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打工潮还要持续多久

A. 现在深圳.东莞.广州工厂普工加班还多吗会不会受到疫情影响订单减少了，加班量也少了吗

关于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现在生活消费水平越来越高，给我们带来的效果也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很期待在未来中国的一个发展会有怎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关于现在在广东等地区出现了一个令很多人都非常惊讶的一个情况，就是广东东莞现在出现了用工荒潮，关于这次用工出现人口不足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招人压力会突然增？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一、现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人们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一个工厂工作。首先第1点就是关于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关于从事这方面的一个工厂工作的话还是不愿意的，因为工厂工作实在太累了，虽然说工资薪酬很高，太累的工作真的不是有很多人愿意去从事。毕竟现在人们越来越享受现在的生活，是这样的流水线，会让自己身心俱疲，工作一两个月时间，根本就不会再次去尝试这样的一个流水线生活。二、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去进行上学。现在年轻人人越来越喜欢去上学，因为他们见识到时代的一个压力，如果不读书的话，那么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会受到限制。所以很多人都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因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出去进行打工，而是愿意回到家乡进行读书，不是特别的原因的话，加上现在很多学校也在鼓励学生们在学校当中进行学习，而不是辍学出去进行打工。三、打工潮对比以前来说已经出现了下降，主要原因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家乡发展也越来越。最后就是关于现在的打工潮出现了，对比以前来说已经下降。其原因就是在家乡的一个发展，不比在这些地方发展会差很多，且很多人还会思念自己的家乡，毕竟一个熟悉的地方才是让自己觉得舒心的地方。

B. 到深圳。和厦门。这打工大潮，最初是哪一年

改革开放后深圳和厦门被划为经济特区是1980年，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都是深圳接收外来打工人员的时候，只是最近几年内陆发展迅速才淡了的；厦门的工业其实并不发达，主要发展的是旅游发展行业，个人认为2000以后打工大潮就冷下来了

C.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潮”现象。

中国“民工潮”的正面作用、巨大贡献及其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同大包干一样，先由群众创造，后为“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所肯定，进而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并且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提出新的要求和相应对策。不少媒体也为之弘扬，“动之于情，晓之以理”。现在无论是农民工的输出地、输入地的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广大群众，对这一新生事物，从自身的实践过程和切身利益的感受，有所认识，有所理解，正在改善管理，加强服务，这一变化来之不易。随着中共十六大精神的深入学习和贯彻，实践将会更为有力地证明：

（一）外出打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渠道。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自劳务报酬的增长呈现逐年大幅度增长态势，许多地方，把它列为劳务经济目标考核。2000年，全国农民的工资性劳务报酬占其纯收入的比重已达到31．1％，比1985年上升13个百分点。其中打工收入为240元，已占农民纯收入的10．7％。1999年，安徽省农民外出打工收入217亿元，超过了当年全省174．3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同年，安徽省人均劳务收入达431．6元，占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2．7％。预计今年外出打工收入300多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民人均现金收入934．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8％，其中劳务工资收入335．9元，对现金收入的贡献率为72％。在家庭经营收入尤其是农业收入绝对减少，乡镇企业仍处于恢复性增长的时期，外出打工在解决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外出打工仔、打工妹“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盖上新楼房”，“一户打工，带动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已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同时，外出打工减缓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为收入差距是人口流动的诱因，人口流动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又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二）“民工潮”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按照我国现有的耕作与经济发展水平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约在2．7亿人左右，乡镇企业和城市二三产业已吸纳“农民工”约1．2亿人，还有1．5亿劳动力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将农业中大量存在“零值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不会减少农业产出量，却可以带来国民经济产出量的增长，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从1980年到2000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30．4％降到15．9％；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68．7％降到50％，第二产业从18．3％上升到22．5％，第三产业从13．0％上升到27．5％；市镇总人口从19．4％上升到30．8％。世界银行等机构研究证明，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为16％到20％。有学者估计，劳动力流动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16．3％，在今后的30年里，如果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种种障碍能逐渐被清除，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可为每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到3个百分点。

