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计划内容是什么

Ⅰ 中国古代书院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始于唐朝中期，最初书院是作为官方学术机构而被使用，主要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经唐末五代至宋朝真正形成制度，此后直至明清，逐步发展成以私人创建为主、聚书研修、讲学授徒的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书院时兴时废，时盛时衰，但它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文化组织，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对传统的教育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一、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
1.从其性质看，书院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了官学和私学的优良传统，但又不完全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首先，书院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因此书院是面向下层社会开放的，其生徒不受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官学，是以官家子弟作为教育对象，主要是面向上层社会的。所以，从书院的创办、招收对象来看来，两者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私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时代，为孔子所创办。它和书院都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向下层社会开放。但另一方面，私学一般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教育体制，而书院则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
因此，书院不是官学，但有一些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借鉴了私学的某些做法。书院通过对两者的扬弃，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并贯穿于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
2.从教育体系看，书院是一种多层次的综合性的教育体系，包含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的衔接。
教育层次单一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严重脱节。历代王朝对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了发展高等教育而压制基础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多是由民间自发创办的，其作用和影响极其有限。 然而，基础教育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书院也正是顺应潮流而出现的。它打破了高等教育与基础脱节的局面，形成了包括两者在内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合理的发展，尤其是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3.从教育职能来看，书院将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相连，二者相得益彰。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
书院一开始是图书的收藏之所，后来由于官方的学术机构向私立学术机构的转变，教学职能明显增长。随着理学的广泛传播，书院成为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中心，以后各朝代便一直保留此传统，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中心。
书院教学的特色主要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教师的教授为辅，名师们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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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许多读书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学生要做读书日记，记录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并且要善于质疑，鼓励争辩。
同时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在明代，形成了讲学制度。在讲会中强调平等论学，由此提高学问修养，到达互相学习提升的目的，这种师生之间互动的教学方法非常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张扬与修炼，另一方面，讲会制度也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融各家之长，所以，胡适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1]
4.从管理上，书院采取的是一种民主性的管理模式，彰显了一种“人性化”的精神 首先，作为书院组织管理者的山长，通常也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的专家或主讲教师，脱离教学的管理人员比较少，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学术之间的交流。其次，从宋代书院开始，就实行学生自理自治并参与书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
5.从师生关系上来看，书院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相处融洽，相互促进
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书院教育成绩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学生树立一种良好的学习榜样。书院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融洽的师生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书院大多采用的是同吃同住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书院教师言传身教，对学生关怀备至，师生间情深意笃。这种良好的氛围，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又能够发展学生的个性。朱熹就十分重视培养师生感情，他和学生相处融洽，生前深受学生的尊敬，谢世后，学生仍对他长久追念不忘，为了继承师业，他的弟子们自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广招学生，以此继承先生。 二、古代书院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1.开展多元化主体的办学模式
教育的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社会、企业、团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支持。民办教育是完善的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的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繁荣教育文化事业，为公办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
2.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注重的是升学率，而高等教育关心的是优秀人才的选拔，从而使整个教育系统脱节。古代的书院制度对我国传统教育体系中官学和私学，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分家格局的变革，给了当代高等教育一面明镜。[2]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做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与平衡发展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一是确立两大教育系统统一的人才培养目标，二是衔接两者的办学理念育人观念，把育人教育放在首位，三是科学地安排教育教学内容，高等教育要体现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关注学生的个体选择和个性彰显。 3.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和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个基本职能。但是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重科研而轻教学”[3]教学成为高等学校活动的附庸，教学作为一种很难实证和测量的隐性的东西，往往被忽视，但教学永远是学校工作的主旋律。正如纽曼所言：“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4]因此，我们应从书院的模式中有所启发，明确两者的关系。（1）必须把教学作为高校的中心活动，同时把科研置于重要地位。（2）高校应根据教师个性、年龄、学科的不同，对教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不搞一刀切。（3）应建立科学的教学与科研的评价机制，以此来影响学校的办学与教师的行为。 4.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书院的教学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学习的难点和疑点进行
讲解。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谁也不能再希望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形成足够其一生享用的原始知识宝库因为社会的迅速发展要求不断地更新知识。[5]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学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教会怎样迅速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地是一名向导和顾问，而不是机械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6]书院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我们今天高校的学生自身能力培养的改革是一致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5.发扬自由、民主、开放式精神
书院的讲会制度蕴涵看一种“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保持自身的活力与朝气，就必须对外开放，包括高等教育之间的开放，向社会开放，向国际开放，同时还应当对教育对象开放，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讲会制度中的自由民主气氛，对教授的教学过程也有借鉴意义。 6.努力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近年来，高校中的师生关系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学生不够尊敬老师，有的老师业缺乏对学生的关爱，甚至出现了“你教你的书，我上我的课”然而，教师在一所高校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高校应该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师生协调一致，团体合作。（2）师生平等民主，教学相长。（3）尊师爱生，关系融洽。但是由于时间上的问题，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师生之间互相交流的机会甚少，更谈不上对每位学生的特点有所了解，发展学生的个性了。因此，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像古代书院一样多安排师生共处的机会，培养师生之间的感情。
7.采取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现行高校家长式的管理方法，严重地压抑了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场所，高校的管理工作应该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行民主管理，通过选举推荐一小部分学生作为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参与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师也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多融入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去，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

Ⅱ 中国的书院制度自唐代始

书院可以看做是先私学、后公学的代表，从唐朝开始，一直到清末，书院传承了上千年，“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

北宋朝廷除了大力提倡科举，成倍增加了录取名额之外，还因势利导，对民间书院给予赐田、赐书、赐额等多种措施，扶持书院的发展。从宋仁宗开始，北宋开始了三次兴办官学运动，分别由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领导。

而在元朝统治中原的98年之内，一共新建书院282所，修复书院124所。清代学者朱彝尊在《日下旧闻》中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

