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知识体系都是西方的中国如何应对

1. 中国如何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

我们中国在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我国应看清现状并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应对挑战，有效维护战略机遇。

1、利用外部环境机遇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世界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新常态并不是一种静态，而是一种动态。

危机是“创造性破坏”，它会消除落后产能，推动新产能发展。蓄势待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包括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的“互联网+”经济。

以创新技术研发为驱动的新能源变革，以构建国内和跨国互联互通网络为基础的综合发展，以绿色理念推动的新生活方式，以及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

这些产业将改变以往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步生成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以变革与创新为驱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新环境，是利用好新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要途径。

2、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促进优化发展环境

全球问题凸显是战略机遇期内涵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经济的深刻调整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都需要加强并改善全球治理。

为此，一方面需要推动现有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新的治理机制，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规则。

这既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又为我国发挥积极作用参与新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机遇。

3、积极主动应对挑战 有效维护战略机遇

从国际安全环境看，尽管和平仍然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维护地区和世界局势和平稳定的任务仍面临诸多挑战。

维护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符合我国根本利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国主动营造和平环境的重要举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打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抗冲突陈旧逻辑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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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战略利益的矛盾及其发展；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与配置；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及其斗争、制约、合作的态势；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以及战争威胁的性质和程度等。

国际战略环境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国际条件，对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有重大的影响，并决定或制约着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对象和敌友关系以及采取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任何一种战略，都是依据一定的环境条件而提出来的，在实施过程中都要受到这种环境条件的制约，因此，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和判断，是制定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特别加以重视的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

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各主要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战略利益关系入手，较系统地考察一个较时期内国际战略格局的状况和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趋势，综合分析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种国际化条件，判明本国遭受威慑的可能、方向、性质和程度，才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对策。

2. 中国近代如何引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现代观念的引入

中国近代首先是引进西方的军事科学。从地主阶级改良派的林则徐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等一系列的书籍，介绍西方先进的战舰火炮。到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们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购买西方的铁甲舰，编练新式海军新式陆军。在洋务运动的后期，洋务派以求富为旗号，引进西方近代的民用工业，如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一系列的民用科技。同时。洋务派还选派留学生和留美幼童出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留美幼童返回中国以后，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观念带回了国内。现代观念的引入也是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入，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发展壮大。而与民族资产阶级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也被引进到中国来，比如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就引进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翻译并编写了这个孔子改制考啊，大日本改制考啊等一系列的文献介绍，君主立宪制度。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周荣，孙中山，黄兴，张太炎等一系列人物为代表，编撰了像革命军啊一系列的书籍介绍，民主共和制度。在后来同盟会的元老宋教仁又宣扬责任内阁制度和政党制度。

3. 为什么世界很多的物理学家，化学家，都是外国人，为何中国没有

这个问题要从多方面去看，历史的原因去看，现代科学的确是从西方发源的，比我们早了两三百年，这是西方的时间上优势，第二就是西方国家基本上抱团，而我们是自力更生，加上他们西方团体的排斥，导致了我们难以有太多的机会学习交流，第三就是环境因素的影响。

并非没有我们中国人，比如说屠呦呦，比如说颜宁，比如说李爱珍，比如说杨振宁等等，这些人都在国际上面有着巨大知名度的人，而且对科学方面的贡献其实并不低，并不是说我们的人不行，而是很多方面的影响导致了难以脱颖而出发挥自己的才华和提高知名度，当然还有一些默默无闻但是相当厉害，在为国家做贡献的人的存在，这些人也是有能力又不求名利的人。