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港台资本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到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民工潮”实现了港台资本、沿海地区的土地和中西部地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相互结合，创造出极大的生产力。加入WTO以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最大优势还是劳动力资源，价格低廉，因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并积极争取扩大出口是我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

（三）“民工潮”实现了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增加了国民经济积累。一般来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会提高要素生产率。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地区、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地区、部门流动是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由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据测算，1995年二者之间的差距就达到7381元，即每雇佣一个农民工就等于节省了7381元的工资性支出，或者说，每一个农民工为其雇主的利润或通过产品价格下降为消费者福利和整个国民经济增加了7381元的剩余积累。如果以9546万农民工（劳动部和统计局，1999年）来计算，农民工一年为国民经济提供的剩余积累就达到704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专家估计，国有企业职工比农民工的工资高32％，这还不包括他们所有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物质福利，如果把这部分福利也计算进去，国有企业职工的年平均收入比农民工约高出127％。这也说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大量招纳农民工的利益所在，也说明农民工得不到国民待遇的歧视所在。农民工对流入省、区、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据测算，一个农民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全年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的消费和带回家乡的费用，还剩余1．5万至2万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按最低贡献1万至1．5万元计算，安徽省外出农村劳动力为流入地区GDP所做的贡献每年约为400亿至600亿元。这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阵痛”。

“民工潮”还孕育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个私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居民就业的主要领域之一，许多个体私营企业主都是在外出打工中积累了原始资本，掌握了生产技术、学习到了管理经验和经营能力后创办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需要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供给为基础，“民工潮”存在满足了个私经济发展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从安徽来看，“民工潮”不仅是农民增收的主要亮点，而且对提高农民素质，对本省流出地二、三产业的发展同样取得了巨大推动作用。目前安徽外出打工者约有2％－4％走上了回乡创业道路，全省约有20万人左右，主要从事开发性农业项目，创办工商企业，成为小城镇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无为县有5600名外出人员返乡办起了千家企业，其中年产值超过1000万元的工业企业14家，固定资产投资近2亿元，安置就业人员11万多人。

（四）“民工潮”培育和积累了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大。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当土地就本身而论不再是导致贫富的关键因素时，人力就成了关键性因素。”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快、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传统农业经济活动投资收益率低下主要由于农业技术落后与农民劳动技能低下所引起的。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缺乏现代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民工潮”的出现，使他们在工业社会的熏陶下，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另一方面使农民增长了见识，积累从事经营活动的经验，培育了市场经济观念，塑造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原动力。

（五）“民工潮”是传播先进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渠道，促进了农民的现代化。英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终年风尘仆仆的“打工仔”、“打工妹”回到农村时，不仅带回了打工的收入，更带回了先进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引导农民更加关注信息社会的动态，更加注重科技文化知识学习、子女教育培养、少生优育等，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政治文明的跃迁。

上述各点足以表明，中国“民工潮”的现象，就总体本质而言，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农民市民化历史进程的独特之路。

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方兆祥就以下几个观点作了系统深刻阐述：

（一）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从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角度上讲，人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活跃的要素。农民流动就业，既是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结果，又是人自身闯荡和成长的必然过程。由于富余劳动力多是流向城镇和发达地区，这就有利于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人的社会化和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既要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专门人才，更需要一大批具备较高素质的劳动群众。农民流动就业，不仅是增加收入之源，也是人与物的要素结合，在创造劳动价值中得到发展、提高素质的基本条件和重要途径。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角度上讲，农民流动适应了先进文化诸多特征的要求。农民外出行为的发生，不仅要求在观念上敢于突破传统的乡土观念的约束，同时还要具备在外闯荡的素质和条件。流向城市的打工者在竞争中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学文化、学科学，学习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改变原来受小农经济影响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目标取向，倾向于接受许多城市生活价值和行为方式，逐渐培养现代文明意识。同时，也必然会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对子女的教育以及选择少生优育，越来越多地接受科学和现代文明等。从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上讲，农民是我国社会中最大的群体，发展好、维护好和实现好这个群体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义不容辞的责任。“民工潮”既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实现了他们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那么，我们就应该给农民提供流动就业的渠道和机会，让他们成为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二）农村富余劳动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发达地区的实践证明，民工已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振动力量。这是应该从根本上加以肯定的社会现实，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如果农民没有流动的权利，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完善就将在最具活力的要素领域失去微观基础，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繁荣农村必须推进城镇化，这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符合我国的国情，也是当前我国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从国际经济来看，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工业化程度，二是城镇化程度。工业化体现于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和工业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由农村逐渐向城市迁移和集中的过程，体现于城市人口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和农村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工潮”的发生和流动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民工潮”挡住是不可能的。应该像中共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走新型工业化路子；消除不利于城镇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实行公正的国民待遇。

