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多久发生疫情

1. 中国古代有什么重大瘟疫及具体发生年限

1、公元196年，据张仲景在其着作《伤寒杂病论》中记载，外感热病及当时的烈性传染病，被统称为“伤寒”，得了伤寒的人中的三分之二都不治身亡了，可见当时疫情的严重。

2、公元217年，疠气流行，根据曹植《说疫气》的记载，疠气导致很多人的死亡，有的甚至全族覆灭，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惨状。疠气是由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导致，而当时的老百姓却信鬼神之说，可见当时百姓的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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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的种类：

1、流感

起源于公元前412年的古希腊时期，是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病，传播范围广，死亡率高。

2、鼠疫

源于中东，传播速度极快，持续时间也很久，历史上有一次着名的鼠疫，也就是被称为“黑死病”的那次。

3、登革热

患有登革热的人会产生关节、肌肉的疼痛，是一种热带传染疾病。它产生的原因是伊蚊传播的病毒进入人体，在20世纪末，我国东南沿海等地也曾有许多人感染此病。

2. 中国古代疫情发展史：古人是怎么防疫治疫的

古人怎样应对疫情的，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几乎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历程。几千年来，瘟疫一直就是威协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头号敌人。为了延续生命，古代人民不断探索对瘟疫的认识和防治，经历了一个从懵懂无知到科学防治的艰辛过程，积累了丰富的防治措施。

3. 疫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疫情是2019年12月19号开始爆发的，我希望中国以及世界各个国家都能快点好起来。对于这种新冠病毒的来源，一直是争议不断，众说纷纭。2020年1月10日，复旦大学张永振团队首次研究并公布了该病毒基因系列，此后对于该病毒的来源、传染途径以及基于各种宿主的争议达到高潮。

新冠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 ，是指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发现了多例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证实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4. 中国疫情爆发的具体时间

2019年12月底。

2019年12月底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月19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凌晨通报：截至1月17日24时，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62例，已治愈出院19例，在治重症8例，死亡2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

14亿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同疫情展开顽强斗争，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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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情防控：

1、全力搞好疫情防控。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在防护、隔离、检测、救治、追踪等重要领域采取有力举措，尽快遏制疫情在全球蔓延态势，尽力阻止疫情跨境传播。要加强信息分享，交流有益经验和做法，开展检测方法、临床救治、疫苗药物研发国际合作。

2、发挥世卫组织领导作用。在谭德塞总干事带领下，世卫组织为领导和推进国际抗疫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赞赏。当前，国际抗疫正处于关键阶段，支持世卫组织就是支持国际抗疫合作、支持挽救生命。

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世卫组织政治支持和资金投入，调动全球资源，打赢疫情阻击战。

3、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人类终将战胜疫情，但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来说不会是最后一次。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

中国支持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这项工作需要科学专业的态度，需要世卫组织主导，坚持客观公正原则。

4、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有条件的国家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遵照世卫组织专业建议，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复学。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尽力恢复世界经济。

5、加强国际合作。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际社会抗击艾滋病、埃博拉、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重大疫情取得的重要经验，是各国人民合作抗疫的人间正道。

5. 中国历史上瘟疫都发生在什么时候有哪些防治经验

瘟疫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时不时地暴发。它是各种急性传染病的总称，种类非常多，天花、伤寒、鼠疫、黑死病等，是我们熟知的瘟疫。瘟疫的传播性强度不一，危害性大，令人猝不及防，大家不免谈疫色变。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疫灾的记载。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疾年”的记载，表达出当时人对瘟疫的初步认识。秦汉以来，有关于瘟疫的记载较为丰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的瘟疫有很好的帮助。总体上看，中国的疫灾频度总体上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

汉代发生的瘟疫明确记载的有42次，主要发生在三类地区：一是南方和东部等气候温暖湿润地区，二是人口众多的京师洛阳，三是行军打仗中。东汉时，南方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疫病，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荆州、九江、庐江、会稽诸郡；首都洛阳共有5次疫病发生，这显然与京师人口众多，疫病容易流行有关。疫灾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也很紧密，数据显示，水、旱、饥荒与疫灾的关系最为紧密。

