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西方传教士来华历程及其对中国影响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东西
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一、这次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从1582 年(明朝万历十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起,到1644 年(明朝崇祯十七年) 明朝覆灭止,为第一阶段,是中西文化交流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
首先,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有了初步的开展。利玛窦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状况的理解和认识,制定并推行了天主教儒学化以及科学传教的方针,使天主教得到了明朝士大夫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更是吸引了明朝士绅的注意和好奇。天主教在中国内地得以立足,从而奠定了其在华传教事业的基础。其次,作为传教士传教手段的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活动有了一定规模的开展,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全面传入中国。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干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书的翻译以及世界地图的传入,打开了明朝知识界认识和了解“西学”的窗口,冲击了明代崇尚空谈的学风,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而《崇祯历书》的编撰和西洋火枪的仿造,则是西方科技在中国成功的应用。所有这些都开启了西学东传的大门,为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清初的顺治、康熙时期(1644 年—1722 年)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阶段,即发展和繁盛时期。
清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天主教在华传播有了较快的发展。清朝建立伊始,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尚不完备,清政府主要致力于平定内乱,完成统一,尚无暇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严密的控制;同时,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虽居统治地位,但“华夏中心”的思想还不浓厚,其文化政策尚较开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仍遵循利玛窦方针进行传教,且能帮助清朝修订历法,制造火枪的天主教传教士,清政府采取了接纳和宽容的政策。虽然到1692 年(清朝康熙三十一年) 才公开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教,但是在顺康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一直得到官方的默许。这就使天主教的传播在明朝后期的基础上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繁盛局面。这首先表现在西学的应用更具成效,产生了一些水平高、影响大的成果。《西洋历法新书》的颁行及康熙《皇舆图》的绘制,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崇祯历书》虽然在明朝末年已经修成,但当时并未颁行。清朝顺治初年,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历书整理后呈献给清政府,并获准颁行,称为《时宪历》。从此,中国通用西历。这对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通力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地图的测绘,采用了经纬图法、梯形投影等先进方法,制成了《皇舆图》。它是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地图制作。其次,中国学者对西学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汇通中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明朝后期,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进行了大量的西学引进工作。这是西学初传阶段所必需的。然而由于当时明朝处于危急时期,尚无时间和条件对西学展开深入的研究。清朝初期,梅文鼎、王锡阐和明安图等中国学者努力研习西学,并结合中国传统学术,“汇通中西”。
‘贰’ 晚晴时期有哪些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
1807年来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1835年到上海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833年来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后来当了美国驻华公使的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和尉礼贤（Richard Wilhelm）。
明恩溥（Arthur H.Smith）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72年来华以后在山东等地传教30多年；
丁韪良（William A. P.Martin）、傅兰雅（John Fryer），长期在清政府文教机构中工作。
‘叁’ 基督什么时候传到中国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要追溯到唐朝的大泰景教。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郊外迎接，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建造一座教堂，用于安顿景教教士。
‘肆’ 外国传教士是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
一直没有离开。在49——83年暂时消失。
直到现在，北京上海地区还有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当然，被严密监视（防间谍）
‘伍’ 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
传教士基本指的是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虽然任何宗教都可能送出传教士，一般传教士这个词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师。
最早到中国的基督教宣教师：
使徒多马的传说：当使徒保罗启程将福音带给西方，做 “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使徒多马则向东方进发，将福音带到中国、印度等地，后于归途中在东印度殉道。
使徒巴多罗买的传说：一同来东方传福音的有多马和巴多罗买二人，多马去了印度，而巴多罗买则来到中国。
初期教会逃难来华的传说：公元65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四散逃难的基督徒当中，有部份来到东方，侨居中国。
以上三种传说都指同一时期，即公元65－70年，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事。这期间的基督徒多为犹太人，福音主要靠口传，新约圣经尚未诞生，至于旧约圣经被带来中国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另有叙利亚教士的传说：东汉时代，有叙利亚教士二人，藉学习养蚕治丝，来到中国传教。
到现在为止，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人阿罗本到达长安，受到唐太宗的接见，并被官方允许在长安传教。阿罗本带来的是基督教的一个当时被西方教会认为是异端的独特派别（现在已经不被当作异端），来华后被称为景教（聂斯托利派）。
明朝洪武年间在江西庐陵掘得大铁十字架，上铸赤乌年月（即三国孙吴时代，由公元238－250年）。铁十架上的对联可解作对基督的颂赞：“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如果这个铁十架真是基督教遗物，那么可以推测基督教至少在公元三世纪就已经传至中国。
2009年，徐州惊现汉代铜镜上有基督教十八字福音，此发现填补了基督教传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此镜的制作年代可能为东汉后期，下限不应晚出曹魏，也就是公元200-300年间，也就是公元三世纪。
‘陆’ 第一个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最先在什么地传教
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 635年 ），叙利亚基督教阿罗本到达长安 。
‘柒’ 传教士是怎样来到中国的