（三）农民流动就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产生了双赢效果。“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牵引农村劳动力跨地域流动的利益启动的一条规律。“民工潮”开通了发达地区和农业地区的通道，使广大农民主动利用地区差异，参与发达地区建设，解决了农业地区农民的就业、增收难题，获得了资金，学到了技术，培养锻炼了人才，为农业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使发达地区得以利用丰富和低成本的劳动力进一步发展，产生双赢效果。如果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即使土地汇报率很高，收入总量也不会很大。这种资源分配格局不改变，一方面农业地区的农民富不了，经济发展不上去；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劳动力，经济社会必然难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城乡共同发展。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如果人为阻止农民流动就业，搞城乡分开，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解决不了城市和农村存在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城市中失业的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没有市场，同时城市的失业问题还存在结构性失业的矛盾，即有事无人愿意干。而农民的收入下降，主要是因为过多的农民滞留农业，不仅农产品缺乏需求，而且农民没有就业机会。由此形成了农村市场销售不旺，影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由此造成城市乡村都不能发展。因此，解决农村问题的答案不在农村，解决城市问题的答案不在城市。只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和改进宏观指导，改变就农村抓农村、就城市抓城市的思维和活动方式，大胆推进城乡开放，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市转移，才可能加强劳动力市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扩大内需，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为城市工业品开辟广阔市场，为工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总之，我们务必认清中国“民工潮”的时代意义，务必把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作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法律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D. 中国的打工潮是怎么形成的，趋势如何

民工问题的制度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来自于农村，即户籍在农村却生活在城市的一个庞大群体——民工。从目前的人口分布情况来看，在全国的13亿总人口中，城镇人口大约3亿。在10亿农村人口中，有近三成外出打工，一般来讲，从20岁到40岁左右的农村人口大多外出打工，他们主要不是从事农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联系最多是在农忙季节回家从事双抢，如果这批人口我们定义为民工的话，那么中国的民工阶层就有3亿。

民工阶层折射不合理制度

户籍制度。中国现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1958年开始实行。在1957年以前，政府对城乡居民的人口迁移限制不多，中国的人口迁移基本上是自由的，但是随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政府对人口的控制越来越严（甘满堂，2001）。自1958后，政府实施城乡彼此封闭隔绝的二元就业制度，在城镇中实行“统包统配的低工资的就业制度”，在农村实行无条件的“自然就业制度”，相应地，中国居民被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户籍制度安排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是城市实行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城镇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制度、城市居民系列福利制度；广大农村居民自然就业、生活区必需品与福利取之于所在集体——公社、大队或乡、村。农村居民不准到城市就业，这种情况到1984年才废除，户籍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

现在农民如果要鼓足勇气抛开土地，不从事农业生产，只能有两条道路：其一，“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进乡镇企业工作；其二，进城市经商或打工。8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确实解决了农村中的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但乡镇企业的发展却造成了污染面积的扩大和污染的延伸，与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是相矛盾的；并且到了90年代的乡镇企业调整时期，资本的有机构成普遍提高，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吸收能力有限，已无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进城市经商或打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户籍制度。农民到了城市后，如果处境较好，就有可能在城市购买房子，而已经发家致富的农民，即使在城市买了房子，仍然不具有合法的城市居住权；更有一些处境较差者成为无户口、无家可归的“盲流”，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和资源的流动和相对集聚，从而阻碍城市化。

