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进入中国多少年

❶ 西药是从什么时期进入中国的

西医是如何进入中国的，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取代中医显赫地位的
现如今西医成为人们日常行医看病的主要方式，早已取代了往日中医的显赫地位，然而在它出场之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人们更多的是对它的好奇，西学是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基础，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医作为一门科学，16世纪以后就大规模进入了中国。
进入中国的初期，西医并不是以医道的传播，而是以介绍西医基础生理学知识为主。明朝末期，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首先零散地出现在一些传教士的着作中。1569年，主教加内罗在澳门设立的医院，可谓是近代西医传入中国的鼻祖，康熙年间，康熙帝因为身体欠佳，中医又一直没有效果，因此对西医产生了兴趣，他对传教士白晋等人讲述的西医中的病因知识和相关的心理学很是好奇，特别是17世纪法国解剖学家福尔纳的着作更加感兴趣。于是下令一个最好的画家专画人体解剖图像，并将中医中的铜人模型做对比，发现铜人模型也有静脉，但无动脉和血管。
1698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参加最先进的西医理论，用了近5年的时间将白净的人体讲稿整理存放，还编程了《人体解剖学》康熙帝对此也很关注，但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去研究，此书在丹麦的皇家图书馆被发现。

西医进入我国以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些学者对西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尝试着对照西医采取治疗，王宏翰便是第一位接受西医的医学家。他集中反映了自己所受西医的影响，并创作了一些书籍。干隆时期的王清任也是相信西医的学者，常常因为没有看到人体脏腑而感到遗憾。后来瘟疫流行，小孩死的很多，王清仁趁机查看了小孩死者的脏腑，多达30几人，才弄清楚中国古代医学所绘制的脏腑与实际的不符，后来就写了一本《医林改错》记述脑髓说。
排斥西医的人也很多，西医学在人体结构和身体功能认识及医疗体制上比中医更有所长，就引起了人们对猎的关注，但未对中医引起冲击和震荡，直到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在数日内去世，顽固的太医院开始反省，太医院作为旧时代传统中医的象征，从此就消失了，在清末至辛亥革命建立新政权时期，西医被纳入到国家行政部门，这就表明西医已经正式进入中国，占据中国一滩的首要地位。而西药也是在西医传入中国后才有的概念，是伴随着西医的传入而相应传入的，西医所用的药物被称之为西药，中国的传统药物则称之为中药。

❷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多久

近200年的历史。

关于现今中国人所说的西医学，它的完整名称是“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体系”。它起源于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它是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否定并摒弃了古希腊医学之后，所发展出来的一门以解剖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全新的医学体系；

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体系中的诊断技术更多的是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做出对疾病准确的诊断。医生利用自己的感觉器官通过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嗅诊等方法或借助听诊器、叩诊锤、血压计、体温表等简单的工具对病人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来诊断患者的疾病。

由于它起源于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因此我们习惯的称为西医。现代西医在近代时期的中国被称为新医，与旧医（中医）相对立。而19世纪中叶，这是世界近代史阶段基本到来的历史时刻，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

(2)西医进入中国多少年扩展阅读：

传入中国时期：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

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

❸ 中国医学有多少年历史

早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
大家一般认为：
中医是经验医学，不是某个人发明的。中医有五千年历史，也就是说从中国有人类开始就有中医了

❹ 在国内学医学专业，一般需要学几年才可以当医生

过去两年的疫情使很多学生和家长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大学学知识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特别是学医更需要心理准备。不久前，元老师因为个人原因与医生接触了一段时间，并向参与监管培训的研究生了解了一下他们的实际情况。

家庭条件相同的学生必须做好准备，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学习成绩更好，获得更多奖学金，尽可能不要依赖家里。因为研究生和博士生国家都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孩子的分数不是很理想，但如果想学医学，元老师建议选择医学检查类、护理类、康复类的专业。学医的周期到底有多长？本科五年制只是小事，硕士也去地球工作了要说临床医学的是，学生不能上本科，不能做执业医生，基本上可以说是白大学。因此，对想学医的学生来说，一定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学医很值得尊敬。

❺ 国内医学专业从本科开始到博士毕业（不间断）一般得多长时间最快几年能完成（不包括本博连读）

一般医学专业本科需要5年(当然,也有4年的),硕士最快需要2年(这个要导师同意毕业才可以,当然了也有念硕士2年半或着3年的),博士最快需要3年(很少有2年博士毕业的.最多的博士念6年,如果6年还毕不了业,学校就做退学处理了).所以,按你说的从本科到博士毕业最快的是9年(本科念4年学制的)或者10年(本科是5年学制的).

