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旋律保存多久

❶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词牌名有，文字流传了下来。曲调却一点也没有呢

词牌名是词牌名，曲调是曲调，一般都是按词谱调的，没有说一首词只有一个调。

❷ 我国音阶可以肯定在多少年前已经形成

我国音阶可以肯定最晚形成于晚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

将调式中的音，从以主音开始到以主音结束，由低到高（叫做上行），或者由高到低（叫做下行）以阶梯状排列起来，就叫做音阶。

音阶是调式的一种形态，全称叫做调式音阶，音阶一定是调式，调式不一定是音阶。

直白来讲：调式就是我们听歌曲所听到的旋律。音阶也是旋律，它只是旋律的一种。

调的结构形态，侧重于就音列内部各音之间音程关系的规格来指称音列。

音阶中的每一个音都可以当主音以建立调式，可形成7种不同的七声自然调式。

凡是具有趋向平均性质的音阶，在同一音阶中选取不同的音当主音时所形成的调式都相似，内部不能再区分为不同的调式，只是主音的音高可以有所不同而已。

音阶自然大调基本为：“全全半全全全半”，自然小调为：“全半全全半全全"。

❸ 古代音律

中国古代音律：“宫、商、角、徵、羽”是我国五声音阶中五个不同音的名称，类似现在简谱中的1、2、3、5、6。

即宫等于1(Do)，商等于2(Re)，角等于3(Mi)，徵等于5(Sol)，羽等于6(La)。

五音是指角、徵、宫、商、羽，其对应五行五脏是木、火、土、金、水及肝、心、脾、肺、肾。五音不止对脏腑相应，而且对相关的脏腑十二经络都有相应震动刺激的作用。其五音的正确音应该是以河洛语言系统为正确，如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较为适合。

古代有五音和七音，这个“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音阶，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再加上变宫、变徵，就构成了七音，与今天的七音阶对比是：

宫 商 角 变徵 徵 羽 变

1 2 3 4 5 6 7

七音中，以其中任何一音为主（即作为乐曲主旋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音），就构成了一个调式，不同的调式，因而也能产生不同的音乐效果。

古代有六律，只古乐的十二个调，它包括黄钟、无射等六个阳律以及大吕等六个阴律，十二律不但各有特定的名称，而且还有固定的音高，如黄钟相当于今天西乐的C调，无射相当于A调等。

古代还有八音，是对乐器的统称，包括金（钟等）、石（磬等）、丝（琴瑟等）、竹（管、箫等）等八类，每类包括若干种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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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律

古代的六个音律。

①通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阳律与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六阴律。

②由于律吕的发音，阴阳相生，左右旋转，能发出许多声音，周而复始，循环无端，所以用六律来比拟十二经脉在周身循环的统一性。《灵枢·经别》：“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

③专指六阳律。把六阴律称为六吕。《灵枢·邪客》：“天有六律，人有六府。”

❹ 请问中国古代有乐谱吗

中古音乐——乐谱中刻写的民族文化精神

乐谱的价值之于音乐，犹如古籍的价值之于历史。它把转瞬即逝的古调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刻写下来，使后人得以部分地恢复原曲，“旧调重弹”。音乐史与其他学科史的区别，正在于它有声响，而大量的古谱就是它的依据。如同文字的发明一样，把高、低、长、短不同的乐音记录下来的乐谱的发明与完善，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前面曾说过，上古音乐以打击乐器为主体。因此，击重节律的鼓点便成为中国乐谱最早的使者。《礼记·投壶》载有鲁、薛两国射礼时鼓的节奏谱：一种符号绘作圆圈，一种符号绘作方框。它们无疑就是两种鼓形的象形摹画。一般来说，无论何种谱式，都应具备两种功能，一是记音高，二是记节奏。中国早期的大多数谱式都沿用了以圆圈或圆点、方框“点拍”的方式。

现存历史上第一次记下音高的乐谱是唐人手抄本古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前“序言”说，《幽兰》是六朝丘明（493一590）所传。实际上，它是一首用4954个汉字详细记录了每个音在古琴上属第几根弦，什么位置，用什么弹奏法的文字诸。由文字谱发展成为采用文字中各种象形性的笔画，拼成符号，并作为右手音位与弹法的减字谱，是依据乐器产生的记谱法（如：謦，即右手中指勾第一弦，左手中指按一弦七徵）。唐人曹柔首创此法，晚唐陈康士、陈拙依此谱式整理了大量琴谱传世。宋元以来，少琴家使其进一步完善。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瑰宝——古琴音乐所以能卷肤浩繁，保存至今，主要是得益于减字谱。

唐代的“燕乐半字谱”也是以乐器音位和手法为基础的谱式。它又分为弦索谱和管色谱，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唐琵琶谱，记录了四根弦上每个指位的符号，如果定弦可以确定，便可以基本恢复原来的曲调。这份珍贵的《敦煌曲谱》写于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而在日本发现的《天平琵琶谱》。抄写年代则在唐玄宗天宝六载（747）。唐代诗人白届易写下《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一诗：“琵琶师在九重城，忽得书来喜且惊，一纸展开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可见唐朝时燕乐半字谱确很流行了。

