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哪里来三联

A. 三联卫军水好像很不要脸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被誉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展的西部制造业博览会，正是卫军水人生中最辉煌的舞台。这位当年从扶风绛帐镇走出的农家少年，凭着勤奋质朴的西府精神，搏击商海 20年。他创办的西安三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电子销售小门店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事业蒸蒸日上的创新型科技企业集团。如今，三联在西安、成都、日本均设有分公司，涉足展览、会议、期刊、网络、信息、演艺等几大领域，其承办的西部制造业博览会更成为西部工业的名片，为西部工业腾飞助了一臂之力。

智者 中专生考取硕士
见过卫军水的人，总会被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因为在他的身上显示着干练、机智、果敢和自信。与卫军水交谈，可以感到他博学多才的思想火花。
1964年，卫军水出生于扶风县绛帐镇一个普通农家。在他 6岁时，父亲帮公社打机井时发生意外，撒手人寰，留下一个残缺的家，不久母亲也因生活所迫改嫁。从此，卫军水和 8岁的哥哥便早早学会了独立生活。
上小学后，卫军水的聪颖很快让老师惊讶，特别是数学方面的天赋。才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数学题已经难不住他，他常被二年级的数学老师请到课堂做典型。而一年级的数学课本，他翻一遍基本就会了。考数学时，他时常是不出 10分钟就交了卷，拿满分更是家常便饭。 为了早点就业赚钱养家，卫军水初中毕业后放弃了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考入了一所中专院校——西安航空专业学院。在同学眼里，卫军水爱睡懒觉，可他在学习上从不马虎。在校四年，每次考试他总会排在年级前列。毕业后，他顺利留校。那时，卫军水脑子里想的还是继续深造。一次，学校要选派两名到国外交流的老师，先挑选了一部分优秀老师进行外语培训，决定以最终考试成绩为准。卫军水因学历不够没有资格参加培训，可他千方百计向领导争取了旁听的机会。考试时，他虽拿了第一，却因学历不够不能代表学校出国，这件事对卫军水刺激不小，他决心考研。
一个中专生考研，不少人认为是痴心妄想。可卫军水就喜欢这样的挑战，他先是在职读西安外国语学院的英语大专，一年时间便拿到了大专文凭。同时，他瞄准西北工业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本科，进而又攻读计算机专业研究生。考研那年，他以高于在校本科生的笔试成绩被录取。
硕士毕业后，卫军水回校不久便辞职了，先应聘到一家台资企业，成为部门经理。虽然台资企业月薪是教师薪水的 10倍，但入职仅三个月，他就厌倦了当上班族，因为循规蹈矩的工作让他无法体会到奋斗的成就感。他不顾公司的一再挽留，再次辞职，而那时，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商者 领军西安会展经济
1991年初涉商海，卫军水从最熟悉的机械专业入手，在积累了一些市场经验后，和妻子创办了西安三联电子公司。那时的三联，还只是销售电子元器件的夫妻店，店里经营很多国外产品，质优价廉、服务专业，很快，三联在业界做出了名气。
1996年，陕西省电源学会吸纳卫军水为学会秘书长。进入学会后，卫军水多了一份责任，他不再满足于自家店的小打小闹，开始张罗着将原来电源学会定期出的简报改编成杂志，这也就是后来的专业期刊《电子元器件应用》。这份杂志由国内外电源技术专业人士担纲特邀撰稿，满足了科研生产一线研究技术及开发技术人士的需求。得到业界认可后，他一发不可收拾，针对领域内的生产商与客户的需求，分门别类地又创办了《 U PS应用》《变频技术应用》《纳米科技》《装备制造》等 10余种杂志。
为商者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商机的眼光。就在大家为采购和销售而忙碌淘金时，卫军水却敏锐地发现，利用开店和办杂志积攒的客户资源，若做供销双方的中介服务更具商机。 卫军水说，前期三联在与客户对接中，也办电子、通信、五金等小型展览会，随着市场需求和客户群体的扩大，举办大型制造业博览会的呼声越来越高。 2002年，卫军水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西安市政府同意三联承办“西部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的批复，他激动得一宿没睡着觉，毕竟“西部”这个词范围太大了，它承载了三联发展的无限可能。
依托制博会这个高端平台，卫军水带领三联员工走南闯北，向客户广发邀请函，采集市场需求。这个以产业链分类展示、一站式集中采购的专业平台，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认可，首届制博会就有 1700个展位，上万人参展。之后，三联每年分别在西安、成都各举办一届，历经 10载，西部制博会的含金量和影响力逐年提升，现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牌展、中国装备制造业第一展，以及中国工业装备三大展之一。
卫军水说，西部制博会长足发展的10年，恰逢中国由“世界加工厂”向“世界制造业中心”深度转型。同时，成功的展览会离不开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陕西是全国的第一军工大省，装备制造业自身也很强，这里有很多国有骨干企业和新兴的民营企业，市场需求潜力大。在这种背景下，西部制博会瞄准国际制造业前沿技术，搭建全球顶级制造商的交流平台，无疑会推动制造业高技术发展、高附加值发展。仅以近期举办的第十四届西部制博会为例，展会达成的采购订单突破了 30亿元。

