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道统治中国多少年

A. 什么叫僧，什么叫僧道

僧
“僧”是梵语“僧伽”的简称，意译为“和合众”， 即指信奉佛陀教义，修行佛陀教法的出家人；亦指奉行“六和敬”，“和合共住”的僧团。

它的字义就是“大众”。僧伽是出家佛教徒的团体，至少要有四个人以上才能组成僧伽。所以一个人不能称僧伽，只能称僧人，正如一个兵士不能称军，只能称军人一样。出家男女二众都在僧伽之内，都能称僧人。

在佛教尚未兴起以前，“僧伽”一词早在古印度的社会中普遍使用。当时由于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富人们于是依职业性质组织许多不同的团体，这样的团体，即名为“僧伽”；乃至当时所有的政治体制，也都称为“僧伽”。这些在社会上通用的名称，后来被宗教团体吸收、引段基用。及至佛陀证悟之后，不忘出家的本怀，随即展开弘法度众的工作，至鹿野苑度化憍陈如等五人出家修行，佛教僧团(僧伽)于焉成立。

僧是在家佛弟子的指导者，是佛法住世的象征，是割爱辞亲，舍离世乐，信受佛陀教法，依教奉行而入圣证果的人。“僧”是续佛慧命，传扬佛法，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的圣弟子。

从广义来说，“僧伽”，则是指佛教全体的教团。佛法的弘传，人人有责，但是在家信众毕竟有眷属亲人的牵绊，不易脱离亲眷束缚，所以佛陀把正法久住世间的责任托付给和乐清净的僧团。僧团毕竟是修身养性，陶铸圣贤的大冶洪炉，是住持正法，度化众生的集体力量。僧团的重要，由此可知。

僧：梵文 Samgha，详称僧伽，指出家修行的男性佛教徒，意为众、大众、团契。僧伽是一群依佛法的出家人所组织的一个宗教团体。中国人称‘僧’，是由僧伽简称而来。有的出家谦称自己为‘小僧’、‘贫僧’，实欠妥当，因为一个人不能成为僧伽（至少应有四人）。再者，称僧伽为‘小’，为‘贫’，也是不对的。佛教界惯用‘高僧’，不用‘名僧’，据说‘名僧’两字的意义多指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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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行(僧众);僧众(僧人:和尚;佛教徒);僧录司(明清时期管理佛门事务的机构);僧雏(年龄小的僧人);僧寮(僧人居住的房屋);僧居(僧人轿链的居室,寺院);僧衲(僧衣);僧靿袜儿(僧人穿的长筒袜);僧正(管理众僧之官);僧官(管理僧人、寺庙的官吏);僧纲(管理佛教的官闭燃孙);僧腊(指僧人受戒后的年龄。又称法腊);僧伽梨(僧服大衣名。为袈裟的一种)

僧道：僧侣和道士

僧多粥少：比喻不够分配之意

僧侣：和尚,也借称古印度婆罗门教,中世纪天主教等的修道者

在修道院一直呆到二十二岁,他也成了一个僧侣——《火刑》

僧尼：统称和尚和尼姑

僧人：和尚,出家人

僧俗：僧尼和没有出家的一般人

僧徒：僧侣、和尚的通称

僧院：佛教寺庙、寺院的总称

僧众：众多僧人

B. 佛教是什么时候在中国广泛流传的

佛教发源于距今约2553年前的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受到了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教的抵制，受到儒、道两家猛烈攻击，历经多次劫难。

汉代以后，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开始从印度来到中国。刚到中国，佛教没有汉文佛经为依据，更没有华人僧徒做内援，力量非常弱小，只得依靠黄老道术以图立足，于是便把佛陀释迦牟尼的神迹全都放在老子头上，产生了老子化胡说。

由于佛门对这一说法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所以人们对此也未介意，只是糊里糊涂地将二者视为一体共同祭祀。至此，佛教广泛流传，势力膨胀，西晋末年与道教产生矛盾。道教又提出了老子化胡说，佛教已经羽翼丰满，不再承认这一说法。于是道土王浮根据以往传说，作成《老子化胡经》贬斥佛教。《化胡经》使佛教在道教面前大为难堪，引得僧人群起而争论，纷纷指责此书，并竭力证明佛在道先。从此，《化胡经》的真伪成了历代僧道长期争执的焦点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由于佛教的学说经义，常令人五体投地，深信不疑。特别是那些贪恋富贵的帝王们，很容易成为佛门说教的信徒，南朝梁武帝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梁武帝萧衍，是十足的佛教迷，他曾亲自注解佛经，撰写论文，参加佛事，甚至还先后三次舍身佛门。

