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从哪里来

❶ “农民”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古汉语中“农民”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也有身份的涵义(《说文》释民：“萌(懵)而无识也。”)，但并无西方语言那样强烈，而职业涵义(繁体“农”字从辰，古指贝壳制的农具)却很明显。“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从这类表述看，古代中国“农民”这一概念比西方有更多的职业涵义，而身份卑贱之义却较为淡化。这反映了古代中国比当时的西方职业分化较明显而身份壁垒却较宽疏，这无疑是当时中国比西方更进步、更文明的体现。遗憾的是到了本世纪中叶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社会的身份性色彩反而空前地增浓了。直到改革时代，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 身份性农民与自然经济(或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习俗指令经济”)相联系，而农业者则与市场经济相联系。E·R·沃尔夫的说法在国外学者中颇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就不像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使自己在一个广泛的社会网络内置身于地位竞争之中的耕作者”，因为他必须“固守传统安排”。“相反地，农业者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以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的风险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这种说法与我们过去常说的自然经济中的传统农民与现代化农场之别有些类似。但须指出：当代西方学界对市场经济之前的传统经济的看法不同于过去的“自然经济”说。“自然经济”说强调“小生产”的自给自足和无交往，而现在人们则强调传统经济中交往的非市场性或曰强制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希克斯认为真正无交往无分工的“自给自足”可能并不存在，传统经济中可能有相当规模的分工与要素流动，只是它并非因市场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他把这称之为“习俗经济”与“指令经济”的结合。与此相应地，“自然经济说”强调传统的“小”生产与现代“大”生产之别，而“习俗指令经济”说则突出传统生产的不自由与现代生产的自主性。因此，是否“受外部权势支配”便成了传统农民不仅区别于现代农业者、也区别于比农民更古老的初民(primitives)或部落民(tribalpopulation)的主要标志。“人们已习惯于把服从上层国家专制的乡村人口与生活在这种政治结构之外的乡村居民对立起来，并以此区分农民与初民：前者是农民，而后者不是。”80年代新版《不列颠网络全书》“农民”辞条正是基于这一点给“农民”下定义的。它认为在农民的定义中“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未必成立，关键在于农民(peasant)“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手段的最终支配权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产者手里。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non-farmers)手里。……这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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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为什么中国是农民大国

截止2018年，我国农村户口人数为5.6亿，占我国人口比例的40.42%，所以我国不仅是工业大国，也是农业大国，更是农民大国。

❸ 中国有哪五大农民工源头

四川、河南、安徽、重庆。

❹ 怎么中国这么多农民呢

在市场时代，巨大数量的、自己无力组织起来的小农，陷入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让农民脱离耕地，变成城市人，变乡村中国为城市中国

中国农民的贫穷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农民的劳动时间比城里人少得多，收入也就大大低于城里人；第二，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城市人，工作机会也就比较少；第三，缺少现代基础设施，卫生、居住、饮水、道路、通讯等方面的条件也就远比城里人恶劣。

中国农民为什么穷？原因有三：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二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会”性，三是小农体制与国内外的市场机制不兼容。这些原因被一些学者、官员和记者遗忘了，他们开出不对病症的药方，以推动“基层民主”来解决9亿人的贫困问题。可是“选票”能填饱农民的肚皮吗？

制度迷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制度决定论，认为上层建筑能够决定经济基础。今天的中国农村要解决的不是“专制”问题，更不是靠“海选”来完成。脱离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是衡量农村进步的唯一标尺。大搞“海选”而不去组织农民建设家园，是中国农村政策的一大误区。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小，是因为农民太多

人均耕地面积小是中国农民贫穷最基本的原因。中国9亿农村人，其中5亿是农业劳动者，拥有不到20亿亩耕地。即便按20亿亩计算，5亿农业劳动力人均只耕作4亩地。靠耕作4亩地养活一家四口人，怎么可能不穷呢？4亩地是0.6英亩，略大于美国一个普通人家房屋的占地面积。中国南方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大概只有1亩，也就是0.16英亩，和美国人家的后院差不多大。如此的“袖珍家庭农场”数以亿计，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摆脱贫困，哪怕是种海洛因也不可能“致富”。无论政治制度多么高明，哪有美国人家靠在后院里耕种“致富”的呢？

