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薛性的起源
一、姓氏源流
薛（Xuē）姓源出有三：
1、出自任姓，为黄帝之子禺阳第十二世孙奚仲之后，以国名为氏。相传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分别得十二个姓，其中一支叫禺阳的，被封于任地（约今山东省济宁），得任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通志·氏族略》等所载，黄帝之子禺阳封于任，其十二世孙奚仲为夏车正，禹封其于薛国（今山东省薛城），后世子孙以国为氏。曾一度迁邳（今山东省微山西北）。奚仲十二世孙仲虺，在商汤时任左相，复居薛。其裔孙成，徙国于挚，更号挚国。商末，周伯季历娶挚国之女太任为妻，生姬昌，即周文王。周武王灭商后，又封成的后裔为薛侯。春秋后期，薛国再次迁到下邳（今江苏省邳县西南）。薛国历夏、商、周三朝，共六十四世，至战国时为齐国所灭，公子登到楚国为官，因以国名为氏。
2、出自妫姓，为虞舜后裔孟尝君（田文）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据《吴录》所载，孟尝君是着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其父齐相田婴被齐缗王封于薛（即任姓薛国旧地），田婴死后，田文袭封，仍以薛为食邑。至秦灭六国，失封，子孙分散。西汉初，田文之孙田国、田陵到竹邑（今安徽省宿县北）居住，以封邑命氏，遂为薛氏。
3、出自他姓或他族改姓而来：
① 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鲜卑的复姓叱干氏改单姓薛。
② 出自周文王的姬姓冯氏之后裔。唐时有薛怀义，本姓冯。
③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辽西有薛姓。
④ 今满、蒙、土家、朝鲜族有此姓。
得姓始祖：奚仲。薛姓出自黄帝的任姓，黄帝共有二十五子，分别得十二个姓，其中有一子名禺阳，因被封在任（今山东济宁市）而得任姓。任姓传到十二世孙奚仲，奚仲在夏禹时任车正，为车的创造者，居住在薛，称为薛侯。其后人祖已的七世孙曰成，举国迁于挚，改号为挚国。商末时，周伯季历娶挚国女大任为妻，生子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到武王克商，复封为薛侯。春秋时，齐桓公称霸诸侯，惟有薛侯不从，被黜为伯爵。春秋后期，薛公子登在楚国做官，薛人迁往下邳（今江苏邳州），楚怀王赐沛地为其食邑。薛国历夏、商、周三代，凡六十四世，战国时亡国，其后子孙以国为氏，称薛姓。他们尊奚仲为薛姓的得姓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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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迁徙分布
上文已述，薛姓发祥于今山东薛城，后又迁江苏邳州。有资料表明，战国时薛姓已播迁于湖北、湖南、江苏、河南、河北省境内，如薛公子登的曾孙薛倪曾为楚令尹，薛倪之孙薛鉴，为刘邦献策灭黥布，薛鉴五世孙薛广德为汉御史大夫，广德之孙薛愿，因仕宦淮阳太守而落籍当地。薛愿嫡孙薛汉之八世孙薛兰为曹操所杀，其子薛永从刘备入蜀，为蜀郡太守并落籍当地，永之子薛齐在蜀亡后降魏，拜光禄大夫，迁家于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世号“蜀薛”。薛齐为河东郡的开基始祖。薛齐的长房长孙恢号“北祖”，长房次孙雕号“南祖”，长房三孙兴号“西祖”。三国时，吴国竹邑人薛综的三个儿子（莹、孙、兼）皆为太子太傅，谓之吴国三傅，魏国薛夏为天水人，说明已有薛姓徙居今甘肃。晋永嘉之乱，河东人薛推随中原士族南渡，数传至薛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徙居福建晋安，是为入闽薛姓始祖。唐初，河南固始人薛使，随其岳父陈政率军入闽，从此定居漳州，数传至薛一平，为漳浦东山开基祖。北宋初年，歙县薛彦博迁居宜章南关（今湖南宜章县），是为湘、粤薛姓始祖。其六世孙薛前儒在元时移居广东乐昌九峰，是为乐昌九峰薛姓世祖。明初，薛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江苏、河南、陕西、山东、北京等地。明清两代，薛姓渡海到台湾者，闽籍较众。此后，有的又远播海外。如今，薛姓已广布全国，其分布以江苏、山西、陕西、河北、福建等省为多，这几个地区的薛姓占到全国汉族薛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三。薛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四十八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二。
三、历史名人
薛 举：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人，隋大业三年（公元617年）曾与其子仁果举兵，自称西秦霸王，据陇西之地，率众三十万，不久称帝，迁都天水。后其子继位，兵败降唐。薛道衡：河东汾阴人，隋代着名诗人，累官至司隶大夫。其诗词藻华艳，边塞诗较为雄健。明人辑有《薛司隶集》。
薛 稷：蒲州汾阴人，唐朝大臣、书画家。曾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善画人物、鸟兽，画鹤尤为生动，时称一绝，他的书法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唐初四大家”。
薛 涛：字洪度（770-832），一作宏度，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人，唐代女诗人，姿容美艳，性敏慧，8岁能诗，洞晓音律，多才艺，声名倾动一时。父早亡，沦为歌妓。善歌舞、工诗词，曾创制深红小笺写诗，人称薛涛笺。明人辑有《薛涛诗》。