佛教在隋朝奠定复兴的基础，唐高祖统一全国后，由于帝王对佛教的护持，使得中国佛教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各宗争鸣，百花齐放，高僧辈出，随着国家的威势，将佛法传播到东亚各地区。世称贞观之治时期，太宗护持佛教，崇敬三宝，历代罕见，因此在大唐盛世，高僧硕学辈出，译经事业空前大盛，尤其佛教寺院林立，佛画推陈出新，诸宗并弘，文物灿然大备，为中国佛教最辉煌的黄金时代。佛教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成熟期，呈现完全的“中国佛教”，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文学上都有很深的影响与成就。

在历代信奉佛教皇帝的支持下，僧尼寺院开始泛滥，直接危害国家财政，威胁王权统治，加之道教从中作梗，于是便发生了几次大规模以政权力量直接打击佛教的灭佛活动。“三武一宗之难”就是佛门的极大灾难。

所谓“三武一宗之难”，即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四人采取措施打击佛教的活动。

佛教在沉浮兴衰和儒道围攻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变得圆滑变通，开始与儒道沟通以改造自身学说，以求更力口适应中国统治者的要求。佛教吸取他家之长，逐渐中国化，逐渐儒学化，从而也就在中国文化中深深扎根，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中国佛教。

C. 道教在历史上有没有非常激进的扩张时期道教又是如何演变成现在这样一种与世无争的形象的

道教的急剧扩张发生在唐代，唐代国教是道教
一、唐朝皇帝以老子为祖先，维护道教就是维护政权合法性
至于唐初开国，实为鼎盛时期，此时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有所保障，且在民间信仰上，也足与当时的佛教分庭抗礼。道教从此稳定基础与展开后来的局面，全仗大唐天子与老子是同宗的关系，诚为不可思议的史实。
史称：当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五月，据太原起家而称帝的时候，因晋州人吉善行，自言在平阳府浮山县东南羊角山(一名龙角山)，见白衣老父日：“为吾语唐天子，吾为老君，吾尔祖也。”因此便下诏在其地立老子庙。及唐太宗当政以后，便正式册封老子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从此唐代宗室宫廷，虽都信仰佛教，亦同时信奉道教不辍。到玄宗时代，老、列、庄三子之书，便正式改名为道教的真经：《老子》称为《道德经》，《列子》称为《清虚经》，《庄子》称为《南华经》。道教之隆，前无其盛。然其宗教仪式与内容，自南北朝以来，已受佛教影响，大多皆援用佛教制度而设置，至唐代更为明显，此亦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大都潜相仿效的常例。
玄宗虽随祖宗遗制，同时崇奉道、佛两教，且亲受道教法箓，具有道士的身份，从此开后来唐代帝王常有受箓的规矩，同时也使宠擅专房的杨玉环(贵妃)皈依道教，号为“太真”，开后来唐室内廷宫嫔出为女道士的风气。故中唐之世，宫廷内外，朝野名流，与女道士之间的风流绯闻，随处弥漫着文学境界的浪漫气息，例如女道士鱼玄机的公案，与诗人们赞咏怀思女道士的作品，俯拾皆是。
但道教在唐代虽然成为正式的宗教，并与佛教具有同时的政治地位，然自南北朝以来，道、佛两教的争竞，其势仍未稍戢。当初唐之际，互争尤烈，如史称唐初三教之争云：
武德七年二月丁巳，高祖(李渊)释奠于国学，召名儒僧道论义，道士刘进喜问沙门惠乘曰：悉达(释迦)太子六年苦行，求证道果，是则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经(佛经)曰：求无上道。又曰：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以此验之，道宜先佛。乘曰：震旦之于天竺，犹环海之比鳞洲，老君与佛先后三百余年，岂昭王时佛而求敬王时之道哉？进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郁勃洞灵之中，炜烨玉清之上，是佛之师也。乘曰：按七籍九流，经国之典，宗本周易，五运相生，二仪斯辟，妙万物之谓野返空神，一阴一阳之谓道，宁云别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无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谓道。车胤曰：在己为德，及物为道，岂有顶戴金冠，身披黄褐，鬓垂素发，手执玉璋，居大罗之上，独称大道，何其谬哉！进喜无对。已而太学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偏析其要。帝悦曰：三人皆勍敌也。然德明一举辄蔽之，可谓贤矣。遂各赐之帛。
这是初唐开国时期，宗教在御前辩论的第一回合，参加主要的对象，是道、佛两教的重要人物，但其结论，却以儒家为主的陆德明作了公允的评判，而且最后折衷，归之儒理。后来开始道、佛两教剧烈争竞的人物，虽然阴由宫廷的推波助澜，而主使其事，当推太史令(类似现代的天文台长等职)傅奕为主：
武德八年(乙酉)太史令庾俭，耻以术官，荐傅奕自代。奕在隋为黄冠(道士)，甚不得志。既承革政，得志朝廷。及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颇闲历学，奕举为太史丞，遂与之附合，上疏请除释教事，十有一条。疏奏，不报。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后七上疏请除罢释氏之教，词皆激切。后付廷议，宰相萧瑀斥奕为妄，且云：地狱正为此人设也。高祖复以奕疏，颁示诸儒，问出家于国何益？时有佛教法师法琳，作《破邪论》二卷以陈。
是岁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将兴内难，傅奕毁佛益力，乞行废教之请，高祖因春秋高而迟迟未决。及法琳等诸僧着论辩之，合李黄门《内德论》，同进之于朝。帝由是悟奕等誉道毁佛为协私，大臣不获已，遂兼汰二教，付之施行。五月辛巳，诏书有云：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止，供给衣食，不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无行业，弗堪供养者，并令罢道，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教法，违制之坐，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佛寺)三所，观(道观)三所，其余天下各州，各留一所，余悉毁之。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内难，高祖以秦王为太子，付以军国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诏。
由此可见道、佛两教的争竞，在初唐高祖时代，已经牵涉到宫廷内幕的世肢大案，凡古今中外，宗教颂瞎与政治，始终结为不解之缘，殊足发人深省。