一、暴发时间一般较长，短暂几个月，长则数年。这对疫区的民众来说杀伤力大，死亡率较高。如果是在王朝的后期大规模暴发，容易动摇政府的统治。东汉、明代的末年都是瘟疫流行。清末也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瘟疫，特别是东三省的鼠疫，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是重大打击。

二、范围较广，每次疫灾可能涉及多省，每个时期涉及多地。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重灾区，都城是重灾地，这与人口密集有很大关系。

三、从季节来看，春夏季较多，秋冬季较少。我们不能期望瘟疫在天气转暖后自然消失。

在与瘟疫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一是通过祈福、求神实施禳灾，二是政府积极指导救治。历代政府一方面派遣使者、太医等到疫区调查，治疗，送药，另一方面会组织患者隔离。唐政府曾屡次命令地方各州誊抄药方、方剂，控制疫病传播，抵制巫医误诊，玄宗时下令抄写南朝时期陶弘景撰写的《神农百草经》，不久又组织编撰颁布《广济方》。可以看出中医应对瘟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经验。

瘟疫传染性强，及时处理尸体也是阻止瘟疫蔓延的必要措施，历代政府和慈善组织、个人都有出资掩埋尸体的措施。

实际上，很多瘟疫的消亡我们并不清楚原因。2003年的SARS病毒当时究竟是如何消失，我们其实长时期也不清楚。中外历史上，瘟疫横行曾多次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难以避免，成为大自然与人类相处的方式之一，人类虽然不欢迎它们，但要有接受它们的心态。

大灾大难时，肯定会造成大规模的损失，瘟疫首先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其次会带来大量的次生灾害，短期内肯定会带来经济的衰落，但多难兴邦，一般都会走出来，迎来下一阶段的繁荣，社会还会焕发新机。黑死病在第一次大流行时持续了7年（1347-1353），欧洲有1/3以上的人死亡，但却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开始了身体解剖和思想的启蒙，诞生了欧洲文艺复兴。瘟疫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促进了社会的新陈代谢。

瘟疫暴发，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会折射世间万象，特殊时期，也更考验人性，出现各种平时无法想到的状况。对于处于困境时期的人类来说，如何生存下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防护物资紧缺，生活、生产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提醒我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互相支持，尽量节省物资，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要随意浪费！

我们所烦恼的事，可能有九成都不会发生，但未雨绸缪，还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利用身边的条件多保护自己，关爱他人，病毒早晚都会消失，不要过于惊慌，实际上，恐慌用来对付病毒这样看不见的敌人是没有用的。大家熬过这次疫情，各国经济会逐步恢复，当然，有些国家恢复得快，有些稍微慢一些。很多产业布局、组织形式，甚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次疫情会发生改变。

6. 一九一几年到一九一几年中国发生过疫情

2003年发生过非典，非典型肺炎，2019年又发生了新冠疫情，很多啊，20 00年的时候还发生过杀死病毒。

7. 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疫情

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背后其实有《三国演义》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瘟疫。

《三国志》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唐朝天宝十三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南诏坚壁清野，唐军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最终大败，不但留下了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的惨痛记忆，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令大唐王朝由盛转衰。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元史》记载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时，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

方议班师，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在明亡清兴之际，瘟疫的暴发也曾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史载，1641—1643年北京连年大疫，《崇祯实录》称：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疫情十分惨烈，甚至导致北京守城军队严重缺额，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

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幅员广大的中华大地，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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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防疫有丰富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瓶颈。

第一个瓶颈是缺乏组织性防疫。这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局限性决定的。有的统治者残忍无道，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遇到疫疾，大臣都要求退兵，他竟然说，这是“天命”，我只要征服四海，不用担心没有人民。有的统治者虽然提倡仁政，但所采取的一些防疫手段也只应用于朝廷官员。