工尺谱是我国应用最广的唱名谱，规范的诸字由上、勾、尺，工、凡、六、（合）、五、乙等汉字组成，有“固定唱名法”和“首调唱名法”两种。记写节奏的板（强拍）眼（弱拍）符号也发展得较完善。调号用正宫调、小工调等调名标示。宋、元以后，我国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乐谱是用工尺谱式记写的。其中以器乐作品和戏曲唱腔为数最多。

古谱对于音乐传播和记录信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我们不仅从乐谱记写的音调旋律中去体味传统，而且还从记写方式去考察传统。中国历代谱式中那种提示性多千明晰性，含蓄性多于严密性的象形简笔，浸透着中国审美精神的独特之处。先秦美学中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魏晋佛禅中的“不立文字，直接人心”，民间传承习惯上“口授心传、耳提面命”的实践精神都程度不等地体现在中国古谱节奏记写“点到为止”，旋律繁简足以备忘的方式之中。
参考资料：http://www.wenyi.com/art/music/yyjs/zg7.htm

❺ 古时候的音乐是怎么记谱的

中国古谱历史久远，内容丰富。早在先秦典籍《礼记·投壶篇》中，记载着一种古老的谱式。该乐谱记录了周代“兽鼓”与“薛鼓”两种鼓套的演奏符号。随后，又出现了以十二律律名黄钟、大吕、太簇、夹钟等代表旋律中音高关系的律吕谱，这种乐谱实际上仅具有简单的指代符号关系。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一种“声曲折”谱，但《汉书·艺文志》中仅存作品目录，如《河南周歌诗》、《周谣歌诗》等，并未见曲谱。其曲谱后见于《宋书·乐志》，类似今之“郎当谱”（即状声字谱）。中国古琴谱的出现，可能很早。明人朱权的《新刊太音大全集》，原为宋田芝翁编《太古遗音》，其中辑录唐人论琴及指法资料多种，其中谈到古琴谱的来源时说：制谱始于雍门周。张敷因而别谱，不行于后代。（1）

雍门周是战国人，关于他制谱的记载，尚无其它文献可资佐证。张敷之谱，因是“别谱”而未流传于世。

古琴谱是以记写演奏技法为基本特征的手法谱。早在西汉中期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2）；蔡邕《琴赋》写道：“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抵掌反复、抑按藏摧”（3）；嵇康《琴赋》也有“上下累应，踸踔磥硌”、“搂搀擽捋，缥缭撇挒”（4）等记载。其中，攫援、摽拂、抑扬、徘徊、抑按、上下、踸踔、磥硌、搂搀、擽捋、缥缭、撇挒”等，显然是当时琴家命名的指法术语。可见，在这一时期已形成一套左右手的指法体系。

北魏神龟年间〔公元518-520年〕，陈仲儒用文字记写有《琴用指法》一书。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古琴已有了固定的形制、音位、琴调、指法，一首琴曲借用文字将其演奏指法、音位、琴调贯穿起来，从而形成一种谱式。

南北朝时丘明〔公元494-590年〕传谱的琴曲《碣石调·幽兰》，便是这样一种用文字记写的琴谱。原谱为唐初抄本，存日本京都西贺茂神光院，后杨守敬〔1839-1914年〕将其影摹，于1884年收入黎庶昌所辑的《古逸丛书》中出版。该乐谱是通过文字对左、右手演奏技法的叙述，间接反映出乐曲的音高与时值的谱式，故名文字谱。乐谱没有具体音高标记，只有按演奏技法的记载去弹奏后才出现该音，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琴谱

初唐时期，继续沿用着过去的谱式。当时有琴家赵耶利〔563-639年〕，“出谱二帙，名参古今”（5），“所正错谬五十余弄，削俗归雅，传之谱录”（6）。这五十多首琴曲，很可能是他当年整理的全部琴曲。《唐志》中列有他所撰的《弹琴手势谱》一卷、《琴叙谱》九卷，《宋志》中又有他的《弹琴右手法》一卷。不过赵耶利整理的谱集，仍然使用了繁难的文字谱。如同我们在《碣石调·幽兰》中看到的那样，“其文极繁，动越两行，未成一句”（7）。由文字谱到减字谱的改进是中唐时期由曹柔完成的。正如明人张右衮在《琴经》中所说，“简字法，字简而义尽，文约而意赅。曹氏之功于是大矣！”比如，原先“大指按五弦七徽，右手食指挑五弦”这样两句话，就可以简化成“”这样一个符号。由于减字谱的发明，晚唐陈康士、陈拙等整理了大量的琴谱。《新唐书》载陈康士撰《琴调》四卷、《琴谱》十三卷、《离骚谱》一卷等。陈拙撰《大唐正声新祉琴谱》十卷，《琴籍》九卷（《宋志》），可惜均已佚。

到南宋末期，减字谱已基本定型了。宋姜夔辑有《白石道人歌曲》谱，载有歌曲十七首，属“俗字谱”。其中，刊载有他自己作的一个琴歌《古怨》。从这个曲谱中，很具体地为我们指出了古琴曲的减字谱发展到十二世纪末的情况，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另外，在南宋陈元靓编纂的类书《事林广记》中，收录了《开指黄莺吟》及宫调、商调、角调、徵调、羽调五个小品琴曲。其减字形式与明清时期已基本相同。