相对于要养活的总人口，中国的耕地总面积并不太小，而是农民太多，农村人口太庞大。在现代农业技术条件下，中国纬度和灌溉条件下的20亿亩耕地，养活15 亿人绰绰有余。如果连以色列和日本都能拥有可以养活自己的农业，辽阔的中国怎么可能养不活自己呢？在多数发达国家，若每个居民有1亩耕地来养活，已经够得上奢侈了。美洲和澳洲固然有大量可耕地，但那里农民的任务不是养活本国人，他们的问题是向外国卖粮难。自1987年到2002年，中国农民的“卖粮难”也持续了15年。到后年，也就是2006年，中国很可能再次重现卖粮难。

中国国土辽阔，气候温润，河网密布，土地肥沃，是世界上最适合农耕的地方，也是农耕知识最早进入成熟阶段的地方。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巨大数量的农村人口，造就了自由小农中国，也造就了独特的乡村中国。清朝初年中国人口才1亿，清末便达到4.5亿，不过百年又达到13亿。今天的9亿农村人口，反而成为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最大障碍，单位产量迟迟不能提高到现代农业科技早就能达到的水平。数亿小农都处在基本失业状态，每个劳动力每年在土地上劳作的总时间不超过3个月，而且从事的还是最简单的劳动，当然仅能“得食”。劳动创造财富。每年有9个月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能创造什么“财富”？因为农民普遍贫困，农村与城市的反差就日益增大，农村中国就衰败。

中国农民不缺少“自由”，他们缺的是组织

中国农民贫穷的第二个原因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会”特性。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就像交通灯，六亲不认，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不属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犹如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行号的劳动纪律，才能体味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与西方2500年的奴隶制加农奴制不同，2500年前的中国农民就是自由独立的，就“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今天的中国农民，最不缺少的就是自由以及强烈的家庭私利观念。如此，也许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动员和组织起来。

在传统中国，自由小农靠家族宗法制度来组织，比起西方的社会组织，不仅松散，而且规模小。1840年遭遇组织严密的西方势力，中国社会几乎是“一盘散沙”。组织动员独立自私的小农，解决“一盘散沙”问题，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共产党做到了，而且是以非常极端的方式——“支部建在连上”，把中国农村组织成准军事化的大队、小队。这种西式现代组织手段的有效是不容否认的。大面积的农田改造，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大，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道路的修建，饥荒问题的解决，农村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均寿命的提高，乃至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都与之相关。做成这样的农村组织，代价也十分高昂。可以说，准军事化的农村组织是鲜血凝成的，付出的代价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相比。所以，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组织起来。

当共产党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对农村的严密组织也随之崩溃了。农民回到实行了2500年的自由小农制度，形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数量最多、平均规模却最“袖珍”的“家庭农场”。将来的史学家会不断争论，中国回归家庭耕作后，究竟是执政党主动放弃了对农村的组织，还是市场机制导致农村组织的自然衰落。无论持何种看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执政的官员们越来越懒惰，甚至堕落。这与整个执政系统的状况密切相关。而今国内外的“民主派”引诱执政党进一步懒惰，放弃对农村基层的组织，使其在中国的统治丧失根基。

所谓“官退民进”，给农民自由的思路是小农式的，而且是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员要自由得多。问题在于，如果自私自利的小农们不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设和维持农田水利设施，更无法集中修建现代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通讯、道路，乃至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有统一上下水的住房。做不到这些，农民就必然贫穷。自私自利的中国小农不可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只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这不仅被中国近代和现代史所证明，而且被改革以来农村公共设施的普遍衰败所证明。同样，没有勤奋为民，特别出色的执政系统，组织动员小农是不可能的。