二、唐太宗将道教排列在佛教之前，唐武宗灭佛兴道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到了洛阳，忽然对道、佛两教的地位，下了一道制立宪法式的诏书，又引起佛教徒的一次抗议，结果无济于事。他的诏书内容与事实经过，如史称：
帝幸洛京，下诏曰：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论其宗也，弘益之风各致。然大道之兴，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况国家先宗，宜居释氏之右。自今已后，斋供行位，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畅于九有，贻于万叶。诏书颁发，京邑沙门，各陈极谏，有司不纳。
唐太宗既以老子为祖宗，下了一道无须争辩的诏书。

D. 请问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位皇帝进行过泰山封禅

封禅，是中国古时候统治者举行的一种祀典。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封禅就是祭天地。 封禅产生于什么时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认为，封禅产生于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无怀氏曾封泰山，禅云云山。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诸侯后，想举行封禅，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知名的有无怀氏、伏羲、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皆受命然后得封禅”。经管仲劝说，齐桓公才停止封禅。马端临则认为“七十二家”的说法，是“陋儒之见”，“诗书所不载，非事实”，所以他在《文献通考》中叙封禅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我们且不说七十二家封禅是否确有其事，封禅思想产生很早是无疑的，至少不晚于齐桓公时。封禅起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进入阶级社会，封禅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欺骗、愚弄人民群众的工具。 封与禅一般都是同时进行的。封，都在泰山。据说，这是因为泰山是东岳，东方主生，是万物之始，阴阳交替的地方；也有说因为泰山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寿命长短。禅，在泰山附近的云云山、亭亭山、梁父（甫）山、社首山、肃然山，也有在会稽山举行的。封禅虽同时进行，但封的仪式重于禅的仪式。这是因为天在上，地在下，人们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天高于地。实际上是因为天比地更能欺骗群众，天对统治阶级用处更大。 封禅的仪式不但复杂，而且神秘。传说时代及夏、商、周三代，虽有封禅之液袭洞说，但无具体记载。进入封建社会，虽有记载，但各朝各代的封禅仪式不尽相同。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只能举几个例子。 秦始皇准备封禅时，他召集儒生博士七十人于泰山下，问封禅的礼仪。儒生众说纷纭，有的说，古代天子封禅坐“蒲车”，以免损伤泰山的土石草木；有的说，要“扫地而祠，席用葅秸”。秦始皇认为这些话都是胡诌，难以施行，因此绌儒生，自定封禅的仪式。他乘车从泰山南坡上至山顶，“立石颂德，明其得封”，然后从山北坡下，禅于梁父山，礼节类似太祝之祀雍上帝，但封藏皆秘，所以世人不得而记。秦始皇在泰山遇上暴风雨，避雨于松树下，因封松树为“五大夫”，号五大夫松。现今泰山上的五大夫松，据说是明朝人重新栽种的，已不是秦始皇避雨时的松树了。秦始皇封禅，是一封一禅。