薛 雪：字生白，吴县（今江苏省苏州）人，清代医学家，其医术与同郡叶天士齐名，各有心得，不相上下。他的主要着作有《医经原旨》6卷等。《湿热论》是他对湿热病探索研究的力作，具有真知灼见，全书不逾万言，但对于湿热病“感之轻重浅深，治之表里先后，条分缕析，深切详明”。他的《湿热论》与叶桂的《温热论》，可以说是阐发湿热、温热病的姊妹篇。
薛 岳：中国国民党军军将领。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早年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8年，任粤军连、营长。1921年，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营长。1923年，调回粤军，先后任团长、师参谋长。北伐战争期间，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代理师长。1927年12月，率部参加镇压广州起义，旋任第四军副军长。1930年蒋阎冯大战中，随张发奎支持冯、阎反蒋，失败后避居九龙。1933年后，历任第五军军长、第六路军总指挥等职。1934年1月，率部进犯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自湘尾追长征中的红军至黔、滇、蜀等省。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兵团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职，曾率部重创日军。1946年后，历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海南防卫总司令等职。1950年，所部在海南岛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失败后，逃往台湾省。
薛道衡：隋代诗人。字玄卿（540-609），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人。历仕北齐、北周。隋朝建立后，任内史侍郎，加开府仪同三司。炀帝时，出为番州刺史，改任司隶大夫。后为炀帝所杀。薛道衡少孤，好学。13岁时，作《国侨赞》，颇有思致，见者奇之。北齐武平年间，以主客郎接待南朝陈使者傅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当时着名文人魏收说：“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他和卢思道齐名，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其诗虽未摆脱六朝文学浮艳绮靡的余风，有些作品，却具有一种刚健清新的气息。如与杨素唱和的《从军行》，就是较好的边塞诗。代表作《昔昔盐》描写思妇孤独寂寞的心情，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最为脍炙人口，甚至传说是其引起隋炀帝嫉妒而被杀害的原因。小诗《人日思归》含思委婉，也是历来传诵的名作。有集30卷，已佚。今存《薛司隶集》1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存其诗20余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存其文8篇。事迹见《隋书》、《北史》本传。
薛大鼎：汾阴人，唐代良吏，曾担任沧州刺史，开通无棣渠直达大海，被誉为铛脚刺史。永徽中升任行荆大都督长史。
薛仁贵：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人，唐朝名将，骁勇善战，善于骑射，他东征“白衣驰敌阵”，大败高丽；西征“三箭定江山”，镇住突厥。对巩固唐王朝的边疆有很大贡献。
薛居正：北宋史学家。字子平（912-981），浚仪（今河南省开封）人，五代后唐进士，后周时官至兵部侍郎，入宋位至司空，曾监修国史。开宝六年（973年）与卢多逊、扈蒙等撰修《旧五代史》毕，晋平章事。着有《文惠集》等。
薛绍彭：长安人，宋代书法家，工行草书，笔致精润遒丽，颇得晋唐人法度。与米芾齐名，世称“米薛”。
薛王宣：山西省河津人，明代着名学者、理学家，官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豫机要。着有《读书录》、《从政名言》、《薛文清集》等。
薛素素：明代女画家，名薛五，又字润娘，一作润卿，又字素卿，号雪素、素君，吴（江苏省苏州）人，万历（1573-1619）间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名妓，生卒年不详。姿容艳雅，诗、书、琴、棋、箫俱精妙，而驰马走索、射弹等尤为绝技，以“女侠”自命。为李征蛮所嬖，画像传入蛮峒，倾动蛮中。善书，尝书《黄庭经》小楷，殊工。长于画人物，兼白描大士，李日华题其所绘《花里观音图》有“慧女春风手，百花指端吐”之句。善山水，尤工兰竹，下笔迅扫，韵复高胜，无不入神。中年长斋绣佛，数嫁皆不终。传世作品有《吹箫仕女图》轴，绢本，水墨，自题：“玉箫堪弄处，人在凤凰楼。薛氏素君戏笔。”钤“沈薛氏”、“第五之名”二白文印，现藏南京博物院；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作《兰石新篁图》扇页图录于《名家藏扇集》；同年作《兰石图》轴藏上海博物馆；二十九年（1601年）与马守真合写《兰花图》卷着录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着有《南游草》诗集。从艺活动约在万历年间。
薛允升：清末律学家。字克猷，号云阶，陕西省西安人。清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居官41年中，除出任外官和礼、工、兵部侍郎总计不过10余年外，其余30年均在刑部任职，官至刑部尚书。为官清廉，在晚清政治黑暗、衙风腐败的情况下，他主持刑部，有严格的衙规，对受贿卖法者从不宽容。执法如山，不媚权贵，甚至敢于冒犯慈禧太后。善于剖析疑难案件，任职期间平反了大量冤案，拯救无辜，为人称颂。着有《读例存疑》、《唐明律合编》。
