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移民有多少

‘壹’ 我国历史上共有多少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很多啊，基本上每一次大分裂时期都伴随着大规模的迁移。 不过政府干涉的，大概有以下这些： 汉武帝时曾实施大规模的移民：元朔二年，招募10万人迁朔方，安置在今黄河、乌加河一带的河套平原和黄河以南地区，移民来源很广，主要来自关东（今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连年遭受水灾，72万多贫民被迁往今内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西北部、宁夏南部和甘肃河西走廊。元狩五年，“天下奸猾吏民”被迁往边区，估计有数万人。元封元年（前110年），今福建境内的闽越人被迁往江淮之间，估计有十余万人。加上其他一些由官方组织的移民，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完全由政府实施的移民不下120万。这些移民的绝大部分，从迁移到定居的费用完全由官方负担，沿途有大批官吏和士卒监护。移民迁移的距离至少数百公里，最远的有二三千公里。当时汉朝的总人口大约是360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超过3％。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决定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至太和十九年，平城周围的官民百姓全部迁至洛阳及周围地区，总数超过100万。 明朝初年实施大规模移民，一部分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或通过军事驻防的方式安置，大部分是通过官方给予优惠政策的方式引导实行的。主要有：将江南的富户和无地农民迁至今安徽凤阳一带；将各地官吏、富户、工匠、士兵等迁往南京；通过设立卫、所的方式将军人及家属迁往全国各地驻防，最远的到达云南、甘肃等地；将从塞外投降或被俘的蒙古军民安置到北方各地；将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的边民迁往凤阳；从山东、江西等地移民于凤阳；山西人口被迁往山东、河南、河北、北京等地；江西百姓迁往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苏北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人口迁入四川；军民移民总数达1100万，约占总人口的16％。即使只计非军事移民，总数也有约700万，超过总人口的10％。 清初康熙、雍正、干隆年间制订优惠政策，鼓励移民迁入四川，至干隆四十一年（1776年）由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福建及贵州、陕西等地迁入四川的移民及其后裔达到600多万，占当地总人口60％以上。 1860年起清朝开放东北的“封禁地”，以后又采取鼓励政策，山东、河北及北方各地的移民大批迁入东北，至清末，移民累计超过1000万。 以上所列，并不包括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如北宋靖康之乱（1127年）后的人口南迁，总数有数百万。也不包括战乱间或掠夺性的移民，如十六国期间由后赵在4世纪前期的二十多年间从北方各地强制迁移到襄国（今河北邢台）一带和在境内迁移的人口达数百万。

