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票号在哪里

Ⅰ 票号为什么率先由山西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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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看今：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及启示

2017-03-31 06:35

三、小结

晋商票号盛极而衰，究其衰落的原因，除了由于战乱导致的时局不稳定外。两个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是实体经济的衰落和官方银行的加入，19世纪70年代，外商在丝绸和茶叶上进行价格战，导致华商的衰落和破产。当时，票号的放款是纯信用贷款，无任何抵押物。因此，丝绸和茶叶商户大范围的破产导致大量坏账无法收回，信用危机迅速蔓延，很多票号因挤兑而破产。另一方面，由于连年战乱，国库空虚。清政府看准票号的盈利能力，1905年，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其后，又成立“交通银行”以及一些省办的银行。官方银行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政治力量，迅速发展，很快就垄断和控制了金融业。历史的轮回总是出人意料的，随着利率市场化，现代商业银行逐渐脱离了政府的保护，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现代商业银行转型升级，必须首先进行由内而外的市场化改革，回顾晋商票号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其管理之先进，有许多方面仍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在长期的政府保护下，现代商业银行最缺乏的就是创新精神，因此，现代商业银行转型升级首先要对思想进行转换。需从原有官僚守旧的思维转换为高效、与时俱进的思维模式。

其次，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战乱，封建体系的破除与改革开放。在一系列的转换中，旧的制度已被打破，传统文化丧失，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诚信的缺失是当今社会的通病。作为以信誉立足的机构，现代商业银行如何能够做到爱惜羽毛，建立诚信至上的企业文化，防范道德风险，值得我们思考。

最后，企业立足之本在于人，如何能够吸引人才，选拔人才，留住人才，建立公平的内部晋升环境；如何能够有效激励人才，将其个人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绑定，是现代商业银行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Ⅱ 日升昌票号是什么意思

日升昌票号（中国第一家票号）一般指中国票号博物馆，中国票号博物馆位于平遥县西大街日升昌票号旧址，1995年10月18日建馆开放。

日升昌票号前身为“西裕成”颜料庄，财东李大全和掌柜雷履泰于清道光四年出资30万两银改营，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以“汇通天下”着称于世。票号博物馆占地面积1963 平方米，建筑面积2414平方米，三进院落，100余间房屋。

(2)中国第一家票号在哪里扩展阅读

日升昌以首创票号闻名于世。然而，当亲眼见到日升昌旧址以后，就不能不对其建筑风格也产生赞叹！日升昌前临繁华街市，后通幽静巷道，占地1600余平方米，有大小建筑21座，形成一座完整的、功能齐全的商业店铺院落、其建筑风格，既有商业建筑的共性，又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

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日升昌的建筑为深入了解和研究历史文化、商情商俗、建筑艺术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旅游资源。作为商业店铺，日升昌总体布局呈现一种外雄内秀，主从互补，正倒结合，精简有别，突出实用的自然美感。

Ⅲ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什么创立于什么时候

中国在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晋商知名票号：日升昌。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店储蓄.下款.汇兑业务流程的个人金融企业，开中国商业银行之先例。创立于清道光三年，由山西省平遥县西达蒲村富豪李大金注资与经理雷履泰一同创立。总号设在山西省平遥县城里热闹步行街的西大街南路，占地1600平方米，分号达35处之多，覆盖全国。

从清道光初期创立票号到停业，经历一百多年，以前“执中国金融业之牛耳”，分号覆盖全国35个一二线城市，业务流程远至欧美国家.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知名，被余秋雨老先生称为中国地面各式各样金融机构的“农村爷爷”。（余秋雨《抱愧山西》）就这样一座小小的庭院，开中国中华民族商业银行之先例，并一度控制十九世纪全部清朝的支柱行业。

