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陈志武

A. 耶鲁大学教授：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

几年前，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的话题，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陈志武教授的主要论点是：中国人之所以勤劳却不富有，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资本不足或制度成本太高；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在高制度成本或低制度资本下，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B. 十年砍柴：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

十年砍柴着名网友（原题：陈志武和荀子相隔两千年的对话） 我和陈教授算是湖南同乡，湖南乡间成长时代的回忆，使我对陈教授这段话深有感触。我的父母、我的祖父辈和父老乡亲，几乎都是异常能吃苦耐劳的人，我的外祖父又是其中尤为突出者，其劳作的辛勤程度，若非亲眼目睹而由人复述都难以相信。在人民公社时期，他早晨4点多就出去捕鱼虾拿到集市上叫卖，卖完后回村和生产队一起出工。傍晚收工后又奔赴自留地劳作，直到天漆黑才回家吃晚饭。年复一年如此，除了春节几天难得有休息的时候。即便如此，我的外祖父和其他乡民一样，过着的生活仍然是孟子两千多年所说的那样，“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已是人生难得的幸福了。 战国时期另一大思想家、略晚于孟子的荀况，在其《王制》一篇中说过的一段话，我认为可以和陈氏的“天问”对照来分析，可知如何解决“民富”与“国强”之间的平衡关系，中国的贤哲之士已经思考了几千年。荀子说：“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而百姓贫，夫是之上溢下漏。”荀子所言的“民”和陈志武所说的“中国人”，所指范围基本上是重叠的，即是指大多数普通的民众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荀况所处的战国时期，尚有西周封建制残余，因此社会有着民、士、大夫的明显分层。民，当然不包括人身权都从属他人的奴隶，而是指庶人，以农民为主；士则是特权日益丧失，比“民”更高一层而比贵族低一层的中间层，基本上不是靠农耕而是靠武艺或智力为生，小官吏亦属于这一阶层。而“大夫”则是高级官员了。至于荀子所说的“实府库”，指的就是各国诸侯掌管的国库，并非是全体国人的公产。“王者”指行“王道”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礼崩乐坏、战争不断的春秋战国时代，仅仅是儒家圣贤对所谓的“尧舜禹三代之治”一种想象，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而靠武力霸道立国的国家，富的是士这一阶层。而苟延国祚的仅存之国，是当大官的富有。如果财富都集中到国君的仓库里，那么就离亡国不远了。这样的国家贫富悬殊过大，上面的阶层富得都溢出来了而下面的多数百姓则那点财富不断地漏走了。 应当说，荀子所言的“富士”、“富大夫”、“富筐箧，实府库”，在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过，但惟独“富民”，考诸历史，很难肯定地说有过这样的时代。即使是被后世称赞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也只能说社会的总体财富增加，类似“士”“大夫”等阶层的富裕程度强于其他时期，而“民”仅仅是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因此康熙执政多年后，看上去天下太平财富增多，然后犹有“康熙康熙，吃糠喝稀”的民谣，这民谣说明的是大多数庶民真正的生活状态。 中华民族的祖先是靠勤劳坚韧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也曾在这个星球上创造过足以傲世其他民族的巨大财富。但无论是西周确立的“封建制”，还是始皇帝一统天下后，“百代多行秦政法”，从来没能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特别是官府手中这一痼疾。从根本上说，就是庶民的权利几乎没有制度性保障，他们只有劳作来创造财富缴纳赋税供养官府的义务，而没有权利和他们要供养的那一方坐下来谈判财富的分配方式。统治者阶层如果有某些“清官”“明君”，无非是不希望竭泽而渔以求保持剥削的可持续性，这种做法就是许多人称颂的“仁政”了。 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西周时期的先民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他们知道自己创造的财富究竟哪去了。“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诗经·豳风·七月》）农夫是何等的辛苦，可他们要供养的统治者，“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诗经·魏风》）“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同上）”对这种勤劳而不能富有的处境，不堪承受时只能造反，通过改朝换代来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但分配的方式不变，无非一方面“天街踏尽公卿骨”，另一方面“王侯宅邸皆新主”。少数原来处在底层的幸运儿大难不死，在以无数人做炮灰为代价的基础上，变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分配权的上等人。每次这种利益的再分配，带来的是死者枕藉，是血流成河，是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是中国不同时期繁华皆如昙花一现的真实写照。 在相对和平时期，对财富分配不均，普通劳动者多半是消极地反抗或者被动地适应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如《诗经·齐风·甫田》所唱道：“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甫田”就是贵族拥有而由庶民、农奴去耕种的“大田”。农人们说，不要去耕种那些老爷的大田，让里面长满稗子吧（“莠”即稗草）。这一幕和上世纪6、70年代中国“人民公社时期”是何等的相似，农民们在生产队的“甫田”里想方设法磨洋工，而在自己的小块自留地里精耕细作。当多数人在人民公社那种体制下，无论怎样辛勤劳动，却不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报偿时，怎么能要求他们“大公无私”呢？靠政治权力来倡导“狠斗私字一闪念”必定会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闹剧。在帝制时代，没有战争和动乱的时候，中国的多数老百姓无法改变那种不公平的分配体制，那么多数家庭把培养子弟应科举从而步入仕途作为头等大事。尽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多数农家来说，比中彩票大奖的概率还低，但毕竟还是有中大奖的。于是乎，整个社会的优秀青年，都把进入官场掌握社会财富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而进入创造财富的“农、工、商”领域，则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此，从古至今，优秀人才都想考“公务员”，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的一员，而不愿意去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这就是几千年来特别是近600年来，中国人聪明勤劳，却没有发展出现代工商业，现代科技创新也很贫乏的重要原因。

