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育率是多少

㈠ 中国出生率

据国家统计局披露，截至2008年1月1日，我国有13.8628亿人口。其中流动人口有14735万人。农村人数占据57.01%，城镇的人口为42.99%。

指人类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平均每千人所出生的人数的比率，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为：出生率=年出生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

式中：出生人数指活产婴儿，即胎儿脱离母体时(不管怀孕月数)，有过呼吸或其他生命现象。年平均人数指年初、年底人口数的平均数，也可用年中人口数代替。

(1)中国的生育率是多少扩展阅读：

变动因素：出生率反映种群出生的强度，它是一段时间内出生个体数与该平均个体数之比。

对人类来说，人口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发展的。出生率水平高低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所决定，它表现在，与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是多育，与现代化生产相联系的是少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化教育普及的地区，出生率就低，反之，就高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出生率的作用又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实现的。

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实现的原因、过程和后果是不同的。影响出生率变动的因素也就是影响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因素。生育率水平是出生率水平的基础，一般说来，妇女生育率愈高，出生率也愈高；生育率愈低，出生率也愈低。

㈡ 中国的出生率是多少

2004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是12.29‰，但受老龄化的影响，死亡率略有增加(6.42‰)，去年净增人口761万。如果城市化程度继续加快、如果未来城市吸纳农民工的数量继续增加，如果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执行，那么，在出生率进一步降低的过程中，中国每年净增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受此影响，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会较早出现，大约会在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会盈利人口峰值———但这个人口总量的值可能不是媒体平常所说的16亿，而应在14.3亿到14.5亿之间。

㈢ 历年全国总和生育率是多少

生育率数据到底是多少，这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大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人口政策的选择不完全取决于目前的生育水平，更取决于在无限制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是在什么水平上。人口有一个规律，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2005年12月8日至10日，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与会人口学家称，未来几年内中国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重大选择。

低生育率带来的问题

一位素昧平生的长沙市某企业女工的来信，深深地触动了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

这位女工在去年7月写给他的信中说：“一年多前，我们的独生儿子不幸患恶性肿瘤，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年，我四处奔波，吃药治疗，争取再孕，可年龄大了，再生育无望。永远没有了自己的亲骨肉，家庭永远没有了快乐，常常是两人相对无言。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凄惨的呢……”

穆光宗在上周举行的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上说，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人口安全的系数在降低，人口发展的风险在积累。”

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的家庭。在中国，和那个长沙女工一样有着类似悲剧的家庭数以万计。上月14日，山西沁源发生特大交通事故，20名遇难中学生之中，就有一多半是家中的独子。

即使没有灾难降临，独生子女家庭如何养老也是一个棘手难题。试想想，倘若第二代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到了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对整个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人口的高度老龄化和社会的不堪重负。

持续的低生育率在理论上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消亡。据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所原新教授介绍，200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创下二战后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闻》遂发出警告称，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200年后日本将因人口的极度减少而出现种族消亡。

后来，原新采用联合国关于中国男女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到2030年分别为98岁和101岁的假设，对未来300年的中国人口走势进行了模拟。

算出来的结果吓了他一跳：假如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稳定在2000年政策允许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46(部分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甚至更多)，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超低水平1.30，到2300年人口则只剩下2800万！“哪怕是微小的人口负增长，只要维持时间足够长，都是人类的灾难。”

原新认为，低生育率就像一柄双刃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希瑞•泰丽雅(Siri Tellier)女士说，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逐渐达到更替生育水平�当时人口学家就警告其长期影响将导致老龄化，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家花了近20年时间才完全意识到老龄问题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则有明显的不同。例如，泰丽雅说，两周前的西方媒体报道，英国的养老金缺口2050年预计将达到约1万亿人民币，法国政府计划为生育第三胎的妇女一年支付约9万元人民币。

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也提到，日本正在以增加婴儿补贴和幼儿看护基金的方式刺激其人口出生率，韩国政府则彻底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小规模家庭计划”，从今年起鼓励人们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术，并为没有尽早鼓励生育而后悔。

