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灾速度是多少

A. 中国有哪些自然灾害有哪些防灾减灾措施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触目惊心的。它们之中既有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海啸、台风、洪水等突发性灾害；也有地面沉降、土地沙漠化、干旱、海岸线变化等在较长时间中才能逐渐显现的渐变性灾害；还有臭氧层变化、水体污染、水土流失、酸雨等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灾害。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种类最多的国家，其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有七大类。 1、气象灾害 气象灾害有20余种，主要有以下种类： （1）暴雨：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城市积水； （2）雨涝：内涝、渍水； （3）干旱：农业、林业、草原的旱灾，工业、城市、农村缺水； （4）干热风：干旱风、焚风； （5）高温、热浪：酷暑高温、人体疾病、灼伤、作物逼熟； （6）热带气旋：狂风、暴雨、洪水； （7）冷害：由于强降温和气温低造成作物、牲畜、果树受害； （8）冻害：霜冻，作物、牲畜冻害，水管、油管冻坏； （9）冻雨：电线、树枝、路面结冰； （10）结冰：河面、湖面、海面封冻，雨雪后路面结冰； （11）雪害：暴风雪、积雪； （12）雹害：毁坏庄稼、破坏房屋； （13）风害：倒树、倒房、翻车、翻船； （14）龙卷风：局部毁坏性灾害； （15）雷电：雷击伤亡； （16）连阴雨（淫雨）：对作物生长发育不利、粮食霉变等； （17）浓雾：人体疾病、交通受阻； （18）低空风切变：（飞机）航空失事； （19）酸雨：作物等受害。 2、海洋灾害 海洋灾害主要有如下种类： （1）风暴潮：包括台风风暴潮、温带风暴潮； （2）海啸：分遥海啸与本地海啸2种； （3）海浪：包括风浪、涌浪和近岸浪3种，就其成因而言又分台风浪、气旋浪； （4）海水； （5）赤潮； （6）海岸带灾害：如海岸侵蚀、滑坡、土地盐碱化、海水污染等； （7）厄尔尼诺的危害。 3、洪水灾害 （1）暴雨灾害； （2）山洪； （3）融雪洪水； （4）冰凌洪水； （5）溃坝洪水； （6）泥石流与水泥流洪水。 4、地震灾害 （1）构造地震； （2）隔落地震； （3）矿山地震； （4）水库地震等； 5、农作物生物灾害 （1）农作物病害：主要有水稻病害240多种，小麦病害50种，玉米病害40多种， 棉花病害40多种及大豆、花生、麻类等多种病害； （2）农作物虫害；主要有水稻虫害252种，水麦虫害100多种，玉米虫害52种，棉 花虫害300多种，及其它各种作物的多种虫害； （3）农作物草害：约8000多种； （4）鼠害。 6、森林生物灾害 （1）森林病害：2918种； （2）森林虫害：5020种； （3）森林鼠害：160余种。 7。森林火灾 最好的防灾减灾的办法是保护环境，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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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自然灾害来临，为什么只有中国能迅速出动军队救灾抢险

部队经常写抢险营救方案和组织演练
干旱（火灾预案），暴雨（抗洪预案），在地震带周围的有地震预案
只要市政府电话求援，他们会在10-15分钟准备完物资并出动
——参与地震救灾的退伍老兵

C. 中国救灾迅速被外媒点赞了

近日：外媒点赞中国救灾迅速 海外网友纷纷祈福

8月8日21时19分，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高度重视，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迅速组织力量救灾，全力以赴抢救伤员，疏散安置好游客和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救援工作已经迅速展开。海外媒体和网友对中国在此次地震救援工作的迅速反应给予高度关注和赞扬。

还有网友关注到中国军队在救援中的表现，认为中国军队反应非常迅速。

D. “5·12'’汶川大地震，数万生命罹难。

对中国经济

“5·12”汶川大地震对2008年的中国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表现在巨大的人员伤亡——根据官方数据估计，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超过8万人，37万多人受伤——还表现在财富受损、经济运行中断、社会系统运行受阻、数千万人心理受创，及其其他很多方面。汶川地震之后，国内外市场人士都高度关注：此次地震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何种影响？许多研究机构给出了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来自对地震损失的不同评价，而判断差异则会影响到政府和相关企业在未来的资源安排或投资决策。在我们看来，如何客观、全面评价汶川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是必须首先面对的现实问题。

国内外机构普遍低估了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汶川大地震之后，国内外不少研究机构很快发布了地震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评估报告，相当一部分评估报告是在48小时之内快速作出的。