清代时的书院数量，已经达到了5000所以上。书院成为了全国最为普及的教育机构，它就不可避免的沦为了科举的附庸。

陈旧的教学内容，已经严重脱离现实、脱离时代，也就被废止了，也逐渐被学堂替代。

Ⅲ 1、中国书院的起源、发展、特点及其评价 2、简述十七大报告中有关教育的重要内容

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

一长江流域书院的历史发展概况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是在唐、宋时奠基的。从书院的萌芽，到书院的形成和最终定型，其过程主要发生于长江流域一带。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民间的文化教育组织，最初萌芽于唐中叶至五代之时。尽管这批早期书院的性质、办学规模以及具体的制度、教学活动等尚有许多不太清楚的地方；但从这些最早称名“书院”，包括它们的读书、讲学、论文、藏书、着书等与“书”有关的文化教育活动来看，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书院的早期形态，并且初步具备了完整书院形态的一些特点。
书院与长江流域有着不解之缘，这在书院萌芽时就已体现出来。早在唐中叶以后，中华大地就开始星星点点萌芽着一些书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初萌芽的书院绝大部分都是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这与向来是文化重镇的黄河流域形成鲜明对比。据我们从全国的地方志中搜集的唐五代时萌芽、称名的书院中，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浙江（6所）、福建（6所）、江西（13所）、湖南（8所）、四川（5所）等省。
书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北宋。当宋初官学不兴之时，书院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不再像唐五代时期那样，书院主要是个人读书之所，只是兼有一些聚徒讲学的教育活动，北宋时期的书院基本上是一种依靠民间力量兴办起来的正规学校。这里既有专门主持教学、行政管理的山长职事，还有规制化的讲堂、斋舍、祠庙、书楼，以及一定规模的藏书等等。这样一种正规、完备的教育组织，虽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创办起来的，但同时也得到朝廷、官府的表彰、支持，故而很快就风行全国。
在北宋时期这股兴办书院的热潮中，长江流域又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书院初兴的发祥地。相反，向来是人文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在北宋时期兴办书院的热潮中，虽也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比起长江流域来说，则仍有相当的距离。如河南是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但是北宋时期河南所创办的书院也只有10所，这和长江流域的许多省区相比有明显差别，如江西有39所，浙江有32所，湖南有12所，福建有12所。至于黄河流域的其他省区创办的书院则更少，如河北3所，山西4所，山东7所，陕西4所。
与此同时，北宋时期所创办的着名书院，也大多集中在长江流域一带。如湖南就有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其办学规模大，影响甚显。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因此还受北宋真宗赵恒的召见，并得到赐书、赐额的待遇。石鼓书院因办学影响大亦受到朝廷赐额。故而，湖南的岳麓、石鼓两书院均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江西的着名书院亦很多，如白鹿洞书院就受到朝廷赐九经的待遇，亦是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另外，江西还有许多着名的书院，包括南丰县的华林书院、安义县的雷塘书院、南城县的盱江书院等等。有人将江西的华林书院、东佳书堂、雷塘书院称之为江南的三所名院。此外，像江苏的茅山书院、浙江的稽山书院，均是北宋时期着名书院。当然，北宋时期黄河流域也产生了一些着名的书院，如河南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山东泰山书院、徂徕书院。它们或因办学规模大或因名人主持，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或着名书院的名录中。但是与长江流域的着名书院相比，其兴办的规模和影响仍为逊色。
到了南宋，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原地区已被金兵占领，作为民间新兴的书院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除个别之处，中原地区再也难觅书院的弦歌之声。相反，江南地区的书院建设则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长江流域各地纷纷创办书院，在数量、规模上均超过北宋。尤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江南书院有一个显着特点，就是书院教育与理学思潮的一体化。即这段时期积极创办、主持书院者主要是活跃于当时学术思想界的理学家们。他们往往在书院中标榜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发挥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利用书院展开学术讨论。同时，在关于书院管理制度、办学特色方面也都出现了新的风貌。应该说，到南宋时，书院教育制度才真正定型，并影响以后达数百年之久。
当然，南宋时期书院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中。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而岳麓、白鹿、丽泽、象山四所书院则崛起于长江流域，成为“南宋之四大书院”。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书院均有名师主持，张南轩主岳麓，朱熹主白鹿洞，吕祖谦主丽泽，陆九渊主象山。由于他们四人是南宋理学思潮四大学派的宗师，所以这四大书院又成为当时名声显赫的四大理学学派的基地。
由于南宋时期江南的书院均与理学思潮结合，随着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宋理宗之后，理学的地位得到确认，书院则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蔓延开来。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郾43%，黄河流域仅占3郾25%。
元朝的书院教育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和普及，故而才有“书院之盛，莫盛于元”之说。这种推广和普及的力量主要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民间的力量。元代书院中相当多者仍保留了民间教育组织形式的这一特点。大量不愿仕元的宋代遗民主要是通过在民间创办书院以从事独立的教学、学术研究活动。加之元朝当局对这种民间兴学的热忱并不制止，反而是鼓励。
其次是官府对书院教育大力扶持，亦使书院能够得到推广和普及。元代所建的第一所书院就是由朝廷所建的燕京太极书院，这表现出元政府对书院教育的承认，亦为以后的书院推广政策开了一个先河。以后，各级地方官府纷纷效法，官员们纷纷在自己的治所建设书院。长江流域的大量书院就是由地方官员主持、地方财政创办的。如浮梁的绍文书院、吉州的白鹭洲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婺源州的晦庵书院、南康的白鹿洞书院、浙江青田的石门书院等等，都是由地方官府出面主持修复或修建的。为了保证书院教育的建设发展，元代政府还对书院的管理给予了特殊的关照。最重要的就是把主持书院教育的山长列为朝廷命官：凡州县书院的山长与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并由礼部任命；凡各省所属书院的山长，则与所属州县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授命。另外，书院的生徒也与官学的学生同等对待。这些政策，虽然导致书院官学化程度的加强，使书院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使书院得以推广和普及的作用。
民间和官方共同努力，是明、清时期书院得到大力推广和普及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民间士绅对书院教育的极度热忱和向往，他们普遍将资助、创办书院看做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与“兼善万世”的历史功业，故而往往将最大的热情倾注在书院建设方面。另一方面，官方虽然对书院自由讲学有所限制，但对书院在发挥基础教育、精英教育及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亦是肯定的，故也倾注力量对书院加强扶持，希望借助书院教育，以实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目标。在这股关于书院的推广普及的热潮中，长江流域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
二长江文化的发达是长江流域书院崛起的历史条件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书院的崛起，与当时长江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唐、宋以降，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能够萌芽、兴起、发展及全面推广，并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离不开唐、宋以来文化重心南移、长江文化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这里列举几个主要条件，以阐述说明书院形成、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
（1）士绅社会的发展
唐、宋以后的一千多年，士绅社会与书院教育有一种很强的互动关系：士绅社会的发展，必然通过积极地创办书院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文化的关怀；书院教育的发达，又可以培养、再生新一代士绅。长江流域的书院之所以那么发达，其重要的条件是唐、宋以后这个区域的士绅社会发展很快，士绅的社会力量，推动着长江流域不断兴起一个个创办书院的热潮。
（2）学术思想的繁荣