‘贰’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哪些

中国历史上的国内人口迁移
1 、先秦时期的人口迁移
黄帝为诸夏部落群结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他自己的氏族———有熊氏,兴起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岐水流域上,逐步发展,东迁到嵩山之外,一度定居在新郑一 带,与活动在大野泽(鲁西的沼泽地带) 周围的蚩尤氏发生了涿鹿之阿的大战。结果以蚩尤为首的夷族部落联盟失败了,诸夏部落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商、周时,黄河中下游地区除活跃着以农业为主的华夏族 外,还分布着以游牧、渔猎为主的戎狄和夷族。商人建国前后,在这里曾进行过十几次迁移。从成汤灭夏至盘庚迁殷,商朝前期有成汤前的8 迁和成汤后的5 迁,迁徙地都在黄河下游。
夏末,不 之孙公刘为躲避夏桀,带领全氏族成员迁居到豳(今陕西邑县) 。“彻田为粮”,即治理田亩,种植粮食。“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生产有了剩余①。
西周初期“封藩建卫”,建立了71 个属国,其中以鲁、卫、晋、齐、燕等诸侯国为最重要。西周灭商后,很多分封之地存在着强大的敌对势力。如:封周王的舅舅姜氏师尚父(姜尚、太公望) 统治原薄姑的土地和人民,包括山东半岛地区,定都营丘(今山东临淄) 。太公就国,其初颇为不顺,通过对东夷的不断兼并,齐国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方大国。可见,那时的分封是以集团性迁移为基础的。人口迁移大多具 有一定的规模。
春秋期间,各少数民 族深入华夏族区域,而华夏族又散居到各少数民族区域,形成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打破了原来各族间的地域界限。由于军事、政治等因素,造成各民族频繁迁徙。 如戎狄有往东、往东南迁徙之趋势,甚至在东周附近的伊川也能见到戎人。除自然流动外,还有强制迁移,晋惠公迁姜戎于晋“南鄙之田”,齐悼公“迁莱于”。 各族杂居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北方民族游牧技术,南方冶铸青铜、制造漆器技术,以及东方种植的戎菽(大豆的一种) 等,也都传播到中原地区。
战国时期,大约有2000 万人口,分布在北起阴山和辽河下游、辽东半岛,东至于海,南到南岭山脉,西抵今陕西北部、甘肃洮河、四川盆地和湖南西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②。
2 、秦至元的人口迁移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总人口在70 万以上。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 派大将蒙恬率30 万大军向河套(即所谓“河南地”) 征伐。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 收复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后,设置34 个县,重设九原郡。为了巩固在这些地区的统治,秦始皇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 年) 迁3 万户居民到河北、榆中(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 ,垦田生产,开拓边疆。当时称这里为“新秦”。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重要意义。以后又有不少匈奴人迁移到中原,同秦人及其他各族人民一 起生活。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 ,秦始皇又派军队征服了南方的百越,在那里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次年,又迁徙50 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③。
西汉初年,为了“实关中”,刘邦由关东向关中移 民,总数不下30 万人。西汉时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武帝向西北边疆移民达70 余万。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不久又徙居西河郡美稷县。南单于还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 西河等缘边8 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使原先撤消的缘边郡县得以恢复,内迁的民众复返故居。后来北匈奴的一部分西迁,越过中亚细亚移往欧洲。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口陆续向内 地迁徙。魏晋时,内迁活动更加频繁,主要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旧史上称为“五胡”。晋武帝时,塞外匈奴、“杂胡”又源源入塞,达20 余万之多,分布于今晋、陕、甘三省境内。魏晋时期,鲜卑族秃发一支数万人迁到雍、凉二州间,乞伏一支迁到甘肃的陇西一带。随匈奴入塞的羯族,聚居于上党武 乡(山西长治市北) ,后散布在太行山一带。氐族原分布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集中住在武都(甘肃成县) 一带。魏蜀争汉中,曹操先后徙武都氐人于天水、扶风和京兆。原居甘肃、青海间的羌族,大部分被迁往陕西。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有一半是氐族和羌族④。
自西晋末年北方大乱以来,先后南下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有70 多万人。其中流寓在江苏的有26 万,安徽有17 万,湖北约6 万,江西、湖南各1 万。另外还有一部分迁移往交、广地区。未着籍的和依附大姓为客的,还未计算在内。北方流民的南下,不仅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 技术,为南方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⑤。