C.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读后感

我不知道如今的制度设计是否也算是我们勤劳的成果之一？或者也是我们勤劳的标志之一？我们的勤劳是否是真的勤劳？我们的对勤劳的定义是否一直存在虚假和自欺欺人？

我们的发展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特点，以巨大的付出为代价。我们以成本低作为我们急功近利发展的优势，以目前的暂时成果作为炫耀，而给后代留下垃圾式的代价，有人说目前的中国在世界上是浪费做最大的经济，一个地方或单位存在长明灯或者存在长流水，存在公物私用或者公物的低效率使用，这都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的餐桌上的浪费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我们以巨大的无效支出换来辛勤的无效，不知这是真正的勤劳还是愚蠢的自欺？
劳作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必须的人生支出，没有劳作就不会生存。所以中国人的所谓勤劳美德，并不是世界上的一个特例，我们用此来自夸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只不过是说明 了一个对任何民族都适用的原则而已。

我们辛勤劳作，说明我们的生存环境不是很好，除过自然环境的恶劣之外，社会环境的动荡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我们是在应对而不是什么勤劳。

我们试图把勤劳作为我们的优点，但这样的自我定位是否意味着对其他民族不勤劳的心理认定？我想，以最小的支出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和最好的效果，这才是最聪明的，可惜我们把勤劳这个表面的东西当作荣誉一样贴在了我们的脸上，而把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智慧的东西却扔掉了。这是我们最不智慧的方面之一。

我们的勤劳是盲目的辛劳，因为我们不仅对生存环境以极大的努力在破坏，而且我们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极不负责。同时，我们的吃大锅饭的制度设计事实上养成了对辛勤劳作的最大不尊重。项目的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的过剩以及拆了建和建了拆，把浪费记入成绩，记入发展，记入政绩，这样的“勤劳”其实是最愚蠢的作为，可惜的是我们对此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我们在垃圾道可以发现高档食物时，我们却在向贫困户送去也许并不实用的太空被，我们把一定程度上的奢侈当作礼品送给了贫困户，但是却让他们大多时间忍受无衣无食的尴尬。贫困户对实用的需求我们忽略了，反而显得我们愚蠢和假里假气。
把勤劳作为我们的民族优点，我看是不对的，起码是不合适的。在生存智慧的历练上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要之，请先从抛弃不实在的自我标榜开始。 由此可见，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的制度资本较少或制度成本较多；二是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准较低，国民工作的技术条件较差；三是中国国民的人均资本较少；四是中国国民的人均人力资本较少。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只是导致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追根溯源，技术水准低、人均资本少、人均人力资本少都可以追溯到制度。

还有一种更简明的分析思路是，斯密、杨格等人强调的“制度———分工———经济发展或财富创造”。在不考虑收入分配或假定收入分配合理的情况下，一个人或国家之所以收入水准高或富有是因为其生产率水准高，而生产率水准高是因为其专业化分工水准高，专业化分工水准高是因为其市场交易制度发达。或者反过来说，市场交易制度发达降低了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的主要表现)，交易成本降低提高了分工效率，分工效率提高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则收入水准提高。因此，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根源是市场交易制度不发达和专业化分工水准低。前述技术水准低、人均资本少、人均人力资本少确实与专业化分工水准低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考虑收入分配制度，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部分人很富有，还有一部分人很贫穷。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勤劳和创造性劳动合理合法致富的，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不是通过勤劳致富的，还有很多人则很勤劳但不富有。其中的原因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部分处于强势或特权地位的人利用收入分配制度和财政金融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合理，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钜额国有资产，或转移了他人财富，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则不仅没有获得自己应有的权益，而且自己的一部分财富还被处于强势或特权地位的人以种种名目卷走。

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制度改革提高了制度资本或降低了制度成本。陈志武教授站在美国看中国，得出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我们站在中国看中国，则得出正是制度资本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大幅度提高，才导致中国人不再“出工不出力”，愿意勤奋工作以求致富。也就是说，不是勤奋工作去弥补制度资本不足，而是制度资本增加或制度成本降低才导致人们愿意勤奋工作。当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确实必须通过制度的深化改革，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长久地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在低收入水准上的超负荷劳动。

D. 陈志武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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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财富是个永久的话题。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他的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可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财富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