书院既是中国古代教育中心，也是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心。因此，书院的盛衰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盛衰是同步的。唐、宋以来，中国学术史上最重大的发展，就是出现了综合儒、佛、道思想的更具综合性的学术形态——理学。理学思想源于中唐以后，创建于北宋之时，大盛于南宋时，其发展的进程几乎与书院同步。唐代以前，长江流域的学术思想总是处于边缘地位。而理学思潮出现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理学形成于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出生于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一带。周敦颐所奠基的理学成为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学术，标志着长江流域学术地位的崛起。特别是到了南宋，理学学术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南方，长江流域一带成为理学的重镇。理学史上几个重要的学派，如朱熹的考亭学派、陆九渊的象山学派、胡宏张栻的湖湘学派、吕祖谦的婺学派，另外，还有与理学展开学术争鸣的浙东事功之学，包括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都活跃于长江流域一带。他们在这里研读经史、阐谈义理、会讲论辩、着书出书。书院成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传播思想、创建学派的最好场所。
（3）佛道宗教的发达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教育组织，一方面在于它兼具传统私学的自由讲学与官学制度的完备的双重长处，另一方面则在于它兼收了儒家人文教育与佛道宗教教育的特色。同时，佛道宗教亦对理学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佛道宗教的发达，又构成了书院建设及理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文化条件。
佛、道二教在长江流域有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由于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林立于名山之中，而早期的书院亦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而创设于名山，佛道的宗教理论，修养方法也影响了理学学术及书院教学。故而，长江流域佛道的盛行，是书院繁荣的重要文化条件。
（4）造纸印刷的发达
书院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能够形成、发展于唐、宋之际，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书籍的普及。书院首先要能藏书，然后围绕着藏书能够展开教书、读书、着书及出书等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活动。
由于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印刷业的发达，使原本十分珍贵的书籍大大得到普及。民间普遍具有收藏书册典籍的可能，这样，就有可能使先秦、两汉曾经流行的各种私学演进成书院这种更具特色的教育机构。
三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
（1）文化创新功能
这主要体现在宋元明清时期学术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长江流域书院与理学紧密结合，从而导致了理学的蓬勃发展和学术地位的确立。元、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学术能够继续获得蓬勃发展，同样与这段时期的书院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有密切联系。明中叶以后，长江流域的心学思潮得以蓬勃发展，这是由于明中叶的书院教育与当时的心学思潮的结合有关。代表明代心学思潮有两大学派：王学与湛学。王学是指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形成的学派。王阳明因在长江流域的诸书院中讲学，其弟子遍及江南，形成了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等，这些王门弟子又是在长江流域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的主力军。湛学则是指湛若水创建的学派。湛若水师从陈献章，后独立门户，到处建书院讲学，黄宗羲称其“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至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最初，以“实学”相标榜的一代学者活跃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他们同样利用书院研究学术。如无锡的东林书院就是晚明时期影响甚巨的着名书院，清初的浙东学派也以甬上证人书院为基地研究学术。清乾嘉以后，以诂经考史为特色的汉学思潮兴起，他们同样利用了书院，浙江杭州的诂经精舍就是这些书院中影响最大的一所。
（2）书院的文化积累功能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着述。着述是书院实现文化积累的重要方面。那些学术大师在主持书院工作的时候，同时也从事学术着述，他们的许多代表着作也是在书院中完成的。同时，他们常常将各种讲义、经说整理成书，供学生研究参考。许多书院生徒将自己对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之类的书。另外，许多生徒在学习的过程中，撰述论文或着作。这样，书院在它的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文化。从宋代朱熹的《朱子语类》、张栻的《南轩孟子说》、吕祖谦的《丽泽讲义》，到清代的《紫阳书院课艺》、《尊经书院初集》、《诂经精舍文集》等，均是长江流域书院所积累起来的学术文化成果。
其二是刻书出版。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刻书出版功能。其刻书的范围，除了积累自己的文化学术成果，如刊刻书院主持者的着作、讲义以及语录、课艺、书院志、同门录外，还刊刻能服务书院教学、研究、交流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这样，书院又在事实上成为各个地方的刻书出版中心。在古代出版业中，出现了因校勘严谨、质地精良而着称的“书院本”图书，而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书院，均大量刊刻了这种“书院本”的书籍。明、清以来，书院刊刻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大，故而有的书院还设有刊刻图书的书局，承担地方上刊刻出版书籍的任务。
其三是藏书。藏书是书院的三大规制之一，故而是书院的重要组成要件。所以，遍布长江流域中的大大小小的书院，均通过收藏、借阅典籍图书的活动，将各种类型的图书典籍集中起来，并通过捐赠、刊刻、购置等手段不断丰富藏书，使书院的藏书成为地方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书院的藏书之精、之多，在地方的图书收藏中是少有的。
其四是祭祀。祭祀也是古代书院的规制。书院在千年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祭祀系统，除了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外，祭祀对象还包括与本书院尊崇学统的相关人物、地方的名儒乡贤、创建书院的有功之士等。这样书院的祭祀就有很浓厚的承传学统、彰显地方文化的文化积累功能。长江流域各地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学术传统和地域文化，如蜀学和巴蜀文化、湘学及湖湘文化、徽学及徽文化、赣学和赣文化、浙学和浙文化等，这种地方学术和地域文化往往又是书院办学过程中的学术思想积淀的结果。而各地的书院祭祀，对保存及强化这种地方学术、地方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四川的书院祭祀三苏父子、魏了翁等，湖南的书院祭祀周濂溪、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江西的书院祭祀朱熹、陆九渊等，浙江的书院祭祀吕祖谦、陈亮等。
（3）文化传播的功能
书院是一种多功能的文化组织，但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仍是教育，而教育的特点就是传播文化。因此，长江流域蓬勃兴起的书院群，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域的文化传播。
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所以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书院这种教育组织的特色是分不开的。首先，书院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与普及化的基础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古代，一般情况下是由朝廷主持的官学系统承担高等教育的职能；而基础教育则没有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主要由家族、民间社会来承担。而宋以后建立的书院体制，则承担了上述两方面的教育职能。一方面，各地书院尤其是那些名书院，大多是古代的高等程度的教育机构，主讲者为国内名流大师，来受教育者也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学者，有的甚至是地方官吏，他们之间传播的内容也是程度很高的“大人之学”。另一方面，大量建于乡村、城镇、家族的书院均属那种基础教育程度的书院，它们在发展地方基础教育、促进文化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书院能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它的教育主要是一种学校教育，以补充或取代官学教育的不足。
其三，书院能够将经史教育与各种专科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教学内容体系中，经学、文史等一直是教学的主体，书院的教学内容也是以此为主。但是，书院毕竟是一种相对自由灵活的教育体制，故而也产生出了许多专科方面的教育，包括专习官话的正音书院、专习武事的肄武书院、专讲医学的医科书院等。晚清时期，各地还建立了许多专讲西学西艺的书院。
综上所述，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书院既充分发挥了促进长江文化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是长江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Ⅳ 简述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