善者 捐资助教惠学子
游弋商海 20年，三联就像一艘战舰，敢于乘风破浪，敢于创新转型，由专业期刊到大型展览，再到网站、演艺等业务，成功涉足了一个又一个新领域。作为三联公司的掌舵人，卫军水深感责任在肩，对企业、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为管好团队，卫军水业余时间又攻读了西安交通大学的 EMBA, 将所学之长充分运用到公司运作中。他在招聘员工时，学历限制并不严，却要求员工能吃苦耐劳，为人热情，善于沟通；他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给足上升的空间和职业培训的机会，从年薪3万到年薪 30万，海阔凭鱼跃。卫军水说，他用感情、待遇留人，经营企业不求 500强，但求生存 500年。 卫军水还很重视教育事业发展，他认为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便是财富，没有教育就成就不了他的今天。几年前，村上人找到他说需要重建村小学，卫军水二话没说，捐出了 5万元。他还在公司资金周转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为母校西安航空学校捐了数万元作为奖学金，激励学生勤奋学习。
谈及宝鸡展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卫军水说，宝鸡作为关天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工业底子好，潜力发展大，在展会方面可以将宝鸡主打的特色产业集群作为突破口，举办如中国钛谷产业博览会等，让宝鸡的优势产业能够在更高的平台上集中亮相，以此谋求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他也期待将来能够与宝鸡在会展方面有更多深度的合作机会，为家乡工业发展尽绵薄之力。

B. 什么是三联一体

很多的人都在寻找神经性耳鸣的治疗方法，但是治疗神经性耳鸣我们需要找到致病因素，引起神经性耳鸣的原因有很多，治疗神经性耳鸣首先要准确查找病因，对症治疗。北京东四中医医院坐诊专家均有二三十年的临床治疗经验，在治疗神经性耳鸣上独树一帜，有效治疗神经性耳鸣。那就是三联一体疗法-耳鸣的最佳疗法。三联一体疗法-耳鸣的最佳疗法“三联一体”疗法是北京市东四中医医院专家组历经十余年的心血，经多年来临床研究总结的一套高效治疗各种耳鸣、耳聋的医学成果。三联一体疗法是以声信息治疗仪、穴位注射及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等三联疗法的有效结合，融合了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优势互补的结晶，是治疗耳聋、耳鸣的重大突破。解决了听神经难以修复再生的医学难题，开辟了治疗耳鸣、耳聋新途径，填补了国内耳科领域的空白，给众多久治不愈失去信心的耳病患者带来希望之光。下面让我们的来看看三联一体疗法的具体讲解：1、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通过从肾论治，理气化瘀、补肾活血、通络开窍、健脾祛痰、醒神益肾、生髓复聪等中医辨证法则结合西医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防止血球凝聚、抗血栓、清除自由基、改善内耳微循环、保护内耳毛细胞、促进组织修复，进而达到提高听力的效果。2、穴位注射法该疗法是充分应用了针灸和药物双重效用，通过“气至病所”的疏针感，可通经络，通窍聪耳，平衡患处阴阳，改善头颈部微循环，增强供氧，营养神经，提高免疫力，改善听觉通路的内环境，激活受损的听神经细胞，激发机体自我双向良性调节，对进行性加重的病变扭转为渐愈性进展，使偏盛偏衰的听觉功能趋向正常，达到阴阳平衡。并采用水针穴位给药，将药物直接注射到相关穴位，让药物充分发挥作用于病灶，激活和营养听神经，修复、再生听神经细胞，增强血氧供给，从而促进血脉通畅而使双耳复聪或耳鸣消失。3、声信息治疗仪是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五音入五脏”理论基础上，结合现代声学与人体生理研究,根据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原则，利用量化的声音对人体听觉系统直接刺激和调节作用、对中枢神经和植物神经系统产生的一系列生理效应，直接“ 声至病所”对治疗各种耳聋、耳鸣、眩晕、血管性头痛、失眠、幻觉、幻听等听觉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一种新型医疗设备。该仪器根据个体生理指标，利用量化的声音治疗，见效快，疗效好，无不良反应，标本兼治。“三联一体”疗法的诊疗优势见效快，疗效好，无不良反应：三联一体疗法克服了中医疗效慢、西医副作用大的缺点，通过中西医辩证施治，对耳聋耳鸣的治疗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标本兼治：治疗耳聋耳鸣采用“三联一体”疗法结合了中西医的优势，既能直达病灶，又能辩证施治，改善内耳微循环，从而达到耳聋耳鸣治愈后不复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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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国历史上的三代是指哪三个朝代