如美林证券在地震当天（5月12日）就推出报告认为，大地震可能不会对中国经济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显着影响。相比今年1－2月的大雪灾，地震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小得多”，因为地震波及的面积较小，持续时间也很短。美林证券还认为，遭遇地震的四川省并非制造业中心，该省的生产总值仅占中国GDP的3.9%，四川省制造业产值占中国全部产值的2.5%。

德意志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四川省地震对内地宏观经济影响有限，因为这次地震的震中为四川汶川县，属于山区，只有少量的工厂和农业生产。然而，地震对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造成破坏，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暂时性短缺将推高受波及地区的食物及消费品价格。该行认为，地震后的灾区重建会有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但程度上较为温和。

摩根大通认为，虽然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一定负面影响，但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有限，灾后重建可能还会刺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四川作为农业大省，养猪占全省农林牧渔总产值的近一半，地震可能会推高农产品价格，进而会加剧物价上涨形势。

其他外资机构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如雷曼兄弟认为，地震将略微削弱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长，不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地震对宏观经济最大的影响是增大了短期通货膨胀风险，随着重建工作的展开，有可能推动投资增长。但从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等历史经验看，地震不会对宏观经济层面的生产领域产生太大影响。法国巴黎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也认为，地震对宏观经济影响有限。里昂证券主席乐民信也认为，与今年1－2月发生的雪灾相比，地震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

高盛公司则略显谨慎地指出，震后重建需求可能令中国的宏观政策制定变得更加复杂。但从灾区的经济规模来看，如果总体宏观政策立场保持不变的话，该地区的重建对于全国整体需求乃至价格的影响应会较为有限。

国内研究机构也普遍认为，地震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大。不过，由于国内机构对国情的了解比外资机构稍多，因此对地震直接损失的估计要高一些，认为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远超年初的雪灾，并对宏观调控政策带来影响。

如中信证券估计，汶川大地震可能影响2008年全国GDP增长减少0.2个百分点，对于以两位数速度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来说，影响显然不大。对工业生产的影响略大，约为0.3个百分点。地震将导致全国消费下降0.6个百分点，而灾后重建将激发投资，使全国投资增长上升0.3个百分点左右。中信证券还认为，地震对经济和企业盈利增长，只会在二季度造成短期负面影响，到三、四季度，一些领域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报告认为，地震对物价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预计，与年初中国南方地区发生的雪灾相比，地震带来的损失更大，特别是直接经济损失要大得多。年初雪灾造成的损失为1516.5亿元，这次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有6000亿元。范剑平认为，灾后重建将拉动投资增长，反而可能推高全国GDP增速。此外，尽管当地一些大企业生产受到影响，但其他地区为救灾加班加点生产，可以抵消这一负面影响。

西南证券则乐观估计，此次灾害造成的全部损失可能在1050亿－1900亿元之间，可能造成2－4季度经济增幅减少0.15－0.2个百分点。不考虑到其他地区可能受到的间接影响（如供货、销售环节影响和投资、财政支出方面的影响等），相关地区的间接经济损失可能在300亿－600亿元之间。

作为商业机构，券商和投行在地震之后快速推出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影响评估，这种迅速也许是客户所要求的。但从分析问题来看，这种迅速评估往往成为客户导向下的“急就章”，其准确性和全面性很值得怀疑。从地震至今的形势来看，上述机构都严重低估了地震给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对于地震这种复杂的自然灾害来说，损失评估的重点并不在于估算出几个数字，而是要对灾害影响的主要领域和范围、长期性和复杂性有充分的估计。

“破窗理论”无法全面评价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破窗理论”来源于法国人巴斯夏在19世纪50年代讲授灾难经济时举的一个例子：如果房屋上的一块玻璃被打破了，这固然会造成经济损失。但为了修复窗户，人们必须去安装新的玻璃，这导致对玻璃的需求增加，并拉动与此相关的其他产业，从而最终创造出新的GDP刺激经济。

“破窗理论”最近一次在中国流行，是在1998年中国特大洪水之后，当时不少人引用“破窗理论”来分析水灾对经济的影响。然而，当时有一个特殊背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掉到8%以下，面临滑坡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而特大洪灾的出现，使得灾后重建的任务大大增加，客观上恰好与宏观经济的背景相符，因此也使得“破窗理论”在国内流行起来。

在国内外多家机构对地震后中国经济影响的评估中，都能够看到“破窗理论”的影子。最典型的是，各家机构无一例外地强调灾后重建对生产和投资增长的拉动，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会抵消地震的负面影响。