汉武帝封禅，则是两封两禅。他在封禅前，也曾经召集儒生讨论。这些儒生也不懂得封禅的礼仪，一人一个说法，难以施行。汉武帝把准备好的“封祠器”让他们看，他们又“拘于诗书古文”，说“不与古同”。不同在什么地方，怎样才与古同，谁也闹枯说不出来。于是汉武帝自定封禅礼仪，他到梁父山祭地，在泰山下东方，设坛祭天。坛广一丈二尺，高九尺，下埋“玉牒书”。礼毕，汉武帝与少数大臣登上泰山顶，再次祭天。第二日从北山坡下，在泰山下的肃然山再次祭地，如祭后土礼。祭时用江淮一带所产的一茅三脊草，各地珍贵的飞禽走兽及白雉诸物，并以五色土益杂封。在隆重的乐声中，汉武帝身穿黄色衣服，亲自跪拜。封禅毕，他下诏改元，并令诸侯在泰山下“治邸”。以后历代封禅，基本上与此类同，但细节各异。 中国封建时代，举行封禅的皇帝，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想封禅而未果的，有魏明帝、（刘）宋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等。自南宋后，皇帝到泰山封禅，形式上是废止了，但实质还保留着，这就是以后的几朝皇帝把封禅与郊祀合二为一了。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北京南郊建天地坛，合祭天地。嘉靖年间，又禅游将天地分祭，在北郊建方泽坛（即地坛）祭地，把南郊原建的圜丘改名为天坛，专门祭天祈谷。明朝郊祭时“陈户口钱谷籍于坛下”。清朝时也在天坛祭天祈谷。 进行一次封禅，是要耗费大量资财的。贞观初，唐太宗要封禅，魏征进谏说：“陛下东封，万国咸萃”，“须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封禅时“动役数州”，劳民伤财。贞观时期尚难支付封禅费用，耗费之巨可想而知。封禅并不会真给帝王添德行，有些有见识的人早已认识到，如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就曾说过：“帝王所以能大着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人，不闻在封矣。”唐太宗虽也想封禅，但他自己也认为：“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桀纣。” 既然封禅耗费巨大，为什么历代统治者还那么热衷？答案很简单，因为封禅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他们利用人们对天的崇拜，进行欺骗。封禅的欺骗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告诉上天已经改朝换代，新的帝王是接受天命，代天统治群民。一般都是“受命然后得封禅”，即易姓之主才能改封，中兴之主只能修封。东汉光武帝时本想修封，梁松力争“以为必改，乃当天意”，光武帝受了他的意见，进行改封。但未因此得到什么祥瑞，于是追究梁松的责任，把他杀了。 第二，封禅可以粉饰太平。历来封建统治者认为封禅是“太平盛世”的事，即“封禅以告太平也”，有德政的皇帝才有资格封禅。因此，谁封禅就意味着他有政绩。封禅又是颂扬皇帝“功德”的机会，汉武帝在封坛上树起三丈一尺高的大石碑，上刻：“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亲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第三，封禅可以“夸示夷狄”。封禅时有“夷狄”首领参加，可以向他们夸示王朝的太平、富裕、受天保佑等。宋朝的宰相曾率领文武百官、蕃夷僧道两万余人，请求真宗封禅。真宗无力收复幽、蓟失地，就想通过封禅，“镇服四海，夸示夷狄”，洗刷失地之耻。 第四，封禅能成“仙”。据说黄帝因封禅而成“仙”。秦始皇、汉武帝都热衷于求仙药，他们“封泰山，本因好仙，信方士之言”，想得到仙丹，长生不老。就连光武帝封泰山，改元易号，也是“其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见矣”。不能长生不死，至少也想延年益寿。由于这些原因，尽管封禅劳民伤财，统治者也是乐于举行的。]