❻ 西医到中国多少年了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地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可见，内地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如在19世纪末的苏州，“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就个人而言，李鸿章可谓典型。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接触到西医；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医均束手无策，后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医。

其次是不同地区在接受西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很明显，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接着，由于西医的灵验得到体现，加上人员往来、信息流通，周边地方一些对西医素无所知的人也主动前往接触西医。如雒魏林在上海行医之初，苏州、松江等周边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中国社会流动性也日趋增强，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超过以前。在此背景下，西医信息传播到了许多地方。在以排外着称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据郭嵩焘日记载，当年长沙中医夏洛林向他索要西医书，他将《内科新说》、《西药略释》等四本医书送给夏氏。在封闭的四川，19世纪80年代成都的罗定昌就很想获得上海出版的西医书，1886年终于购得《全体新论》、《妇婴新说》，后据此撰着了《中西医粹》。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中国人通过信息传播对西医已有所认识和接受。

在内地已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时，西医在沿海地区并未被普遍接受。据《教会新报》载：19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西医院，有病接受治疗的人“实多佩服，惟不敢就医者亦很多”。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仁济医院、格致书院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学西医，《格致汇编》答复杭州读者说：华人开设公病院还太早，因为中国人不明医理，“西医之法众人不信”。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医，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通商口岸华人对西医的认识在实用和学理上均有很大的进步，这时西医也开始为当地人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西医逐渐为内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在中国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国人对西医认识的变化

接受西医并不等于说完全认识了西医，晚清中国人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正确地认识了西医。

起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医缺乏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信奉西医的一个原因就是“喜西医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在没有科学地认识西医之前，很多中国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张。一些人根本不遵医嘱，有人经常把开的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很多人不敢接受西医麻醉手术。

在学理上，中国人起初对于西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进行评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体新论·弁语》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灵枢》、《素问》有不同之处，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对西方的解剖学也存有怀疑，认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开始时，中国人往往从表象出发，认为西医长于外科，内科不精，对一些外科手术也感到奇异。至于西药，很多人认为它比中药“猛烈”。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学着作的流传、医学教育的开展，中国人对于西医的认识逐渐加深。1884年《全体通考》出版时，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认识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当时为之作序的有广寿、荣禄、陈兰彬、张斯桂等人。广寿评曰：“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此书之功岂不大哉。”同时，中国人对西医内、外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俞樾在《中西内症玄机·序》指出：“吾华之争羡西医也，莫不称其精于外科，而不知其内科尤精”；西医之所以精于内科就是因为它对生理解剖有准确的了解。中国人对西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仅认识到中、西药的不同，还认识到西医用药的内在差别。

可见，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浅到全面精到的过程。

晚清中国人的中西医观

在接受和认识西医的过程中，晚清中国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中西医观。

（一）信奉西医而排斥中医。晚清出身教会医学教育的西医大都持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西医的人中也有持此观点者。如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即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吴氏的看法过分夸大西医，完全否定中医，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二）主张中西医会通。一些信奉西医的人比较中西医，认为西医可补中医之不足，形成以下两种中西医会通主张。一是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二者会通。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中说：中国医学和医药均有不足之处，西医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他还认为西医解剖学在某些方面同中国传统医书有相合之处。郑观应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李经邦、陈炽、钟天纬、许克勤等人均持此种观点。朱沛文等近代名中医也持这种主张。另外，教会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人持这种主张，苏州医学传教士柏乐文的学生顾福如就是例证。二是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但西医有许多不足，会通应以中医为主。这以唐宗海为代表，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提出“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又说，西医在药物、用药、解剖学、外科治疗等方面远不及中医。

（三）有限地肯定西医，实际上反对或不接受西医。这以朱一新和陈虬等人为代表。朱氏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医学则中国针石之技，久而失传，西医擅长在此。其内科之学，远不如中国。”同时，他还从体质差异和医理不同来反对西医。陈虬虽承认西医的疫病来源于病菌之说，却又说“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西医。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待西学上的“西学中源”。

（四）坚持中医排斥西医。在反对西医的中国人中，有的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来反对西医的，有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西医。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浙江的一些中医和官绅为了自身利益，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来反对西医。叶德辉在《西医论》一文中则说基督教在利用医学传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备，并从生理解剖、华夷之辨、医理和医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对西医的五个理由，最后提出要振兴中医。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❼ 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如何传播与发展