Ⅳ 中国票号博物馆的发展历史

综述
清代康、雍、乾、嘉年间，本城当铺、账局、钱庄、银楼等组织已初具规模。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市楼碑志载，平遥商号700余家，其中金融字号有25家。商业金融并重的行业优势，为票号在乎遥首创成为最现实的可能。
嘉庆年间
嘉庆年间，在平遥众多的商号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总号设在城内西大街，财东是西达蒲村李家。西裕成商号经营多年，资力雄厚，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先后在汉口分庄和京师分庄任经理的雷履泰，在经营同乡、亲友少量汇兑银两的过程中，借鉴古代飞钱、便钱（或便换）的经验，克服账局只营货币借贷不经营汇兑的缺陷，逐步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当雷被调回平遥总号任理时，建议东家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经财东李大全同意，投资30万两文银，于道光三年（1823）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意在如日东升，生意昌盛。雷履泰出任总经理（大掌柜）。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解决了国家银行未出现前大宗项银两往来的困难，并很快在全国4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号，票号业务搞得红红火火。
道光六年（1826）
道光六年（1826），在平遥城多年经营数家商号的介休县北贾村大财东侯培余，早已十分关注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状况。侯趁日升昌协理（二掌柜）毛鸿翱与总经理雷履泰发生矛盾退出票号的机会，重金聘请毛并委以重任，先后将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钱铺、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细布庄。新泰厚绸缎庄等5个商号均改营为票号，组成了着称于世的平遥“蔚”字五联号。道光十八年（1838），日升昌财东和掌柜议定，由日升昌票号出资，成立日新中票号，以增加与蔚字五联号的抗衡力量。从此，平遥票号发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号中最早的平遥帮，走过了乎遥票号的初创阶段。
道光二十年（1840）-咸丰十年（1860）
在平遥票帮形成的同时，邻近的祁县、太谷大财东也争相效仿。先后有太谷志成信、祁县合盛元等票号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号中的平、祁、太三帮。正当平遥票号初创不久、稳步发展的时候，道光二十年（1840），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制度逐步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久，又发生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连年，使平遥票号一度进入曲折期。尤其南方各分庄，或遭抢劫或收撤，“伙友人身不得安宁，财产银钱难以避险”，汇兑业务无法正常进行。平遥票号面对困境，一方面不得不暂撤分庄，缩小规模，裁汰人员，减轻负担，以曲求伸；另一方面，仍在迎难而上，顽强奋斗。咸丰三年（1853），榆次聂店村大财东王栋在乎遥南大街又设立了协和信票号；咸丰六年（1856），又与本邑王智村米秉义共同投资，设立了协同庆票号。在咸丰九年（1859）前，由蔚字五联号创始人毛鸿翔等人投资，设立了蔚长厚票号；咸丰十年（1860），祁县大财东渠氏父子，又在乎遥城南大街设立了百川通票号。平遥票号发展到11家。
咸丰十一年（1861）-光绪十六年（1890）
咸丰十一年（1861）始，平遥票号进入蓬勃发展期。同年，介休县北辛武村巨商冀家，看好票号发展势头，将在城内东大街经营多年的乾盛亨布庄改营票号，带动了票号业的发展，成为平遥票号发展的重要标志。此后30年间，相继成立的票号还有：谦吉升、其昌德、云丰泰、松盛长、祥和贞、义盛长、汇源涌、永泰庆等，共计达到20家。平遥票号在各地的分号遍布全国68个城市和商端口重镇，分号总数增加到367个。光绪六年（1880），在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上海有14家平遥票号分号。光绪七年（1881），在素有九州通衢之称的汉口，有山西票号分号32家，其中平遥票号分号达16家之多，占半壁江山。光绪十一年（1885），在河南开封集中了乎遥票号7家分号。光绪十六年（1890），蔚丰厚票号不远万里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分号。平遥票号在全国各地没立的分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汇通天下的主力军。平遥票号进入发展期后，业务不断扩展。由前期以商业放款、汇兑为主和兼办捐生捐纳，大量转向揽办军饷、协饷、赈款、税银汇解等官款业务，成为清户部银行成立前清政府的重要金融工具。与此同时，平遥票号在发展中优胜劣汰，不断分化，一些先天不足，经不起金融风潮冲击的票号很快被淘汰。其间，有云丰泰、祥和贞、松盛长、谦吉升、义盛长、汇源涌等6家票号先后倒闭。
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二十五年（1899）
光绪十八年（1892）后，平遥票号进入鼎盛时期。其表现除规模扩大、形成遍布全国的分号网络，为国内外贸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和服务外，更主要表现在承担了清政府财政和银行的部分职能，平遥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较大的票号，多有清廷高级官员作后台。日升昌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和庆亲王、赵舒翘等，蔚盛长交好庆亲王，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蔚丰厚交好赵尔巽、袁世凯等.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答应赔款2亿两白银。甲午赔款变为向英、法、德、俄四国借款。借款和赔款，每年偿还本利2000余万两，全部由各省按期解往上海江海关道衙门，以备交付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这就大大增加了票号汇兑量和经营资本。平遥票号成为汇解借款的重要角色。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将应解英、法、德、俄的8．