夏商周

国古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时期，约始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终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绵延达十八九个世纪。这段历史时期被人们称为“青铜时代”，也有人从第一个阶级社会产生角度称之为“奴隶制时代”。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和重要地位，今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三代艺术是三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于三代艺术的研究，也已取得丰富成果。不过，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三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以及它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的伟大成就和独特贡献，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试图从比较的、类型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一点初步思考。
一、“礼乐艺术”：三代艺术的本质规定
关于三代文化的性质和特征是什么，人们也许会作出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大家能够认同的，这就是把三代文化概括为一种“礼乐文化”，毫无疑问，三代礼乐文化在西周时期发展到极致，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便是这一文化发展过程的象征性表达（注：据杨向奎先生的研究，《左传》“文公十八年”关于“先君周公制周礼”的一段文字“是有关周公制礼的最早记载”。后来的《礼记》《明堂位》则明确提出周公“制礼作乐”：“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参阅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283页。）。而三代礼乐文明、礼乐文化代代相因沿革、损益增删，有其内在的贯通性和一致性，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礼记·礼器》），等等（注：在近现代研究三代文化的学者中，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强调三代文化相异的一面（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三代文化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民族（如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但更多的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三代文化本属一系，同大于异。如严一萍认为“综观三代文化，纵有异同之处，未逾损益相同，寻其本则一脉相承，未尝有变焉。”（《夏商周文化异同考》）张光直先生更是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证“三代都是有独特性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其间的差异，在文化、民族的区分上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夏商周在文化上是一系的，亦即都是中国文化，但彼此之间有地域性的差异”。李学勤先生在引述张光直的上述说法时，明确表示赞成其观点，并认为“三代文化基本相近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回复到王国维以前的观点上去了”。参阅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初版）、《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李学勤《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等。）。
在三代“礼乐文化”整体语境下形成的丰富辉煌的三代艺术，其最本质规定是什么？这便是艺术（“乐”）与当时浑融为一的整体性文化形态（“礼”）的密切结合与高度统一。就是说，当时的艺术为礼服务，以礼为内容，以礼的实行为根本目标。而当时的“礼”，也总是要尽量诉诸使人愉悦的艺术（“乐”）的形式，以使人们心悦诚服地将外在制约转化为内在心理需求。对于这种艺术，不妨称之为“礼乐艺术”。顺便说明一下，三代时期，并不存在今天所谓的“艺术”概念。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也找不到具有近代意义的“艺术”概念。虽然古代文献中不难找到“艺术”这一词语，但今日所用的“艺术”概念实际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术语。不过，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概念与今日所说的“艺术”一词意义相当接近，这就是先秦时期所使用的“乐”这一概念。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岳）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岳）者，乐（洛）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岳）。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大约就因为音乐的享受最足以代表艺术，而它的术数是最为严整的原故吧。”（注：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青铜时代》1945年3月，重庆文治出版社，第163页，第170页。）应该说，三代所谓“礼乐”中的“乐”，可以包括所有艺术形式在内，至少可以指称以音乐为代表的各种艺术样式。
关于当时礼与乐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不少经籍都有深入周详的阐发而尤以《论语》、《荀子》、《礼记》等的论述精深微细，全面周到。《礼记·乐记》就认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礼乐之事也。”“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情），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郭沫若阐发其意旨说：“乐须得礼以为之节制，礼也须得乐以为之调和。礼是秩序，乐是和谐。礼是差别，乐是平等。礼是Apollo（阿波罗，即日神——引者）精神，乐是Dionysos（狄俄尼索斯，即酒神——引者）精神，两者看来是相反的东西，但两相调剂则可恰到好处。”（注：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青铜时代》1945年3月，重庆文治出版社，第170页。）
对于三代礼乐文化、礼乐艺术中的“礼”究竟应做何解释？自古以来，关于“礼”的解释层出不穷，莫衷一是。但今天人们更倾向于对“礼”作一种文化学上的广义的解释。对古代礼乐文明素有研究的杨向奎先生指出：“礼的来源很早，它起源于原始社会。广义的礼，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无所不包。”（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337页。）陈来先生也认为：“周代所集大成而发展的‘周礼’、‘礼乐’显然早已超出宗教礼仪的范围。历史上所谓‘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分明是指一套制度与文化的建构。若从后世《礼记》所说，‘礼’根本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总的来说，古代所谓礼包含制度与礼仪两大部分，虽然国家的礼仪也可以看作是制度的一种，但礼仪更应当说是一种文化形式、文化体系。”（注：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5、247页。）实际上，不仅对周礼应这样理解，对整个三代一脉相承的礼均应这样来理解。可以说，三代的礼，便是当时尚未分化为各种独立精神的生产形式、意识形态形式，也就是当时整个文化。
对于三代时期这种“礼乐艺术”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它的类型学特征，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在这里，有必要运用比较的、类型学的方法，作一些深入具体的分析。从这一观点来看，可以说三代礼乐艺术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历史类型，是中华艺术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整个人类艺术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做出了应有的伟大贡献，占有一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艺术的三大基本历史类型