书院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
书院的产生
书院产生于唐代，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其起源有官民两途。民间书院源出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与书斋不同的是，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由私密而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分野。
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等于一体。其主要职责《唐六典》记作：“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这就是作为官府的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
官府书院有着将千百年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章学术的经验传输给新生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使自己同时拥有了民办和官办的传统。从此以后，书院就在民间和官府这两大体系的交相影响之下，开始了更加辉煌的发展历程。
唐五代书院概况
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只有70所，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还只能算作起始阶段。尽管如此，分别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中脱胎出来的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并在两者的关爱和影响下，已然发育成长起来，具有了其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读书人在其中藏书读书，校勘典籍，问学讲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交流学术，教学授受，讨论政治，关心时局，探究经史，研究着述等，承担起改造、更新、传递华夏文明的重担。从此，中国社会就多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
据邓洪波《唐代民间书院研究》、《唐代官府书院研究》统计，唐代书院见于地方志的有40所，见于唐诗的有14所，再加官府3所丽正书院、5所集贤书院，去掉重复，总共有57所，其中48所书院可以确定其院址。这48所书院的分布成点状，散布于今日全国的12个省区，其中今陕西7所、山西1所、河北2所、河南2所、山东1所、浙江5所、福建6所、江西7所、湖南8所、广东2所、贵州1所、四川（含重庆）6所。
又据邓洪波《五代十国时期书院述略》统计，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公元907－906年），民间书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兴复唐代书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之区，南达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书院分布的范围之内，其中今江西8所、福建1所、广东1所、河南2所、北京1所。
书院制度的形成
两宋时代，那些从门阀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读书人，挟开拓万古心胸之豪气，凭藉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依靠印刷技术进步带来的丰富藏书，纵贯古今，横论百家，将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事业推进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其间，书院受到大家重视，创建711所。
南北宋书院的发展各有特点，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强化的是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社会的认同；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在“南宋四大书院”的讲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范作用。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形成魅力无限的文化人格特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宋代是书院获取显赫声名、得到大发展并形成为制度的时期。北宋初年，无力兴学，只得扩大科举名额，并利用唐代以来出现的书院，通过赐书、赐额、赐田、召见山长等方式进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岳麓、白鹿 洞、石鼓、嵩阳、应天府、茅山等书院，都是因为其教学有功获得“御赐”而扬名的。经此一期，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得到强化，其声名也彰显天下。
南宋书院的发达与兴盛是公认的，其标志有二，一是它与理学的一体化，二是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完全确立。书院制度不仅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而且采纳了佛教尤其禅宗丛林、精舍，以及道家宫观传法讲学的经验。正因为这样，它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长处而又与之相区别的特色。书院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教育事业进入了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书院制度是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它是儒道释三家文化融合的结果，又为这种新文化的发展服务，其教书育人功能为这种“服务”所派生，属于传播文化的功能之一。
两宋书院概况
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宋代创建书院711所，分布在今日全国18个省区，其中河北3所、河南11所、山西4所、安徽20所、江苏29所、上海4所、浙江156所、福建85所、江西224所、湖北17 所、湖南70所、广东39所、广西10所、海南2所、四川（含重庆）31所、贵州1所、陕西1所、香港1所。
宋代书院分布特点有三：一是分布范围比唐五代明显扩大，广西、海南、香港都有了书院。二是数量猛增，书院分布由点状变为片状，出现了几大密集区，其中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名列前4位。三是发展极不平衡，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北方四省只有19所书院，仅占总数的2.67%，文化重心明显南移，江南完全取代中原而成为教育与学术的中心。
书院的北移
当宋理宗为朱熹平反，颁行《白鹿洞书院学规》于天下，扶植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元朝统治者也于窝阔台在位的第十一、二年间（1239－1240年），创办太极书院于燕京（今北京），建周敦颐祠，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酬、朱熹六人配祀，选刻周氏遗书，礼聘江南大儒赵复在那里讲学。史称“北方知有程朱理学，自赵氏讲学太极书院始”。在元朝统一全国的前后，忽必烈曾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后来又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因此，元代书院不仅在南方得到继续发展，而且以强劲之势向北方推进。《日下旧闻》讲，“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民族文化之不绝于金戈铁马下的元代，理学之传于北方，主要的功劳应当归于书院。
元代虽然为金戈铁马的蒙古贵族统治时期，但对儒家文化有着应有的尊重。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之后，被正式确立为官方正统。与理学一体化的书院等视为官学，受到重视，书院建设者之中，既有汉人、南人，也有蒙古与色目人，因此而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说法。
据统计，元代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的唐宋旧院部分，书院总数达到408所。在书院的发展史上，元代的最大贡献是，弥补辽金时代的缺憾，将书院和理学一起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新形势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
元代书院概况
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元代创建书院296所，分布在今全国19个省区，其中北京3所、河北12所、河南12所、山东23所、山西10所、安徽15所、江苏6所、上海4所、浙江49所、福建11所、江西94所、湖北10所、湖南21所、广东9所、广西1所、四川（含重庆）5所、贵州3所、云南1所、陕西7所。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列前4位。
尽管总的情况仍然是南多北少，但其分布则成明显的北移势态。首先，北方已有京、冀、鲁、豫、晋、陕六省区创建了书院，比宋代多了两个省区，并且山东后来居上，超过很多南方省分而名列第三。其次，北方的书院上升到67所，绝对数比宋代多3.5倍以上。第三，北方书院占全国总数的比例，由宋代的2.67%上升到22.63%，进步神速。
书院的推广与移植海外
明初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地位，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于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思想家，就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远近景从，讲会相连，书院再度辉煌，推广到边远地区，形成鼎盛之势。据统计，明代共建有书院1699所，远远超过唐宋元三朝的总和，而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学术思想与书院一体化的情形及其显示的巨大能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从永乐年间开始，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它与学术思想连为一体，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所不同的只是本土盛行王学，而东土则推崇朱子学。后来，书院还移植于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明代书院概况
在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承前启后，地位十分重要。虽然前期有过将近百年的沉寂，但在王守仁和湛若水的学说重新结合以后，带着冲破长久压抑的力量，书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量增加，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就有1699所。
明代书院的分布总体上是由先进发达地区向边远落后地区推进，读书种子已经撒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这标志着书院的发展进入了成熟的推广阶段。
更有甚者，乘学术辉煌之势的读书人，不仅涉足地方文化建设，在民间规范百姓，移风易俗，使书院具有了平民化特色，而且以同志相尚，品评人物，讽议朝政，使书院又具有了社团化的倾向。当然，书院输出到朝鲜，更是这个时期的亮点。
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明代创建书院1699所，分布在今全国25个省区，其中北京6所、河北70所、山西61所、辽宁7所、河南112所、山东69所、安徽99所、江苏66所、上海5所、浙江199所、福建107所、江西287所、湖北69所、湖南102所、广东156所、广西71所、海南17所、四川（含重庆）63所、贵州27所、云南66所、陕西28所、甘肃8所、青海1所、宁夏2所、香港1所，江西、浙江、广东、河南位居前4位。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知明代书院的地域分布特色有二：一是向西北、东北地区推进，甘肃、青海、宁夏、辽宁等边远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书院。二是各地书院密度加大，尤其是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成效明显。
另据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统计