明清时期，传统音乐与乐种中应用最多、最广泛的应是工尺谱体系的乐谱（包括唐宋时期燕乐半字谱、俗字谱及明清以来通用工尺谱混杂书写的乐谱），状声字谱与符号谱及潮汕地区二四谱等，但这一时期刊印琴谱之风很盛。首先是朱元璋之子朱权，封宁献王，刊印了《神奇秘谱》、《新刊太音大全集》等琴谱。到明中叶嘉靖以后，其它藩邸和民间也纷纷开始把各自收集的传受和创作的琴曲，用减字谱刊印下来。其中较着名的有《杏庄太音补遗》（1557年，萧鸾编）、《文会堂琴谱》（1596年，胡文焕编）、《松弦馆琴谱》（1641年，严澄编）、《大还阁琴谱》（1673年，徐上瀛编）、《澄鉴堂琴谱》（1686年，徐常遇编）、《五知斋琴谱》（1772年，徐琪编）、《自远堂琴谱》（1802年，吴灴编）、《蕉庵琴谱》（1868年，秦维翰编）、《天闻阁琴谱》（1875年，唐彝铭编），等等，总计达一百五十余种之多。而其中所记录的琴曲之多，更是一笔令人惊叹的巨大的音乐财富！

综上所述可知，传统的古琴记谱方式，从汉魏时期的弹琴指法称号，六朝初唐时期的文字谱，中唐至宋代的早期减字谱，发展到明清时期的减字谱形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琴曲有了记谱法之后的初级阶段，琴家只是用来备忘、交流或示范，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要用谱传琴。并且，由于弹琴的人不多，并且同一师承的琴人相对集中在某一地区，互相传习时，都用抄本。故文字谱留存至今仅一个卷子本《幽兰》。唐宋时期，虽有赵耶利、陈康士、陈拙及宋代朱文济、徐宇、杨瓒等编纂了大量的琴谱，但至今均已亡佚，部分琴曲则保留于明代《神奇秘谱》、《西麓堂琴统》等谱集中。

由于古琴减字谱的读谱法虽未失传，但其指法符号、体系、派别很多，形态与名称庞杂不一，悬疑之处也比比皆是。因此，古琴谱与唐琵琶谱、唐五弦琵琶谱、宋俗字谱等，学术界将其归入疑难古谱中。

古琴音乐打谱的主要使命，是将一首久已失响的琴曲近乎原貌地展示出来。并将其曲谱转译成现代通行的乐谱，以供研究、教学、演奏、创作之用。当然，由于琴曲通常只用减字谱记录，而不必译成他谱，因此，古琴界历来无“译谱”之说，而叫打谱，即“按谱鼓琴”。直到清末，打谱才加了一道手续，译成工尺谱，并与减字谱相对照。从此“打谱”便包含译谱的意思。清末闽派琴家祝桐君撰有“按谱鼓曲奥义”，见于《与古斋琴谱》中，这是一篇关于打谱方法的较完整的论着。张鹤《琴学入门》曰：“按谱鼓琴，俗称打谱”。其打谱的方法，就是由琴家对这些保留在古代琴谱中的琴曲，通过版本的选择与考证，乐曲的背景分析，指法及演奏方法的研究，谱字的认定，将音高、技法、音色、力度的变化、局部的节奏，都在实地弹奏中将其译解出来，然后再揣摩琴曲意境，经千百遍的弹奏，确定腔韵、句段结构，最后定拍并记谱。

早在1914年，杨时百先生译解《幽兰》，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五六十年代以后，管平湖、查阜西、姚丙炎、吴景略等多位前辈琴家，先后打谱《碣石调·幽兰》、《广陵散》、《酒狂》、《离骚》、《乌夜啼》、《古怨》、《长清》、《短清》等一大批琴曲，为古琴打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查阜西先生的主持下，又编纂了《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琴曲集成》、《存见古琴指法辑览》（油印本）、《历代琴人传》（油印本）等着作，管平湖先生还撰写整理了专着《古指法考》（油印本），为古琴音乐打谱提供了详实、系统的第一手资料。近二十年来，又有龚一、吴文光、成公亮、陈长龄、丁承运等琴家打出了《大胡笳》、《大雅》、《神人畅》、《文王操》、《洞庭秋思》等琴曲，并对许多琴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探索。二、古琴打谱的方法与过程

打谱是一项费时费日的艰辛工程，故琴人有“大曲三年，小曲三月”的说法。打谱的过程，涉及到音乐史学、考古学、版本学、文献学、乐律学、历史学、文学、指法翻译及琴谱考证等各方面的问题，故学术界有“曲调考古”的说法。现将琴曲打谱的方法与过程，详述如下：