人类的艺术发展，有其历史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每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会形成与该历史阶段相适应而与别的阶段相区别的艺术历史类型。如何总结艺术历史类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成为艺术史的一项重要任务。历史地描述艺术各种类型包括艺术门类、体裁和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的演变，是许多艺术史的基本路数。除此之外，在艺术史研究中，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不只是纯历史地描述艺术历史类型的演变，而是在描述艺术历史类型的演变中，努力揭示艺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实现对艺术历史类型演变规律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论描述。这无疑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要求。在艺术理论史上，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曾作过这样的尝试。他把人类的艺术发展概括为象征艺术、古典艺术与浪漫艺术三大艺术历史类型的合乎逻辑的推演过程。
黑格尔是按照艺术中理念与理念的感性显现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来划分艺术三大历史类型的。这一艺术历史类型演变模式对艺术真实历史发展过程的逻辑把握无疑含有合理成分，但也有其致命弱点。其头足倒置的弊病姑且不论，黑格尔的西方中心主义，他对东方艺术、中国艺术的缺乏了解，使他不无偏颇地仅仅把东方古代艺术作为人类艺术第一大历史类型即象征艺术的代表，而在讨论其他两大历史类型时，却对东方艺术很少涉猎，避而不谈，认为古典型艺术的代表乃是古希腊以雕刻为代表的艺术，而浪漫型艺术的代表则是西方中世纪和近代的艺术（注：参阅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像这样一种对人类艺术历史类型演化大致轮廓的勾勒，无疑不能正确反映包括中华艺术在内的东方艺术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关于人类艺术基本历史类型的演变，笔者曾多次在有关论文和论着中阐明这样一种基本观点：人类艺术发展的全部历史，曾经出现这样三种基本的历史类型：第一种历史类型：“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第二种历史类型：“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第三种历史类型：“审美性非实用目的艺术”。
而且，在我看来，这三大艺术类型既是艺术的基本历史类型，也是艺术的基本逻辑类型——它是按照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的精神生产，在艺术生产与一般生产和一般精神生产的历史的、逻辑的联系中划分出来的艺术类型。简言之，这是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艺术基本类型的划分体系（注：参阅拙作《试论艺术的逻辑分类体系》（《文艺研究》1992年第5期）及拙着《现代艺术学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九章、《艺术类型学》（合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假如上面对人类艺术基本历史类型演化的概括合乎艺术的历史进程的话，按照这一艺术类型发展线索来看三代礼乐艺术，应该如何认识三代艺术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三、三代艺术确立了新的历史类型
就中华艺术历史发展而言，整个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所创造的艺术基本上都属于第一种历史类型的艺术，即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像当时人们所制造的颇为精致的石制工具、装饰用的骨器、后来出现的陶器等，基本都是为满足人们物质实用目的需要而生产的。
大约到了新石器晚期，也就是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时期，原始中华先民精神生活已颇为丰富复杂，在艺术领域，出现了一种新艺术类型的萌芽形态，如舞阳骨笛、甘肃上孙家寨舞蹈彩陶盆、良渚玉器中以玉琮等为代表的玉石器艺术，其精神因素已逐渐上升为主导性因素。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艺术形态中蕴含的精神因素，显然还只是一种混合形态的精神因素；它所要达到的精神目的，还只是一种混合形态的精神目的，也可以说是带有浓厚原始巫术、宗教性质的精神目的。这是第二种艺术历史类型的前奏。
应该说，在中华艺术史上，第二大艺术历史类型即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的历史地位的真正确立，是在三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的。
中国历史上的三代时期，是国家文明出现时期，是阶级社会确立地位时期，是文字、礼仪中心形成并走向成熟时期。总之，“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定型到兴盛的时期，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注：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61页。）它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和主要成就，便是以青铜艺术与乐舞艺术为代表的“礼乐”艺术达到鼎盛。对于这种“礼乐艺术”的最本质的概括，便是把它视为一种典型形态的“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可以说，三代正是这种新艺术历史类型确立的时期。
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人们怎样论述艺术的功能与目的。
如所周知，青铜艺术是三代最主要艺术形式之一。中国青铜艺术在三代时期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是三代之所以被人们称为“青铜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王孙满与楚子关于“九鼎”的一段对话：“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如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作为当时青铜礼器之代表的“九鼎”，乃是集神权与王权于一身的国家象征，是通神礼器、礼制的形象表现。“九鼎”的功用、目的如此，其他青铜礼器的制作，其目的、功能也大抵如此。像人们所熟知的一些青铜重器，如司母戊大方鼎、兽面纹大钺、兽面纹方鼎等，都是当时至高无上的王权象征，是一种礼制的体现。这些青铜器的制作，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实用物质生活需要，而是当时混合意识形态的体现。美籍中国学者张光直先生对于中国三代时期青铜器的研究颇引人注目。而他的一个中心观点便在于：“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13页。）这说明三代青铜器的基本目的和功能是为礼服务。很显然，它不是纯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为了审美。
再看当时乐舞艺术的目的和功能。
据《尚书·尧典》记载，“帝（舜）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粟，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虽未必一定是舜的时代所实际存在的实事而很有可能是后人的追述或伪托，但说它反映了三代时期人们对诗、歌、舞、咏浑融不分的所谓“乐”的“言志”作用和“神人以和”功能的认识（注：据朱自清先生的研究，先秦时期“诗言志”说中的“言志”有表达作诗之人“怀抱”的含义，但“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参阅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还是真实可信的。
对于《诗》三百篇，我们都熟悉孔子这样一段非常着名的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孔子看来，诗三百篇实在是能够实现多种精神实用目的的网络全书，而绝不是纯审美的文本。
我们再看看三代时期其他一些重要艺术形式的情况。
从空间造型艺术方面来说，三代艺术无疑以上述青铜艺术为主要代表。但三代除青铜艺术之外，还存在着玉石艺术、漆器艺术、陶瓷艺术、建筑以及书画艺术等等，它们在三代时期均取得巨大成就，获得可喜发展。但就它们的总体面貌、主导类型而言，如果从其艺术生产的目的和功能上来看，仍不脱“礼乐一体”框架，基本可以说都是属于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范畴。比如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已相当发达的玉石器艺术，在三代时期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而三代的玉石器又是以礼玉为主的。《周礼·春官》有关于“六器”（当时最主要的几种礼玉）功能的详细记述：“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还有关于所谓“六瑞”（当时对于礼玉在使用等级上分类）功能的记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种礼玉无疑是礼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时间艺术方面来说，除上面谈到的三代乐舞艺术和诗三百篇外，中国三代时期的神话、传说、史诗（诗经中的部分颂诗）、典礼艺术、巫傩艺术以及某些早期说唱艺术、戏剧艺术的萌芽形态等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也基本不脱礼乐艺术范畴，它们或者是当时综合性意识形态的表现，或者主要是为当时政治教化目的服务的。