自从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东方，西方传教士也接踵东来。其中最着名的是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于万历十年（1582年）抵澳门，后在广东及南京、南昌、苏州等地传教。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同另一耶稣会士庞迪我，由南京来到北京，向皇帝献上天主像、圣母像、圣经、十字架、万国地图、自鸣钟、西洋琴等诸方物。明神宗大喜，即留利玛窦住在北京，于宣武门内赐给房屋，并允许设堂传教，生活所需皆由朝廷供给。此后，利玛窦遂寄居北京几十年，至万历三十八年病死，年五十九岁。明神宗赐葬地于北京阜城门外滕公栅栏，以后这里又建教堂，成为北京传教士公墓。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根据中国情况，开创新的传教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的传教方式，主要有三条。第一，走上层路线，与官僚士大夫交接，结识公卿及大儒学者等，并且争取皇帝的支持，因而得以在中国立足。第二，随从中国风尚，以减少传教的阻力。如学习中国语言，读儒家书籍，改穿儒服，又以儒家经典来解释基督教教义，力图说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通，甚至不惜修改教规，允许教徒祭天、祭祖、拜孔等。第三，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此作为传教的门径，由于这些科学知识有益于实用，可补中国之不足，因而得以取信于士大夫，见重于当局，徐徐引人入教。
除利玛窦外，明末来中国的着名传教士还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若望，瑞士人邓玉函，西班牙人庞迪我等。这些传教士大都遵循利玛窦所开创的方法，在中国各地传教。至明朝末年，全国各重要地方几乎莫不有教堂，教徒已不下数万人。到了清初，教徒更增至十五万人。
除了传教以外，耶稣会士还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主要有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火器制造等。这些科学知识的输入，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可惜这些科学知识仅能为少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如象徐光启、李之藻等近代科学的先驱者；而未能在广大社会上引起反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转自：简明中国古代史（第二版）
‘捌’ 传教士到中国来最早是在什么时候
利玛窦
明万历年间
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肇庆
1584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这一年的8月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编辑本段]第二站：韶州
万历十七年（1589年）夏天，广东新任总督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于是利玛窦移居韶《几何原本》内利玛窦和徐光启的插图。州。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很快这些强盗就被逮捕归案。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1591年麦安东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现在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籍着瞿太素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其间他还被瞿太素的朋友邀请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他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而通过与瞿太素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发现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编辑本段]第三站：南昌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在南昌，利玛窦知遇了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这里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许多儒士权贵，受当时名士章潢之邀在着名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交流，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等等。
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并开始撰写《天主实义》，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高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概念。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
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在南昌传教成功的原因：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三是它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1596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编辑本段]第四站：南京
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于是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7日利玛窦抵达北京。但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2月6日到南京。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着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编辑本段]永住北京
利玛窦像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着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逝世前指定龙华民(Nicolas Longlbardi) 接任教会中职务。
‘玖’ 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英国人马礼逊
马礼逊在1807年5月12日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经爪哇、澳门，经过近四个月的海上颠簸，于同年9月8日到达广州。
在华27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
另一种说法是荷兰人干治士
1627年，干治士抵达台湾，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和殖民者贪婪本性的不同，作为基督使徒的干治士一到台湾，就关注起了当地人的灵魂得救问题。他不满足于牧养殖民者，而是到新港社，为台湾原住民宣教做准备。他潜心学习当地语言，深入了解民俗风情，并于1629年完成《台湾纪略》一书。为了宣教需要，干治士还用拉丁字母为当地人创造了土着文字，使原住民首次有了文字。
做好充分准备后，干治士开始向原住民宣教。他深入各村社，披荆斩棘，艰苦可以想而知，辛勤工作一年半后，大约有一百二十名原住民接受了主耶稣，只是对于真理认识尚浅，未曾受洗。1629年，荷兰宣教士尤纽斯(Robert Junius)来台，协助干治士，二人同心，同工，同劳，福音事工发展迅速，信徒不断增加，台湾也成为归正会在亚洲重要的宣教地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马礼逊并非新教来华第一人。将马礼逊视为新教首位传教士始于英美传教士，1907年，在华基督新教差会举行第三次传教士大会，大会定马礼逊为新教来华的开端，并举行纪念活动。英美宣教士的作法，首先来源于特殊的历史时代，由于甲午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在当时，台湾被日寇占据，自然在英美传教士的观念中中国领土只包括大陆，而把台湾去除，在观察历史时肯定会只关注在大陆所发生的事件。其次，因此次大会以英美宣教士为主，而马礼逊是英美差会最早来华的宣教士，在英美差会的宣教士眼中，马礼逊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因而他们视马礼逊为来华第一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拾’ 西方传教士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是在多久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是1860年。签订的北京南京条约规定西方传教士可以进内地游历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