大陆商人很早就到流求(今台湾) 贸易。隋大业六年(610 年) ,炀帝派陈率军攻占台湾。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大陆和台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唐初,因隋末动乱迁入北方边地的人口大部分返回了原籍。安史之乱, 藩镇割据,黄河流域战争不断,造成西起关中,东至青(山东益都) 、齐(山东济南) ,南及荆(湖北江陵) 、郢(湖北钟祥) ,北亘卫、滑(河南滑县) ,千里无舍烟的惨状⑥。人口大量南迁。
两宋时期,宋金、宋元的对峙,促使北方民众一次次南 迁。靖康之乱造成500 万人南迁⑦ ,可见移民规模之大。同时,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渐渐在中原定居下来。
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到边疆地区,为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人口大批移入中 原、江南,同汉族等杂居共处。
自唐代以来,有 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我国境内定居。元朝时又有大批波斯人迁到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互通婚姻,形成新的民族———回 族。
3 、明清时期的人口迁移
在《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中,记载了明代十几次移民的情况。明代移民主要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如:洪武四年(1371 年) 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移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⑧洪 武九年(1376 年) 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无产者田凤阳。”⑨永 乐元年(1403 年) 八月,“徙直隶江苏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实北京。”(10)永乐二年(1404 年)九月“, 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11) 。“屡徙浙西及山西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12)民间流传甚广的“洪洞移民”,始于金太祖天辅年间(1117 —1120 年) ,洪武、永乐年间达到高潮。山西移民主要来自晋南、晋中,迁往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政府的移民机构设于平阳府洪洞县,移民到那里办理迁移手续后, 再出发前往各地,所以洪洞就成了山西移民心中故乡的代名词。
明洪武年间,迁往云南卫所的军人及家属多达100 余万人。江西向湖南、湖北的移民始于唐代,结束于清朝中叶。其间迁移高潮迭起,尤以元末明初移民的声势最为壮观。因此“江西填湖广”的谚语广为流传。两湖 则早在元代以前就开始了向四川的移民,明末清初,由于天灾人祸,四川人口锐减。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四川只有118 万户,仅9 万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 以后,清政府采取鼓励移民入川的措施,并以优惠政策招抚外逃的四川人,还把招来移民多少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有数以万计的湖南、湖北、江西等 十几个省的移民来到巴蜀大地,其中“十之六七为湖广籍”,故民间有“湖广填四川”之说。1840 年四川人口已达3833 万。
清代不仅长江流域人口迁移频繁,台湾、关东、口外等边疆地区,也 开始成为移民热点。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 平定反清的郑氏政权以前,清政府严厉禁止向台湾移民。解禁后福建、广东等地移民才不断迁往台湾西部平原。干隆年间(1736 —1795 年) 台湾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13)。嘉庆 年间(1796 —1820 年) 台湾人口已接近200 万,大部分为闽、粤移民。
清顺治时曾以优惠条件吸引关内汉族到辽东垦殖。后来为保“圣地”之纯洁,康熙七年(1668 年) 废止招民开垦,实行封禁政策。干隆、嘉庆时还多次重申禁垦政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东北除奉天的内地移民较多外,黑龙江、吉林等地都长期处于人烟稀 少的状态。
尽管清政府一再禁止蒙、汉通婚及汉人到蒙古地区垦荒,但汉族人民前往垦种的还是不断增加。康熙时,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省的汉族人民,到蒙古地区垦荒 的就有数十万之多(14)。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开荒 种地,有的成了蒙古王公的佃户。以畜牧为主的蒙古地区,在汉族的影响和帮助下,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
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大批绿营兵携带眷属到天山南北辟田屯种,称为“军屯”。内地的汉人也大批移居新疆进行屯垦,称为“民屯”或“户屯”。促进 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4 、近代的人口迁移
由 于内地人口迅猛增长、边疆局势紧张等原因,清道光以后,我国人口大量向关外、口外迁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轻易地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清廷内外出现了“移民实边”的议论,封禁政策渐渐放松。光绪时东三省全部开禁, 内地移民涌向关外,东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东三省的人口已达1445 万,四年之后的宣统三年(1911 年) 又增至1841 万人(15)。到了民国时期,迁往东 北的移民仍有增无减,并向北部的吉林、黑龙江扩展。从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九年的八年中,迁移到东北三省的人口就有300 万。东三省的总人口由民国十年的2315 万上升至民国十九年的2919 万(16)。
口外蒙古地区也于光绪年间开禁放垦。哲里木盟首先设局招垦,后套地区迅速跟上。尽管“走西口”也是习惯性的人口迁移,但由于自然条件等种种原因,移民规模 比“闯关东”的要小得多。携家带口,迁往口外的汉人以山西、陕西、河北等省的为多。