总而言之，三代时期的艺术，就其主导性艺术类型而言，其功能和目的，一方面，无疑已超越远古蒙昧时期物质性实用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它还远没有超越其他实用目的——这里所说的实用目的已不是指物质性实用目的，而是指精神性实用目的，而恰恰是以实现其他精神性实用目的为其存在的根本依据。它还不是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艺术，不是审美性的非实用目的艺术。尽管如此，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三代艺术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应该说，三代艺术确立了新的历史类型即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的类型，并成为远古物质实用目的艺术向此后第三种艺术历史类型即审美的非实用目的艺术过渡的中介环节。
四、三代晚期向新历史类型的过渡
如所周知，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魏晋时期是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被人们称为“艺术自觉的时代”。用我们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艺术类型划分模式来看，可以说这一历史时期是第三种艺术基本历史类型即审美的非实用目的艺术类型真正得以确立其历史地位的时期。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新的历史类型的确立，并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它在三代时期，特别是三代晚期，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旧礼乐制度的崩坏和艺术自身的发展，在各种艺术中均已出现了对于当时综合意识形态即礼的超越的尝试和努力，艺术开始努力突破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历史类型的框范，审美的、艺术形式的意味大大增强，出现了新艺术历史类型的萌芽。这种新风格、新类型的艺术，我们可以屈原、宋玉的辞赋创作、乐舞中普遍流行于各国的“新声”创作、青铜艺术等造型艺术形式中的新风格、玉器中的“玩玉”等等的出现为标志。
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各门艺术均日益走向精致、绚烂，其感性美成分逐渐增多，超越实用功能的、审美的成分逐渐增多。这样的量变的积累，必然导至质的飞跃，即审美目的上升为主导目的，实用目的退居次席。应该说，这样的艺术在三代晚期已经开始出现。比如，青铜器中出土于河南新郑的一对“莲鹤方壶”，其莲瓣形壶盖中央清新俊逸的白鹤造型，它所运用的镂空细密花纹，成为美术史上一种新风格的代表，而从其功能上讲，也在突破着礼乐艺术即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的框范，日益突出其审美价值和作用。那些广泛流行于民间甚至在一些王室贵族中也日益受到欢迎的所谓“新乐”之所以被那些维护旧礼乐体系的人斥之为不合于礼，之所以大不同于那些唯恐使人卧的“古乐”，根本原因也是由于它们对旧的礼的体系做出了不同的超越，其审美、娱乐成分大大增强了。虽然这一类艺术在整体上尚未成为主导的艺术历史类型，却是数百年后魏晋时期艺术真正获得自觉的必不可少的先声。
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礼乐艺术框范的审美型艺术萌芽的出现在当时艺术理论上也有所反映。比如，庄子便在他的《田子方》一文中描述了一位“解衣般礴”、不计世俗功利的“真画者”形象，并把他视为其艺术理想的化身。荀子在其《乐论》中虽然也强调了礼与乐的同的一面，却对礼与乐相异的一面极为关注，大大突出了“乐”不同于礼的独特价值与特性。
总之，中国古代艺术，自三代晚期，出现了第三种历史类型即作为独立精神生产的、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艺术类型的萌芽。这种历史类型，在魏晋时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此后，中国古代艺术走着一条颇为独特的漫长历史道路。这便是它基本上是审美性非实用目的艺术与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所谓“礼乐艺术”、“载道艺术”）这两种艺术历史类型同时存在，互相消长，交织并进。就是说，在中国古代魏晋以后，虽然审美型艺术作为一种新类型已经确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但它却没有完全取代第二种艺术历史类型的主导地位而成为绝对主导型的艺术。就是说，礼乐型、载道型艺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仍有相当势力和影响，并且由于它往往得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有时往往还会压倒第三种历史类型的声音。但是，那些历史上真正留传下来的富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主要还是那些审美型艺术而不是礼乐型、载道型艺术。
与中国古代艺术发展道路颇不相同的是西方艺术。西方艺术在原始社会阶段无疑也是以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为主要历史类型。进入阶级社会后，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如神话、传说、史诗，神庙建筑等，逐渐取代第一种艺术类型而成为主导的艺术历史类型。西方在这之前的艺术发展，与中国艺术发展历程，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西方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古希腊时期，曾出现过一个文化与艺术的短暂的辉煌时期，在艺术上出现了所谓“走向自由的伟大觉醒”。英国着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经描述过这一艺术景观。在他看来，希腊前5世纪以前，仍是宗教、政治目的艺术的天下，而“艺术走向自由的伟大觉醒大约发生在公元前520年到公元前420年这一百年之间。到公元前5世纪临近结束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常识他们的作品本身的诱人之处，不再是仅仅赏识它们有宗教作用或政治作用了。”“胜利女神庙（建于前408年——引者）的饰带大概已表明艺术家的态度已有所转变。……这样，在公元前4世纪对待艺术的态度渐渐地就改变了。菲狄严斯（前5世纪雕刻家，代表作是为奥林匹亚神庙制作的雅典娜雕像和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引者）的神像当初是作为神qí＠①的体现而闻名于整个希腊。而公元前4世纪的神庙的伟大雕像之所以享有盛誉，更多的是在于它们具有艺术作品的美。当时希腊有文化的人谈论起绘画和雕像来，就像谈论诗歌和戏剧一样：或者赞扬它们的美好，或者批评它们的形式和构思。”（注：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二版，第53-55页。）从古希腊造型艺术以及悲剧、喜剧、抒情诗等所达到的审美的、艺术的成就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说，西方的艺术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已经确立审美型艺术的历史地位。然而好景不长，西方文化艺术在古希腊罗马短暂的辉煌之后，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在中世纪，无疑谈不上种种独立精神生产的存在，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学、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在这种意识形态严重异化的总的语境下，其艺术的生产只能是为宗教神学服务的他律的艺术，而不可能是审美的非实用目的的艺术。在西方，艺术要真正确立第三种历史类型的地位，取代第三种历史类型的主导地位，要等到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8世纪前后，近代“美的艺术”体系大体形成，艺术自律性原理在理论上得到充分阐明，这使审美型艺术类型终于成为艺术世界真正主导者，第二种历史类型被推入历史幕后而成为次要的类型。
详细对中西艺术历史类型演化不同历史道路加以比较，非本文所能胜任。这里只想指出的是，中国三代时期在艺术上的成就，不仅确立了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这一新的历史类型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它的晚期，开始向第三种历史类型即审美型艺术过渡，成为魏晋时期艺术自觉的先声。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三代艺术在中华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它在人类艺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E. 三联洞作文500字

