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徐国美

⑴ 中国最有钱的是谁

全中国最有钱的人啊，那可多了去了。但是最常见的分三种有钱人：

第一种：高调不拿钱当钱的人；第二种：低调把钱花在用处的人；

出去这两种人之外一种有钱人就是：有钱我不说我自己有钱。你们也不造的人。看起来没钱。但是家财万贯啊。然后下面咱们来说说中国现在公众的有钱人啊。

直接上图。打字有点看不过来哈，列个表看的清晰明了的：

以上就是现在全中国公认的，公众的有钱人。简称富豪；这是前二十位最有钱的富豪。其他的也多了去了就不给看了。备注：当然也有低调不出名的富豪在外。只是你不造而已！

⑵ 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师名单

链接:

中国美术学院（China Academy of Art），简称“国美”，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

⑶ 现代汉语中有多少词汇来源于日本

当中国人初次接触日语时，会发现日语中有很多的汉语词，并因此油然产生一种自豪感；但是，如果告诉你汉语中有许多的日语词时，你会作何感想呢。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 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 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 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 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 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 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 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 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 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 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 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 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 ……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 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 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 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 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 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 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 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 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 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 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 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 说出一个大概。

二、

语言中的词汇， 有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 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 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 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 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 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 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 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 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 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 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 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 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 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 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 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 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 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 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 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 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 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 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 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 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 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 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 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 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 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 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 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 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 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 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 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 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 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 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 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 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 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 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 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 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 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 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 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 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 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 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 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词 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 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 词典》中，也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 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不过，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 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 大量译介西方着作的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 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最后“文 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 包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 来指称诗文之 学。当然，这种疑义大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 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例 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文“indivi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 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译“indivi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 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 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四 、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 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 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 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 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

⑷ 睡前伤感故事给女朋友听

人生旅途中，相遇是缘，相知是情，无论缘深缘浅，相逢就是幸运，得到就要好好珍惜。关于那些睡前伤感 故事 的故事你了解吗?下面是我为大家准备的睡前伤感故事给女朋友听，希望大家喜欢!
睡前伤感故事给女朋友听篇一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这首《因为爱情》的歌曲感动了亿万观众。而在江苏常州，一对年逾五旬的下岗夫妇则演绎了现实版《因为爱情》，妻子罹患两种绝症，被医生判了“死刑”。为了让妻子最后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丈夫卖掉城里的住房，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他们在那里过起了古朴、温馨的田园生活。如今，三年过去了，他们的惊世爱情感动了上天，妻子不但挺示了大限，还越活越精彩——

到乡下建一处“世外桃源” 和绝症妻共度余生

从江苏金坛市出发，往西南方向大约20公里左右，就能到指前镇一个叫解放村的村落，这个村子东濒长荡湖，西连道教圣地茅山，这里好山好水，空气清新，环境优美。

在这个山幽水碧的地方，有一对从金坛市搬来的夫妻，已经在这里“隐居”了将近三年。丈夫叫许建国，今年55岁，妻子徐国美小丈夫4岁。他们在这里养鸡、种菜，布衣素食，过得有滋有味儿。

起初，当地人还纳闷，这对夫妻放着好好的城里日子不过，来到这个偏远得近乎世外桃源的地方生活，莫不是脑子出了问题?时间一长，当他们了解到这对夫妻来这里“隐居”的初衷时，纷纷对这个男人翘起大拇指赞叹：“这样有情有义的好男人，真是世间少有啊!”“这个女人有福气，患两种癌症还能挺过来，多亏摊上了个好老公!”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故事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2009年 元旦 前的一天，许建国牵着妻子的手走出江苏省肿瘤医院时，心情沉到了谷底。半个小时前，医生拿着妻子的CT摇着头对他说：“还是不要再花钱了，治好的希望太小了!”让许建国更加难以承受的是，这一次，妻子的病是从两年前的肺癌转成了骨癌，而且已到了晚期，相濡以沫大半生的爱人被医生再次判了“死刑”，怎不让他痛不欲生呢?

许建国和妻子走出医院大门，来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他攥住妻子的手，坚定地说：“别担心，咱们有一丝希望就要争取，到哪个地步我都会和你在一起!”徐国美勉强笑了笑，摇着头说：“算了吧，别瞎花钱了，你有这份心我就知足了!”看着妻子憔悴的神情，许建国心碎了。结婚近30年来，他们养大了儿子，虽然日子并不富裕，夫妻俩却恩爱和美，很少红过脸。因为供销系统不景气，夫妻俩双双下了岗，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共同打拼，相互勉励，感情反而更加笃深。

殊料天意弄人。2007年春天，徐国美被查出肺癌中期，做了手术后，恢复状况良好。一年后，徐国美觉得浑身骨头疼，到医院做了骨扫描，又发现患了骨癌，已经到了晚期，徐医生说这种病的平均存活周期仅为4.7个月，得知这个结果时，许建国顿时觉得天塌了!他痛恨老天无情，竟然让妻子患上了两种绝症。