要实现城市化，必须先实现人口的集聚，只有实现一定的人口集聚，才能实现城市化。但人口集聚有一个前提条件，人口和资源必须能够自由流动。但中国现有的制度是制约人口和资源的自由流动的。其中的现行户籍制度是人口流动的最大障碍。尽管近年来政策规定上有所放松，但是这种松动也是极其有限的。如2000年度,广东、辽宁、四川、河南、陕西、江苏、天津等省市在全省(市)或部分城区放开小城镇户口,允许农民到城镇置业落户。但附有条件是：入户的农民“在小城镇有合法的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实际住在小城镇”。这种松动根本无法与农村居民的进城要求相适应，况且执行过程也是一个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吸引农民工最多的是大城市，但大城市仍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向农民开放。

土地制度。除了户籍制度，现行土地产权制度也限制了农村人口和资源的流动，从而民工问题始终难以解决。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归家庭，所有权不能转让，承包经营权转让很不方便。这种制度使农村人口无法将自己拥有的最大资源——土地变现为现金或其他可转移的资产，从而使进城生活或创业少了一大部分资产，这样大部分农民因为缺少资金或其他的资源而被迫放弃更好城市发展机会和子女受更好教育的机会。如果承包经营权能够很方便地转让，不但使进城农民有了一笔资金，而且土地的利用效率也会得到提高。当然，由于乡土观念，有部分民工，也可能不愿转让土地，但是这不是根本性的，经济利益的力量远远大于观念的力量。据浙江省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有75％的农民愿意进城生活，其中的25％不愿进城的，有51.3％是因为城市生活费用太高，缺乏经济实力。因此，一旦制度性因素消除，中国农民进城的步伐就会加快，就会克服对土地的依恋，毕竟对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讲，城市的繁华和富裕是梦想中的天堂。

教育和就业制度。现有高考制度是按高分录取，并适当照顾少数民族。但并无照顾农家子弟。农村本身教育资源就比较缺乏，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子女并不是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往往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而农村的教育资源相对贫乏，也就是农村的教育存在先天不足，而一到高考时，却要求农家子弟与城市居民的子女一样照高考分数来录取，并无考虑这种差异的存在。

同时，经过几年的大学教育后，到了就业时刻，又面临着一次不公平：大多数毕业生滞留在大中城市，也希望在大中城市找个好工作，但大中城市就业岗位有限，僧多粥少，一个好的岗位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竞争者，最后的定夺中，父母亲的社会关系就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统分统配的就业时期（统分统配同样存在社会关系问题），但现在的“市场”主导的就业政策夹进了太多的关系因素。农家子弟大学毕业等于失业的现象，使在农村的父母对培养子女的预期收益降低，6年义务教育一完成，半大不小的孩子就飘荡在城乡之间，成为民工潮中的一员。

就因为教育与就业方面城乡居民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所以许多的农村居民为了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有着举家迁移的打算，但进城之后，子女的教育更成问题，如果要进城市的学校，就要交不菲的借读费（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再加上进城的种种限制，使计划延期或搁浅。而如果教育制度安排适当向农村倾斜，同时民工子女能在城市中的学校顺利入学，那么就有更多的农家子弟受到高等教育，就能提高总体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如果进城能够顺利解决子女教育问题，“随子女迁移”就会出现，这样也有利于人口的聚集。

医疗保障制度。现有医疗制度的中心内容是确立社会统筹（或共济帐户）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障模式，城市在职职工享有基本医疗保障，而农村中的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可言。据卫生部统计，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投入587.2亿元，用于农村的只有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而新华社2002年2月5日公布的一份工作数据表明，目前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居民享用着2/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保障服务。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国在卫生费用负担的公平性方面，排在191个成员国的第188位；中国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评估居144位（朱晓超，2002）。在这种医疗保障制度下，在城市经商和打工的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即使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旦有病，大多数人也只能自掏腰包。医疗保障机制方面的不健全，使解决民工问题难上加难。如果3亿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对我国的城市保障压力是极大的。类似的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的存在，如城市中存在将民工边缘化文化的继续扩展，使民工的生存环境继续恶化。

解决民工问题的两难处境

从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也是一个由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化过程，很显然民工问题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只不过打上了中国的制度烙印。废除这种制度，给民工一个城市居民户口，是否就等于解决了民工问题了呢？是否就能够城市化了呢？未必。