薛福成：江苏省无锡人，清外交家、改良主义者，曾作《筹洋刍议》，主张维新变法。历任浙江宁绍台道、湖南按察使、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称赞西方君主立宪，主张发展中国工商业，着有《庸全集十种》。
薛时雨：字慰农，一字澍生，晚号桑根老农。安徽全椒人。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参李鸿章军幕，授杭州知府。兼督粮道，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着有《藤香馆集》，附词二种：《西湖橹唱》、《江舟唉乃》。罢官后，主讲崇文书院，从游者甚众。光绪七年（1881年），任全椒观察使，其时薛时雨主持重修醉翁亭，使其恢复原貌。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河东郡：秦初所置，治所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相当于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东晋时移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地域缩小至今山西西南汾河下游至王屋山以西一角。新蔡郡是晋时所设置，治所在今河南新蔡县，辖地有今河南新蔡、息县、淮滨及安徽临泉等县地。
新蔡郡：即今河南省新蔡。蔡国自蔡迁此，故名。晋惠帝从汝阴郡分出置新蔡郡，即治新蔡（治所在今河南省新蔡）。北齐改广宁郡。
沛 郡：为汉高帝时设立，其范围约为今安徽省淮河以北、西淝河以东，河南夏邑、永城及江苏丰、沛等地。
高平郡：晋时以山阳郡改置，治所在昌邑（今山东省巨野南），相当于今山东金乡、巨野、邹县等地。南朝宋移治高平（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北齐移治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
2、堂号
忠谏堂：汉朝时候，沛人薛广德为御史大夫，敢于直谏。元帝要做楼船供自己玩乐，广德脱帽子谏阻，如果元帝不听，他打算光着头向皇帝车轮上碰。结果皇帝采纳了他的谏议。
此外，薛姓的主要堂号还有：“崇礼堂”、“慎德堂”、“三凤堂”、“河东堂”、“新蔡堂”、“沛国堂”、“高平堂”等。
五、宗族特征
1、薛姓的故事广为流传，使薛姓在老百姓心中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姓氏。诸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乃至薛家媳妇樊梨花移山倒海的神通等等。
2、薛姓字行辈份排列有序。如辽宁锦县薛姓一支字行为：“继致顺积美，大中其允从。”又如河南新蔡牛湾薛姓的辈份序列为：“孝灵兆庆，守善光宗，恩培世荫，一道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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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姓宗祠通用对联】
〖薛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鼎铛重望；
竹邑名公。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良吏薛大鼎，字重臣，汾阴人。尝为沧州刺史，浚无棣渠通海，商贾流行，民食其利，被誉 为铛脚刺史。永徽中迁行荆大都督长史卒谥恭。下联典指三国吴太子少傅薛综，字敬文，竹邑人。善辞令，擅诗赋杂论，凡数万言。
三凤媲美；
五隽齐名。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汾阴人薛无敬，少年时与叔父薛收及族兄薛德音齐名，当时号称“河东三凤”。武德年间官天策府记室参军，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时，任他为舍人。下联典指东晋竹邑人薛兼，字令长，清廉朴素，器宇轩昂，少年时与纪瞻、闵鸿、顾荣、贺循齐名，号称“五隽”。入洛阳，任比阳相，后官太子少傅，明帝时，加散骑常侍。
仲虺世泽；
三凤家声。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仲虺为黄帝时奚仲之后，商汤时为左相，奚仲居于薛，子孙以为氏。下联典指唐代薛元敬、薛收、薛德音，并称“河东三凤”。
大义首创；
天爵自高。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后魏·薛孝通，平萧宝夤，首创大义，封蓝田县子。下联典指后魏·薛聪太，为治书侍御史，文帝欲进其位，聪太固辞。文帝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所能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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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翔河东之凤；
尊关西之师。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天策府记室参军薛收，字伯褒，河东汾阴人。十二岁能写文章，与两个侄子薛德音、薛元敬并称“河东三凤”。历官秦王府主簿、天策府记室参军，随秦王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有功，封汾阳县男。曾上书谏阻秦王攻猎。武德中卒。年三十三岁。王哭之恸。下联典指隋代名官薛道衡，字玄卿，薛收的父亲，河东汾阴人。先后在北齐、北周做官。入隋，官至司隶大夫，司台湾省。后被炀帝杀害。其诗词不达意藻华艳，少数边塞诗较为雄健。专精好学，素着才名，有诗文集七十卷。
三箭定天下；