在许建国的坚持下，元旦过后，徐国美接受了3个月的化疗，效果却不理想。大夫们的回答大同小异，他妻子的病因与现代社会外部环境的污染以及饮食、生活习惯有关。

从省城回到金坛后，许建国一直琢磨着大夫的话，他越想越有道理，在城市出门闻到的是汽车尾气，乡下呼吸的却是纯净的空气;城里吃的是化肥农药催生出的蔬菜，农村则可以吃到自给自足的绿色食品。如果离开污浊的城市，到乡下去开辟一片属于自己和妻子的世外桃源，既便对妻子的病带不来根本的变化，至少也会使得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夫妻的感情生活更有情调。

经过再三考虑，许建国决定带妻子到乡下生活。听了丈夫的想法，徐国美感动之余，又有些犹豫。她觉得到了乡下，一切得从头开始，自己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什么都要靠丈夫，还不把他累坏了。对于妻子的顾虑，许建国毅然决然地说：“只要你的身体能恢复，我累死也心甘!”征得儿子同意后，许建国开车带着妻子四处考察，他俩转遍了金坛市50公里以内的山山水水，当来到指前镇解放村时，夫妻俩被这里的清山绿水吸引住了，这里的村民靠养殖致富，山青水碧，鸟语花香。他俩一致决定，余生就在这里养老了!

于是，许建国卖掉了金坛开发区那套100多平米的房子，卖房的钱一半用来还亲戚的借款，另一半的钱他在解放村租了30亩地，每亩地年租金400元，租期20年。这些田地一半用来养鸡，一半用来种菜。

城里的房子卖掉了，许建国夫妇急需一处赖以存身的住所。亲戚们纷纷赶来，三天内帮他们建起了三间平房，许建国买来简单的生活用品，夫妻俩从此在当地安下了家。

乡下厮守回归宁静，自给自足的日子其乐无穷

刚在解放村安顿下来的时候，徐国美生活不能自理，就连上厕所，也得让丈夫背着。家里大大小小的活计，都得他一个人干。徐国美过意不去，经常抱怨自己连累丈夫，还不如早些死了好。每当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许建国总会捂住她的嘴巴，不高兴地说：“不要说这些丧气话，照顾你是我的福气，咱俩在一起比啥都重要!”

为了让妻子吃上没有公害的蔬菜，许建国在地里种下萝卜、油菜、小白菜、红薯、南瓜等农作物，还挖了个水塘，放养了野生小鲫鱼。看着绿油油的菜地，许建国鼓励妻子说：“种子的生命这么强大，何况我们这些‘万物之灵’，咱们一定得跟命斗一斗!”

听着丈夫诗一般的话语，徐国美咯咯笑着说：“你啥时候变成哲学家了，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个包袱，我就好好活下去!”许建国揽过妻子，生气地说：“啥叫包袱?老天爷安排咱俩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同甘共苦的!”

许建国清楚，对于病人来说，鸡和鸡蛋都是比较有营养价值的补品，为此，他买来几百只鸡苗，散养在地里。他给鸡喂的是玉米、稻谷等食物，还让它们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吃水芹边皮。那是之前有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望许建国夫妇，看到他养了这么多只鸡，就说起当地有水产养殖户给鱼喂的是水芹边皮，吃这种东西养大的鱼味道非常鲜嫩，用这种水芹边皮喂鸡应该也不错。

听了朋友的建议，许建国觉得可行，就找到附近的水芹种殖基地，以1800元一年的价格包下了一个农户的水芹边皮。每隔一天，他就开着小面包去拉一车回来，然后均匀地撒在地上，一闻到边皮那种清香的气味儿，数百只鸡飞跑着赶过来，你争我抢地吃得欢实，这种场面让徐国美非常开心。正如那位朋友所言，用水芹边皮喂大的母鸡下的蛋特别好吃，有种水芹的清香，一向食欲不振的徐国美竟然胃口大开。

为了让妻子吃到无公害蔬菜，许建国把打扫出来的鸡粪埋到菜地里，坚持不施化肥、农药，这种有机肥催生出的大蒜、生菜、菠菜、韭菜，炒出来的菜让许建国夫妇吃出了儿时的味道。

许建国认为只有灶台做出来的饭菜才能完好地保存食物的天然气息，一有空闲，他便去后面的树林里捡来枯枝，用斧子劈成木柴。做饭时，许建国拉着风箱，把木柴放入灶膛，干柴借助风力，在灶膛里“毕毕剥剥”作响，菜香味一会儿就飘出来了。这样的情景，虽然身处寒冷的冬日，让这对患难夫妻身心都是暖融融的。自给自足，正如世外桃源一般。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心情平静淡然，与世无争，徐国美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在徐国美心里，丈夫就是她的命，须臾不能离开他。许建国理解妻子对他的依恋，他很少在外面吃饭，天黑前尽量赶回家，手机从来不离身。许建国深知，像妻子这样患了重病的人，最怕寂寞，更担心最亲的人不理她，平时，他尽量不脱离妻子的视线。