5万两白银，交平遥票号蔚盛长、日升昌和祁县票号合盛元共同承汇；后又交蔚盛长单独承汇15万两白银。河南巡抚刘树堂集银11万两，交蔚盛长、日升昌、新泰厚等平遥票号分别承领汇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西巡抚黄树森筹银15万两，交百川通票号汇解江海关投纳。同年，四川总督奎俊筹凑23万两白银，交协同庆等平遥票号汇解江海关兑收；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应骤迫挪凑白银36万两，交协同庆票号汇解江海关查收；革职留任的福州将军裕禄拨汇英、德借款12万两白银，发交蔚泰厚票号和南方源丰润票号共同承领，解赴江海关道库交纳；陕西巡抚魏光焘，两次汇解白银12万两，均交协同庆票号承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三十二年（1906）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打进北京，清王朝岌岌可危，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迫离京，逃往西安。“国难当头”之时，平遥票号全力承担了国家财政职能，对“两宫”西行的一切费用、军支等，一概接纳办理。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途中路经平遥时，在协同庆票号总经理赵德溥之子赵鸿猷院落设立行宫，平遥票号声誉更加高涨，票号东家、掌柜以及伙友也身价倍增。平遥票号还与祁、太票号多次承办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库款汇解和现银运送，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对此十分感激。商业汇兑政治化，迅速提高了票号的社会政治地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宫”回京后，对山西票号大加赞誉。清廷急令在京开设票号的商人“刻期来京，规复旧业，以便宫民”。平遥票号“无不闻之喜悦”，纷纷赴京复业，并又开展了庚子赔款的新债汇兑业务。这一阶段，汇兑数量大，时间要求紧，平遥票号盈利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达到了顶峰。在乎遥票号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有永泰裕、宝丰隆两票号分别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遥票号累计总数占全国先后成立的51家票号的43．14%。
民国时期
民国3年（1914），正当平遥票号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创后处于危机之中，祁县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庄涉案。与之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庄，尽管力所不及，但出于情面和为了维护数十年的信誉，由分庄经理侯垣出面，为其举债担保。合盛元北京分庄经理却逃匿无踪。检察厅向担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吓之下，侯垣与伙友携账于是年农历九月初一连夜离京回平。次日债权人告状，日升昌北京分庄被立即查封。随之，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时任日升昌总号经理郭树藏身躲避，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十一月十二日，已离号的原协理梁怀文为解救财东挺身而出，进京前往审判厅报到。消息传开，波及全国。日升昌票号被迫破产整顿。从此，平遥票号开始走向整体性衰落。
日升昌的衰落，很快影响了其他平遥票号。先后有协同庆于民国2年（1913），蔚盛长于民国5年（1916），百川通于民国7年（1918），蔚长厚于民国9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宝丰隆等于民国10年（1921）相继倒闭或歇业。其间，蔚丰厚票号于民国5年（1916）5月招集新股，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后于民国9年（1920）倒闭。日升昌票号在破产整顿中，梁怀文开诚布公，和盘托出，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谅解和信任，日升昌暂免破产。民国12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经债权人同意，由债权作股东，保留日升昌招牌，重新复业。梁怀文担任总经理，勉强维持经营，然规模已大大缩小，分庄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余全部收撤。民国21（1932），日升昌改营钱庄。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合上历史的最后一页。历时一百余年的平遥票号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时期
票号发展到鼎盛时期，也隐伏着危机的到来。平遥票号危机期集中反映在清末民初。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袁世凯组成北洋政府，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平遥票号也同时受到重创。据天成亨等12家票号战事损失统计，在成都、西安、太原、京都、天津、自流井、宁夏等7处，损失现银达133．59万两，衣物折银达30．86万两。以上除太谷锦生润、祁县存义公两票号损失现银5.59万两外，其余都为平遥票号的损失。同时，票号在全国信用大危机中的社会信誉损失更是无可挽回.平遥票号大规模遭受损失的消息传开，外欠则处处倒账，难以收回；欠外则人人逼提，难以应付。从此，平遥票号一蹶不振，开始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加之清末民初，外国银行大举入侵，竞争更加激烈，票号地位逐日下降；清政府国家银行和各省官钱局相继成立，分夺票号利权；票号中不少东家、掌柜又“泥古不变，夜郎自大”，“骄满颓腐，全无新识与改进勇气”，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发生。蔚丰厚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面对危机，大声疾呼，函劝总号并通告各地分号，提出“外间银行林立，暗夺我之生意，非自立银行，难以抵制”的革故鼎新之策，倡议票号实行大联合，组织股份银行，增强竞争能力，以度难关。但一直未被思想保守的总号东家和掌柜所接受，票号改组终成泡影，成为平遥票号史上一大憾事。

