号尚可保值增值。问题是布雷顿森体系瓦解之后，美国完全可以利用浮动汇率体系下美元的贬值来转嫁经济成本、掠夺他国财富。从而形成了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分工：美国掌握着货币发行和市场的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依赖美国的市场和美元。在这个分工框架下，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购买中国等外围国家的廉价物品，尽管带来了美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巨额贸易逆差，但是凭借金融市场优势，中国等国积累的贸易顺差反过来又以购买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美国以成本极为低廉的货币手段来平衡经常性的贸易逆差。美国依靠中国等国的送美元上门，维系着寅吃卯粮的经济繁荣，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发行更多的美元并支付不超过4%的债券利息。而且还可以籍此把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归罪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施压，迫使这些国家进行货币升值，被动地调整本国经济政策，以此来承担美国转嫁而来的经济调整成本。
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
另一方面，重商主义经济模式还恶化了中国的资源供给条件。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制造业出口，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尤其是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吞噬了大部分的能源和基础性资源。去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约为11%，却消耗了超过全球总产量20%以上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这样的反差至少说明三个事实：一是在世界整体经济结构中，中国依然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高能耗、重污染、低技术、低产出的基础产业，依然占据太大比重；二是即使在同一产业中，中国资源利用的效率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其三，中国对大宗初级商品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全球通胀。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但资源消费量也翻了一番甚至更多。如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增长了一倍以上，钢与铜的消费增长幅度分别超过150%和180%，而十种有色金属的消费增长幅度更是达到惊人的270%。在三级跳式的资源消费增量面前，中国的资源储量占世界的总量的比重却显得格外寒碜：中国的铁矿石储量不足世界总储量的9%，铜的储量不足世界总储量的5%，石油储量不足世界总储量的2%。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份题为《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按照现有探明储量和消耗速度，中国目前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到2020年只有9种。到2030年，则可能只有2至3种。其中以石油、铁矿石与铜、铝的供需矛盾最为突出。而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20%―30%时，经济发展就面临较高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仍处于分工的底层，短期内无法挑战美英在国际初级产品定价方面的垄断权，所以尽管中国是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大买家，却无法使国际初级产品的市场价格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
构筑内需型经济结构
在上述这些约束条件下，继续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加剧中国经济跌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在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增量动力已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摆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时进行产业调整，控制重化工业投资，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通过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应该积极完善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条件，构筑内需型经济结构。
⑻ 古代中国重商主义的特点
古代的种种思想特别严重尤其是在汉朝以后重农抑商得到了统治者的意志然后惩罚也是很大的
⑼ 与英国相比近代中国重商主义的特点
中国传统社会确实歧视商人。我们都知道儒教传统将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农民被视为“本”，商人被视为“末”。汉代规定对商人收重税，不许商人购买土地，穿着丝绸，商人及其后代均不得为官。宋朝也制定了不得商人考科举的法律。虽然这些法律执行起来不一定严格，但确实表现出传统中国对商人的歧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我们深思一下，为什么传统中国会有这样的重农轻商的思想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传统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业是国家及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在国家的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看来，农民是勤劳的生产者，商人却不劳而获，因此大加歧视与限制。17-19世纪前期中国弃儒从商的人数大大增加，中国人口从明初的7000万左右增长到明末的1.5亿，到了清干隆朝晚期，又猛增至3亿，但举人、进士等科举名额却没有什么增加，科举考试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据说举人的通过率仅仅1%左右，大批的落榜秀才只能另谋生路。由于明后期开始的商业大发展，中国有很多经商致富的例子，当时的马云、马化腾激励着这些考场失意的读书人。据《丰南志》记载，明后期已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说法。16世纪安徽徽州歙县《竦塘黄氏宗谱》中提到，本来打算参加科考的黄崇德，经父亲劝说弃儒从商，到山东贩盐，最后挣得盆满钵盈，成为大商人。从商需要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读书人转行从商相对容易。
士商结合越来越紧密，士商联姻都是非常平常之事，士商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16世纪以后，士人与商人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因此明代嘉靖年间的归有光在《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中说道：
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黔、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读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
意思是说新安（即安徽歙县）的程君（君是尊称）从小就在江苏长大，江苏的士大夫都喜欢与他交往。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从事不同职业，泾渭分明，现在士大夫经常与农民商人相混淆。程氏的子孙繁衍，遍及浙江海宁、安徽的黔县与歙县，有数千家，都以读书为业。这岂不是就是所谓的由士大夫转变成商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