Ⅳ 评述我国古代的书院教育制度

一、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中国古代着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是着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历代书院的主持人(山长)几乎都是学坛巨子，学有专长，不少人在学术上自成流派。他们在书院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学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样就把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如宋明两代书院的勃兴与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有关。由于学术大师们充分利用书院来宣传与发展学术，这就使得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空前紧密，并且使学术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广泛的传播。
因此，凡主要学派思想的形成、着作的完成、派别的产生，无一不是与书院的教学活动紧密相联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与近七十所书院有关联，其重要的理论着作，如《太极图说解》、《大学章句》、《伦语精义》、《易学启蒙》等等，都是他在福州创建的三所书院即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中完成的。在书院的授徒着述活动中，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渐成熟，同时培养了大批弟子高徒，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考亭学派。其门徒又以书院作为阵地，宣传和普及理学，在几代人的学术传承中，理学影响后世几百年。同样，明中后期理学革新运动中产生的阳明学派，其形成和发展与书院讲学直接相关。阳明心学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都是在书院讲学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弟子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作为传播心学的大本营。王在二十多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将书院作为传授心学的阵地。他死后，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开讲会，使阳明之学“流传愈百年”。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
反观现在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很多人的教与研相互脱节。学生难以学到高深的学问，老师难以做出高深的学问。我们的中等教育围绕高考指挥棒，本科教育围绕考研指挥棒，教材是全国通用的教材。而古代书院将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体现了书院教育的独立精神，这种独立包括独立组织、独立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对于当今的教育界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尊重学术自由开放教学