但在我们看来，用“破窗理论”来评估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甚至有可能低估地震的负面影响，误导宏观政策的方向。

“破窗理论”最大的局限是：只考虑到灾难后经济活动的增量变化，而没有考虑到存量财富的损失。灾害的发生首先是对过去积累的社会经济财富的重大破坏，而灾后重建则是一种修复性的行为，假如是按原样修复的话，实际的社会财富并没有增加。但是，如果按照当期发生的经济活动来看，则体现出了经济活动总量增加。

在现有的GDP统计中，不论是统计GDP总量还是GDP增长，实质上都只是反映了当期的经济活动变化（或者当期财富增量），而没有反映财富存量的变化。因此，在“破窗理论”和现有的经济统计下，会出现“只计增量，不计财富；只计当期，不计过去”的情况，这种评估显然存在重大偏差。如果灾后重建的力度足够大，投资的行业选择恰当，甚至可能出现大灾之后投资大增、GDP增长大涨的“繁荣景象”。但这显然是一种虚假而荒唐的景象——办丧事反而办出喜事来了？！

考虑到财富存量的损失，汶川地震的经济损失恐怕要比券商们估计的更为严重。资深市场人士文国庆曾做过粗略的估算：如果按照现值法计算，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财产性损失可能达到4000亿－5000亿元。如果用单位国土财富估算，目前全国有形物质财产数大约100万亿，本次受灾面积10万平方公里，则最大可损失财产为1万亿。综合计算，本次地震的有形物质损失大约在4000亿－10000亿元之间。尽管这个估算非常粗略，但它显示了汶川地震导致的财富损失在绝对数量上非常巨大，远不是唐山地震、1998年水灾和今年的雪灾能够相提并论的。

此外，“破窗理论”其实仅适用于产业体系，但不适用于评价宏观经济。“破窗理论”所关注的灾后重建，都发生在具体的需要“修复”的产业中，在具体产业中的新增投资是多少，消费增加多少，很容易计算。但是，灾后重建所消耗的整体社会资源，在灾后重建中并不能全面反映。比如，地震之后许多工厂参与大量生产简易房、救灾帐篷等，这种紧急状态的生产占用了企业的全部资源，它固然反映了简易房、帐篷这两种产品的生产、投资和消费活动，但这种活动所占用的其他社会资源，所付出的机会成本，难以反映到现有的经济统计中来。同样一家工厂，做了这件事情，就做不了其他事情，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嘛，其中并无经济增长的成分。

因此，在地震之后中国经济所受影响的评估中，基于“破窗理论”的影响来作评估存在严重的局限，根本不能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依据，否则容易导致政策出现偏差，以盲目的乐观态度应对严酷的现实。对此，负责政策制定的政府部门，尤其要面向事实，保持清醒。

地震灾害的特殊性加大了影响评估的复杂性

汶川地震之后，很多研究机构（尤其是外资机构）对震后经济影响的评估是纸上谈兵，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对地震灾害的特殊性缺乏认识。在它们眼中，地震灾害与雪灾、水灾没什么不同，不过是一些经济要素的加加减减。这会导致对地震负面影响的显着低估。

从地震灾害的特点来看，它对经济的影响有两大特性：

一是地震破坏的全面性和破坏性。地震灾害与其他自然灾害（水灾、雪灾、风灾、泥石流等）的最大不同，是它的全面性和超强破坏性。其他自然灾害对一个地区的影响可能是局部的，比如今年1－2月份的南方大雪灾，雪灾的损失和影响主要集中在局部领域，如电网、物流运输等，其他领域则受影响很小，在大雪消融后只要完成受损领域的修复，经济系统马上可以恢复。

但大地震造成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它造成的人员伤亡更大，涉及到大量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房屋、水、电、通讯、能源、交通运输、物流、医院等多个领域。此外，还有很多次生灾害、潜在灾害需要预防，如汶川地震后，四川多座水库和电站，地震波及地区所有建筑的安全检查和安全评估，都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可以说，地震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地震后的建设也是全方位的重建。这种复杂系统的受损和恢复，如何在经济影响评估中得到体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准确评估分析出来的。

二是地震影响的长期性。地震的全面性和超强破坏性，决定了它的影响是长期的。今年的南方大雪灾，其灾后重建时间只需要一两个月；1998年大洪灾的重灾区，灾后恢复与重建也基本上可以控制在一年之内。但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则要比这长得多。