市场机制摧毁小农经济，导致绝对和相对贫困化

中国农民贫穷的第三个原因是小农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兼容。市场摧毁小规模农业，导致贫富差别，导致农民与政权的矛盾，导致农民造反。这个道理被世界上无数的知名学者讲过无数遍了，连中学生都知道，英国纺织工厂的羊会“吃掉”小农。市场摧毁小农的历史自英国17世纪的圈地运动之后就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不久前还摧毁了日本、韩国、台湾的小农，使之迅速凋零。恩格斯断言：“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海外的廉价粮食生产，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益增加的债务和他们的经济到处都显着衰落所证明了的。”欧洲今天的“大农”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欧盟的农业其实是政府组织和支撑的，难道美国的农业不也是因为接受国家的大量补贴才强大吗？

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导致小农的绝对和相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绝对贫困化？湖南农民种了几年桔子树，挂果之时，中国大量进口美国柑橙，或者浙江大量种植美国柑橙，湖南农民就血本无归，就“绝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相对贫困化？多数农民的吃住条件 “比过去强”，但少数“别人”有现钱，而且有比自己多得多的现钱，“财大气粗”，贫富之间裂变成天大的鸿沟，多数人就成了“赤贫”，就“相对贫困化”。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作者巴林顿·摩尔认为：比起社会先进势力的要求，没落社会阶层的要求更体现对自由的追求。小农和城市的小生产者行将被资本主义市场的进步所粉碎，可正是这些没落的阶层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的社会基础，构成了近代各国大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绝对和相对贫困化导致什么？导致“自由的”流民，导致城市治理的困境，导致偷盗、抢劫，甚至绑架杀人。市场条件下小农的农村是一堆火药桶。如果国家的执政系统腐朽了，这些火药桶见火就炸，而且烽火燎原。

中国小农不可能靠农业致富，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中国农民为什么穷？第一是农民人多，人均耕地面积小；第二是他们自由独立，自私自利，无力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三是他们被市场所困，行将被市场无情地摧毁。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经济基础，这三大原因导致了中国小农的贫困和农村的衰败。

在市场时代，巨大数量的、自己无力组织起来的小农，陷入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自由、海选之类的药方，不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只可能火上浇油，加速拆毁政府在农村的动员组织系统，恶化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问题。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劳动者们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组织起来了，美国的开拓者就能在荒原上建设大城市。组织起来了，日本人就能在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建成世界上第二强大的经济。贫穷的日本能做到，比日本富裕得多的中国为什么做不到？从社会组织的意义上讲，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天然的富裕，是中国的可耕地太多了，所以就很难组织起来。

❺ 中国历史上自耕农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什么

自耕农其实是土地私有制的产物，在土改后，中国农民分到了土地，都转变为自耕农。但在农村合作化尤其是人民公社运动后，农民失去了私有土地，土地变成集体所有，中国长期不存在自耕农。在8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改革后，尤其是《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以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断延长，中央允许长期承包，鼓励农地自由流转，但农民拥有的只是土地的经营使用权，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权，中国的农民不能称为自耕农了。
自耕农早在商周时期已出现。《诗经》记载，有部分农民在当时已有自己的家庭，并以“艺忝稷”为业，有权充当甲士。他们就是当时的自耕窕。春秋战国期间，随着铁犁、牛耕发展，以及在新兴地主政权“耕战”政策推动下，自耕农获得大量发展。秦代以后，历代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保证国家赋税及徭役征收，不断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到损害王朝利益时，政府往往采取抑兼并的政策。如西汉末年，王莽实行的王田制，西晋时推行的占田制，北魏、北国、北齐、隋、唐初的均田制都十分有利于造就大批自耕农。与此同时，各个王朝建立之初，都大力鼓励农民垦荒，宣布开垦土地为农民所有。宋、明、清几个朝代初期，因垦荒而造就的自耕农更令人瞩目。此外，清政府还把部分官田归民，曰“更名田”。即使在每个王朝后，土地兼并十分剧烈，自耕农也没有消失，仅仅在数量上有所减少。除了限制兼并外，政府还用赈济、货款、平籴等措施，帮助农民度过灾年或青黄不接季节，使他们不至于破产。其次，一些劳动力充足，经济条件较好的佃农，也通过购置土地上升为自耕农。此外，多子继承财产的习惯，则使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因分家析产而降为多家自耕农。也有些地主因各种各样原因破产后，而沦落为自耕农。根据一些文献资料估算，唐、宋、明、清等朝代初期的某些年代，自耕农的总户数可能超过佃农总数，自耕农占有耕地总量，可能超过佃农租种的耕地总量。