但是，乔晓春说，经过人为努力，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则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人们的生育意愿高于实际的生育水平。

“我希望中国能够吸取这些较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泰丽雅说。

“我们缺乏证据”

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奇迹般地降到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下，一举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

但此后，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国的生育率水平。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布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22。这个数据震惊了国内外的有关机构和专家学者。

“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6，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大量计划外生育的现实下，怎么可能低于1.46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

上海社科院梁中堂教授分析说，最近20多年中国大陆人口数据漏报主要是由隐瞒生育行为引发的瞒报漏报问题，所以，和其他人口指标相比，妇女生育率是一个更无法准确把握的问题。

后来，学者们利用各种方法对中国2000年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算。但是，北大人口所任强博士发现，学者们得出的总和生育率竟然在1.2至2.3这样大的范围内变化。他说：“这样的结果等于是没有结果。”

其中，翟振武以历年全国小学在校人数——这是独立于“人口系统”以外、很少受到人为瞒报因素影响的教育数据——为基础进行估算，得出的结果是1.7。但他也承认，作为一种间接估计，“其准确度还是有一定风险”。

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在今年11月29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市场与人口分析》杂志“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组织了一次“中国生育率到底有多低”的讨论。讨论仍然没有得出答案。

早在1993年，还在中国人大任教的他和穆光宗，以及另外几位年轻同行，就已经意识到出生率下降不一定全是好事情，在没有行政力量干预的情况下，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出生率下降后果研究组”。次年，他们还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国家计生委的支持下，以“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对策”为主题举行过研讨会。

遗憾的是，后来因种种原因，研究小组的工作中断了。“学者们对中国生育率的研究已经停滞了十余年，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乔晓春说。

1998年，国家计生委决定启动“21世纪初中国生育政策研究”。受命组织此项研究的乔晓春建议，首先弄清我国的现实生育水平和人口状况，“无论有多大困难、多大的阻力，都必须弄清真实的生育状况，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不具备研究生育政策的资格。”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乔晓春中途退出了这项研究。他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2000年初，国家提出“稳定低生育率”的政策。不过，乔晓春说，“基层计划生育部门比较困惑的是，不知道生育率多低才叫低，低到多少才需要稳定，在工作上也就无所适从。”

在互联网上，人们对计划生育何去何从的争论非常激烈。乔晓春说，有人假定总和生育率为1.8-2.0，主张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人主张现在就放开政策，强调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2。然而，没有哪一方能够拿出充分证据说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就是1.8或者1.2。“我们不缺乏激情，也不缺乏思想，但我们缺乏证据。”

未来的生育政策

尽管学者们无法就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数据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不仅如此，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说，他在参与国家计生委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工作先进的地区可能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超低生育率”(多数学者界定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风险型人口阶段。

穆光宗说，“我们讨论的焦点从来就不是要不要人口控制，而是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问题。”

在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看来，从长远看，理想的人口结构应该是稳定在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的特定状况，人们希望人口达到峰值时的规模不要太大，甚至希望尽可能小一些。另外，必须在人口达到零增长以前生育率有所回升，避免出现过于剧烈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从现在开始，最多不超过十年，中国面临着提高生育水平的选择”，乔晓春说，“我们选择的时机不完全取决于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更取决于无限制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是在什么水平上。如果群众的生育意愿已经显着低于更替水平，那就意味着即使放开政策也很难使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人口有一个规律，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人口学是一个从来不缺乏争议的领域。关于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人们也还存在分歧。但正如上海社科院梁中堂教授所说，与20多年前的言论氛围相比，今天的人口学家已经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乔晓春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搞清目前的真实生育水平，更要实时地检测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80多岁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邬沧萍教授也说：“我们需要不断检测，不断研究，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人口决策也一定要民主化、科学化，不能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再来调整，中国再也经不起一次人口失误了。”