“西学东渐”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医学科学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使中国卫生医疗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还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西方医学科学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它与中国传统医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医学体系，两者之间不免产生矛盾。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总体进程来看，西方医学，主要是近现代医学科学，在华传播是比较顺利的，最终为中国社会各界所普遍接受，并从20世纪初开始，取代中国本土传统医学，反客为主，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主体部分。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早在唐朝就有景教徒（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在华从事行医活动。1289年，罗马教皇派遣意大利籍传教士孟高维诺（G. de Montecorvino）来华。孟氏在传教同时，也以医术为活动工具。这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开端。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渐多，其中着名者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 Ricci）、熊三拔（S. de Ursis），瑞士耶稣会教士邓玉函（J. Terrentius，）等。他们在行医的同时，还翻译了多部西医书籍。其中邓玉函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解剖学），经过国人毕拱辰润色，于1643年付梓刊印，流传民间。当然，传播医学并不是传教士的目的，而是求得在华立足之地以宣扬教义的手段。
这一手段令西来客们获益良多，甚至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中国社会顶端的道路。降至康熙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医学活动达到高峰，他们在派别上属于天主教。当时来华传教士，如意大利教士鲍仲义（J. Baudino）、罗怀忠（J. Casta），法国教士樊继训（P. Frapperie）、安泰（E. Roasset），德国教士罗德先（B. Rhodes）都先后入太医院供职。鲍仲义和安泰充当康熙帝的随身医生，随驾出巡。罗德先曾经用药治疗了康熙的心脏病，还为他做过外科手术，切除了唇上的肿瘤。
虽然西方传教士试图利用医学作为传教手段，然而事实上西方医学传播的社会影响远胜于宗教。不过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医学，还是以古代医学为主，无论是在基础理论还是在临床实践方面都没有取得显着成就。康熙末年，由于罗马教廷没有处理好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礼俗之间的矛盾，在华传教士又介入了皇室立储纷争，触怒了后来继位的雍正帝。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遭到清王朝的驱逐。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也因此遭遇挫折。
19世纪初，一批新教传教士开始来华传播医学。此时，西方医学已经发展到近代阶段，在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步，在全球遥遥领先。正如一位西方医学史家所指出的：“现代医学，我简称为‘我们的医学’，是19世纪社会的产物。”
1800年以后来华的英、美传教士医生，把西方医学的最新成果传入中国，对于改善当地人民的医疗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A.Pearson）在澳门开展了牛痘接种，并雇佣了中国人邱熺等在广东各地推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邱熺后来独立开办了自己的种痘诊所，在当地名望颇着，得到了两广总督阮元的题匾赠诗嘉奖。
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现代医事制度也传入中国。教会医生在通商口岸澳门、广州建立起近代化的新式医院。早期在华兴办医院颇富成效的当数美国人伯驾（P. Paker）。1834年，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医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华从事医药传教事业。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1835年11月，伯驾在广州新豆栏街开办了眼科医局。医局开办后，初期虽求诊者甚少，但是教会医院所具有的福利性质和先进的眼外科技艺，很快就吸引了众多的病人，经常是“每天都有几千名等得不耐烦的中国人叫嚷着要求进入拥挤的病房”。他还曾为来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医治过疝气。林则徐对伯驾的治疗深表感谢。
英国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合信（B. Hobson）是当时另一位传播西医的杰出人物。1839年，他在广州开设了惠爱医馆，“舍药施医，至者甚众，无不应手奏效，而去求医者几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
教会医生在建立医院的同时，还积极推进西医教育，为当地培养新式医生。麦高恩（D. Macgowan）提出：“不应该认为教会医务人员工作的重要部分仅仅限于内外科的实施，应该对当地的开业医师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进行讲授，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学习医学和有关科学。”1837年，伯驾招收广州本地学生入眼科医局学习。合信也于1839年在广州惠爱医院传授西方医学。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时正当西方资本主义资本扩张与商品输出全球化时期，医学又成为传教士服务于本国对华通商利益的辅助工具，也就是美国在华教会协会之主张：“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
总体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在华传教士虽然为传播西方医学进行了艰苦努力，但是由于清中期以后，清政府一直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在华活动受到诸多限制。传教士医生未能在华自由施展其影响，只能在广州一带活动。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对中国的影响也还是很有限的。