存在于旧中国的自耕农，在各个历史时期来源有所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来源于解放了的农奴；西晋、北魏、北周、北齐、隋、唐初，主要来自从世族地主荫庇下解脱出来的依附性佃农；宋、明、清等朝代初期，主要来自通过招垦而重新获得土地的穷人或佃户。

❻ 中国南方农民基本不种大米,现在的日用大米是从哪里来的

不送大米，我们就没有大米了吗？中国的耕地面积是非常庞大的。南那点地，也种不出什么粮食？而主要的产粮的地方都在于北方和东北。尤其东北这个地方儿，他选择的。种类是非常少的，不是送玉米就是种水稻。
国家也会因从南边的一些小国来进口一部分大米。

❼ 中国有多少农民

一、从户籍制度看：有9亿农民——中国人一生下来就要登记户口，而且户口分为两类：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老百姓俗称城市户口或商品粮户口。我们一般常说的农民、市民，正是根据户口来划分的。农业户口就是农民，非农业户口就是市民。按照这种户籍制度，我们目前有农民9亿。当然不同部门发布的数字可能略有差异，以下数字也是同样情况。这9亿农民目前与市民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每个人在农村都有一块承包地（责任田），而市民是没有的。我国这种户籍制度从解放初开始实施。据有关考证，目前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有这种户籍制度。

二、从政府看：有6亿农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7亿人，城镇常住人口7.7亿人，农民6亿。那么9亿农民如何变成了6亿？因为按照政府的统计标准，凡是在城市连续居住3个月以上，就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目前在城市打工、做生意的农民约为3亿，所以9亿农民就变成了6亿农民。但这3亿打工、做生意的农民，他们绝大部分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因为他们的土地在农村，他们的父母在农村，他们的房子在农村,他们的根在农村。

三、从世界组织看：3亿农民——从世界组织如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看，中国有农民约3亿。为什么6亿又变成3亿？按照世界组织以及全世界惯例，所谓农民，必须是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才能叫农民。我们这6亿农民，只是长期住在农村的人，他们包括了尚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按照中国惯例，一个刚出生1个月的婴儿也被统计在农民之列!这在外国人看来是很滑稽的，因为他根本干不了农活。所以，6亿人减去尚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还要减去住在农村但不干农业的人，真正的农民大约只有3亿。

❽ 农民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农民历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最基础的推动作用，每次社会的变革和革命都会被推动到前沿并且往往最终起着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作用，可是小农经济和长期儒家文化教养下的中国农民很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力量。

加上教育水平的不平衡使得中国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扮演着工具性的作用，不管是改朝换代还是制度革新，起关键性作用的农民总是在被推向高位之后被压制到社会的底层，成为所谓的“贱民”，而国家的财政税收也绝大部分来自农民，意味着各朝代对农民的盘剥是最严重的。

新时代的农民阶层，在不同区域间不同阶层间的经济交往中也是出于劣势。这跟我们所说的南北贸易中的“剪刀差”现象根本没有区别，正是这种剪刀差加剧了贫富分化。

于是在土地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的贫困山区的农民和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导致劳动力相对过剩北方的农民选择了进城务工，这就是农民工群。这时候，农民又成为了弱势，只是也很无奈。

(8)中国农民从哪里来扩展阅读：

农民问题是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中国农民问题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农民问题。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实现农民翻身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农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