‘叁’ 中国历史上四次人口大迁移

关于中国古代移民
（一）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故道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至秦、汉之际，此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大体保持在80%左右。 西汉末年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动乱，致"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黄河流域人口受到严重损失。 东汉末年至三国末年前后九十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多，此地区人民纷纷向相对安定的南方逃亡，使"中原户口，十不存一"。 黄河流域及附近地区出现"名都空而不居，百城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结果黄河流域人口比重由80%下降至60%，直至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前，全国人口分布，大致稳定在这一局面。

（二） 发生在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第二次造成了中原人民大量南移。"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官方人口统计只剩约1700万人，总数不到此一历史事件发生前的三分之一。 这次战乱虽仅持续七年(755-763年)，但中原地区人民南迁并没有因战乱的结束而终止，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国时，南迁的中原人民仍相望于道。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的南迁，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现均衡的状况。

（三）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再次导致中原人民南迁，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与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相伯仲，其结果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北方，最终完成了中国人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从此中国社会便进入南盛北衰的阶段。 此后中原人民南迁并未停止。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几次社会大动乱，又 一次次导致中原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尤其是蒙古人、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初，迫使中原人民纷纷南逃避难，而先期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原移民则部分流往岭南。

（四） 赣南客家人因迫于清廷颁布"迁海令"而返迁其祖居地陕南。清统治者颁布"迁海令"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对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强制迁移，隔绝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的反清武装与内地反清势力的联系，防郑再次北伐。 按"迁海令"的规定，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划地为界，令居民限时迁出。"初立界去海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再缩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又再缩十里，凡三迁而界始定。" 广东最早实行迁界和受害最重的是粤东客家人聚居地，"坠县卫城廓以数十计"，"尽燔庐舍，民间积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纵火焚之。乃着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迁海令"实施前后持续约二十年之久。它的施行给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沿海地区的居民带来惨重的灾难，迁民颠沛流离十不存八九，渔舟、商船禁止出海，致众多的商港、渔村变为废墟，阡陌良田也成灌莽荒丘。在此情形下，客家人冒险远走南洋，北返西北其祖地，是理所当然的。

同人口本身的发展一样，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其演变过程也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表现出典型的波浪式起伏。当社会比较安定时，其规模就小，也比较平稳；当社会因天灾人祸出现动乱时，其规模就会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几乎同动乱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例。此外，人口迁移的规模与各个朝代采取的政策也有关系。受以上因素影响，在中国人口迁移史上大致形成了以下几次高潮：

（1）秦代和西汉 秦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人口迁移史上，是属于先驱性的，对以后历代的移民政策影响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实关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第二类是戍边和开发新区，其中最着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汉承秦制”，继续奉行“实关中”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

（2）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着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着名的有管宁。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尽量从境外招收、劫掳人口，包括少数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孙吴派兵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

经过前后近90年的人口大迁移，中国长江流域和长城一线人口增加，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少数民族的迁入，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矛盾，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笔。

（3）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

（4）“安史之乱”隋、唐两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迁移上的作为却远不如秦、汉，原因在于人民在此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饱尝流离之苦，安土重迁，从心理上对人口迁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汉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垦戍边，大多未能终善其事，往往利未见而害先行，教训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组织的人口迁移甚少。直至震憾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的大潮。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5）“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100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着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

（6）元末明初 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镇，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7）清代对台湾的移民 台湾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国版图。17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兵一举收复。此后郑成功组织了对台湾的大移民，不长时间内移民数即达20万人，在全岛总人口中占了大部分。清朝统一台湾后，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即不准移民携带家眷，使之难以在台湾生根，目的乃在于防止台湾人口日增，羽毛丰满后重蹈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覆辙”。直至清代中叶，因大陆人口压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动，从而引起对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湾汉民已逾200万人，比一个半世纪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后期，朝廷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以提供资助和优惠来促进对台湾的移民，为日后的发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础。

（8）清末和民国时期对东北的移民 在历史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为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加上违禁前来的农民，全区总人口至清代中叶仍有明显增长。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源源流入东北，至1840年全区总人口已突破300万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这时全国人口已达4亿人，人口压力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在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皇俄国对东北一直虎视耽耽。在此形势下，满清朝廷遂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如此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压力，为朝廷开了一项财源，又充实了边防。此外，对移民还“酌量给以工本”。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到1910年东北总人口已增至1800万人以上，比1840年增长近5倍。

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九一八”以前估计年均移入约25～30万人，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省，此后移入人数仍很可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区总人口巳近400万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纵观中国整个人口迁移史，清末民初对东北的移民，强度最大，效果最佳，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肆’ 中国古代人民经历过几次南迁