一笺传古今。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名将薛仁贵（614-683），名礼，绛州龙门人。农民出身，善骑射。太宗时，应募一从军，屡立战功，升为右领军中郎将。后又率军大败九姓突劂于天山，军中有“将军三箭定天下”的赞歌。后参与进攻高丽的战争，留任右威卫大将军兼安东都护，封平阳郡公。下联典指唐代女诗人薛涛，字洪度，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人。父薛郑官蜀早亡，母孀居贫困，遂沦为歌妓。善歌舞，工诗词，名士韦皋、元镇、白居易、杜牧等，均曾与之唱和。居浣花溪，创制深红小笺写诗，酬献名人，人称薛涛笺。今其地有薛涛井，相传乃薛涛制笺汲水处。所作情调感伤。明人辑有《薛涛诗》。
悬车宗广德；
讲学绍文清。
——薛时雨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杭州知府薛时雨自题联。薛时雨（1818-1885），字慰农，又字澍生，号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清咸丰进士，做过嘉兴、嘉善知县和杭州知府。后主讲杭州崇文书院、江宁尊经书院和惜阴书院。着有《藤香馆诗删》等，楹联多收于《藤香馆小品》、《扫叶山房丛钞》中。
黑潭千载洁；
玉泉一堆香。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云南昆明黑龙潭畔明代学者薛尔望祠联。薛尔望不愿称臣于清，率妻儿七人，投黑龙潭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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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六代江山纵临洮；
一门鸑鷟起人文。
——薛时雨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进士薛时雨自题联。薛时雨，字慰农，全椒人。知嘉兴，有政绩。参李鸿章军幕，授杭州知府。罢官后，主讲崇文书院，从游者甚众。
花笺名碗香千里；
云影波光活一缕。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成都市薛涛井联。薛涛井位于望江楼公园建筑群内，“薛涛井”三字系康熙三年成都知府冀应熊手书，干隆六十年翰林院编修周厚辕手书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及己作《薛涛井》诗各一首，刻于石牌旁。望江楼公园座落在成都锦江河畔的一片茂林修竹中，面积170亩，园内岸柳石栏、 波光楼影、翠竹夹道、亭阁相映，是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古迹和游览胜地。园内的崇丽阁、濯锦楼、吟诗楼枕江而立，五云仙馆、泉香榭、枇杷门巷、清婉室、浣笺亭等纪念性建筑群，布局精巧，匾联碑刻颇多。薛涛一生爱竹，为纪念薛涛，后人在园内遍种各类佳竹，荟萃了国内外150余种竹子。人们把这幽深如海、 清趣无穷的园林，誉为“竹的公园”。
魏宫人神针妙技；
蜀秘书锦笺乐诗。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三国魏·薛灵芸，下联典指唐·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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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理学名臣，敬轩重望；
龙门良将，仁贵英风。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名人薛宣的事典。下联典指唐代名将薛仁贵（614-683），名礼，绛州龙门人。农民出身，善骑射。
论道有灵异，文武双全成名早；
生白具奇才，诗书并美信誉高。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散曲家薛论道，定兴（今属河北）人。少年时一只脚残废，八岁能文，喜谈军事，后从军三十余年，官至指挥佥事。下联典指清代医学家、诗书画家薛雪，字生白，号一瓢，苏州人。以医名。诗书画亦精妙。尝自题云：“我自濡毫写楚词，如何人唤作兰枝。风时雨露君看遍，一笔何尝是画师。”有《医经原旨》等着述。
生意此时多，正光转绿萍、气催黄鸟；
诗怀何处寄，是人归雁后、思发花前。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薛氏宗祠联。全联典指隋代诗人薛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阳（今山西省万荣）人。历仕北齐、北周，入隋官至司隶大夫。后为炀帝所杀。少孤，好学。北齐武平年间即有诗名。和卢思道齐名，在隋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其诗虽未摆脱六朝余风，有些作品却刚健清新，如边塞诗《从军行》。代表作《昔昔盐》描写思妇的孤独寂寞，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最为脍炙人口。小诗《人日思归》含思委婉，也很着名。有集30卷，已佚。今存《薛司隶集》1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存其诗20余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存其文8篇。
吾先人由西蜀来兹，启十七世门楣，只耕读相传，敢远引皇族奚仲；
予小子自古杭罢郡，承五百年堂构，欲本支勿替，常勉为善士居州。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安徽省全椒县复兴镇薛氏宗祠联
薛姓家谱介绍
