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如何以石门颂为题写一篇论文
一《石门颂》及其价值
石门隧道在陕西省汉中市北约二十公里，位于古褒斜道的南口，在褒河西岸与河道并行，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交通隧道之一。石门壁长约十五米，高约三点五米，宽约四米多。关于石门隧道的初次开凿年代有三种说法：一是开凿于秦代；二是开凿于西汉高祖刘邦时；三是开凿于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东汉顺帝初年，司隶校尉杨孟文曾组织重新疏通褒斜栈道与石门隧道。据《后汉书·顺帝纪》记载：延光四年十一月乙亥，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与《石门颂》中“废子由斯”语相合。《石门颂》摩崖刻石，就是凿刻在石门隧道崖壁上用以颂扬杨孟文奏请并修复褒斜栈道与石门隧道的功绩。其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亦称《杨孟文颂》，在清代以前的文献中由于释文的误读，经常被称为《杨厥碑》。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十一月刻，汉中太守王升撰文。摩崖高327厘米，宽254厘米，隶书22行，每行约30字。额题十字“故司隶校尉楗（犍）为杨君颂”。1967年因石门所在地修建水库将《石门颂》及其他摩崖从崖壁上凿出，1971年移至汉中市博物馆。
《石门颂》摩崖刻石与《郙阁颂》、《西狭颂》并称为“东汉三颂”，又与《石鼓文》、《石门铭》并称为“三石”，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作为东汉时期的刻石名品，其研究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在于书法艺术，更在于重要的历史价值：首先，《石门颂》的文字内容记载了褒斜栈道和石门隧道的开凿与疏通，是《后汉书》关于此记载的注脚，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其次，《石门颂》中所记载汉中一带郡县名称如“犍为”、“南郑”，栈道名称如“堂光”、“子午”，又为历史地理学考察当时的地名和栈道的沿革、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再次，《石门颂》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也不仅仅在于它作为一件书法名作为后世学书者提供了优秀的学习范本，更重要的是它在书法环境学上的重要价值。由于《石门颂》特殊的用途、特殊的书写载体和特殊的书刻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研究东汉时期的大字书写状态以及环境与书法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石门颂》的风格特征
《石门颂》是东汉刻石书法中的一朵奇葩，其书风自然、奔放、朴拙、雄强，可谓字字飞动，逸趣横生，明显地保留了简帛隶书的那种放逸浪漫、 灵动活泼，在高古气息中蕴含着丰富的趣味，被称为“隶中之草”。《石门颂》以它鲜明的艺术个性成为汉隶中的佼佼者，是汉隶中的神品，历来为书法家、金石家所赞赏。自郦道元，到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洪适再到清代王昶、翁方纲等名家，都曾对《石门硕》作过考释。清代方小东称其“挺劲有姿”；杨守敬则赞它“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绝非过誉。
就立石时间而言，《石门颂》是桓帝初期的产物，汉隶的规范模式在这里尚未形成气候，书写中缺少了许多法度的约束和规矩，更多的表现出了野性和山林气。《石门颂》是气势磅礴的大字，给我们留下了朴拙天真和颇具天然的意趣，其字势间所流露出了一种博大恢宏的气势，为后世书家所称道。在这种天然逸趣审美特征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与《礼器碑》《曹全碑》《乙瑛碑》等不同的书写风气。如果说《礼器碑》等碑的庄严整饬、雍容华丽是庙堂之气，《石门颂》表现出来的则是放荡不羁、飘然野逸的江湖之气。这种江湖气所显示的不是精巧至极的雅趣，而是一种与之相反的古朴自然、博大宽宏、驰骋八极的气格。
从整体风格上看，《石门颂》浑厚奔放、自然天成，疏秀劲挺、高古超逸。在用笔上突出的体现了它的随意性与简捷性，在线质的表达上于轻松随意中寓凝重、圆浑，带有汉简书写时的豪迈开张之态，线条颇具质感的同时表现出灵动、起伏的内在精神，充分体现了其“草隶”的特征。在随意与简捷的基础上，线条起收处藏头护尾，笔法与体势上有明显的大篆意味，与篆籀之法如出一辙。纵观全篇，《石门颂》同时具备厚重圆润的用笔与宽松舒展的体势，故其能将浑厚奔放、劲挺秀逸、宽松圆润寓于一体，给人以高古超逸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