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书院盛行的“讲会”活动始于南宋，在明代得到很大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代，并逐步制度化、组织化。历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书院都有关于讲会制度的规定。如“白鹿洞书院续规”规定了明确的会讲之期，且规定即非公讲之日也可随时研讨。
会讲实为师生的平等讨论。书院主持人主讲时，每讲一题，一般都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师生互相切磋交流，将教学与研究合二为一。东林书院的“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每会推一人为主讲，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等等。书院史上最着名的讲会要数朱熹和张式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了。《新修岳麓书院志》说：“这次会讲‘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由此可见当时讲会场面的宏大壮观。这次“朱张会讲”持续了大概有三个月，他们就很多哲学和人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次讲会，更有意义的是它秉持的自由讲学之风，彼此双方能切实从学术角度出发相互切磋，互有裨益。《宋记》记载，张式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朱熹也在一封信里提到，张式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书院的会讲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例如，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甚至邀请论敌陆象山前往讲学，双方都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不仅不同学派间求同存异，即使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学生被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而且，学生可自由听讲，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允许学生中途易师。
可以说，书院的“讲会制度”为不同学派争鸣论辩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体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自由精神和兼容并蓄精神。这种思想和教育的包容性给我们在今天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学如何更大程度地追求学术的“兼容并蓄”和开放办学以有益的启示。

三、注重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养

书院多提倡自学精神。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提高，讲究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在自学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教师询问，或者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乍一看以为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录在“功课程簿”上，由山长定期亲自抽查。
书院的教学模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朱熹指出：“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这就要学生除了必须具备牢固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具有批判质疑的能力，富有开拓创新的思维。
这种以学生自我钻研、体悟为主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养成学生独立性、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而且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我们现代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最欠缺的就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乃至中小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和创造力。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论辩，使学生受到启发，从而促进其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这又是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巨大启示作用，对当前的教育意义重大。

四、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构建

中国古代教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但这个传统却并非在官学而在书院﹐因为官学的师生许多时候以利害关系为主﹐故关系容易流于冷漠疏远﹐不及书院的师生往往有着纯粹而真挚的师生关系。
一方面，由于生徒是择师而从的，他们未入门时已对老师的学问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门后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及人格感召，故对老师更加尊崇。例如，理学家陆象山，当他客死他乡时，他的学生千余人，一路浩浩荡荡将其灵柩送归故里，此情此意，震撼人心。另一方面，老师教导学生，并不重在传授知识，而着重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对学生十分爱护和关怀。这样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以诚相待，时间长了自然感情深厚、关系融洽。
而现代教育注重技能知识的传授，师生缺乏交流，相对来说却疏忽人的情感，因此，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而许多时候不能有互相的关怀和感通，造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疏离和隔膜。这种师生关系势必会影响教育效果。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说过“要办教育便须与学生成为极亲近的朋友而后始能有一种了解，始能对他有一些指导。”这就是强调教育要重视学生心理、生理上的健康，要和学生心灵相同，方能取得最佳的教育效力。因此，书院这种和谐的、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当前教育尤其是高度教育应该汲取的经验，这也是书院教学的名师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启示。

Ⅵ 古代书院教书 学生会学习哪些内容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
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
当代中国书院纷纷举起，大多是国学培育、书画交流之所。规划较大且设施、内容较完善的书院有安徽西庐书院。——常识教育篇。

Ⅶ 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是怎么样的

古代书院的“一把手”不叫“院长”，多称“山长”、“洞主”。这是因为古代书院多建在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山上，喜欢与道观、寺庙为邻。宋代以后，书院成了古代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学术圣地。而成就书院这一崇高地位的，是其办学理念。

书院与官学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不设门户，完全开放，讲学自由。学生的培养目标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学术精英。书院刻意与官学保持一定的距离，教授保持独立的学术品德，学生尊崇独立的自学精神。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相当于如今的大学校长，虽然没有行政级别，但山长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既是书院最高行政领导，也是首席教学主管和“学术带头人”。

山长始终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参与一线教学工作。如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朱熹、张栻等名儒大师，在主持书院日常教学时都是亲自进课堂给学生授课。

日常教学中，山长授课一般放在每月的一、三、六、八日。书院一般每月有三次课试，从出题到评阅，均由山长负责。兴办于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的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即规定：“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覆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

北宋教育家范仲淹当年在应天书院执教时就曾“勤劳恭谨，以身先之”，据《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遗事录》记载，范仲淹“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

给学生出试题作文，自己先做一篇，这样能不受学生欢迎吗？范仲淹由此名气远播，“四方从学者辐辏”。

书院招生不设门槛无户籍限制

明代文昌书院学子“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
古代书院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其平民教育情怀，即便如元明清时期好多书院改为“官办”，这种情怀也没有改变。

书院从诞生那天起，便向社会下层和民间士子开放。书院招生不设门槛，入学无户籍限制，只要有志于学业的，不分贫富，不论地域，均可入学，即孔子所提倡的“有教无类”。如四川文昌书院的“招生简章”（文昌书院记）中便有这样的说法：“凡越隽生童，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按月观课。捐廉奖赏，作育人材，大公无类。”

“大公无类”一直是书院的办学准则，也是“有教无类”办学理念的升华。虽然招生不设门槛，但入学要求还是有的，名气较大的书院，因为报名的人多，“招生标准”也很严格，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都相对较高。考核包括学业在内的综合素质测试，光学习好还不行。如白鹿洞书院，一度要求入学者是举人，朱熹的《招举人入书院状》可以为证。

古代书院的招生指标由各书院依办学实力自定，人数从几十到上百不等。除了招取测试成绩优异的“正课生”，还会录取稍次一些的“附课生”。附课生也写作“副课生”。如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的聚星书院，每年招生名额（学额）为生员正课20名，副课20名。