目前，国务院初步制订的恢复重建规划包括了8年计划——“前3年”是解决恢复过程，重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群众住房争取用比较快的时间恢复到震前水平；“后5年”则是全面发展和提高时期。由于汶川地震灾区大部分地处山区，同时人口密集，这对恢复建设过程中的规划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且，空间和资源的限制，使得过渡安置规划和重建规划“双重规划”之间存在冲突。以唐山为例，1976年唐山地震后，国家提出了五年重建计划，但直到十年之后的1986年才宣布完成重建任务。

除了地震后的物质重建之外，对伤残人员、孤寡人员的安置、社会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长期工作。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截至6月23日，汶川地震的受伤人数为374171人，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累计96140人（不包括灾区病员人数），共救治伤病员2040174人次。假设伤员中致残人员只有1/4，其中的人数也高达9万多人；如按1/3计则高达12万多人。这些伤残人员需要接受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理论时间，就是他们从今年开始剩下的这一辈子。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教育、医疗、工作等不同需求，即使是满足基本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政府和社会各界也需要为此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服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投入的过程，其难度和资源投入一点都不亚于物质层面的灾后重建。

三年对口支援将使地方经济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特有的“举国体制”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举国体制的核心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体制”的基础是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所具有的超强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但从经济上看，地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动员和协调，在相当程度上是以非市场的行政方式来进行的。

对口支援灾区，是举全国之力救灾重建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策略。从救灾阶段开始，中央已经安排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灾区的对口支援。在灾后重建阶段，中央政府又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要求东部和中部地区19个省市支援地震受灾地区。对口支援期限按照3年安排，以期在国家支持下，集各方之力，基本实现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目标。这种对口支援灾区的安排，可以视为中央协调之下进行的特别的大规模转移支付。

对口支援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1）提供规划编制、建筑设计、专家咨询、工程建设和监理等服务。（2）建设和修复城乡居民住房。（3）建设和修复学校、医院、广播电视、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4）建设和修复城乡道路、供（排）水、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5）建设和修复农业、农村等基础设施。（6）提供机械设备、器材工具、建筑材料等支持。选派师资和医务人员，人才培训、异地入学入托、劳务输入输出、农业科技等服务。（7）按市场化运作方式，鼓励企业投资建厂、兴建商贸流通等市场服务设施，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8）对口支援双方协商的其他内容。上述对口支援内容，实际上包含了重建一个地区并发展生产的几乎全部基础工作。

对口支援灾区，相当于给支援方增加了一个县级行政区，无论从财政上，还是从物资和人力上，都对支援方是一个考验。中央要求，各支援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我们根据各地的统计数字计算发现，支援方的19个省市在2007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为21479亿元，这意味着，19个省市在2008年将要额外支出不少于214.79亿元来支援灾区。按照地方财政平均年增长20%计算，在3年的对口支援期限之内，19个省市将向灾区提供不少于781.8亿元的支援。除了财政和实物上的支援之外，各个省的支援还包括人力资源和各种服务，因此最终支援肯定会显着超过中央要求的数量。

毫无疑问，“对口支援”给支援方省市增加了一项行政工作。据了解，由于抗震救灾工作的特殊性，支援方省市都成立了专门的“抗震救灾办公室”之类的跨部门机构，协调本地的救灾支援工作。不过，这也对当地工作的行政资源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在北京市，今年要全力主办奥运会，同时又要兼顾城市日常管理和救灾工作，很多部门的人力已经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其他一些这几年要“办大事”的省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问题。与此同时，各地还在压缩行政经费来支持灾区。国务院曾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压缩5%，用于抗震救灾。上行下效，各个地方也随之压缩5%的行政经费，上海市则更进一步，决定压缩行政经费10%支援灾区。据我们了解，上海市此举对其他地方政府形成了不小的压力。

地方经济受到的影响还表现在经济资源的投放上。由于震后救灾工作无所不包，各地在经济资源的投放上，必须考虑到灾区的全面需求。除了动用政府财政资源，还会动员一部分企业和社会资源参与其中，这也会使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进而对当地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在受援方（主要是四川省），在长达8年的恢复重建期，经济体系的恢复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很多受灾企业要想恢复元气，重建市场网络、物流体系，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在数年的时间内，对地震灾区的经济运行不能按正常状态来对待，恐怕需要考虑灾区经济增长基本停滞的可能。

整体而言，对汶川地震的经济影响的评估，不能简单化，也不能满足于在国民经济统计框架之内计算出几个数来。对决策者而言，对地震影响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要知道，从汶川地震的受灾人口来看，中国几乎是在平地白手起家，重建一个欧洲的荷兰或是比利时，这就是现实的重建规模。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尽量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才会有某种成功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就本世纪而言，汶川地震将是最大的灾难性事件之一，对中国现在以至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具有无比巨大的负面影响。