家乘谱牒，即记录氏族世系的书，简言之即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牒、家乘、世谱，一般多指用来记载宗族世系事迹的历史典籍或图表，举凡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人口兴衰、人物掌故、风土人情都可以入谱，可以说是宗族的发展史。由于家族不同，反映在谱中的内容也各有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谱的续修、重修，家谱的形制越来越完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于是便相应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谱文化。
薛姓宗族虽然历史悠久、谱系绵长，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其家族修撰家谱始于何时，今已无从考证。不过从北朝薛安都家族事迹来看，当不晚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与当时盛行的门阀谱系之学有关。目前保存最早的薛氏族谱为唐代人林宝的《元和姓纂》，是书于中唐以前姓氏族望，记载颇详。其论得姓受氏，多源于《世本》、《风俗通义》、《三辅决录》及《姓苑》。这些书后世颇多失传，赖《元和姓纂》之征引，后世学者方得以了解姓氏梗概。北宋欧阳修等人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时，参考了《元和姓纂》，其《薛姓世系表》较为系统地记述了薛姓二大主支——任姓薛氏、妫姓薛氏的源流始末。
目前存世的家谱多为修谱盛行时期的明清两代家谱。这些家谱大多有固定的体例和格式，包括谱名、谱序、凡例、谱论、遗像、恩荣录、先世考、族规家法、礼堂、五服图、世系、传记、族产、契据文约、坟茔、字辈谱、续后谱、领谱字号等内容，其中谱名、谱序、遗像、先世考、世系、传记等都是常见的内容，也是各种家谱的中心。
⑵ 冯友兰人生经历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中国当代着名哲学家，教育家。 学者冯友兰的彩照[1]
《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被编入中学教材。1915年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不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曾出其手。曾长期任教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清华校务委员主席，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贡献。一生为了治学，收藏有中外图书数万册，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图书。尤对中外哲学史料的收藏较为系统，文史着作大半。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着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着《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祖籍山西高平县，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冯泰来河南唐河祁仪镇经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间，繁衍为当地望族。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无意于功名，善作诗，有《梅村诗稿》。父亲冯台异，字树侯， 号复斋。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绪15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于任所。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着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大学时期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婚姻生活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河南新蔡人任坤订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实在不能分割。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二人生女儿作家宗璞。
创办刊物
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引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赴美考察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着作和思想。
学成回国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1923年，冯友兰考察回国。
1925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着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着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着作之一。在这部巨着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出席哲学会议
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被捕审讯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创制新理学体系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着书立说