㈣ 中国2020年的出生率是多少

截止到2021年4月18日，2020年人口出生率官方还没有进行公告，无法得知。

以2019年为例，2019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我国自1949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有舆论认为，出生率的降低和年轻人的“恐育心理”有关。

2019年生育率下降的首要原因是15-49岁育龄女性减少了约500万人，而20-29岁黄金生育期的育龄女性减少了约600万。育龄女性人口的减少，势必会造成出生人口的减少。

(4)中国的生育率是多少扩展阅读：

人类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进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进，在可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将长时间保持不变，不再能够回头。

2006年12月份的北京媒体，报道了首都人口与发展论坛关于北京市人口形势的一些分析。据有关机构调查发现，与1990年相比，北京35岁以下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已明显降低，1990年一半的育龄女性在25岁时就有孩子了，二十一世纪这一年龄已提高到28岁。

而在35岁以上育龄妇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中35岁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1990年时的4.08%上升到今天的11.79%；另外，在允许生二胎的独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只要一胎或者不生育。

这些数据无疑表明北京市居民的生育文化，在最近十余年间又向不愿生育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北京的情况又是整个中国、特别是中国那些大城市的一个缩影，如今上海、广州和北京这些地方，人口出生率都已在1.0左右徘徊，居低不上。

㈤ 中国生育率

国务院：中国总和生育率2020年要升至1.8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2019年出生人口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9年出生率降至10.48‰，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2个孩子。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以来，出生人口攀升至2016年的1786万，然后连续两年下滑，政策效应明显消退。

我们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

㈥ 中国 生育率

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

全国总和生育率倒数前五名分别是北京0.70670、上海0.73665、辽宁0.74090、黑龙江0.75140、吉林0.76000。生育率最高的前五名是广西1.78975、贵州1.74785、新疆1.52885、海 南 1.51265、安 徽1.48155。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

1、家庭在决定生育行为时不但考虑生育数量，而且还要考虑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二者体现为替代关系。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人力资本回报率受生产技术特点的影响，技术进步将促使家庭用教育替代生育。

随着我国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技术工人相对回报率不断上升，家庭将倾向于为子女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从而替代生育率。

当然，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也较大，生育率和教育的替代关系在不同收入和地区家庭中存在差异。因此，资本积累、技术发展与收入分配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了我国家庭生育行为中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

2、家庭生育行为受性别不平等的影响，而后者又取决于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尽管我国的工资性别差距仍然较大，但我国正处于资本和技术快速增长期，性别工资差距在未来有很大的缩小空间，这将激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

当然，这也会通过减少家庭对男孩的偏好程度而降低生育动机，并且男孩和女孩获得的教育投入差别也会缩小，反过来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男女工资差距。因此，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的性别不平等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对我国家庭生育率也有着重要影响。

提高生育率的措施

1、大力发展幼教产业和托幼服务。目前低龄儿童的照料主要是通过母亲兼职甚至全职照料、祖辈的照料支持，以及分散且昂贵的市场化托幼机构实现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老年人承担儿童照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应明确国家在公共托幼服务中的主体责任，重建国家公共托幼体系，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可能性；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兴建民办幼儿园，并加强政府管理；社区街道也可设立托幼机构，提供基层保育服务。

努力形成“公立幼儿园为主，民办幼儿园为辅，社区街道托幼机构补充”的多层次的托幼体系，帮助家庭分担儿童照料责任。

2、加强义务教育体系。我国很多地区把素质教育理解为早放学，普遍缩短义务教育时间，以至于很多家庭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接送小孩并奔波于各种培训班，严重增加了家庭抚育子女的成本。

要改变现有素质教育的方式，以公办学校为载体在学校内部展开素质教育。可考虑恢复小学生“朝八晚五”的上下学时间和实施弹性放学制度，以便与职工的上下班时间相衔接。也可针对双职工家庭9岁以下的儿童开设寒暑期班，开展素质教育。