E. 中国解放军为什么救灾速度这么快

国家进步了呗，更加注重群众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了。通过行动来表达注重。
在领路人的带领下，我们用了30多年走完了别人一百多年才能完成路，
希望对你有帮助，望采纳

F. 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大、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是哪一次震灾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涉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发生后，在以胡书记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谱写了一曲团结一致，不畏艰险的英雄凯歌。

5·12汶川地震，发生于北京时间（UTC+8）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14时28分04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震局的数据，此次地震的面波震级达8.0Ms、矩震级达8.3Mw（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矩震级为7.9Mw），地震烈度达到11度。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北至辽宁，东至上海，南至香港、澳门、泰国、越南，西至巴基斯坦均有震感。

5·12汶川地震严重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其中，极重灾区共10个县（市），较重灾区共41个县（市），一般灾区共186个县（市）。截至2008年9月18日12时，5·12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时间位置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汶8.0级地震，震中位于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与漩口镇交界处，北纬31.01度，东经103.42度。

发生原因

由于印度洋板块在以每年约15cm的速度向北移动，使得亚欧板块受到压力，并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又由于受重力影响，青藏高原东面沿龙门山在逐渐下沉，且面临着四川盆地的顽强阻挡，造成构造应力能量的长期积累。最终压力在龙门山北川至映秀地区突然释放。造成了逆冲、右旋、挤压型断层地震。四川特大地震发生在地壳脆韧性转换带，震源深度为10～20千米，与地表近，持续时间较长 （约2分钟），因此破坏性巨大，影响强烈。

震源深度

5·12汶川地震是一次浅源地震，震源深度为10～20千米，破坏性巨大。地震可按照震源深度分为浅源地震，地震发生在60千米以内的称为浅源地震，浅源地震大多分布于岛弧外缘，深海沟内侧和大陆弧状山脉的沿海部分，大多发生在地表以下30千米深度以上的范围内；而中深源地震，最深的可以达到650千米左右，并且形成一个倾斜的地震带——称为本尼奥夫带。把浅源地震和深源地震在“血缘”上联系在一起的，是板块构造学说这一被称为“地球科学革命”的全球构造理论。

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的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恢复重建任务，是我们战胜自然灾害的又一伟大壮举。恢复重建中有很多创新和探索，值得认真总结。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把城乡居民住房、学校、医院重建放到优先位置。

第二，坚持规划先行，科学指导灾后恢复重建。

第三，坚持统筹兼顾，将恢复重建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第四，坚持举全国之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援灾区重建。第五，坚持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灾区群众在恢复重建中的主体作用。

G. 中国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

（一）阶梯形地貌格局

全国地貌格局大致可分为三大台阶：第三台阶是大兴安岭—燕山—太行山—川东山地—苗岭一线以东，以丘陵和平原地貌为主，海拔一般小于 1000m；第一台阶是阿尔金山—祈连山以南，岷山—横断山脉以西的青藏高原，海拔多在4000m以上；两者之间为第二台阶，为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新疆山地及两大内陆盆地，海拔在1000～2000m 之间。由于两台阶之间的高差，使台阶边缘的物质具有巨大的势能，因此，第一台阶向第二台阶过渡的斜坡地带，如阿尔金山北麓、祁连山北麓、川西地区、横断山脉地区成为崩塌、滑坡及泥石流等重力地貌灾害的重灾区，川西地区成为四川盆地洪灾的发源地；第二台阶向第三台阶过渡的太行山麓、川东山地、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桂西山地也由于具有明显高差，地表物质具有巨大的势能，成为重力地貌灾害重灾区和洪灾发源地。同时，两个台阶斜坡地带东倾，与东南季风方向相对，太平洋暖湿气流在迎风坡被迫抬升，在斜坡和山前地带形成暴雨，然后再汇流到平原地区，引发洪涝灾害。

另一个地貌特点是盆地与山地相间分布。我国西部以内陆盆地为主，如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和四川盆地，还有河西走廊。这些盆地与谷地周围都是高大的山脉。由于当地气候干冷，物理风化强盛，坡面碎屑物质多，同时山脉与盆地之间相对高差很大，因此，崩塌、滑坡、泥石流及暴流洪灾十分严重。我国东南部以小型山间盆地为主，与周围低山丘陵的相对高差也超过200m以上，不少山地由中生代和第三纪（古、新近纪）的红层组成，坡面岩层易于风化而多破碎崩离，因此崩塌、滑坡、水土流失等灾害也十分严重。盆地通常分布着当地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城镇，也是暴雨洪水泛滥的地区，往往造成惨重的洪灾损失。