1、谱本的选择与研究

由于明清时期古琴曲的传谱较多，同一琴曲、琴歌可有数种至数十种谱本流传，而不同谱本在乐曲风格、演奏指法、学术价值及编纂者水准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因而，选择一个合适的谱本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明初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化了整整十二年的时间，是现存最早的古琴谱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上卷“太古神品”十六曲，从其减字形式研究分析，参照谱内各曲的解题，可以证明多为唐、宋间遗留下来的原写曲谱。而中、下卷“霞外神品”，其中不少琴曲源自宋代浙派琴家杨瓒所编《紫霞洞谱》，且谱中不少琴曲在元明之际得到时人的不断加工。因而，对于研究宋元时期浙派琴学风格及元明之际古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又如明人汪芝所辑的《西麓堂琴统》，是现存明代各种谱集中，收曲最多的一部传统曲谱，其中大部分是“极为罕见的远年遗响”（8）。如《神人畅》、《广陵散》、《间弦明君》、《风云游》等。选择这些古曲进行打谱，对于研究汉魏六朝以来琴曲创作的艺术规律，或者作为鉴定琴曲创作时代的依据，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除了同一琴曲可有不同的谱本，同一琴谱也有不同的刻本与刊本。如《碣石调·幽兰》有原日本神光院收藏的“神光院本”和1884年《古逸丛书》中收入“古逸本”。后者作为前者的摹刻本，显然有诸多误刻失实之处。又如现存清代琴谱中流传最广的一部琴谱《五知斋琴谱》。该谱历来屡经翻刻，故版本甚多。其中，以清康熈原刻精印本为最佳。其它版本如干隆时翻刻本及民国时期的石印本等，则稍差。由于已版《琴曲集成》，对所收琴谱的版本，已进行了筛选鉴别，打谱者可以此为据。

另外，琴谱在刊印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版误、谱误、笔误等，需打谱者参照其它谱本进行校勘注释、仔细研究。在存见古谱中，也有一些抄袭他谱、质量低劣、并无多少研究价值的谱本，这些均须打谱者进行细心甄别。

2、琴曲内容与背景的分析

不同的琴曲，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时期，表现不同的思想内涵。因此，在打谱之前，打谱者需全面地阅读、研究相关资料，对曲作者的生平经历、创作动机与琴曲本身的人文背景、精神内涵、气质神韵等，需要进行较深入的分析、理解、体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提供琴曲内容和背景的资料来源是琴谱中的解题、后记、标题、歌词等。通过分析这些资料，打谱者可对整首琴曲有一初步完整的印象。因为这些文字说明一般来说均提供琴曲的产生时代、传谱渊源，艺术意境、音乐形象等等。如琴曲《遁世操》，载于《神奇秘谱》、《西麓堂琴统》等多种琴谱之中，据《神奇秘谱》解题称“琴曲之高洁者，止此曲为最高古。”《琴苑心传全编》亦称：“神骨峭异，迥不寻常，真太古之音。”从上述解题可知，乐曲表现了古人隐逸山泽、飘然出尘的闲雅情致，其音乐风格高古从容，恬淡深远，不可能繁音促节。因此，这些文字的说明和补充，有助于打谱者对琴曲的风格、指法、节奏、速度及音乐形象与意境等因素予以印证，并作恰当的处理。当然，对于这些文字打谱者也应持客观的态度，对其中某些不实之处，应注意鉴别。

古琴，作为中国古代文人修身养性、抒情写意的工具，在历代的诗集、文集、正史、笔记及琴论琴书之中，留下了蔚为可观的琴诗、琴词、琴文、琴论及记载、杂录等，这是打谱者对琴曲进行文化背景与内容考察的另一资料来源。打谱者应从这些史料中去寻求验证，以便对乐曲进行更全面、深刻的分析与理解。

3、译谱与指法的研究

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古琴音乐的打谱，首先是一个译谱的过程。

古琴谱是以记录演奏指法为基本特征的手法谱。演奏指法的分析与研究，也就成为译谱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在前面本文已详细阐述了古琴记谱法的历史变革。琴曲中仅《碣石调·幽兰》一曲，是用文字谱记写。自中唐曹柔将文字谱转化为减字谱以后，到北宋末期减字谱已大致定型了，宋姜夔的琴歌《古怨》，虽然旋律和调性均有可议之处，但它是一个说明当时记谱法的重要文献。

明清时期古琴的指法符号已渐趋统一，故亦不太难翻译，但减字谱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从有关琴曲指法的着作中可以看出。现存这类着作有：见于《琴书大全》的有陈康士和陈拙的两种；见于明代《太古遗音》的有刘籍的《琴议》；还有日本人物部茂卿所写的《乌丝栏指法卷子》。这些着作对古代琴曲指法符号作了详细说明。然而，其中有些说明彼此间有出入，甚至同一符号在一家着作中亦并存有两种解释。这种不完善的减字谱在明代初年的《神奇秘谱》上卷中保留最多。但类似这样的古指法，是很有价值的，它不仅为谱式演变过程提供了实例，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出同一曲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规律，故而在打谱时尤须注意！由于古琴谱集大都据木刻版本或手写稿本影印而成，衍、脱、讹、误在所难免，故打谱时，就要十分注意。遇有疑难指法，应仔细分析，以免产生误解。并且各个时代、流派的指法谱字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与弹法，打谱时，也应从相同或相近的时代、流派的指法谱字中去追寻原释，也许会更恰当一些。比如，关于虞山琴派风格、传谱的琴曲，可参阅徐上瀛的《万峰阁指法笺》。如果选择《五知斋琴谱》中的琴曲进行打谱，有关指法可参阅该谱中的指法注释、字母源流部分。