在民间，每当瘟疫流行，地方政府与社会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收容、散药等工作，没有持续性。明代学者吕坤曾疾呼，每个州都应该拨出专款，用于培养医生和购置药材以应对疫灾。但在落后和纷乱的封建时代，这些呼吁根本无法实现。

另一个瓶颈是防护技术不足。虽然认识到疫病会传染，但无法根本性阻止。这种局限给古代防疫带来伦理难题，引起宋代学者的讨论。南宋经学家程迥看到有家属离弃染病的亲人，于是说疫病是天时不正引起的，不会人传人，要求人们留下来照顾病者。

朱熹则认为应该公开真相，让人们在了解的前提下去自主选择救护亲人。南宋教育家欧阳守道进一步指出，气接则病，气不接则不病也。但是古代条件下，如何令气不接”一直缺乏手段。吴又可虽然认识到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但也感慨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受科学技术因素的制约，古人无法知道空气中有不同大小的病原颗粒，不能发明相应的隔离防护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

8. 中国疫情首例发现时间是什么时候

2019年12月底。

2019年12月底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月19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凌晨通报：截至1月17日24时，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62例，已治愈出院19例，在治重症8例，死亡2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

14亿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同疫情展开顽强斗争，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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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3日10时，武汉“封城”。

2020年月23日上午，浙江省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2020年1月23日晚，湖南省和广东省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2020年1月24日，北京、上海、天津、安徽、重庆、四川等地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大型活动，取消；活禽和野生动物，禁售；旅行社团队游，停止；公共场馆，限流、测温；火车站、高铁站、汽车站、飞机场，消毒、通风、重点防控……一系列应急措施以冲刺的速度出台，筑起护卫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一道道防线。

当农历新年的阳光洒向神州大地，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

在这样的时点召开这样的会议，史无前例。

9. 中国古代什么时候发生鼠疫

宋末元初
12～14世纪是一个血与火交织的世纪，宋金之间、金元之间、宋元之间进行的战争贯穿始终。蒙古军队带来了鼠疫。
粗略估计，在从金泰和七年（1207年）至蒙元至元七年（1270年）或稍后的大约七八十年间，北方河南等七区人口损失2500万，南方四川、江西赣州、福建损失人口约1070万，假如广东人口损失为100万，合计上述各区人口死亡约3670万。其中应有70%左右的人口死于鼠疫，即疫死人口多达2570万，占金泰定七年全国14500万人口的17.7%。这一数据表明，金元之际的鼠疫流行对于人口的影响巨大，全国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是疫。
蒙古铁骑驰骋欧亚大陆，重要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征服，而是生态的巨大扰动。草原上的平静被打破了，马蹄，车轮滚滚，大量的人口往来穿梭，大批的物质南下北上。人与草原上的各种啮齿动物有了更多的亲密接触，蚤类也找到更多的寄主。于是，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或者跳蚤，或躲藏在马车上的谷堆里，或夹杂在战士们的皮袄里，随着蒙古战士的马队，开始了长长的征途。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广泛分布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星星点点，不计其数，铁骑所至，踏起一片烟尘，在战场，在宿营地，在避难所，人与染疫的鼠蚤有更多的接触。随着战事的进展和军队的移动，区域性的动物鼠疫流行转变为跨区域的人间疫情。于是，在华北，在岭南，在江南，在西南，在中亚，到处都有人间鼠疫的流行，到处都有死亡者的呻吟。一系列的重大疫情改变了各个区域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从鼠疫史的角度看，元帝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站在欧洲看中国，还是站在中国看欧洲，都是如此。
元帝国的征战结束以后，中国境内的鼠疫流行，重新成为区域性的了。下一次世界范围的鼠疫菌之传播动力，不再是草原骑兵的马队和车队，而是中国海、太平洋、印度洋上往来的货船。中国境内的长距离疫情传播，也主要依靠沿海港口的海上航船。内陆地区的传播，在以步行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时代，传播的范围有限。生态变迁与社会变迁互为条件，共同构造鼠与跳蚤的历史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