他始终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着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着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着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关于冯友兰着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赴美考察
1946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当选院士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顺利。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棚，勉强恢复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解放后三阶段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氏后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冯友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第二阶段：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在“四人帮”的“顺者昌，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冯友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的违心之作。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纭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冯友兰一生勤勉，着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编辑本段哲学贡献1923年夏，冯友兰着作《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着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着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学术行年简谱（1895年--1990年）
⑶ 樊姓的起源
樊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樊姓出于姬姓。周太王有后代叫作仲山甫的因为作战有功被分封到樊地(今河南济源县西南，一说现河南源市)，他的后代以国号为姓，世代以樊作为姓氏。而樊姓最早的起源其实可以追溯到商汤时代。上古汤王建立了商朝，汤王的后代十分兴盛，后来渐渐分离成了七的大族，其中就有一族为樊姓。后来商朝被周武王打败，周朝平定天下以后，周成王的叔叔康叔管辖商朝的遗民，他将这七大王族迁到山东山西一带，让他们在此定居。所以樊姓的名门望族亦大多出于山东山西一带。在古代，樊姓的望族大多聚居在上党。 樊姓有两个分支。一支源出于子姓：西周初年，周成王的小叔叔康叔管辖商朝遗民。遗民有七族，其中有一族是樊姓；樊姓另一支出于姬姓：周太王的二儿子虞仲有个后代名叫仲山甫，因立下了不少战功，被封为樊（今河南济源县西南）侯，他的子孙称樊氏。 樊哙，汉初将领，沛县人。楚汉战争时，项羽的谋士范增打算在鸿门宴上谋杀刘邦，樊哙持盾闯入，斥责项羽，使刘邦得以脱身。 皮氏与樊姓关系密切 皮也是一个发源于我国北方的古老姓氏，他们的始祖，可以追溯到2800年前辅佐周宣王中兴的名臣仲山甫。他是鲁献公的第二个儿子，仕周为卿士，后来因功被周天子封在樊国，爵位为侯，在当时的诸侯之间，地位十分崇高和尊贵。他的后代子孙，后来也按照当时的习俗，纷纷以国为氏，而我国就开始有了“樊”这个姓氏。 那么，这位仲山甫既然是樊姓的始祖，他又怎么会跟后世的皮氏扯上关系呢？原来根据《姓纂》的记载，皮氏是“周卿士樊仲皮之后”，这位樊仲皮，正是建立樊国的仲山甫的后裔，曾经继承祖业，担任过周天子的卿士，如此一来，皮姓之分自樊姓，就十分显然了。 樊仲皮的后代，又为什么不以原来的樊为姓，而要改以王父字的“皮”为氏呢？其中，也是有缘故的。据后世的考证，这位樊仲皮，在当时樊家的排行是老二，所以没有成为樊国的继承人，而在周代所实施的分封制度之下，被封在现在山西省的河津县一带，号为“皮氏邑”，结果，他的子孙也就此以王父字为氏，统统姓了皮。这就是我国皮氏的最初来源。 皮氏系出樊氏，当年的樊国，又称为阳樊，位于周天子的王畿之内，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济源县。换言之，最初皮氏所居的皮氏邑，虽然是在今山西省的境内，但是他们的最早发源地，实际上还可以推溯到河南的济源地方，当然，后世皮、樊两个姓氏的谊属兄弟，更不待言。 到了汉、晋、南北朝之时，皮姓已崭露头角，出了不少历史上知名的杰出人物，譬如，后汉有着名的谏议大夫皮究，以及官任上计掾、撰《秦嘉集》的皮仲固；三国时期有受刘备和曹操同声赞扬的皮容；南北朝时北魏的名将皮豹子，北齐时以善于骑射见称的皮景和，以及曾着《春秋意》15卷的学者皮元等。 古代名家之 樊圻 明万历四十四年至清康熙三十三年后(1616-1694后) 清画家。字会公，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擅画山水、花卉、人物。为“金陵八家”之一。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柳溪渔乐图 （28.6x167.8cm） 樊宗师 字绍述，河中人。始为国子主簿。元和中，擢军谋宏远科，授着作佐郎。历金部郎中，绵、绛二州刺史。进谏议大夫，未拜，卒。诗七百六十九篇。今存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