大规模的农民进城，也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城市失业、居民的居住环境、城市扩容问题、犯罪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而且，过快过度城市化会引起“城市病”，尤其是对于人口已经饱和或接近饱和的城市，更容易暴发“城市病”。

如果不给民工户口及相应的保障，他们会对自己生存环境产生不满，疑惑于自己身份的不确定，从而产生在社会等级上被边缘化的焦虑，这会给社会安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他们的管理问题、犯罪问题等。在现有制度的影响下，形成了城市居民与在城市中生存的民工之间巨大的区别。

民工并不享有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机会，从而构成了两种城市劳动力市场：首属劳动力市场与次属劳动力市场。一般来讲，首属劳动力市场为城市居民所占有；次属劳动力市场则主要是一些临时工种，绝大部分工种为脏活、重活、险活，这些工作较易为民工所占有。民工做着重力活、苦力活，却只占有极少数的城市资源。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极为窘迫。就住宿条件而言，他们一般是几个人、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人合住一个房间，以降低生活成本。

从文化方面来看，城市里普遍存在着排斥民工的文化现象，认定民工就低人一等。在有关恶性事件的新闻报导中，经常出现民工的字眼。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民工与匪徒联系或者干脆说等同起来。

由于民工大量涌向城市，城市居民特别是下岗工人，面临着的就业压力同样巨大，在某些岗位进城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历史造成的心理优势所体现出来的对民工的歧视与现实的生存压力所造成的对民工的戒备，使民工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民工，生存条件也极其恶劣：工时过长,劳动条件差,随意拖欠和克扣工资，外来民工在城市里有自我雇佣式的生产经营活动时常受到种种干扰，基本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子女受教育困难,以及城市用工政策的制度性排外等。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对农民工的“集体排他”制度应该修改,应让农民工中的精英群体有上升的渠道（李强，2000）。

几点建议

从新中国的成长历史来看，中国农民为我国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工农剪刀差等策略的采用）。现在的城市化过程中，民工又为城市的建设出汗出血，该是考虑农民利益的时候了。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政策已经有所体现：第一，放低进入城市的门槛。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都在切实地为进城农民创造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生活空间、生活环境和生存机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对立；第二，提高农村自身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许多发达地区大量出现的乡镇企业，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吸纳了部分的过剩劳动力。这样一来也促进了农村的城镇化，缓解了农民进城所造成的城市就业压力。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并且还很大。面对现阶段我国出现的民工阶层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我们提出如下的应对措施：

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由于历史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明显滞后,与世界上经济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至少低了10个百分点。城市化滞后发展,不但对我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扩大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都存在着明显的约束。按照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将进入加速城市化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30%,非农化水平明显高于城市化水平,主要农产品和绝大多数工业品普遍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表明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条件完全具备。因此让民工成为城市居民，成为第一批“农转非”居民，不会对我国的城市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我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相比显得非常落后,因此在吸纳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上仍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消除制度障碍。要改革户籍制度，尽快实行按居住地和就业原则确定身份的户籍制度。要采取更加灵活的承包地政策。为了降低进城农民的风险,应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民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原承包地的使用权或将使用权进行有偿转让。通过户籍制度和土地政策等制度安排,转变滞后的城市化格局,着力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城乡劳动力二元结构的存在,必然降低经济运行效率,损害收入公平分配原则,延缓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必须将城乡劳动力配置的二元结构转换为一元结构。各级政府应清理整顿排斥外地民工在城市就业,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继续分割的制度和政策。在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应按照同步城市化的思路,改革户籍制度,促使长期流动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提高城市化水平。

应当允许、鼓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将承包期内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有偿转让、转包、转租、入股,甚至抵押与拍卖。而且应采取立法或行政干预办法,让已经进城时间较长、有固定就业岗位和稳定收入的“离乡”农民放弃土地。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土地向种田能手、家庭农场和村办农场集中,使农业生产向规模化经营方向发展,提高机械化水平,促进科学技术推广,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可以使“离乡”农民再“离土”,实现他们向城市的完全转移,让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到非农产业上,促进城市经济和非农产业发展。