大规模的来讲有三次
第一次在两晋之际，先是西晋内部发生八王之乱（公元290年-公元306年），统治受到严重削弱。然后西部和北部各游牧民族恰逢严寒气候，水草难继，生活困难。所以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向中原，就是旧史书中所说的“五胡乱华”。这又导致中原地区原住民南迁，大规模进入江南地区。
第二次在唐朝安史之乱后（755-763）.安禄山、史思明的部队作战很勇猛，对待老百姓更生猛。以洛阳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遭到大规模破坏。这又促使中原住民大规模南迁。
第三次则是两宋之际。因为北方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接连崛起，如萧峰所属的契丹族和完颜阿骨打所属的女真族，还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所属的蒙古族，还有天龙八部里提到的设置了“一品堂”的西夏所属的党项族，因此，北部边界和西北边境战火纷扰，导致北宋政权最终亡在女真人的铁蹄下。中原人口再一次大规模南迁。
上述三次，都是因为北方或西北部游牧民族南下造成的影响。因为游牧民族凭借武力优势，靠大规模劫掠为生，不事农业生产。这对农耕住民造成很大的破坏。这样游牧民族南下后的初期，总是会引发大规模的居民迁徙。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我国汉政权将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驱逐后，引发了欧亚大草原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这是近代西方大规模殖民之前最大的民族迁徙活动，并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但是一段时期后，游牧民族的政权会逐渐接受中原地区的统治策略和方法，也就逐渐稳定下来。比如清朝的满族。

整理的一些你看看
1.“永嘉丧乱”时期
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腐朽的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着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安史之乱”时期
发生在唐代，约有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
3.“靖康之乱”时期
发生在北宋，1125年金灭辽开始南下攻打北宋，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
4.“金完颜亮”时期
1161年金撕毁了与宋的合约，大举南侵，淮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迫使淮河流域的居民南迁到长江流域，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地。
5.“蒙古兵南侵”时期
忽必烈等上汗位后，于1273年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主要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向珠江流域迁徙，主要迁入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伍’ 中国历史上共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