❾ 为什么农民工中国那么多

按照2015年的数据：中国城镇人口为77116万人，乡村人口为60346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产业信息网“2016年中国人口总量、男女人口数量对比及城镇、农村人口数量分析”一文）。也就是说乡村人口约6亿，除去老弱病残及不愿外出打工的人数，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大约有2亿左右人吧，这是会出现这么多农民工的客观因素，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大的社会因素，也就是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因。这里面有社会的需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建设特别是房地产等大型工程类的项目都需要大量人工；而如此同时农民面对外边城建的高速发展，农民也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几方面的因素导致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到城市里面。从客观方面来说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做出重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很多。希望看待农民工问题上大家都能保持客观平等的看待和评价！

❿ 农民一词从何而来，为何称呼农民

农民”与“农业者”

本刊前年推荐过麦天枢的电视系列片《中国农民》，该片一开场就提出了“什么是‘中国农民’”的问题，片中的被问者之回答人言各殊，莫衷一是，颇耐人寻味。

其实何止“中国”农民，外国农民亦然；何止社会各界，农民研究的专家亦然。着名英国人类学家M·布洛克曾说：学术界“在议论究竟什么是农民时面临巨大困难”。国际上权威的工具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农民(Peasants)”词条也困惑地写道：“很少有哪个名词像‘农民’这样给农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造成这么多困难。什么是‘农民’？即便在地域上只限于西欧，时间上只限于过去1000年内，这一定义仍是个问题。”西方学术界从60年代以来就兴起了“农民”定义问题的论战。到70年代中期正如德国学者欣德尔抱怨的：“关于如何定义‘农民’的论战已经拖得太久了，以至于不少人认为继续这种讨论纯属浪费时间与精力。”但他也看到：“这一论战事关农民研究的未来，因此讨论仍将继续下去。”一直到90年代，“谁是‘农民’”似乎仍是个问题，以至于英国农民学家T．沙宁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颇有影响的书便以《定义中的农民》为题。

“农民”不就是以农为生的种田人吗？的确，在当代发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citzen)权利，亦即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市民(西语中公民、市民为同一词)，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这样的“农民(farmer)”不存在定义问题：务农者即为farmer，一旦不再务农也就不复为farmer了，但无论务农与否，他与“市民”之间并无身份等级界限。

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农民一般不被称为farmer而被视作peasant。而peasant(汉语“农民”的主要对应词)的定义则远比farmer为复杂。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而且一般说来，社会越不发达，后面这些涵义就越显得比“农民”一词的职业涵义重要。在这些社会里，不仅种田人是“农民”，就是许多早已不种田的人、住在城里的人，也被认为具有“农民”身份。如本世纪初英属印度的孟加拉地区，绝大多数下层的非农职业人口都自认为、也被认为仍属于“农民”，因为他们不仅都是种田人的兄弟或儿孙，而且他们的“家内习惯与生活准则”也与农民无异。调查还表明：当地农民自己对“什么是农民”的回答也更多地与地位而不是与职业相联系的。

在这点上，我们中国人应当深有体会。例如：如今在城里谋生的所谓“农民工”中，有1/3以上(有些调查甚至说是半数以上)实际上是走出校门便进城闯世界的乡村青年，他们中很多人连一天农活也没干过，然而别人和他们自己都把他们看成“打工的农民”。相反，笔者15岁以后曾在农村插队务农9年多，但不仅现在不会有人称笔者为“农民教师”(如称“农民工”那样)，就是在当年，“知青”与“农民”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两个概念。事实上，如今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与“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改了业却改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逻辑联系。

因此，在国际上关于农民定义的讨论中，Peasant与farmer的区别是常被提到的。但这两个英文词一般都译作“农民”，这就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例如国外有不少论述“frompeasantstofarmers”过程的论着，若把这一过程译作“从农民到农民”就会让人不知所云。因此我国学术界有人译作“从贫苦农民到现代农民”，也有人译作“从农民到农场主”，实际上都不很贴切。而我们这本《中国农民》杂志的英译名也是个问题：译作ChinesePeasantry吧容易使人得到中国农民仍是传统的贱民身份的印象，译作ChineseFarmers吧又难以反映本刊对象中包括大量从事非农业的“农民”这一现实。