4、节奏、韵律的处理

传统古琴谱一般没有明确的节奏标记，这是打谱者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

其实，“古琴曲发展到明代末年，已有要求在指法之外另外记出拍板的倾向”（9）。明末南海琴家陈子升所作的琴曲《水东游》，已开始在谱内用了些当时词曲记拍子的符号。另一位琴家尹尔韬在明万历间即有琴名，到明亡之际，他是崇祯帝朱由检的内翰。在他所编的琴谱《徽言秘旨》中，“除句读之外，有些乐句加了‘瓜子点’，这又是一种要在谱中记出拍板的发展倾向”（10）。但一到清代，古琴在创作和记谱方面大兴复古保守之风，甚至易尔韬的学生孙诠在三十年后给他订谱时，竟把一部分记拍的“黑瓜子点”也割弃了！

至清末道光元年（1821年），浙江会稽琴人王仲舒编《指法汇参确解》，其中所收琴曲十一首都是点了拍的，并有《平沙落雁》和《潇湘水云》两个工尺谱的实例。对此，查阜西先生曾评价他的这种“直指读谱法”，“是对琴谱这种特殊形式，另倡简易读法，开了清末民初杨时百等唱弦法的先河”（11）。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一个“年登大耋”的老人，在海陵写下了一本琴谱稿本，这就是《张鞠田琴谱》，撰者强调自己按“时曲”推广工尺拍眼，为古琴谋取“准则”。某些琴曲来源于昆曲，均按昆曲谱形式注明工尺的拍眼，所有传统琴曲，也均注工尺，但多不点拍眼。继他之后，祝桐君、张鹤、杨宗稷等人，也陆续采用了工尺谱点拍。不过，直到百年之后，仍有许多琴家对此抱有强烈的反感。

由于古代琴谱的没有点板，造成今日打谱的需要。不过琴谱中所记录的演奏动作，在实际进行中往往形成有规律的时间间隔，产生一定的节奏逻辑，体现出某种具有必然性的律动来。实际上，这等于间接地、局部地贮存了原曲的节奏信息。但琴谱中所间接贮存的节奏信息毕竟是局部的，尚有许多地方需要打谱者自行揣摩。对此，打谱者可根据自己积累的传统曲目中的节奏节拍范例，和个人丰富的音乐语汇，通过反复弹奏、体会、分析，为打谱琴曲定出节奏节拍的框架。相近的师承、风格或较一致的对乐曲的理解，对琴曲的节奏与韵律的处理，往往会大同小异。而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打谱者的个性、气质、风格，修养等主观因素的介入，使同一谱本可产生多种不同的风貌。

如琴曲《酒狂》，姚丙炎先生用三拍子打谱。但这是否合适？那个时代的音乐是否会是这个样子？许多人有疑问。黄翔鹏先生认为，“这里的三拍子不是欧州圆舞曲的那种三拍子，而是把第二拍加强，用轻重颠倒的节拍来表现酒后感觉，还是可以的”（12）。而龚一先生是把《酒狂》处理成散板。又如，六十年代老一辈琴家管平湖、姚丙炎、徐立荪、吴振平共同对古逸本《碣石调·幽兰》进行了打谱，其节奏处理与演奏风格亦是各不相同。

5、弹奏与定谱

译解古谱，在对不同琴曲的音乐风格、特点及其传承流变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以后，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即将古谱中所贮存的音乐信息全部释放出来。但打谱的最终目的，是要恢复古曲的原貌，更要传达琴曲作品中丰富而深邃的精神内涵，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了！

古琴音乐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极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因此，打谱者在完成上述几个阶段的工作后，就必须进行长期不断的弹奏练习，体会曲意，感受乐曲的气韵意境，不断订正节奏节拍，最终完成音乐形象的塑造。正如《与古斋琴谱》在对打谱作最后记述时所说：……按照鼓之，依永歌之，因是而得其抑扬长短之音韵，并得呼吸气息之自然，而无不中节，时习熟歌，趣味生焉。迨乎精通奥秘，从欲适宜，匪独心手相应，境至弦指相忘，声徽相化，缥缥缈缈，不啻登仙然也！

最后，打谱者将已定型的打谱琴曲，记成一首较完整的曲谱。

三、古琴打谱的学术意义

古琴音乐保存了很多古代的遗声。琴曲的打谱不仅将向人们展示出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古代琴乐作品，为继承发展传统音乐提供了生动的实例。并且对于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以及古代调性、调式、音阶、律制的生成、变化与发展，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唐代，就有“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14）的说法。黄翔鹏先生亦曾指出：“古琴音乐对中国音乐史来说，类似钢琴文献对于欧州音乐史的意义。因为它在历史上实际上曾吸收、保存汉魏清商乐、南北朝隋唐俗乐大曲和唐宋以来诗、词乐的某些精华。”（15）近几十年来，对《广陵散》、《离骚》、《大胡笳》、《古怨》等众多琴曲的打谱，印证、修正或补充了音乐史学研究中的许多论题。

比如，汉代的相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值得重视的一种音乐形式，但隋唐以来，这些被视为“华夏正声”的“中朝旧曲”（16），相继湮没无闻。但是，它们的一些曲调，却继续流传在琴曲之中。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太常丞吕才曾“依琴中旧曲，”填以《白雪》歌辞而“着于乐府”（17），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例。现存《神奇秘谱》中的琴曲的《广陵散》，虽屡经后人加工，与汉魏原曲已有一定距离。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可以发现它还是保留着汉代《广陵散》的某些特点。如《广陵散》，分“大序——正声——乱声（契声）”三大部分，基本上与汉代相和大曲“艳——曲——乱（契、趋）”的结构特色相符合。又如《神奇秘谱》中的《小胡笳》，分为“前叙——正声——后叙”，这三部分与相和大曲的曲式结构也是一致的。