一天下午，许建国到市里采购东西，办完事到儿子家里看了看。傍晚，许建国怕妻子在家里着急，开着面包车往回赶。20多公里的山路，一般半个多小时就能到家，时间本来很充裕，许建国没想到，到了中途，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呼啸而至。恰恰面包车出了故障抛了锚。许建国赶紧给妻子打电话，想向她说明情况，殊料手机又没电了，想象着妻子在家里渴盼的神情，许建国干着急却无可奈何。

而徐国美看到天黑了，丈夫还没回来，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打他的手机也不通，心里着急起来，她赶紧给市里的儿子打电话，让儿子开车到途中找一找父亲，儿子不敢怠慢，开车一路寻找老爸，果然在中途看到父亲抛锚的面包车，便帮着父亲把车拖回到解放村。

看到丈夫和儿子平安回来，徐国美这才松了口气，眼里的泪痕还未来得及擦。许建国赶紧给妻子道歉：“对不起，让你担心了，面包车不争气，手机也没电了!”徐国美不顾儿子在面前，嗔怪地捶了丈夫一拳，指指胸口，说：“把我给担心坏了，下次多带块手机电池哟!”

惊世爱情让死神退却相约来世还要一起走

自从和妻子搬到幽静的乡下后，许建国的生活只有一个主题：让妻子开心度过每一天。在乡下，他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做饭、煎药，然后服侍妻子穿衣起床，梳洗一番后，他与妻子手牵手到山上的树林里转转，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喊上几嗓子。

山里的日子惬意而又悠闲，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妻子“突破”了医生所说的大限，而且身体一天天变好，她不仅能走路了，还可以做些洗衣、做饭、捡鸡蛋之类的简单家务，让许建国轻松了许多。

妻子患病以后，无论多难多累，许建国在妻子面前都是满脸笑容，而且从未抱怨过。其实，他的身体也不好，不但有“三高”，还患有严重的痛风，但他给妻子展现的都是最好的状态。有一次，许建国外出拉货，徐国美整理家务时，发现丈夫藏着几瓶药，其中有降压药、降血糖的药，也有治痛风的药。徐国美握着这几瓶药，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她清楚，丈夫的身体并不好，有时干着活直喊头晕，而他吃药都是背着自己，为的就是不想让自己担心!

徐国美越想心里越难受，眼前浮现出和丈夫20多年走过来的朝朝暮暮。她忘不了为了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丈夫四处打工。有一次，许建国为了多挣几块钱，到了凌晨还守着摊挡不愿回家，丈夫笑着说：“你生日快到了，我想多挣些钱，给你买件像样的衣服!”想到这里，徐国美泪水悄悄溢了出来。

那天下午，许建国开车回来了，他亲亲热热地喊着妻子的名字，没想到徐国美却没怎么反应，他看到妻子的神情不对劲儿，笑嘻嘻地说：“今天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那咱们明天去医院复查一下!”

丈夫的体贴让徐国美泪水流得更凶了，她指着搜出的那几瓶药，哽咽着说：“都是我连累了你，你要是累倒了，我也不活了!”说着说着，徐国美放声大哭。许建国这才知道妻子心情不好的原因，嘿嘿笑着哄她说：“我对身体在意着呢!不然，我连药也不会吃了，呵呵!”

世外桃源般的日子里，徐国美安然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春天，定期复查时，连医生都感到惊讶：“真没想到恢复得这么好，看来死神也被你吓走了!”对于徐国美创造的生命奇迹，她的主治医师分析道，徐国美是一个患右肺腺癌以后，又出现骨转移的病人，当时预计她只能活一年，现在能活这么久，确实不多见。这与她保持健康的心态有关，而且她的居住环境好、吃的都是无公害食品。看来，她和丈夫到乡下生活这步棋走对了。

许建国在照料妻子的同时，还面临着给妻子挣医药费以及还债的压力。到乡下的第二年，他开始扩大养鸡规模。如今，他和妻子已经养了两千多只鸡，每天都能产800只蛋，由于他给鸡喂养的都是玉米、小鱼、水芹边皮之类的食物，产出来的蛋是草鸡蛋，口感、营养都是上乘，因此，他鸡场里的鸡蛋很受欢迎，到市里卖鸡蛋时，他还向市民发放自己的名片，欢迎大家到鸡场去采购。

由于许建国的鸡蛋货真价实，一些市民双休、节假日开车上门采购。当他们了解到许建国夫妇来此“隐居”背后的感人故事后，便发动更多的人过来购买许建国的鸡蛋。

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许建国的鸡蛋销售行情看好，他还了不少为妻子看病欠下的债务。债务少了，夫妻俩心情更轻松，徐国美有时都忘了自己曾是个绝症病人。

2012年3月下旬，几位市民结伴从市内专程过来看望许建国夫妇，面对市民们的问候，徐国美感慨地说：“生病是很无奈的事，遇到这么好的老公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长时间，我已经知足了!”听妻子这样表扬自己，许建国接过话茬：“百年修得共枕眠，夫妻就得患难与共，我们都约好了，下辈子还做夫妻!”说完，他向妻子深情地看了一眼。徐国美与老公对视了一眼，把头靠在老公肩膀上，一脸幸福的模样，像个娇羞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