写作思路：确立中心，围绕选材，确定重点，安排详略，选材时要注意紧紧围绕文章的中心思想，选择真实可信、新鲜有趣的材料，以使文章中心思想鲜明、深刻地表现出来。

正文内容：

2017年8月19至20日，我们一行15人来到娄底新化县三联峒游玩。

第一天中午，我们吃过中餐就来到冰泉峡谷。一进入冰泉峡谷，徐徐凉风吹来，带着清新的空气，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景区全长不足五公里，然而山路崎岖坎坷，各式瀑布沿游道而布，或涓涓细流，或飞流直下。

水清见底，冰肌切骨，是夏季避暑胜地。在碧波荡漾的莲花潭瀑布，我和文莉照了一张合影，心里暗暗念到：潭水足有深千尺，不及我俩姐妹情。

在景区游览三个小时后，大家有点累却依然精神抖擞，意犹未尽。回程的路上，脑海里涌出描画冰泉峡谷的几个关键词，山美，水奇，瀑秀。晚上回到客栈，客栈老板不无自得地炫耀说这里的泉水是湖南一绝，可以直饮，富含矿物，娃娃鱼能够在三联峒生长便是最好的佐证。

第二天，吃过早餐我们就向龙脊峰挺进。在山脚下，远看苍松翠柏，那巍峨的山峰，连绵不断，郁郁葱葱，真是美不胜收。我们延着上山的木阶或石台拾阶而上，走在前面的人不停的向后面的同伴，发出呼喊，那喊声在空旷的山谷中，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回响。

在爬山的队伍中，有一个男孩和女孩，他们好象不知什么叫累，一直往前头窜，就象是两个不知疲倦的皮球，一直在那里滚啊滚，那虎头虎脑的样子，着实可爱。终于登顶了，在看大家，虽然都是气喘吁吁，但那种登山的快乐，却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下山途中，我们一行中的美女--文莉给大家即兴演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歌曲。那歌声就是那传说中的天籁吧，如翠鸟弹水，如黄莺吟鸣，优美的歌声在山间缓缓回荡。她的声音已经把我们都给感染了!暖暖的，流进心田，让我们沉浸其中。

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话真是一点不假。那陡峭的山路，狭窄的台阶，都增加了下山的难度，如果说上山时，还有人争先恐后，那下山时，大家都是很小心了，大家相互照应，尽管下山的路不容易，但下来的速度，还是比上山要快多了，不到1个小时，我们就下来了。

大家下山后就吃中餐去了。中餐安排的很丰盛共17个菜，其中红烧娃娃鱼、坛子猪脚、小炒黄牛肉、小炒肥肠、青椒茄子皮、酸辣鸡杂、酸豆角炒肉都是当地特色菜。当然我认为最有特点的还是红烧娃娃鱼、坛子猪脚、青椒茄子皮。大家一边美美享受着大餐一边畅谈。

大家能在双休日，有这样一个机会走进自然，拥抱自然，都感到非常开心，这一点，从大家就餐时，那开怀的笑声中，就可以感觉到。

F. 华罗庚,鲁迅,巴金,矛盾,老舍,冰心的资料

华罗庚：http://ke..com/view/6351.htm
鲁迅：http://ke..com/view/2004.htm
巴金：http://ke..com/view/1717.htm
茅盾：http://ke..com/view/15673.htm
老舍：http://ke..com/view/6507.htm
冰心：http://ke..com/view/1718.htm

G. 治胃病的三联疗法正确的服用方法!

按照医生的方法去用，不要相信别人。

H. 易中天的祖籍在哪

易中天：1948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着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着作。近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着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2005年起开始在CCTV-10百家讲坛节目里讲解历史，因其白话式的幽默分析，受到追捧。最新两本书《帝国的惆怅》和《易中天品评汉代风云人物》也是异常大卖。2006年开始制作《易中天品三国》。

后因《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标题，而享有了“学术超男”的称号。

去年易中天做客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了“汉代风云人物”系列讲座。他独辟蹊径，“妙说”历史，巧妙地运用“俗不可耐”的语言、声情并茂的表演，有趣地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网上找到了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讲坛的韩信系列讲词，真是佩服，平常一段史从他口中出来俨然活灵活现一般，象评书一样绘声绘色，又象电影剪辑精练流畅。