又如，南北朝时的西曲《乌夜啼》早已散佚。但从现有琴曲《乌夜啼》（姚丙炎打谱）来看，似乎还保留着西曲的某些特点。又如，《碣石调·幽兰》，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音乐文物。不仅它的谱式，是保存文字谱记写指法、弦位的唯一实例，而且它的曲式，也基本保持了汉魏时期大曲中的“四解”，舞曲中的“四章”的体裁，它的曲调、用音都别具一格，与传统汉族音乐明显不同，很可能是保持有古代西北地区民族的音乐风格。

从已打谱琴曲的音阶形式来看，古代琴曲用到了五声音阶以外的其它多种音阶。如《广陵散》在核心五音之外，兼用变徵、变宫、清羽、清角等属于七声音阶的偏音和b3、b2等装饰性的变音。其音阶形式属于与先秦曾侯乙钟相同的传统古音阶。其中，带变宫的六声羽调式的运用，有着独特的色彩效果。

又如《神人畅》的泛音曲调，用了古音阶（雅乐音阶）的#4及7。《大雅》也同样。《古风操》则用含纯四度4及大七度7的新音阶（清乐音阶）。《古怨》用的是含有纯四度4和小七度b7的清商音阶（燕乐音阶）。《大胡笳》中#F与还原F交替使用，使乐曲别具特色，等等。

古琴的调弦法，基本上依据两种律制——纯律和三分损益律。根据陈应时先生的观点（18），古琴调弦法的历史分期，应以公元1549年的《西麓堂琴统》为界，分为纯律和三分损益律两个阶段。从现存的琴谱来看，明代和明代之前的七弦琴音乐基本上都采用纯律，因此这方面的实例大量存在，只是它们还没有被充分认识而已。而黄翔鹏先生则认为，“先秦钟律制秦以后失传，但它的实践却在汉以后的七弦琴艺术中保存下来。琴律是一种非平均律体系。在律制问题上兼合三分损益法和纯律三度音系生律法，而以纯律为主。它是灵活运用两种生律法的复合律制”（19）。对于这些学术上的不同观点，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打谱来进行印证、研究。对于打谱者而言，打谱时便应注意所据谱是属于哪一个时代，分析所用律制的情况。总之，琴曲打谱，对于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古琴——作为保存中国音乐的宝库，琴曲的打谱，也将提供珍贵的资料，给人类学家去探讨人与音乐的关系。而即使是现代的前卫作曲家，也开始不断地从古琴音乐中去寻找灵感、发掘资料，用以丰富新音乐的内容！

四、结语

在对古琴打谱的方法过程与意义进行了如上的探讨之后，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打谱中对原谱音高、指法的改动问题

由于受明清以来五声音阶观念的影响，很多琴家打谱时习惯于改动原谱，即把原来的变音、偏音改成五声音阶中的音高。认为那是古人记谱“不精确”或是抄谱者“有错误”而致，也有人是觉得这些变音、偏音“听起来不习惯”。其实，此举不仅歪曲了原曲，也不利于音乐史学与乐律学的研究，并且会影响今人对古代音乐的正确认识。

如将《大胡笳》、《大雅》等古曲中的#F改成G，而这个#F正是中国传统古音阶的特征音。又如《酒狂》中三弦十徽的4，琴家打谱时将其弹成十徽八分之“3”，七弦九徽的“3”到八徽八分的上滑音“4”，其中的4也被省去。同样的改动也出现于高音段落中。另外，某些琴曲中表示古代运用纯律的特征音高，也被改成三分损益律的音高。这种乱改琴谱的做法，在某些琴家打谱的《广陵散》、《幽兰》、《古怨》等琴曲中也十分普遍。笔者认为，打谱首先必须忠于原谱，即使在经过确凿考证，确属原谱的谱误或笔误，或者打谱者认为某些音高不适合现代人的欣赏习惯，需要改动，也必须在打谱琴曲中注明原谱的减字符号与音高，并说明改动的原因。对于某些已被改动的打谱琴曲，笔者认为可进行重新打谱，或校对并补注被改动的情况。

2、打谱中的再创造成份

琴曲打谱的意义，主要是供人演奏、欣赏和研究。按以往的做法，所谓“打谱”，就是将沉睡于古代琴谱中不再演奏的琴曲，由现今的琴家凭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在琴上演奏出来，这其中显然已带有琴家本人再创作的因素。许多琴家也认为“打谱”是有一定的“作曲”成份，并且强调，这是符合中国音乐在传承流变中所贯彻的独特的美学原则的，即：不似而似，变实未变，崇尚一曲多姿，反对千曲一面。应该说，就中国音乐的实际情况而言，这样的见解与做法是中肯而又切实的。但从译解古谱和正确复原古乐原貌的角度而言，古琴打谱首先是译谱，打谱者应极力避免按照个人意志去改动琴谱，这是第一步！当然，在节奏韵律、音乐形象的创造、音乐意境的传达等方面，则留给琴家一定的个人再创造空间。然而，某些琴家在打谱时不仅节奏自拟，造技法、音高、调性方面也故意改动原谱的信息，尽管从演奏、创新的角度，这样的做法亦无可非议。但毕竟这与复原古乐为旨的学术性打谱，是有很大区别的。对此，曾有学者如何昌林、陈应时等提出，应将这种创新式的打谱，称为“编曲”（20）。笔者认为琴界有必要对学术性打谱与创新式“打谱”及合参式“打谱”，在概念、方法、目的等方面进行重新的界定，以统一认识。