喀斯特地区广泛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地区，易发生干旱、涝灾、崩塌等灾害。

（二）新构造运动活跃

中国大陆处于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交汇地带，中国地块本身也是由若干小地块拼合而成。板块之间、地块之间的缝合构造带都是新构造运动活跃地带，主要表现为地震、火山及褶皱与断裂错动等。中国较着名的地震带有：台东地震带、喜马拉雅地震带、昆仑地震带、天山南北地震带、祁连地震带、川西地震带、华中南北地震带、汾渭地震带、河北（古裂谷）地震带、郯城-庐江地震带、东南沿海地震带等。

新构造运动继续造成中国各地块的差异构造运动，造成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太平洋方向的梯级下降，一是决定了中国自然环境的变迁，西北地区成为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形成沙漠及黄土堆积，东部形成典型的季风气候。每年夏季风和冬季风轮番进退，并受东西向山系的影响而具有前锋跃移的特点（冷锋和暖锋移动）。二是造成地面相对高差加大。喜马拉雅运动以来，青藏高原抬升了3000m左右，天山山脉抬升近5000m，秦岭抬升2000m左右，因此，大部分地区相对高差和地形坡度增大，地表物质具有强烈的下移趋势。同时，强烈的寒冻风化作用与强烈的构造运动都造成坡面物质破碎，为崩塌、滑坡、泥石流及流水提供大量固体物质来源。三是形成我国水系的基本格局。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各大江河东流入海，集水面积大，落差大，输沙量大，造成流域洪涝灾害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三）季风是中国主要的气候灾害根源

夏季风给中国东部带来丰沛的降水，但也造成台风等灾害，冬季风更是给我国大部分地区造成低温与大风等灾害。

在西风带及副高季节性迁移、西伯利亚-蒙古冷高压冬半年强盛、东亚大陆与太平洋水体热力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东部盛行夏季风与冬季风交替推进和对峙，因此，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气温和降水的月较差都很大，加上地形因素的影响，气温和降水的地区差异更大。季风气候对全球变化引发的如厄尔尼诺现象、火山爆发以及太阳黑子等因素的响应特别灵敏，造成气温和降水的年际差异增大。季风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地面水、热状况的改变，进而引发自然灾害，主要有：①冻害和冬季低温。冬季西伯利亚寒冷气团在高空槽后（高空东亚大槽）西北气流的引导下，频频南侵，使我国成为世界同一纬度上最冷的国家。我国 1月平均气温比同纬度其他地区要偏低 5～18℃，造成巨大的热能损失及农作物生长期缩短。长江以南地区春有早稻烂秧低温，秋有寒露风冷害；东北和塞外有障碍型冷害（寒露风）和延迟型冷害（夏季低温使作物发育延迟）。②旱涝。由于夏季风很不稳定，造成雨季长短、雨量、雨区的大幅度变化。北方年降水量的年际差异比南方大，年降水量平均变率高达20%～30%，如北京市1959年降水量是1891年的8.5倍；1994年华中高温大旱，华南华北特大洪涝，经济损失达700亿～800亿元。由于夏季风雨季7月才到达华北和东北，因此这些地区素有“十年九春旱”之说。③风灾。一是寒潮大风，在北方牧区造成白毛风（暴风雨），会冻死牲畜，黄毛风常携带大量沙尘，使牧草场退化沙化；在干旱地区造成黑风灾害（尘暴）。如1993年5月5～6日黑风席卷新疆、甘肃、宁夏等省（区）域，560万亩农田受灾，24.5万亩果园受害，85人死亡、31人失踪，24万头牲畜死亡。寒潮大风还可颠覆火车、船只等。二是台风。台风通常在副高南缘东南气流的引导下，向西或西北方向前进，在华南、江浙沿海地区登陆。台风虽然给我国东南地区带来丰沛的降水，但也造成大风、风暴潮和洪涝等灾害。如9417号台风在温州瑞安登陆，虽然提早转移了居民数十万人，但仍有1126人死亡，300多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78亿元。

（四）主导产业之一的农业抗灾能力低下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农业生产水平低，易受天气影响，经济实力比较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天气系统一旦发生变异，农业就会出现大面积受灾，而且灾后恢复速度缓慢。