E. 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八大宗派发源地

1、陕西西安草堂寺（古三论宗祖庭）。
草堂寺位于陕西西安南秦岭山脉的圭峰北麓，即户县境内的草堂营村。它是西安远郊的一座着名古寺，为中国佛教三论宗的祖庭，也是华严宗的祖庭。
草堂寺原为南北朝十六国后秦姚兴的“逍遥园”故址、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之地，是我国首创翻译佛经的国立译坊。寺曾用名“栖禅寺”，后改称“草堂寺”，这是由于当时全国各地高僧云集于逍遥园，姚兴便在园内设寺，寺内临时构筑一堂，以草苔覆顶，草堂寺由此得名。据记载，鸠摩罗什在逍遥园内与弟子翻译的经典计97部，425卷，其中包括《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等“三论”。经道生、僧肇等人对它们的大力弘传，形成了早期的三论宗。鸠摩罗什入寂于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并葬于草堂寺，建塔一座，名为“鸠摩罗什舍利塔”，此塔尚存寺内。
绍兴越州嘉祥寺（新三论宗祖庭）。
日僧宜然房明道《三论玄义玄谈》认为，嘉祥大师吉藏以前称"古三论"，又称"北地之三论"；嘉祥大师以后称为"新三论"，又称"南地之三论"。
隋唐之际，中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开始形成了各大宗派，开皇（581-600）中，吉藏东赴越州，避居嘉祥。据《三论玄义校释》记载，吉藏大师（549-623）居嘉祥寺达15年之久，于散乱间独致意经籍，多方搜积。摄天台宗的《法华玄义》并广开法宴，听众常达千人。一时近悦远来，问道受业者不绝于途，至禹穴成市。吉藏被号为“嘉祥大师”。由于吉藏先后完成了《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章疏，大弘三论之学，研究讲解三论，后来便视作三论宗之祖，而“三论宗”亦被称为“嘉祥宗”。此后，嘉祥寺便作为中国佛教三论宗的祖庭，而名扬海内外。
吉藏有弟子智凯，在吉藏奉诏赴长安后，继续于绍兴嘉祥寺敷讲三论。彼时四方义学八百余人，上下僚庶，依时翔集，盛况不减当年。有高丽僧慧灌，渡海来越州嘉祥，师从吉藏，精研三论章疏。回国后，奉高丽王之命，远赴日本，宣讲三论，为日本三论宗之初祖。乃至唐贞元三年（787），高丽僧道登来越州，止嘉祥寺，学习三论