今天的中国人从哪里来，祖居地在哪里，根在何方，为什么呈现在的布状态，这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中国人从哪里来，这是个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主要有两种说法：中国人种西来说，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都是从非洲迁过来的。由于中国的象形文字和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字比较相像，由于中国的仰韶大发现彩陶的彩绘和以色列比较近似，且由于中国秦汉以前出土的古墓中和田玉比较多，很多人倾向于中国人种西来说。二是中国人种本地说，说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一样，现代人有几个发源地，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发源地。这种观点的学者以中国的仰韶文化和最近发现的许昌人作证据。 无论持何种观点，有一点到是肯定的：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发源于黄河中上游，逐渐东移南迁的，这才形成今天的分布状况。1000年前，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下，不断的东移南迁；元代以后，主要是东西向的迁徙，东西向移民最重要有以下两桩：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和湖广填四川；在清朝中后期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移民方向主要是“下南洋”、“ 闯关东”和“走西口”，主要的移民路线就是：中国的三个人口大省河南、山东和四川，河南向西北、山东向东北、四川向西南迁移，而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浙江人则是下南洋；建国后，先是组建兵团，接着知青支边，继而三线建设，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则是前往东南沿海和出国潮，有的已经移民欧美等世界五大洲。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可以归纳为以下十次。 一、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中原汉族中王室贵族和富户、大户相继南迁，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如：南司州、南徐州、南兖州、南弘农、南新安指东晋南北朝时流亡江南的北方人的侨乡。这很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很多地名都是新什么的，，如纽约，就是新约克郡的意思，还有新奥尔良，新威尔士，都是英国的地名，加上一个“新”字的。就是今天，南方还有很多地名，还是古代中原的地名呢！这次移民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居民还要多。 二、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相对和平的南方再次成为中原居民逃避战火的首选之地。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 三、靖康之耻，天子蒙尘，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关于这次他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 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中原地区的规模宏大的官方移民。有宋以来到明初，华北平原经数百年战乱，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人口大量亡徙。祸不单行，1350年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一场空前的鼠疫之中，华北平原人口进一步损失。1381年，田野广袤，土地肥沃的河南、河北人口都仅有190万，而土地较少的山西人口却达400多万。明王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今天河南、河北、山东有很多人都以洪洞大槐树为祖居地的，这不仅是人们的代代口口相传，也见之于家谱、史册。仅我们的豫西，从大槐树的移民后裔要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家乡很多姓氏，都是那时迁入的，至今已传了二十一、二代。因此上说，古代中原的汉族人一大半已经南迁，今天的中原人三分之一是晋南移民的后裔。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张献忠入川，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更大开杀戒；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万人，一些州县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湖广是个大地理概念，包括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在一个世纪内，四川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当代四川人口中 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后裔，总数达六、七千万人之巨，在成都，这个比例更高，达95％以上。 如朱德在《我的母亲》中介绍，祖先就是湖广填四川时广东迁移过来的，陈毅、聂荣臻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据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走西口，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由于西北晋绥，内蒙古地区地区接近沙漠，土地贫瘠，还由于移民外蒙的汉族，在外蒙闹独立时，被驱逐，移民的数量有限。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形成了今天东北的多数居民。“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闯关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汉族迁入的。明朝末年的汉族人，要么逃回关内，要么变为满族了。为什么要去闯关东，因为随着日、俄势力进入东北，满清对东北的移民禁忌形同虚设，还因为随着日、俄对东北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第三，因为内地曾发生了光绪3年、民国18年、民国31年三次大灾荒，内地居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逃荒到东北，以投靠亲友，并可开种荒地。民国时期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4年。清代、民国时期累计各超过1，000万。可以说，今天东北超过8成人的祖先，都是那个时期的移民。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二是国民政府“以水代兵”， 1938年扒开黄河花园口。一泻千里的的黄河水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三是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1942年（民国31年）河南省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米珠薪桂，饿殍载道。而当年的关中平原，则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多灾多难的中原人民辗转洛阳，或扒火车，或步行，沿陇海路的方向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计，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占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从中原到西北，漫延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即使到现在，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城镇，河南人都占了很大比例，渭南、西安、咸阳占三分之一，宝鸡、天水甚至超过二分之一，以致西宁、兰州都有很多河南人，新疆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河南人。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就是在西安、天水、兰州唱红的。着名作家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全面记录了河南人的逃亡苦难史。 十、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移民路线。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解放军的南下，国民政府的垮台，大批军政人员、家属和富豪逃离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有的甚至远赴欧美。据报道，仅到台湾的就有200万之众，那么，解放时逃离大陆的人员应该不下300万之众。建国后，有几次大的迁徙活动。一是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又有10万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和鲁、豫、赣、蜀等省的农民加入兵团，1974年该兵团人口总数达226万，约占新疆总人口的1/5，占新疆汉族人口的2/5。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10万转业官兵，还接收了本省和京、津、沪、杭各城市知青50万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吸纳了２０多万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自治区内城市的知识青年。虽然后来很多知青返城，但也留下了不少人。二是三线建设：“三线”如果从卫星上俯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 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区投入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大军奔往东南沿海和农民工进城。如深圳，1000多万人，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还有10万大军下海南等；报道说，有一亿多农民工，在城乡间往返、流动，现在有多少已经定居，还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恐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了。四是出国潮，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人出国求学、务工、经商，估计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华人社区，但国人出国的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北美、澳洲和欧洲；近30年来，已经在国外定居的，估计也有几百万人的。

‘陆’ 中国古代共有多少次人口大迁移

是四次
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秦人移民巴蜀，楚人开发西南，燕国开拓辽河流域，都曾作过一定数量的移民。

1、秦汉（公元前221--220）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常来侵犯，每值匈奴战败，常把他们的俘虏移居内地。西晋（公元281—318年）时，匈奴、鲜卑以及氏、羌等族人民移居内地更多。在此时期大量胡人南下，在华北地区曾先后建立了许多小国，大量汉族居民从黄河流域迁移到了长江以南。当时政府更把北方原有州郡地方政府迁到南方，称为侨置州郡。例如有所谓南徐州、南衮州、南豫州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人口迁移。