Ⅳ 中国第一家票号叫什么名字

晋商着名票号：日升昌

日升昌
中国第一家票号 ——日升昌，坐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是中国现代银行的开山鼻祖。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着名，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余秋雨《抱愧山西》）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作为晋商文化的杰出代表，其建筑风格和规模都具典型，但又有其特殊性。日升昌票号采用三进式穿堂楼院，即体现了晋中民居的传统特色，又吸收了晋中商铺的风格，达到了建筑艺术和使用功能的和协统一。曰升昌占地1386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共有21座建筑，正院沿南北纵轴线，东院为狭长的南北小跨院，西院为日中新票号。（日中新与日升昌均为达蒲李氏的财东）， 如今的日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票号是清代出现的一种金融机构，而开办最早的票号是日升昌票号，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

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端口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 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票号是很能赚银两的生意，估计从道光到同治年间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分红达2OO万银两以上。 李氏经商，对商号的经理实行聘任制，所以李氏最重视对经理的挑选。经理人选一经选定，便任其行事，平时概不过问。只是到结账时，方听取经理汇报，最后分红取利，确定经理是否继续聘任。

在经理的使用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李氏聘任雷履泰出任票号经理后，对雷十分信任。但是雷氏为人心胸比较狭窄，对票号业务不论大小都亲自过问，不让二掌柜毛鸿（岁羽）插手，甚至在他生病时也不放手。毛氏对雷的这一做法很有意见。一次，毛氏趁财东李氏看望雷履泰病情的机会，向财东建议因雷氏病重，可让雷回家休息养病。财东觉得这是对雷氏病情的关怀，便采纳了这一建议。不想雷氏对此做法十分愤恼，暗中通知各地分号结帐，准备向财东交待账目后提出辞职。财东李氏得知雷履泰要辞职，便看了慌，急忙到雷履泰家中问候。原来雷履泰认为毛氏想趁他生病之机夺票号业务大权，而财东又采纳了毛氏让雷回家休息的意见，雷又不得不返家休息，故以辞职要挟财东。李氏考虑雷履泰业务能力强，如果他辞职不干，将给票号带来极大的损失。便婉言请雷履泰留任，但雷毫不松口。李氏情急，忙下跪求雷。雷履泰见财东给了自己面子，这才取消辞职打算。从此，财东李氏独信任雷氏，雷履泰也竭尽全力经营，终于使日升昌成为票号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为财东李氏赚了大量的银两。