I. 三联生活周刊 为人父母为什么这么难

到底应该给孩子多少爱？多少的爱是不够，多少的爱是溺爱呢？
不久前，哲学家L.A.保罗写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探讨有没有一种理性的方法可以帮助一个人决定要不要生孩子。
一个人如何做理性的决定？经典的答案是，想象不同行为的不同后果，然后考虑每一种后果的价值和概率，最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种。这是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却完全无法用在生孩子上。比如，你怎么比较一个婴儿的微笑与无数无眠之夜之间的性价比呢？
生儿育女的目的，如果从进化的角度看很容易理解，但从个人的角度看，还真是个难解的谜，或者，如L.A.保罗最终得出的结论，这根本是个非理性的产物？
前段时间，网上流行一篇文章《多少中国人不配生孩子》，很惊悚的题目，文中将中国人生孩子的目的大致分为这么几类——一类是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维系婚姻、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等，不过为个人、家庭、社会及国家之别罢了；一类是偶然因素，避孕失败，只好生下来；还有一类是育儿就是育己，“满足快乐与自我成长”。
其实，无论哪一种理由，凡是主动生儿育女者，基本上都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假设：养育一个孩子会让他们幸福。
“我从未如此幸福，部分原因是我的人生不再是只关于我了。”这是一位母亲在解释她初为人母的喜悦时所说的。估计大部分母亲都会同意，初为人母是一种超越性的生命体验；父亲们大多也会承认，孩子让他们的人生更美好。在没有宗教的世俗社会里，孩子为父母的人生赋予了一定程度的意义。但是，他们真的让父母更幸福吗？
去年，《纽约杂志》的记者詹妮弗·西尼尔（Jenifer Senior）在《只有喜悦，没有快乐：当代为人父母的悖论》一书中探讨了现代社会一个孩子对于婚姻、性、工作、友谊以及自我的全方位挑战，提出了一个至少美国社会不愿意承认的现实：为人父母者其实都暗自痛恨育儿这件事。
过去20年，多个学科的研究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生儿育女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程度毫无助益。为人父母者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无论单身还是已婚，有一个孩子，还是四个孩子——都不比非父母更幸福，而且，孩子越多，幸福感越低。对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伯特有一个着名的比喻：孩子就像海洛因，他给你极度的狂喜，但同时也将其他一切乐趣都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出去了。
佐证之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2004年做的一项针对909名得州母亲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育儿”在她们的日常愉悦排行榜上列在第16位（一共19项），在做饭、看电视、锻炼、打电话、睡觉、购物、做家务之后。
另外一项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显示，就快乐程度而言，与朋友在一起的乐趣多过与配偶相处，多过与其他亲属相处，多过与点头之交相处，多过与父母相处，多过与子女相处，而与子女相处的快乐与陌生人的差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
西尼尔女士认为，父母对育儿的抗拒和排斥是一个新现象，根本问题在于父母与孩子传统角色的变迁——在20世纪以前，孩子是小大人，是家庭的资产，父母提供给孩子衣、食、住，以及基本的道德教育，孩子则提供经济收入作为回报。但现在的孩子是父母的“老板”，西尼尔引用美国着名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Zelizer）的说法，“在经济上毫无价值，情感上无比珍贵”。从他们出生那一刻开始，我们把这些完美的宝宝抱在怀里，困惑于为人父母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如何确保他/她的一生幸福。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给他们很多很多的爱。当然，这个答案并非那么理所当然。上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创立者约翰·华生医生还在警告人们，母爱是一种危险的工具，会让孩子变得黏人而软弱。英国精神科医生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和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推翻了他的理论，他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一个孩子在生命早期（2岁以前）如果能与母亲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在未来面对世界以及人际关系方面都更有安全感，更自信，否则容易发展成焦虑型或者逃避型人格。
“依附理论”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育儿理论，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世界各地父母的育儿体验。尤其是中产阶级父母，他们将孩子的需求摆在了第一位，不惜将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在他们身上。但问题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他们并不知道应该为孩子的未来准备什么。
既然无法预知未来，只能尝试为他们准备一切——我们送孩子去学钢琴，认为可以培养他们的艺术气质；我们教小孩下棋，认为可以培养他们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我们为他们报名参加团体运动，认为可以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我们希望他们拥有创造力、科学思维、全球思维、生态思维……就好像少了任何一样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成功。所以，书店里各类育儿类书籍满天飞，用西尼尔女士的话说：“这是一座高耸的糖果色的丰碑，奠祭着整个社会的恐慌。”
西尼尔认为，在孩子身上如此巨大的精力透支，其实并非现代父母所能负担。19世纪以前的婚姻建立在生育、经济安全和家族之间利益联姻的基础之上，夫妻之间没有多少失望的余地。但在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里，夫妻双方对彼此的期待值更高——平等、友谊、浪漫、性，缺一不可。但随着孩子出生，双方（尤其是女性）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孩子身上，他们能为彼此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少，夫妻关系变成了家事分工（连应该分工都缺乏必要的准则），忙进忙出，彼此感情上的“枯竭”也就难以避免。着名的婚姻研究者约翰·古特曼和朱莉·古特曼（John&Julie Gottman）做过一项针对130对新婚夫妇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2/3表示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变得“非常不快乐”。
更糟糕的是，孩子并没有因为父母如此之多的付出而变得更幸福。事实上，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经常制造出焦虑、精疲力竭的父母和索取无度、自以为是的孩子。据心理学家的调查发现，这些孩子陷入抑郁和焦虑的可能性比平常的孩子高出三倍。也就是说，我们为孩子付出的越多，孩子的麻烦似乎就越多。
“今天父母的问题是，他们太容易为孩子牺牲自己的生活和婚姻了。”美国家庭治疗师大卫·柯德（David Code）在2009年前出版的《婚姻第一，才能养出快乐小孩》一书里说，“累死累活地为孩子创造一个完美的、无创伤的童年，是一种浪费精力的行为。你应该做的是把婚姻摆在第一位，父母之间健康美好的婚姻及其所营造的稳定的成长环境，才是你能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