1840年以后西方医学在华影响的扩大
西方近代医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始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普遍接受，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先后逼迫清王朝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以此为护符，西方人在华活动获得了诸多便利。根据条约规定，外国人有权在华行医和开设医馆，西方医学在华影响随之得到迅速扩大。一方面，教会在通商口岸设立了医院，给予中国各阶层民众以医疗上的福利；另一方面，传教士医生多方努力，积极推进西方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1850年后，合信翻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多部西医着作。美国人嘉约翰（J. Kerr）在1859―1886年间编译出版了以临床医学为主的20余种西医书籍。
1866年，由嘉约翰主持，中国第一所正式的西医学校在广州博济医院建立，招收中国男女学生入学医科。该校为广东西医人才培养贡献很大，造就了诸多杰出之士。戊戌六君子之康广仁、民国国父孙中山都曾经在此求学。
1886年，由美国教会医生倡议，在上海成立了在华教会医学联合会，命名为“中国博医会”。该会创办了《博医会报》，报道西医在华传播情况和世界医学发展动态，并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福建等地建立分会。
在华传教士还资助一些中国青年赴外国学习。例如广东人黄宽得到了美国教士布朗夫妇的资助，先赴美国留学，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学士学位。1857年，他学成回国后，在香港、广东等地开诊行医，并在诊所内培养中国学徒，是为中国人自行教授西医之始。
西方医学的传播得到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乃至开明派封疆大吏的积极响应。他们出于自强救亡的目的，在察觉到中国传统医学存在诸般弊端的同时，也开始重视西方医学，期望以此作为经世救国的手段。
西方医学理论的科学性和治疗方法的有效性，获得了晚清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有士人着文感叹道：“西医之精妙，西药之简便，华人稍知西学者，无不知之。而独斥为不足信，不可用者，则中国之医人药肆居多。然每见上海各处遇有疑难重症，华医为之束手者，一延西医，用西药，即能霍然而愈者，指不胜屈。”
晚清学界颇负盛名的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在致友人书信中，对西医理论和诊疗方法深表佩服：“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决无不瘥之事。而朋友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令弟如系肺疾，应就西医，……此病甚不易治，中医不解，亦无征效之药；其云可治，乃隔膜之谈。若西医用闻症筒（注：听诊器）细心审听，决为可治，乃足信耳。”
晚清思想界着名人物郑观应在其名着《盛世危言·医道》一篇中，较全面地将中西医加以比较。他认为西方医学在关于人体脏腑器官的认识、诊断手法、药物炮制、外科器械等方面都胜于中医。他对于西方的医事制度也非常赞赏：“西国医学设专科……皆由名师教诲……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中国之医能如是乎？”
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着名地方督抚疆吏，在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认识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作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新工具。他们在主持洋务自强运动过程中，对于作为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医学科学，也采取了积极的接纳与提倡态度。1865年，北京同文馆设立医学课程，聘请英国医生德贞（J. Dudgeon）为教习，是为中国自设西医教育之始。
在洋务派大吏中，以李鸿章为推进西方医学传播出力最多。他聘请西医为自己家庭的私人医生，着文大力宣扬西医：
泰西医学有长官、有学堂，又多世业孤学，藏真府俞悉由考验，汤液酒醴更极精翔。且俞跗治疾、割皮解肌、湔浣肠胃，此法久逸。而彼方于肿疡、金疡、折伤、溃疡之石药劀杀尤得其传，且于草木金石之原则化质，一一格致微眇，务尽其实用，非仅以炮制为尽物性，则尤中土医士所未逮者，予久伟其用心之精而立法之善矣。
李鸿章提出了汇通中西医的观点，指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他出资赞助英国教会医生马根济（J. Mackenzie）在天津开办了一所英文名为“Viceroy’ Hospital”（总督医院）的新式医院。1893年，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正规近代化西医院校——北洋医学堂。北洋医学堂聘请外国医生主持教学。学校堂规称：“西医学堂原为珍重生命而设，诸生来堂肄业于医学诸书，宜视为利己济人之要务，孜孜不倦，晨夕研求，毋得始勤终怠。将来造诣有成，资送各兵船及各营所当差，不独资给薪资，兼可活人无算，良医良相事异功同。”
当时的新闻传媒对西医也进行正面宣传报道。1872年，很具影响力的《申报》刊文评价西医道：今夫治疾之法，至于西医可谓详且备矣。其于人之一身，内而心肝五脏，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阴阳等窍，无不详辨其形，细察其隐，以观其受病之处，以究其得病之原。较之中国医书之所载与夫中国医士之所知，奚啻详细千百倍哉。
尽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列强在华的侵略行径引起了国人的敌视与仇恨，西方文化在华传播所受阻力甚大，但是西方医学以其拯救生命、维护健康的崇高宗旨和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治疗技术，逐渐赢得了中国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接受。当时有人记载道，“自中国通商以来，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者，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西方医学在维新运动中地位的提升
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也随之而入新境。
维新派思想家认为救国首先必须强民。他们强调要从身心两方面提高国民的素质，提出了医学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指出：“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
严复也积极提倡医学救国，他在其名着《原强》一文中论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维新志士肯定了西方医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深信引进西医有助于救国保种。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特辟西医专栏，宣传医学维新论。刘桢麟在该报发表“富强始于卫生论”，称：“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日骎骎乎进于道矣。”
梁启超认为发展医学是变革图强、追求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求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法，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生，而讲免疫”。
维新派引进西医的救国主张，在社会上反响很大。研究西医者不断增多，各种学习西医的民间组织和报刊杂志，在许多地方纷纷出现。社会各界对于学习西医的热情也显着高涨起来。一次，梁启超在集会宣讲医学救国论时，忽有人当众涕泪长跪而言曰，“此举若昌，某愿粉身碎骨相赞助”；“愿悉所有以其半养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
这一主张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开明派的采纳。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改革教育的上谕中称：“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即使是维新派的政敌荣禄，在接受了德贞为他施行手术治疗后，重病痊愈，不禁称赞他医术“精妙绝伦”，“不特为华医所未见，亦华人所未闻，藉非目睹，其谁信之”。
百日维新虽然因清王朝统治阶级内极端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但是维新改革势力依然日益强大。学习西医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势力奋斗之重要方向，西医大潮从此在神州洪波涌现。