在招生上，老师说了算。如白鹿洞《洞学榜》择生徒上即有这样的规定，“自今凡奉公移来者，慎于所选，从游之后，洞师验与可拒者则拒之，上司不必挠其权。其四方有志之士，听其肄业。”

从中可见，如今天的官方推荐生、拿着领导人介绍信的照顾生是不受书院欢迎的。即便入学了，如果主管老师（洞师）测试后觉得不行，仍会将其辞退，领导（上司）不能干涉。

书院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田”

元代明道书院每名学生每月给5贯“膏火钱”

古代办书院的办学经费除了“官助”之外，主要靠民间集资、捐献和书院创收、自筹，其中“学田”收入是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每个书院都会尽可能地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很多时候，学生在书院读书，不仅不要学费，而且“食宿费全包”。如文昌书院，学生便“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业”。另外该书院“更欲立书舍，给膏火，招徕来学，以广栽培”。

所谓“膏火”，就是学生学习期间的花费，古人俗称“养士费”。“膏火”原本为资助困难学生的，实际使用时已普遍散发，生徒都有份。或给钱两，或给粮谷，或钱粮兼给。

“膏火钱”补助的高低历代不一，不同书院之间也不同。以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为例，在元代至正年间，此时已改为官办的书院，每名学生每月给零花钱5贯钱。5贯即5000文，当时书院的勤杂工每月工资才300文，做学生比打工还来钱呢。另外，每名学生每天还有口粮“米2升半”。

清道光年间，安徽阜阳聚星书院的正课生每名每月膏火钱1200文，副课生500文；童生正课1000文，副课500文。正副课生住院肄业者，每名每月另给小麦3斗。

有的书院因办学经费有限，学生食宿费无法全包下来，也尽可能给学生提供免费伙食。一般来说，古代书院是没有“考试费”、“材料费”等现代学校常见的学杂费的。

成绩优秀可获“奖赏钱”、“花红钱”

清代蕲州书院考试前4名每人奖“膏火制钱二串文”

古代书院大多希望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才，所以对学生的要求极严。以作息时间来说，不分冬夏，每天早上五时头鼓，五时半二鼓，六时三鼓上课。

为了使学生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书院还设有奖励制度。奖励的形式很多，既有精神鼓励，更有物质刺激，如月课奖赏，积分升级。还有相当于现代奖学金的所谓“奖赏钱”、“花红钱”。

月课奖赏是依据每次考试的成绩来定的，于考试之后兑现。如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延平知府陈宓在南平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书院模式建造的延平书院，便设“奖赏钱”，书院规定每月三课，上中下旬分课本经、论、策不同内容，“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

对学生予以奖赏，在清代的书院中似乎规定得最清楚，标准也较高，可能与清代书院“官学化”有直接关系，书院将膏火钱改成“奖金”发放，凭“奖票”领取。

清《蕲州志·学校》记载，同治年间湖北蕲州书院的奖励标准是这样的：生员参加相当于今教育局或考试院组织的考试（官课），每次取超等4名，每名膏火制钱二串文；特等12名，每名膏火制钱一串二百文。文童则每课取上卷8名，膏火制钱一串四百文；中卷20名，每名膏火制钱一串文。

除了书院应给膏火、花红外，教育主管部门也会“酌给花红”，以示鼓励。

清代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在湖北武昌所设的经心书院将考试时的优秀作文结集刊出，先后出版了《经心书院集》和《经心书院续集》。这种“荣誉奖励”，比奖金带给学生的刺激还大，还管用。

岳麓书院内朱熹

书写的“忠孝廉节”

奖惩分明试卷凭“浮票”领取

清代丹阳书院“抄写雷同”“罚停膏火一月”

奖惩分明，是古代书院的基本学规之一。学生在书院不认真学习，不约束言行，也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清代湖北归州丹阳书院规定：“学长稽查在院肄业生童，有不勤学励行者，正言规劝；如其不从，禀明山长，加以惩罚”。

清代蕲州书院的学规中也明确要求：如果在山长课期生员超等旷课一次，扣钱六百文；特等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文童上卷旷课一次，扣钱四百文，中卷旷课一次扣钱三百文，再旷遂加录成文或雷同全数扣除。

学生在书院学习时的学业等级是动态的，实行“积分制”，有“升降级”。即使录取时的优秀学生，即所谓“正课生”，如果旷课，平时考试成绩不能保持在前列，也有可能被降为“附课生”。

清代均州南阳书院规定，以缺考的次数和考试的等级来确定升降，内课生如有一次不应课者，停止发放一月膏火；两次不应课者，降作附课。正课一连三次不考，超特等者降作附课以内，附课连考三次超等者，可以升补为正课。降级的同时，其膏火钱也会降低标准发放，甚至不发。

古代书院考试纪律很严格，试卷凭“浮票”领取，并设编号。学生考试时出现作弊、抄袭等不诚信行为，都会受到惩罚。清代归州丹阳书院规定：“抄写雷同及不在院作文，并次日交卷者不列榜 ，初次不列榜，罚停膏火一月；再次不列榜，降作附课,冒名顶替者逐出住院。”

与现代教育理念一脉相承的是，古代书院同样“德育”先于“智育”，当然，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古代的“德育”大多是“忠、孝、廉、节”等内容。如果“缺德”，后果很严重，轻者重罚，重者开除。