2、在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北方有契丹族南进；随后又有女真族的金人南下。在南宋时期（公元1133—1279年），华北各地由金人统治，南宋政府迁到临安（今杭州）。这样就有大量女真族人迁人黄河流域，原住黄河流域的汉人又一次大批被迫移居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最大的人口迁移。

由蒙古族人建立的元朝政府（公元1279—1368年）统治了全中国，蒙族人民大量移入内地。

3、1659年满洲人建立清朝统治中国。满族居民大部进入内地，编为八旗，他们生活在广大汉人之中，逐渐采用汉语；同时满、汉之间也互相通婚。清代末期，满人绝大部分留在内地生活。另一方面，东北的满洲地方早期原禁止汉人前去，但因内地人口众多，而且水旱灾害也常发生，黄河下游山东、河北、河南各省人民开始私下到东北移垦，以后由于俄、日帝国主义妄图霸占满洲，清政府也奖励汉人前往，用以充实边疆。

4、清代末年（公元1911年），东北三省人口又增至2，900万。在短短的一百余年中，东北总人口从不到100万增加到2，900万，增长近30倍。这虽然仅是国内地区性的人口迁移，但就其人数之多，增长之快，也可算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柒’ 中国历史上都有哪些大迁徙

1、永嘉之乱

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五胡入据中原后，北方中原人流亡四方，死者不可胜数；晋室南渡建国，中原人士亦随之南移，他们带来先进的技术及资金，又使当时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江南地区得到充足的劳动力。

此后，江南地区冶铁、造纸、纺织、制瓷等技术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建康（今南京）、京口、山阴、江陵、成都、广州成为当时繁荣的都市。

2、安史之乱

在安史之乱后，北民南迁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 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

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3、靖康之耻

靖康之变客观上加强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随着金军的两次南侵，北方各民族人民的家园被毁，广大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出现了历史上又一次南迁的浪潮。靖康之变后，北方的经济重心已然受到很大影响，加之无数难民迁至南方，必然导致经济中心南移。

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北方少数民族也不断融入汉族的生活区域中，南北方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借鉴，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也不断融合。

总之，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迁至南地不但补充了南方的劳动力，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增加了南方的军事力量，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7)中国古代移民有多少扩展阅读：

永嘉以后，胡人盘据中原，他们在武力上是胜利者，但文化上却被汉人同化。五胡的首领多倾慕中原文化，重用汉人，委以国政。如石勒用张宾，苻坚用王猛，北魏拓跋氏用崔浩、李安世，北周宇文氏用苏绰等。

其中鲜卑建立的北魏，孝文帝更推行大规模的汉化运动，胡汉相互通婚，泯灭两族界限。其后，胡化的汉人高欢，与汉化的胡人宇文泰更积极从事民族调和工作。

在南方，晋室定都建康（今南京）后，随之南迁的中原大族，亦积极剿灭山越盗寇，开发江南，其中以广州的发展最着名。自永嘉以后，南、北方皆出现民族融和，扩大中华民族的内涵；亦调和胡汉文化，汉族文化既吸纳胡族文化的精粹，取长补短，下开隋唐文化。

南北文化调和：五胡入主中原前，因北方发展较早，且为全国政治、经济重心所在，故北方文化远高于南方，但南方自孙吴以来，人才辈出，渐进一步成一股具朝气的新兴文化。晋室南渡，中原人仕开始与南方孙吴人接触，视华夏在江南得到发展继续，并把中原文化带到岭南。

经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发展，南北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从此，南方文化大幅发展，渐有凌驾北方之势。然而，南北文化虽得到调和，但仍各自保存特质，如南人灵巧，北人刚直。

‘捌’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

一）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

‘玖’ 中国历史上五次大规模民族迁徙是哪五次

1、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

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 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有 名的五胡乱华。中原汉族中王室贵族和富 户、大户相继南迁，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 出现了很多侨乡。如：南司州、南徐州、南 兖州、南弘农、南新安指的是东晋南北朝 时流亡江南的北方人的侨乡。

2、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汉民南下江淮，西入川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 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 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 乱状态，相对和平的南方再次成为中原居民逃避战火的首选之地。