但是，那个“度”到底在哪里？
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劳拉·马卡姆博士正在中国宣传她的书《父母平和、孩子快乐：如何停止吼叫，与孩子建立理想关系》，她是美国“平和式育儿法”的创始人，我有机会向她请教这个问题。
“其实，问题不在于你给孩子多少爱，而是你如何给予他们爱？”她回答说，“依恋理论仍然是目前关于育儿最重要的理论。但它的重点并不在将所有的关注都投入到孩子身上，而是关于如何建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connection），这才是我们为人父母的根本目的。”
关系是一种感应的能力，即与某个人建立情感关联，站在他的视角去“感受”。劳拉博士认为，人类天生有爱的能力和被爱的需求，所有情感发展——包括我们规范自身情感、控制自我情绪、延缓喜悦表述、培养健康浪漫关系的能力——都是以婴儿时期的抚养为基础的。一旦建立起深刻亲密的亲子关系，孩子有了安全感，知道有人爱他、理解他，他们的成长会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就像阳光雨露之下，植物自然欣欣向荣。
事实上，父母与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在加固或者破坏这种关系。
与孩子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身体一样，孩子的大脑还在发育之中。他们的理性大脑中心还不足以控制自己强烈的情感。与孩子相处，父母经常遭遇情绪上的过山车，前一分钟还沉醉在他们可爱的一颦一笑中，下一分钟就鸡飞狗跳，怒气冲天，只恨深陷牢笼，翻身不得。事实上，育儿大部分的挫折感都来源于此。
对父母来说，为什么养儿育女这件事情如此容易触动我们的情绪开关呢？
劳拉博士的回答是：“因为你3岁的孩子发脾气，会触发你自己3岁时未曾解决的情绪，或者未经治疗的创伤。”
按照她的理论，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代多多少少都受过情感上的伤害，比如愤怒、恐惧、失望，如果这些伤害在当时没有得到及时的关照或抚慰，就会暂时被压抑下来，深藏在某个隐形的情感包袱里，成为我们人格的一部分。成年后，每当情绪动荡时，这些受伤经历就会从情感包袱里被释放出来，占据主导地位。
“孩子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创伤的位置，让我们回忆起昔日的恐惧和愤怒。当孩子激怒我们的时候，往往是触到了我们潜意识深处的痛处，这是他在提醒你童年时代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育儿最大的障碍并不在于如何应对孩子，而是如何应对自己。你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有意识地分析自己的创伤——这样才可能摆脱恶性循环，不给自己的孩子造成新的创伤。
在她的“平和育儿法”中，父母的愤怒管理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愤怒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就是你把孩子当成假想敌人在对待。你对这个敌人采取的战术，要么是跟他战斗，要么从他这儿逃走，要么就是面对敌人僵持在那儿。”
“我们所说的育儿，绝大多数并不是发生在父母与孩子之间，而是发生在父母本身。当风暴酝酿之时，父母的反应既可以使它烟消云散，也可能发展为特大海啸。如果我们能准确应对这些时刻，当我们的情感按钮按下时，不是被动应付，而是主动反应，注意到我们何时失去了情感平衡，从而引导自己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只有当你平静下来，才能跟孩子重新建立起连接。”
60年代早期，美国临床心理学家狄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对家庭教育进行了深入观察，根据温暖／呵护、管教策略、交流技巧和期待值等多个纬度，将大多数父母的育儿风格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独裁型父母。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但支持度很少。他们对孩子管教严厉，缺乏温度，尽管他们也爱自己的孩子，但从不明确地表达出来，他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达到某种要求，才能得到他们的爱。严厉型的父母一般对自己也很严苛，他们做不到很快乐，内心有很多怨气。
独裁型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一般善于考试，也不惹是生非，但当他们到了十几岁时，往往表现得非常叛逆，他们更容易屈服于来自同伴的压力，不习惯独立思考或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无法从父母处得到明确的爱，自尊很低，经常在错误的地方寻求关爱。在人生的关键决策上，他们下意识地想象父母会怎么反应，并以这种想象引导自己的人生。
第二种是宽容型父母，他们对孩子比较宠爱，但期待值比较低。他们不想干涉孩子的自然成长过程，或者无法忍受孩子不高兴、失望、遭受挫折以及其他焦虑情感（但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情感）。他们主要关心孩子表达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让他们快乐，相信这就能让他们辨别是非对错。他们不擅长设定界限，或者管教前后不一致，从而导致孩子的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孩子往往不太能经得起挫折，稍有挫折就觉得天要塌下来。
宽容型教养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很流行。因为当时很多人相信，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之所以实现，是因为德国父母的独裁型教养方式所致。所以，美国父母采取了相反的育儿策略，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反讽的是，宽容型父母养出来的孩子是最不快乐的。他们经常患上焦虑症和抑郁症，暴力程度也相对较高，有反社会行为。心理学家的解释是，他们从宽容型的父母身上获得一种虚假的控制感，让他们觉得自己能随意操控别人而不受到惩罚。
第三种是权威型父母，这是鲍姆林德确认的最后一种育儿方式。他们为孩子提供大量的支持与关爱，这一点与宽容型父母相似；对孩子的期望值也很高，却是现实的，也与他们的年龄相符——他们不可能指望一个3岁的孩子自己独立整理房间，但你可以帮助他们一起整理房间。
他们全力支持孩子，给他们自主权，鼓励他们自己做出决定，并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责任。他们会倾听孩子的意见，做出妥协，尽量不对孩子进行控制。因此，他们与孩子之间关系密切，孩子则将父母视为最值得信赖的人之一，他们更容易发展成自尊、自信、自律、较少叛逆、更负责任的孩子。他们的焦虑、抑郁以及暴力程度也都是最低的。
分析这三种育儿风格，你会发现，无论独裁型，还是宽容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爱”的基础之上，只不过，前者是子女害怕失去父母的爱，而后者是父母害怕失去子女的爱。
相比之下，只有权威型父母与他们的子女之间的关系是真正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而且，他们并非只是在爱与限制之间达到了较好的平衡，而是对这两种行为进行了整合。也就是说，爱与限制并非一对矛盾，而是以充分的爱引导设定规矩和原则，爱在他们与孩子之间建立了合作、理解、倾听和尊重的关系，所以孩子不会过于戒备，而是愿意配合父母，倾听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指导。
“在所有的育儿风格中，权威型父母的参与度是最高的，他们培养出来的孩子具有最佳的自我调整能力，而父母自身也从这种参与中获得了最多的快乐。”劳拉博士如此总结道。

J. 鲁迅是谁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着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着《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着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