Ⅷ 书院中国的项目活动

自2012年成立以来，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陆续开展的公益项目包括公益书院项目、传承人资助项目以及雅乐资助项目项目。 公益书院项目借鉴了古代书院模式，在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气息的场所（书院）内，开展传统文化公益活动，内容涉及茶道、花道、香道、古琴、书法、绘画、吟诵、昆曲、手工艺、节日雅聚等领域，并设有专门的书院仪轨（包括更衣、净手、焚香、吟诵学规、敬茶等），为大众提供更多接触、体验传统文化的机会。
北京市已与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开展合作的公益书院有惠量书院、然也书院、度一书院以及德泮书院。 基于传统技艺在当今社会传承的困境，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选择对当下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传统文化项目，对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进行终生资助，助其与当下社会衔接，使传统技艺继续得以传承。
2013年6月27日，积文斋笔墨传承人资助项目开始实施，对山西运城绛笔、绛墨传承人张永福之女张喜婷、女婿王壮升进行资助；2013年11月26日，古法造纸传承人资助项目开始实施，对陕西西安楮皮纸造纸传承人张逢学之子张建昌进行资助。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除对传承人提供经济上的资助之外，还将对其进行品牌形象宣传、产品包装等帮助。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设立雅乐资助项目，支持中国音乐学院雅乐研究中心雅乐团进行雅乐文化的研究及演出等活动，以期在大陆建立自己的雅乐团，复兴礼乐文明。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希望通过资源整合，在雅乐中注入有影响力的新元素（如作曲、编舞、吟诵），使礼乐文化融入当下中国社会，恢复雅乐的国乐地位，成为国家礼乐范本。2013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参加了第五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开闭幕式演出，迈出礼乐重建第一步。

Ⅸ 20．什么叫书院书院教学有何特色对中国古代教育有什么影响

书院——封建社会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

①、中央官府设立，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

②、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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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宋代最着名的有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最着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明朝统制阶级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写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古时的书院与赫曦台

冯雁军

古时着名的四大书院为: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始于五代后周的僧人办学。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正式创立，清末相继改为学堂、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朱熹、王阳明等众多名家在这里传道授业，学制变革时期涌现了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一大批着名师长，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学，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故世称“千年学府”。
今天，千年学府的教育体制已经发生变迁，而书院原址则作为文物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古建筑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而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园林建筑与人文景观，在展示其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更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这些古建筑中，赫曦台是个很值得玩味的地方。
赫曦台从建筑的形式上来讲，属于湖南地方戏台。平面呈“凸”形，石砌台基，居高开阔。前部单檐歇山与后部三间单层弓形硬山结合，青瓦顶，空花琉璃脊，挑檐卷棚，颇具地方特色。台柱和墙壁上有《老子出关》等戏曲故事的对联和堆塑，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左右内壁上一丈余高，走笔如龙的“福”“寿”二字。
这两个字里有个传说。早在唐代，乡举考试后，州县长官要宴请中了举子的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鹿鸣》，跳魁星舞，所以这个宴会也称之为“鹿鸣宴”。如果参加过鹿鸣宴的考生在60年后再次赴宴与新科举人同乐，那就叫重赴鹿鸣宴。清嘉庆十二年(1807)罗典重赴鹿鸣宴这天，岳麓书院特别热闹，名门望族、达官显贵及门下高徒都来道贺，吟诗歌赋，畅古言今，尽显自己的才华。大家正玩在兴头上，一位鹤发童颜、脚蹬草履的道者前来凑趣。众人见是无名老道，纷纷轻薄戏谑，要他写几个字看看。老道看出这儿不是容人之地，欲含怒而去，却被人拉住:“斯文之地，岂能容你愿来就来，想去就去。”此时，道人反而不气了，操起大扫把，伸入黄泥中，瞅准赫曦台一壁白墙，“刷刷”两下，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写下了一个丈余高的“寿”字，然后扬长而去。一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再看那字，健笔如龙，力透骨肌，非凡人所为，于是传为仙迹。此后，罗典曾托人四处寻访仙踪，但不知下落，为了弥补过失，也为了对称，罗典亲自在对面的壁上补写了一个“福”字，但这个福字的笔力就大不如寿字了。
赫曦台从初建时起，就与休闲娱乐结下不解之缘。清代，这里则成为学子们最重要的课外活动场所，还经常演出戏剧，进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展示过各种文化的祥和与辉煌。
由此看来，古时的高等学府里，人们的读书求学生活，也大抵不完全是寒窗苦读。

Ⅹ 简述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帮忙

公元907年唐朝覆灭，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古人讲求诗礼传家，无论哪朝哪代，都把读书看作一等一的大事，于是在千百年的历史流转中，承载着文明和思想火花的“四大书院”也应运而生。

书院的兴起受到了禅宗丛林的影响。首先，从功能上看，书院和寺院性质相似，均是以教育生徒为特征，以传道授“业”为目的，是具有自发性的教育组织。丛林为禅宗佛教徒潜心求道之所，而书院在理学家的精心经营下，也成为传承儒家“道统”的场所。

其次，书院的产生与晚唐五代士子读书寺院之风具有直接关系。士子在幽静偏远之寺院静心读书已经形成传统，这对书院选址很有启发，宋代书院便多建于风景秀丽之名山。

再次，许多书院是在寺院的旧址上扩建或新建的，如宋初岳麓山寺庙林立，僧人智漩等“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岳麓书院便肇始于此。因此之故，书院建筑也多仿自丛林。

1998年初，据说国家邮政局准备发行“四大书院”邮票时，曾事先到石鼓书院实地考察，但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之后改选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1998年4月29日，国家邮政局在商丘市睢阳区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邮票所选书院为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

朝廷赐额

五代后晋时（936年），宋州虞城县（今河南商丘）通儒杨悫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在宋州宋城县创办睢阳学舍，聚众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兼妹夫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戚同文病逝后，学校曾一度关闭。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宋城县（今河南商丘）富豪曹诚，在戚同文旧学之地出资三百万金，造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并于次年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院，以曹诚为助教，重新建立了书院。

“博延众生，讲习甚盛”，愿以学舍入官，真宗皇帝大为嘉叹，“面可其奏”，下诏表彰，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知政事陈尧佐“题其榜”，赐名“应天府书院”，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