加大教育投入，建立各种无偿的或半无偿的培训机构。我国教育事业的状况并不十分令人满意,高校数量少、师资力量不足,每年招生数量有限。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每年能考入国家正规院校的学生比例很小。而这些“落榜”的学生大多成为流动人口。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农村的教育事业,适当降低高校在农村的录取分数,给更多的农村的学生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这样,必将会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同时民工也要享受城市失业者一样的保障制度，参加各种下岗培训，而只要农民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没有相应提高，城市化恐怕只能流于形式。建立各种无偿的或半收费的培训机制是当前比较迫切的任务。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针对民工普遍文化素质较低的现实，积极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提高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并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这对于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提高民工的生存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因为，首先，第三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与第二产业相比，在同等数额的投资下，可以安排更多的劳动力。其次，第三产业的一些部门对劳动力的文化、技能素质要求相对来说不像第二产业那么高，使农村劳动力有施展的舞台。

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要坚持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方向，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真正做到市场调节供求，农民自主择业，并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政府宏观调控，逐步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最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跨国界的合理有序的流动。

E. 曾经超流行的“打工潮”为何现在都不见了

四十年前，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出现了“工作潮”。许多出生在农村地区的人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去了他们梦想开花的城市。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面朝黄土颠倒”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在城市工作的农民释放了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与此同时，在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的背景下，进城务工的农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家庭劳动力资源，理顺了家庭分工，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村普通家庭的命运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工作的浪潮一直持续到新千年开始，近年来，重返工作岗位的浪潮也在上升。农民工的流动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F.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国人打工热潮是怎样形成的

时光如梭，短短的几十年弹指间便匆匆走过，在这几十年的改革中，我国发生了沧桑巨变，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到处呈现出和谐美好，生机勃勃的景象，特别是农村，通过这几年国家对“三农”的帮助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收入也在迅速的增加。所以很多农民是一边外出打着工，一边趁着休息时间回来家种地，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能过得有滋有味。

现在这个社会，要的就是技术人才，先学艺，再赚钱也不迟！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也不用担心被社会所淘汰了。比如说农村的贴瓷片的。说简单点，就是在地面图上水泥，贴上瓷片就行，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技术性工作，没有常年累积的工作经验是做不来的，新手贴的不是空隙大，就是地面空。笔者所在的农村，有一位贴瓷片的老师傅，在农村干了几年，如今车也买了，房也盖了，儿子的婚事也办了。如今他的孩子也走着它的路。

G. 民工潮是人口迁移吗

民工潮是人口迁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迁入城镇的“农转非”，务工经商的“下海潮”和“打工潮”已成为中国目前人口迁移的主要倾向。

“民工潮”是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每年农历正月前后，浩浩荡荡的民工大军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铁路、公路车流如水，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运潮”。过去人们总说农村是个大海绵，如今“民工潮”浪打浪地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也强烈震撼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7)中国的打工潮还要持续多久扩展阅读

民工流动的优点：

任何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规模更具深远意义。

目前，中国各地外出打工的农民超过了5000万。民工的大量流动，特别是各地有组织有序的流动，有效地调整了中国各地区劳动力的余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许多外来民工承担了城市建筑、环卫、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工作，对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民工的劳务收入，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对改善农村经济，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利”是主要的。

H. 过去10年，我国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聚集，大城市为何能吸引这些人

过去的十年之中，人口大量向大城市聚集，为什么要向大城市聚集？大城市到底有什么好处？小县城怎么就不好了呢？自己现在慢慢也明白了，人们为什么都想去大城市？因为资源不一样，这是没有办法通过个人努力去完成跨越的。

因为回了老家什么都没有，自己读书读20年终于离开了那个小城市，离开了乡村，现在因为消费水平低自己就回去了，那自己读书读这么多年的意义呢？自己读书已经很艰难了，为什么很艰难？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大城市可能只要考500分就够了，在很多偏远县城可能得考550乃至更多。自己已经这么辛苦了才走出原来的地方，还要自己的孩子这么辛苦，重新走一遍自己的路吗？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啊，这个是现实啊。

I. 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狂潮最先是什么时候

97年农村开始兴起外出打工的，大规模开始是2000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