❻ 古代名画最长能存放多少年

《洛神赋图》的创作距今约有1600年。

❼ 真正的中国古典音乐的旋律部分是不是都没有流传下来

古代人只有手抄曲本，数量少，经历历史上那么多次战争以及迁徙，大多肯定是遗失了的。中国风的歌曲多采用“宫调式”的主旋律。五音的名称分别是：宫、商、角、徵、羽。以宫音为主音的调式称为“宫调式。分别对饮do re mi so la。我记得一起节目罗大佑就说到这个，并说他给《笑傲江湖》作曲的《沧海一声笑》就是运用宫、商、角、徵、羽这五音，你可以去听听体会一下。^_^

❽ 我国古代旋律性音乐发展的最早历程是什么

仰韶文化时期出现的陶埙，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石埙的类形体，但是，它们都具有两个音孔，据现代测音设备测定，其双音音程是以小三度为间隔的。氏族社会解体、奴隶社会萌生的交替时期，出现了甘肃火烧沟的三音孔陶埙。而在长江下游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骨哨，最多达到6个音孔，其发展之早，制作之精，都胜于前例，更令人惊叹。在这个特例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到我国古代旋律性音乐发展的最早历程，虽然我们对于古人吹奏的方式和效果已无法重现。

❾ 关于古代音律

下面时一些关于音律学的一些资料，里面有关于古代音律学的知识，仔细看一下。宫商角徵羽是按照三分损益来定律的，与现在的十二平均律大概的对应关系是

宫 商 角 徵 羽
C D E G A

http://wenku..com/view/989db96fb84ae45c3b358c8f.html
http://wenku..com/view/fe7c3cd8ce2f0066f533227b.html
http://wenku..com/view/295513c58bd63186bcebbc95.html
http://wenku..com/view/30c6031ec5da50e2524d7f95.html
http://wenku..com/view/a911f70a79563c1ec5da71af.html

在维基网络，网络里也有部分相关的内容。

中国古代音律类着作

音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古代，礼乐并重，班固《汉 书•艺文志》引孔子话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二者相与并行。”音乐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音乐要繁 荣，必须有坚实的音律学知识的基础。由此，古人对音乐的重 视，也就促进了相应音律知识的发展，促成了音律类着作的涌现。
在先秦时期，古人已 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音律学知识，但这些知识大都 分布在有关书籍之中，没有专论音律的着作。例如，传统十二律的名称及其 意义，最早是在《国语•周语》一书中得到阐发的；影响古代音律计算达两 千年之久的三分损益法，具体内容则首见于《管子•地员》篇。而《吕氏春 秋•季夏记•音律篇》，则详细记载了运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十二律的具体过 程，其《古乐》篇还记述了古人关于十二律起源的认识。在《吕氏春秋》、
《礼 记》等书中，对音律与节令、气候之关系，都有所论述。这些论述，构 成了中国古代音律学说与天文密切相关的重要特点。在先秦古籍中，论述到 音律知识的，还有很多，上引数种，仅是一些典型例子。
进入汉朝以后，音律知识广泛散布于各类书籍之中的情况，并未发生多 大变化。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存在的。例如《淮 南子•天文训》是一篇天文学着作，但它却花相当大篇幅讨论音律理论，七 声音阶就是在这本书中首先被提及的。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大量音乐着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录了
“乐六家百六十五篇”，从书名来 看，这六家乐书的内容，主要是音乐艺术， 并非从数学和物理角度专门讨论乐理的音律类着作。班固对当时的音乐状态 有个评论，他说：“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记其铿锵鼓舞， 而不能言其义。”这一评论，反映了当时音律知识的一般状况。
此外，班固 在《汉书•艺文志》的“五行类”中，还记述了一些与音律
有关的着作。把音律与灾异相联系的倾向，先秦时期亦有，到汉代表现得更 严重了。
在 中国历史上，司马迁作《史记》，开辟中国史书的新纪元。《史记》
在音律类着作中，也有其独特地位，它首开以专章讨论音律之先例。《史记》 的八书，“乐”、“律”占其二，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尤其是在“律 书”部分，司马迁除了介绍有关音律计算的具体内容外，还以风和气为基础， 对五声、十二律以及和历法相关的十干、十二支、十二月和二十八宿进行介 绍，进一步加强了古人把历法和音律相对应的思想倾向。这套理论，为班固 所继承，在《汉书》中得以发挥，变得更为系统化。班固将律、历合为一志， 称为《律历志》，由此开始，奠定了音律学说在正史中不可动摇的坚固地位。 至今我们要了解古人的音律知识，相当一部分内容都要到《二十五史》相应 的《律历志》中去寻找。
《汉书•律历志》的作用不但在于它开辟了在正 史中“律”、“历”合 一论述的先例，而且还在于它的内容的权威性。在这篇“志”中，班固记载 了王莽时由刘歆主持的“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所进行的考订音律和度 量衡的工作。刘歆在这一工作完成之时，有一份“典领条奏”，详细论述了 他们所认为的度量衡和音律的基本原理。班固认为这一“条奏”“言之最详， 故删其‘伪辞’，取正义，着于篇。”刘歆的理论为后人所接受，这使得《汉