清末民初西方医学在中国医疗体系中主体地位的形成
1903年清末教育改革中，中国传统医学式微、西方医学科学转为主流之局已现端倪。着名开明派重臣张之洞与张百熙在当年制订的“癸卯学制”中，将医科大学作为新学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医学仍列29门医学科目之首，但是其他28门科目皆属西医范畴。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死后，作为旧时代中医政治象征的太医院也岌岌可危。在时代改革大潮中，中西医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医学界的变革深受近代日本医学思潮的影响。自唐以来，日本医学界本来是追随中国传统医学亦步亦趋。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积极推进近代化进程，力图挤进世界强国阵营，谋求“脱亚入欧”。在医学领域，日本政府奉行所谓“文明开化”施政方针，于日本医界大兴“灭汉兴洋”之风，在医政管理、医学教育、医疗设施、药品生产等方面推行废除汉医、全盘西化。而就中国方面来看，清末自戊戌变法，特别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老牌强国俄罗斯帝国以后，日本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势力最重要的模仿范本。同时由于“路近费省”的缘故，大批中国学子赴日本学习。他们学成归国后，也把日本的医学理念带回中国，成为传播西医，废弃中医的骨干力量。
民元以后，民国政府摒弃中国传统医学于新式医疗制度之外，以西方医疗卫生体制为范本，重构国家医疗卫生制度。中医也不再列入国家医学教育内容。1915年，由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发起的全国性中华医学会建立。该会所有组成人员都是西医背景，并以“促进医学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唤起民众对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兴趣”为宗旨。中西医主次易位态势，至此昭然。西方医学科学在中国现代医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确立。
此后，西方医学科学在全国得到深入推广，中国传统医学则迅速萎缩，被斥为“不科学”，贬为“旧医”。1916年余云岫着《灵素商兑》，以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全面批判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废除中医之论一时甚嚣尘上，并得到了民国政府汪精卫、褚民谊等有留学日本背景高官的支持。1928年，汪企张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废止中医案。1929年，在南京民国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余云岫等人再次提出废止中医案，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至此中国传统医学不仅被西医反客为主，更有被赶尽杀绝之势。虽然经中医界极力反对，多方运动，此案未得切实实施。但是，随着西方医学科学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主体地位的日渐根深蒂固，中国本土传统医学也日趋边缘化。此局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思想，方才有所改观。
综观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之历史进程，虽有波折，而终于得到国人之广泛接受，取代中国本土传统医学之主体地位，对于推进中国科技现代化，维护中国人民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❽ 西医是何时传入中国的

1805年5月27日，东印度公司档案卷宗，广州商馆档案簿上，“今天皮尔逊先生以痘苗开始接种。”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给华人接种牛痘，此事件被认为是西医输入中国的正式开端，也成为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