一九一四年农历九月，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该号之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大公报》上曾有人撰专文分析其倒闭之原因，兹节录其文于下：“日升昌至道光年间改为汇兑业，其东家李姓，山西平遥人。同、光年间，其营业之发达，实为同行之冠，各省设立分号二十四处，其殷实可知。以如此殷实之票号，忽然一败涂地，其倒闭原因有以下数端：一、日升昌营业之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此其一也。二、日升昌之款项，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百两亏至三十五两及五六十两。此种亏耗实足令人惊异，此又一也。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五百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遑论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均未停利，此项亏耗又其一也。以上三项，均该号中亏折之远因。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之大原因为广西之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此不能得东家之欢心，梁无可奈何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为之瓦解。第三，京号经理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有此三种近因，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

清代中叶，由于商 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产生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机构，称为“票号”，也称“票庄”，或“汇兑庄”，这个行业为山西人所包揽，又被称为“山西票庄”，它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其中最大的票导是平遥人雷履泰开设的“日升昌”，它原是颜料行，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转为票号，其它还有“南通北达。二盛二协”，即日开通，口升达、百川盛、万源盛、协同庆、协同泰。这几家大票号的总号设在平遥，分号除京城外，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及商端口码头，平遥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

日升昌曾以“天下第一”、“汇通天下”而闻名。票号集中在西大街，日升昌就在此街，沿街厚木排门，檐下彩画，挂店名牌横匾，院屋第一进为柜台、账房。二进为职员住处、客房；三进是二层楼房，楼下是花厅，楼上为仓贮和伙计住处，最后进是贵宾及高级职员住处。西侧有廊道可通马车、备有马厩和马馆住处。城里还有店主雷履泰的私人住宅。
平遥票号经历了一百年的历史，1910年以后近代银行业兴起，银行的经营方式比票号先进，特别是大银行都是以外国资本为后盾，中国土生土长的票号斗不过外国的洋币外钞，票号很快就衰落了。更由于山西票号与清朝政府的经济相互依存，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被推翻，票号就逐渐衰落而被时代所淘汰。

Ⅵ 什么是日升昌票号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创建于清朝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端口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着称于世。日升昌票号创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县相竞效仿。日升昌的诞生与发展，有利地促进了全国金融流通，加速了资本周转，对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掀开了中国金融史的光辉一页。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坐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Ⅶ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什么

一、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晋商着名票号：日升昌。

二、日升昌简介：

1、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

成立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由山西省平遥县西达蒲村富商李大金出资与总经理雷履泰共同创办。

总号设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内繁华街市的西大街路南，占地面积1600多平方米，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

2、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端口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 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山西平遥日升昌票。

三、汇通天下：

位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古城平遥县城内。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日升昌票号成立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由山西省平遥县西达蒲村富商李大金出资与总经理雷履泰共同创办。总号设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内繁华街市的西大街路南，占地面积1600多平方米；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商端口重镇。日升昌票号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

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着名，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余秋雨《抱愧山西》）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Ⅷ 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它是如何开创金融业务的先河的

在中国古代，如果人们需要带很多钱出门的话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做生意的需要大笔金钱交易的人，就需要有一个异地存取款机构，于是在商业发达的山西地区就诞生中国的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从清朝道光初年成立到歇业，前后历经一百多年，分号遍及全国，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地，以"汇通天下"而着名。

道光皇帝知道银子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通过日升昌的汇兑业务从全国各地平安运到了上海后，感叹道日升昌不仅能汇通一地，简直是汇通天下。自此之后，"汇通天下"成了日升昌的一块金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