我国人口及经济发达区主要集中在河湖平原和沿海平原，这一地区极易遭受洪灾、风暴潮等灾害侵袭。随着人口快速增长，人类社会为获取局部短期利益，不断开发易受自然灾害侵袭的沿河、沿海及山前地带，迫使更多的人力资金投入抗灾救灾，陷入恶性循环。目前，黄河中下游河槽洲滩高于堤后平原地面的困境就是由“洪水—筑堤—淤积—洪水位上升—再加高堤防……”消极防洪措施恶性循环造成的，结果洪灾威胁尚未消除，涝灾却日益加重了。同样，沿海地区滩涂的盲目围垦开发也会造成得不偿失的被动局面。

（五）中国城市是多灾重灾区

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有悠久的历史，同时也很容易找到受灾的历史记录。全国666个城市约有45%的大中城市处于地震烈度Ⅶ度以上的高烈度区，有360多个大中城市出现明显的地面沉降；缺水城市300个，其中严重缺水城市100多个；绝大部分城市历史上多受洪涝灾害。华北地区有些城市下面埋藏有古城，桥梁下面也有桥，如徐州地下5～6m埋藏着一座完整的明代古城，洛阳、开封等均有地下古城市。全国至少有70多个县市在崩塌、滑坡、泥石流直接威胁之下，如2010年8月甘肃省舟曲县城遭受特大泥石流灾害，灾后乃在泥石流沟谷旁边重建县城。此外，还有台风暴潮、海水入侵、尘暴、风沙入侵、地裂缝、塌陷（如柳州、桂林）、风暴、酸雨等使城市不断蒙受损失和发展受限制。据初步估算，我国总的灾损中约有一半是城市直接受灾，或为减轻大城市受灾损失所造成的（如泄洪、分洪等）。

城市自然灾害比较严重主要是因为除了常常受到洪水入侵、地震、台风暴雨及风暴潮等影响以外，人类活动引起土壤严重侵蚀、洪水流量增大、洪峰增高和时间提前、地面沉降、咸潮入侵（如珠三角地区的城镇）、不透水地面增多迫使洪涝灾害加剧等也加大了城市受灾的程度。

城市多灾重灾还由城市的地貌部位所决定。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现代城市是以物易物的场所，然后逐渐发展扩大起来，因此，其位置必然是“依山傍水”。依山是紧靠山地边缘或谷口地带，便于山区和平原人们的货物交流，傍水是沿河、沿湖和沿海，便于水陆交通，货物贸易。如此地貌位置易受多种灾害威胁。因为山地边缘地质构造复杂，新构造运动活跃，同时相对高差大，坡面物质不稳定，易发生地质灾害和重力地貌灾害，也易由于暴雨汇流成灾。沿河、沿湖、沿海地带易受洪涝、风暴潮威胁，特别是经济开发区向易洪区洪泛区发展，必然导致大量资金人力投入防洪体系的建设。如汉口和汉阳地面最低点只有海拔18m和20m，而长江武汉段平均水位已达19.15m，1954年洪水位达29.73m，1998年洪水位29.43米（汉口水文站），汉口、汉阳的地面每年至少有100多天低于长江水位，低于洪水位10m左右，一旦河堤溃决就会酿成大灾。

城市之所以容易成为重灾区，还由于城市人口众多， 高科技物品多，财产集中易损， 生活生产活动范围大，牵涉面广等。

H. 为什么中国救灾会出动军队和武警

用军队救灾，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救灾如练兵，那么庞大军队0数量，不能闲着，不用军队，还用啥救灾呢？
中国的救灾体制，是越来越完善，基本是接到命令，就马上出发，但为了快速，只能带极少补给和装备，前期食物基本靠当地ZF补给，地方ZF最喜欢采购泡面，虽然也有不少野战口粮和野菜面包等等，但泡面最多，因为泡面，便宜量大耐放，随处可买，方便食用，轻便可以大量运输，口感也不错。军人为表现爱民，一般都是把野战口粮和面包等给灾民，自己吃泡面，
但你们必须了解，中国太大，地形又极其复杂，经常道路不通，山河又多，而且山间风乱流多，阴雨又多，不适合用运输机，先不说准备时间，那山河多，很容易滚下山，或丢到河里给河流冲走。只能用直升机，而且只有黑鹰直升机能扛住，中国仅剩20架黑鹰直升机。其实中国的救灾速度已经是堪称第一。
你没看美国，他们还得等全副武装，配备装甲车，补给齐全才肯出发。

I. 中国的政府抗灾防灾的组织能力相对于日本怎么样

日本3.11大地震的组织救灾，与中国汶川大地震时的救灾相比较，说真的感觉不如中国。事实上，就如2005年美国面对“卡特里娜”飓风侵袭时的组织救灾，也曾经饱受批评，难比中国。