但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翻译，而在于作为公民自由职业的农民(farmer)与作为传统身份等级的农民(peasant)之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笔者建议参照“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之类称呼，把farmer译作“农业者”。显然，我国“农民”目前仍然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从农民到农业者”的演进在我国远未完成，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农民身份者，这一事实比我国有大量人口实际上在田间劳作一事更深刻地体现了我国目前的不发达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后一事实意味着产业上的不发达，那么前一事实则意味着社会的不发达。而身份性“农民”比重之庞大远远超过实际务农者的比重，则说明我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明显滞后于产业的发展。

农民(peasant)与农业者(farmer)的区别何在？从词义上说，farmer以farm(农业)为词根，强调的是职业涵义；而peasant一词从词源及构词成分看与“农业”、种田等本无直接关系。该词源于古法语，系由古拉丁语pagus派生，该拉丁词意为“异教徒、未开化者、堕落者”，带有强烈的贬义，因而peasant在古代的本义是对卑贱者的贬称。在古英语中Peasant可作动词用，意为“附庸、奴役”，而作名词时还兼有“流氓”、“坏蛋”之意。因而它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低下的身份或出身。只是由于那时卑贱者大多种田，这个词后来才与农业有了关系。 不仅英、法、拉丁语如此，俄语、波兰语等欧洲语言中近代表示农民的词汇也有类似特点：原无带有“农”义的构词成分，只是泛指卑贱者或依附者而言。古汉语中“农民”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也有身份的涵义(《说文》释民：“萌(懵)而无识也。”)，但并无西方语言那样强烈，而职业涵义(繁体“农”字从辰，古指贝壳制的农具)却很明显。“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从这类表述看，古代中国“农民”这一概念比西方有更多的职业涵义，而身份卑贱之义却较为淡化。这反映了古代中国比当时的西方职业分化较明显而身份壁垒却较宽疏，这无疑是当时中国比西方更进步、更文明的体现。遗憾的是到了本世纪中叶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社会的身份性色彩反而空前地增浓了。直到改革时代，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 身份性农民与自然经济(或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习俗指令经济”)相联系，而农业者则与市场经济相联系。E·R·沃尔夫的说法在国外学者中颇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就不像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使自己在一个广泛的社会网络内置身于地位竞争之中的耕作者”，因为他必须“固守传统安排”。“相反地，农业者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以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的风险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这种说法与我们过去常说的自然经济中的传统农民与现代化农场之别有些类似。但须指出：当代西方学界对市场经济之前的传统经济的看法不同于过去的“自然经济”说。“自然经济”说强调“小生产”的自给自足和无交往，而现在人们则强调传统经济中交往的非市场性或曰强制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希克斯认为真正无交往无分工的“自给自足”可能并不存在，传统经济中可能有相当规模的分工与要素流动，只是它并非因市场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他把这称之为“习俗经济”与“指令经济”的结合。与此相应地，“自然经济说”强调传统的“小”生产与现代“大”生产之别，而“习俗指令经济”说则突出传统生产的不自由与现代生产的自主性。因此，是否“受外部权势支配”便成了传统农民不仅区别于现代农业者、也区别于比农民更古老的初民(primitives)或部落民(tribalpopulation)的主要标志。“人们已习惯于把服从上层国家专制的乡村人口与生活在这种政治结构之外的乡村居民对立起来，并以此区分农民与初民：前者是农民，而后者不是。”80年代新版《不列颠网络全书》“农民”辞条正是基于这一点给“农民”下定义的。它认为在农民的定义中“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未必成立，关键在于农民(peasant)“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手段的最终支配权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产者手里。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non-farmers)手里。……这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

显然，是用这样的观点还是用以往“自然经济说”的观点看待“从农民到农业者”的演进，结论会大不一样：按后一观点，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由于消灭了“小生产”，便可以说完成了“农民的改造”。但按前一观点，由于它强化了“外部权势的支配”，所以它在消灭了农业者的同时反倒强化了“农民社会”。按后一观点，我国改革后农村家庭经济的兴起是“乡土中国的重建”，而按前一观点，由于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