2、陕西西安大慈恩寺（法相宗祖庭）。
创建于隋开皇九年（589）。为唐玄奘三藏法师翻译佛经的译场。玄奘创立我国佛教法相宗，此寺为法相宗祖庭。日本佛教法相宗亦以此寺为祖庭。
3、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天台宗祖庭）。
隋开皇十八年（598）创建。智于台州天台山开创我国佛教天台宗，此寺为我国天台宗根本道场。日本佛教天台宗及日莲宗均以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还有很多佛教宗派均与我国天台宗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
唐贞元十年（804）日本僧人最澄偕弟子义真来寺，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教观，并依道邃受菩萨戒。回国后创立了日本佛教天台宗、日莲宗，奉国清寺为祖庭。大中七年（853），该宗五祖圆珍；南宋乾道四年（1168），该国临济宗初祖荣西等，都曾先后来此巡礼求法。近年来，朝拜祖庭者更是不绝于途。
4、陕西西安华严寺（华严宗祖庭）。
位于陕西长安县少陵原半坡的华严寺，为唐代樊川八大寺之一。三祖法藏是实际创始人，葬于华严寺南、华严寺始建于唐贞元十九年（803），现仅存砖塔两座，东为初祖杜顺禅师塔，西为四祖清凉国师塔。四祖法名澄观，于三祖法藏殁后私淑其学，住五台山清凉寺，撰新译《华严经疏》等，后世称之“清凉大师”。
5、河南嵩山少林寺（禅宗祖庭）。
建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我国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此创立禅宗，为我国禅宗各派的共同祖庭。在国内外有深远影响。
6、陕西西安香积寺（净土宗祖庭）。
香积寺位于现在西安市南郊的长安县境内，也是中国净土宗祖庭，寺庙的旁边宽阔的子午大道即将修通。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善导圆寂，弟子怀惮为纪念善导功德，修建了香积寺和善导大师供养塔，使香积寺成为中国佛教净士宗正式创立后的第一个道场。唐朝的香积寺位于古都西安城南约35华里处，终南山子午谷正北神禾原西畔，这里南临滈河，北接风景秀丽的樊川，滈河与潏河汇流萦挠于其西，整个寺院幽而不僻，静而不寂。
净土宗的创立与创始人物有紧密的关系，该宗始祖慧远曾在庐山建立莲社提倡往生净土，故又称莲宗。实际创立者为唐代善导。历代祖师并无前后传承法统，均为后人据其弘扬净土的贡献推戴而来。按近代印光所撰《莲宗十二祖赞》，以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祩宏、智旭、行策、实贤、际醒为莲宗十二祖。前九祖和《莲宗九祖传略》大致相同。后印光也被其门下推为第十三祖。
善导(613-681年）是唐朝弘扬净土宗的祖师，号“莲花第二祖”。净土宗以《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为主要经典，主要宣扬西方极乐世界。善导平日持戒极严，除研读教义，劝化他人外，总是合掌胡跪，一心念佛，非力竭不休。传说他念佛一声，即有一道红光从其口中出，十声百声光明如前，称“光明和尚”。他用布施来的钱财，书写了《阿弥陀佛》数万卷，书净土变相三百于壁，把净土宗经典中叙述的人物故事用图画描绘出来。近代新疆吐峪沟高昌故址出土的许多古代写经中，也有善道作品。
该宗教义简单，主要宗旨是以修行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善导把修行的方法分为正行和杂行两类。正行又分为读诵、观察、礼拜、称名、赞叹供养等五种，此中又特别把称名作为正业，其它四种为助业，显出正名为最重要。念佛的方法凡有四种：1、专念佛的名号，称为持名念佛；2、观佛的塑像与画像，称为观像念佛；3、观想佛的妙相（包括《观经》十六观门），称为观想念佛；4、观佛的法身，即谛观实相，称为实相念佛。后世唯持名念佛最为流行，其与善导的大力提倡有直接关系，同时信众认为此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只要一心专念弥陀一佛名号，就能往生净土。但因往生者的因行有胜劣，往生之相有等差，往生后见佛成佛有疾缓，从而分有上、中、下的三辈九品。由于修行方法简便，人人都能做到，故自中唐以后广泛流行。宋明以后与禅宗融合，其它如律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也都兼修念佛法门。同时又很快普及于一般社会，有所谓“家家弥陀佛”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8世纪时，善导的《观经疏》传入日本。12世纪日僧源空依《观经疏》撰《选择本愿念佛集》等，弘传净土念佛法门，创立日本净土宗。其弟子亲鸾又开创净土真宗。
7、陕西西安净业寺（律宗祖庭）。
建于隋代（581—618）。为创立我国佛教律宗（南山律）的唐代着名高僧道宣律师的道场。历代尊道宣为律宗开祖。
8、陕西西安大兴善寺（密宗祖庭）。
创建于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隋唐盛时为翻译佛经的国立译场。其中，以唐开元年间来华的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了大量佛教密典，贡献最大，称开元三大士，盛宏密教。日本高僧弘法大师空海师事不空弟子惠果，回国后建立真言宗。该寺是有中外影响的重要古刹。西安佛教协会所在地。

F. 影响中国的历史事件——会昌灭佛

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会昌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并将寺院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铸成农具，金银像收归国库。民间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违犯则给以处罚。会昌末年，全国两税户比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了1C3，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可见，这次灭佛运动是成功的。但是，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复武宗时被废的佛寺，并杀死道士赵归真等。在此之后，佛教势力又兴盛起来。

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唐后期牛李党争的一个内容。李德裕反对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时曾拆毁寺观1400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也曾毁寺观兰若干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就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协同进行的。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后又贬崔州（海南琼山县东）司马。教派斗争终于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