书•律历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音律着作之一。 除了正史中的《律历志》以外，古籍中还有许多专门的音律类着作。例
如《隋书•经籍 志》载录乐类着述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其中绝大部分属 于音乐艺术类，但其中也有诸如《乐律义》、《钟律义》、《黄钟义》之类 看上去似与音律有关的着作。类似情况，后世亦然，例如《旧唐书•经籍志》 “乐类”部分的载录，即与之相仿。
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 书》在收录图书时，对音乐类和音律 类图书做了严格区分，音乐类收录于“子部•艺术类”，而音律类则收入“经 部•乐类”。收入《四库全书》的音律类着作共有二十三部，四百八十三卷， 它们基本反映了我国古代音律类着作的发展水平。
在《四库全书》收录 的音律类着作中，南宋蔡元定所着的《律吕新书》， 是成书时间较早而又比较重要的一部。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律吕本 源”，共十三篇；下卷为“律吕辨证”，共十篇。蔡元定在此书中的贡献是： 他在十二律的六个大半音之间各增加一个变律，使与次一律之间构成小半音 关系，从而解决了古代十二律旋宫后的音程关系与黄钟宫调不尽相同的问 题。这是宋代在律学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不过，蔡 氏此书定性讨论多，定量讨论少。《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该书“大旨皆拘 于古法，而不通算术候气之说，尤万不可行。”这一评价，有些偏颇，但说 该书“不通算术”，也并非完全无的放矢。
与《律吕新书》相比，明代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在书的篇幅和内容
上，都远远胜过了前者。朱载堉 毕生潜心钻研乐律、历算等，《乐律全书》 是他的代表作。该书汇集了他的一些重要着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价 说：“书凡十种，大旨括于《律吕精义》一书，与蔡元定说多所异同，而特 有心得。所见较元定为深，盖空谈、实算之别也。”这一评价是很有见地的，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乐律全书》的一些内容，代表了中国古代音律知 识发展的最高水平。
《乐律全书》汇集了朱载堉十余种着作。该书从万历二十 四年（1596 年）
到三十四年（1606 年）雕版印刷完毕，费时十年。书的内容涉及音律学、数 学、天文学、物理学、计量学、乐器制作、乐器考古、音乐、舞蹈、绘画、 诗歌、哲学等，反映了朱载堉的多项科学成就，是我国科学史和艺术史上的 一部光辉巨着。其中的《律学新说》、《律吕精义》二书，在科学史上地位 尤其重要。因为在音律学上极为重要的十二平均律，就是在这两本书中提出 来并得到详尽阐发的。《律学新说》成书于 1584 年，朱载堉在书中提出了他 称之为“新法密率”的十二平均律。后来，他在《律吕精义》（成书于 1596 年）中又做了进一步阐释，通过精密计算和实验，说明了他的“新法密率”， 这是音乐史上最早以等比级数平均划分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理论的声 学论着。
到了清代，音律学着作涌现更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康熙皇帝 “御定” 的《律历正义》一书，该书是康熙“御撰”《律历渊源》的第三部。嗣后， 干隆皇帝又步其祖之后尘，“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这两部 皇帝“钦定”的音律学着作，为整个清代音律学知识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在清代音律学着作中，江永所撰十卷本《律吕阐微》一书应予一提。《四 库全书简明目录》评价说，“其着书大旨，则以郑世子（按：指朱载堉）乐 书为宗，惟方圆周径用密率起算，与之微异。”在康熙、干隆两位皇帝竞相

对朱载堉十二平均律横加指责情况下，《律吕阐微》一书居然以“郑世子乐 书为宗”，而且还能补正朱载堉音律理论的个别不足，也是难能可贵的。
律历之学，在古代历来被视为一门高深学问，当代学者许多人也都视其 为畏途。本文的介绍，也难免有挂一漏万、隔靴搔痒之虞。要全面把握古代 的音律学着作，还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更多的劳动。

❿ 西方的古典音乐保存得很好，为什么中国古代音乐流传下来的很少

很多喜欢音乐的小伙伴们他们会发现中国的古典音乐流传下来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到底是由于哪方面的原因，所以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呢？另外就是还有一些人，他们通过一些国际上面的一些对比也会发现西方的他们的古典音乐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并且很多上世纪一些非常着名的音乐，也是在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保存现象。

所以像这样的西方的一些音乐作品通过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也就比较顺利的流传下来了，中国有很多考古学者，他们在进行一些专业的知识去翻译古时候的一些音乐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中国古代的记载音乐的方式是非常的复杂的。需要通过大量的积累和整理搜集相关的材料，才能够把这些古典的音乐作品给再次的翻译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要花大量的功夫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会发现主要是通过这种记载的方式，会导致它在流程上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