中国由于地域的差异，气候和地理条件复杂，面临的自然灾害也多。几经天灾的考验，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全民动员”应急格局。从上到下，“万众一心抗大灾”，这是能够有序有效组织抢修救灾、援建重建的基本保证。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目前都已经建立了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机制，成立组织机构，制定应急预案，明确行动路径，一旦需要应急处理，迅速集中到位统一指挥调度，各部门各方面分工负责、分头行动，按层级责任一竿子到底，不落实的要打板子问责。

建立起了这样的中国模式的快速反应应急机制，对于受灾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在灾害发生前或发生时候，迅速启动应急程序做好防备、开展自救，在第一时间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地减少人员伤亡和因灾损失，提高防灾救灾的效率效果。

作为中央政府，在重特大灾害来临时，则可以在第一时间组织投送部队等力量赶赴灾区实施救援，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现场指挥。同时调动国家各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分线分片落实任务协同救灾。

省一级政府在接到中央下达的任务后，即刻调动本级和下辖地方政府的力量，组织包括医疗、交通、电力、通讯和物资运送等组成的救援队，先后奔赴灾区在指定的区域展开救援。并且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同样以此模式帮助援建。

与此同时，动员全国全社会，凝聚力量积极声援，自发自觉捐款捐物，参加志愿者队伍奉献爱心，以举国之力抗大灾共度难关。

这就是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独特的救灾援建模式。亮出来，惊叹了吧，长眼了吧。

当然中国式的应急机制形成了，也未必就是尽善尽美的，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而且还涉及到一个临场指挥情况如何的问题。相对更为薄弱的是，对群众防灾救灾的教育和演练有欠缺，群众防灾救灾的意识与技能亟待提高，尤其是在容易发生灾害的地区。

J. 社评：中国为何抗灾能力强，防灾能力弱

暴雨后的抗灾行动堪称强有力，遗憾的是对这场灾害的防范显然称不上高水平。抗灾能力强，防灾能力弱，这是当前中国的实情。 中国体制的一些优势使政府得以在危急关头迅速调集各种力量，中国的赈灾表现因此常常比发达国家还要好。但预防灾害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国家的资源调集能力对此能帮的忙很小，它主要取决于全社会对安全的认识，以及社会（包括政府和民众）对做大规模安全投入的真实决心。 中国总体上处在向钱看的阶段，挣钱过好日子是社会日常运行的潜在轴心。就个人生活及工作安排来说，很多人都愿意为了更有钱或更有地位而牺牲一定的安全质量，生活水平越低的人，这种倾向越明显。 这种价值取向在一些地方政府层面也差不多，深刻影响了它们的工作方向。中国各地政府普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和民生上，对民生的理解则是过好日子，让人们衣食好，住行好，现在又加上上学好，医疗好等等，对这样的民生理解，政府并不比民间高明。 发达社会里的安全概念，还远未在中国生根。中国的大城市在不少硬件方面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比中国发达的那一截，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安全。发达社会里不仅食品更安全，而且交通、救援等与生活有关的各方面都预留了更多安全系数。除此之外，对大型自然灾害的社会准备和个人防备也都远高于中国的水平。 看着抗灾很花钱，其实防灾有时花费更高。更重要的是，防灾有可能白防，而且防得越好，越像是白防，稍不坚决就会拣更急迫的其他事去做。此外无论抗灾还是防灾，全部花费最终都要落到公众头上。政府本身不产生收入，它的各种预算都来自税收。 现在需要做出判断的是，中国人是否已经做好了把更多钱投向安全的思想准备。 有的官员认为，中国社会根本就没这种准备，舆论对公共安全的大声疾呼是在唱高调，脱离中国实际。 这种看法是偏颇的。舆论和公众的真实想法的确经常有距离，但注重安全无疑已是中国人各种愿望中上升最快的，也是因各种事件被强化最多的。新的民意现实已经构成了政府行动的相对充足条件，加强公共安全投入是当前中国能推得动的事。 加强防灾能力，政府应当走到公众意见的前面，至少不应落到后面。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共安全的投入热情已经不如纳税人高。批评者认为这是因为安全设施、尤其是地下安全设施给政府挣不来面子，甚至有批评认为这与官员的个人安全较有保障有关。这些批评值得各地官员认真对照，扪心自问。 对防灾能力建设，政府、媒体以及公众人物都应当说真话，讲清好处，也摆清楚公众将因此承受的负担。谁都不应只唱高调，只追求自己的舆论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