为此，要努力增加中小学的基础设施和师资供给，并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

3、中期内，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制度，并妥善利用好存量的社会抚养费，通过花费较小的经济手段来鼓励家庭生育；延长产假并建立育儿假制度；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等等。

4、提取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生育补贴，减轻财政压力。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我们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

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5、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居住条件对人口生育率有较大影响，可考虑住房政策向二胎或多胎家庭倾斜。如提供长租房，对二胎或多胎家庭优先；对低收入的二胎或多胎家庭提供3年的租房补贴，或房贷优惠，等等。

以上内容参考：

网络-生育率

人民网-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人民网-什么影响了国民的生育率？

㈦ 实际上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

总和生育率（TFR）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总和生育率将特定时点上全体妇女的生育率综合起来，以一个数字来表示。实际上，它就是假设一个妇女在整个育龄期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她所生育孩子的总数。举例1994年以色列的总和生育率为2.88，或者说，每1000名妇女生育2880个孩子。换句话说，如果1994年年龄别生育率保持不变的话，以色列妇女在育龄期内平均生育2.9个孩子。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超过了5。在许多发达国家，它则低于2。新中国建立后，妇女总和生育率经历了迅速上升（1950－1957），大幅下降（1958－1961），猛烈反弹（1962－1963），高位整理（1964－1971），逐渐下降（1972－1990），低位徘徊（1991至今）几个阶段。目前已降低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长期低于2.1。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和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形势、人口政策有很强相关性。总和生育率的变化也直接左右着人口总量的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和一五计划的大规模实施，人口增长迅速，总和生育率持续攀升；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形势严峻，人口非正常死亡大量增加，粮食异常紧张，所以总和生育率大幅下降；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口和总和生育率猛烈反弹，其幅度要大大高于经济恢复的速度，之后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高位整理。由于七十年代就业困难，加上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推广避孕药具，所以总和生育率开始逐步下降。到9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内在地具有调节人口增长的功能，抚养孩子的成本大幅上升，会迫使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和进城农民工降低生育率，所以妇女总和生育率始终在低位徘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要求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维持目前的计生政策，总和生育率继续保持低位整理态势，中国的人口增长始终长期低于生育更替水平，那么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总人口绝对数量将会开始负增长。目前，在上海等特大城市，老龄化进程异常迅猛，社会保障压力巨大，户籍人口负增长的态势已经持续近十年，这和上海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太低是有直接关系的。

㈧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是1.04还是1.6

不确定具体年份时，该生育率1.04%以及1.6%均是不准确的。国家的人口生育率本是个动态的数字，依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2019年国家的人口生育率是1.048%、2018年是1.094%、2017年的生育率是1.243%、2016年的生育率是1.295%。

同时依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还可以知道，2019年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率是0.334%、2018年是0.381%、2017年的生育率是0.532%、2016年的生育率是0.586%。

十三五期间我国人口状况：

1、人口总量平稳增长。“十二五”期间年均自然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2015年末总人口为13.75亿人。

2、人口结构不断变化。出生人口性别比连续下降至113.51，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6.1%，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家庭户均人口规模减少。

3、人口素质稳步提升。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6.34岁。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降至20.1/10万和8.1‰，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23年。

4、人口城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95%提升至2015年的56.1%，流动人口从2.21亿人增加到2.47亿人。

5、重点人群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为5575万人，较2010年减少了66.3%。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家庭发展能力得到增强。

以上内容参考国家统计局-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以上内容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

㈨ 中国结婚率和生育率是多少

这个数据目前为止还没有出来，中国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都是相辅相成的。都是成正比的。

㈩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去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7%，略有上升。
根据今年两会期间的报道：截至去年12月底，政策刚好实施一年，全国住院分娩的婴儿活产数是1846万。实际生育的小孩数量大于这个数字，因为住院分娩率达到了99%。这个数字是2000年以来我国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比“十二五”期间年均出生人口数增加了140万。去年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7%，而新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5-1.6之间徘徊。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