3、靖康之耻，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

关于这次大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 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今东南各省，甚 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这次 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 “客家人”族群。

4、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 从山西南部向中原地区大规模移民

有宋以来到明初，华北平原经数百年 战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 代，人口大量亡徙。祸不单行，1350年蒙 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一场空前的鼠疫之 中，华北平原人口进一步损失。明王朝驱 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 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今天河 南、河北、山东有很多人都以洪洞大槐树 为祖居地的，这不仅是人们的代代口口相 传，也见之于家谱、史册。

5、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 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 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 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 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 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 “下南洋”。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 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 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 直至近代，都有中国人移居东南亚。 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 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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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有几次大的迁徙活动：

1、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又有10万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和 鲁、豫、赣、蜀等省的农民加入兵团，1974 年该兵团人口总数达226万，约占新疆总人 口的1/5，占新疆汉族人口的2/5。黑龙江生 产建设兵团，当年有10万转业官兵，还接收 了本省和京、津、沪、杭各城市知青50万人。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吸纳了20多万名来自 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自治区内城市 的知识青年。虽然后来很多知青返城，但也 留下了不少人。

2、“三线”建设：如果从卫星上俯 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 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 广大山区腹地，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 区的13个省、区投入巨资，吸纳400万工人、 干部、知识分子等，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 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3、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大军奔往东 南沿海和农民工进城。报道说，有一亿多 农民工，在城乡间往返、流动，现在有多少 已经定居，还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恐怕这是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了。

‘拾’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人口大迁徙

中国历史上有四次人口大迁徙，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蹚古道、下南洋。

1.闯关东

闯关东，是指在清朝后期以及民国时期，大批中原、江北的老百姓由于自然灾害，清政府号召移民实边等原因，被迫或主动跨过山海关以及渡过渤海，到东北地区闯荡，垦荒和定居的过程。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闯关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 有史以来 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 清朝 顺治年间到 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 山东、 河北、 山西、 河南及皖北、苏北等地的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

2.走西口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着名的四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西口，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西口是晋商、陕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晋北人，陕北人，河北人。后西口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以及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

3.蹚古道

“蹚古道”：陕西商人有三大历史贡献，一是“丝绸之路”，与中外商人开辟通往世界的商业大道；二是陕康藏定茶马古道之行，民间称为“蹚古道”；三是去蒙古做生意称为“走西口”。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对稳定和开发边疆意义重大。关陕商贾“蹚古道”的历史无人提起，几至挤进历史的夹缝被人们淡忘，庆幸的是近年来引进了学术界的重视。

陕商通过“秦蜀古道”走向巴蜀（主要是康定,有的商人走向新疆等西北地区，还有的走向印度和东南亚。在康定分成2条路线，一条向西经昌都、拉萨走向国外，一条经大理、腾冲走向国外。），因是在古道间反复行走，称为“趟古道”，而“趟”的异体字是“蹚”，“蹚”还有踩山踩水路，试探、随大家一起之意，所以书面上写成“蹚古道”。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用词的巧妙。

4.下南洋

南洋指东南亚较深区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为主的区域，也包括斯里兰卡等等。阿拉伯海以东的属于南洋（中东和东非属西洋）。中国人去南洋区域活动（官事、经商、打工、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或走南洋。郑和下西洋（前期是下南洋）之前，官员和老百姓走南洋是小规模活动。元朝时期有过元爪战争。

欧洲列强统治南洋各区域时期希望引华人去开发，加之中国几次大乱，讨生活的移民出现了洪流。明末、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人去东南亚经商（海上丝绸之路）、打工、乃至迁徙到东南亚（起初的主要动因是建立和统治印尼的荷兰当局来华南招工），规模巨大，纳土纳群岛就是华人建国的。

(10)中国古代移民有多少扩展阅读：

《汉书》里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然而，纵观两千余年的历史，几乎在各朝各代，中国人都有过规模相当大的迁徙。

中国人口的迁徙，在近代以前，其大方向主要是由北至南。北人一次次南迁，造就了南方文化与经济的繁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客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