4. 为什么现代科学几乎全部都是西方国家主导地位中国真的是教育悲剧就算有中国人发表新技术和新科学理论

其实中国教育不能这么说，像我现在就在国外上学，这边的课程真的非常简单，而且选课很有自主性。但是真要说学到了很多的话，不见得。
就说这边的数学吧。我现在高三，数学选修大学AP课程，对于在中国上完了高二的理科生来讲，真的很容易。而且这边有些高三生因为数学成绩不好，选修完最基本的数学就不修了。所以中国的基础教育绝对是很好的。
但是正因为从小学的课程都是规定好的，就导致一些成绩好的也不能更深的钻研，成绩差点的也不能选一些简单点的课，这就导致要在亿万人里面飞出几个领域尖子生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因为应试教育的影响，导致学生的创新精神都被剥夺的差不多了，虽然这几年在改革，可改革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更不说中国大学少，学生多，所以现在都是以应试为主要目的。
只能说，中国叫做平衡发展，外国叫做偏科发展。而且中国的学生团结意识……很多学生就算知道一些也喜欢藏着掖着，因为怕人剽窃，怕人盗走自己的成果，所以中国现在暂时出不了发表新科技理论的人并且现代科学占不到主导也无可厚非了。
ps：这占主导也有历史遗留问题在里面，想想外国在搞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在哪吧……

5. 如何应对全球化对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积极参加全球化
鼓励市场个体加入全球化竞争
鼓励科技创新

6. 有人认为自然科学实际上是指西方国家的专利,科学技术源于欧洲,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转向中国传统的自然认知，令人惊讶的是：以这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来理解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看不出有什么“自然科学知识”的成分。

正如一些中外科学家认为的，就科学理论的确切含义看，中国传统科学知识中，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或没有形成“理论性科学知识”，如果说有，也最多可类比一点西方早期自然科学理论的哲学理解，或者说中国人传统中不存在自然科学创造，正如尽管中国最早发明了“指南针”和“应用”，却没有建立出“磁场物理学”。因此，中国传统只是技术的领先，却不具有“科学理论”认知的意义，而且中国那些“自然科学知识”描述却令人不可思议，混杂了各种“封建迷信”的说法，如果我们从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也的确如此。

比如中国传统“自然科学”，似乎就是《易经》、阴阳五行、中医、风水一类的东西等等，这些相对“现代自然科学”而言似乎不堪一击，并无从下手理解，尽管其哲理而言，一些人认为甚至更可以解释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类似性和相通性，但毕竟它们不能和现代庞大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体系等同，人们只能从科学实验的哲学解释含义中来寻找这些相通性，当然其实只有极少数的中国科学家用《周易》发现了点现代科学成果，而近代以来，划时代的科学家巨人显然都是西方人。

因此通常中国人得出一些结论：中国传统知识只有人文“文化”的宝贵遗产，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因此，这些传统文化看起来也都很腼腆尴尬，拿不出点与现代文化或自然科学相当的庞大体系和更丰富的自然知识和实用性，而且这些传统自然文化也难以和现代文化连接起来，更不用说抗衡的能力了。

事实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从我们今天生活“物质”的创造而言，毫无疑问，是从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中发明出来的，并从其认知的深度和发展以及产生“器物的强大效应”而言，都远远超出了中国传统自然观形成的“自然科学”，这似乎对中国传统自然观应给予最有力的否定证据，就人对自然的认识论或认知方式而言，这其实变成了一种不言而喻、无可争辩的绝对地位和方法论，这也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无视，或用西方自然观和科学观来评判中国传统自然观和自然科学为迷信。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看待自然的认知意义，或许就会让我们发现：中国传统自然观和科学技术，是另一种自然“观察体认”方式产生的视角，它并不是“器物文化”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应用，却具有生命科学和技术文化的巨大意义。回归到人类认知文化源头来看自然科学的发生含义，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了。

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哲学观了解不多，但如果从中国“理念抽象”的概念看，却有和上述西方最初的“自然理念”创造方式显然不同的认知模式。比如《易经》发明的“阴阳符号体系”，作为中国自然哲学的认知模式来看，《易经》包含了中国由此演化或创造出的各种文化认知成果，即从宗教、中医、风水、艺术甚至到社会伦理道德、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创造，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文化发生的意义，这和西方认知模式产生的知识有不同的形态或表述内涵。比如，今天，中医与西医的比较，就产生了明显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自然认知文化，这意味着在我们需要从自身体验中来“还原”“文化”或“知识符号”的内在意义上，并以不同的“感性”或“感受”认知方式来取得不同的“符号”或“知识理解”。

如果我们把现代西方的艺术、哲学、宗教以及西方自然科学问题联系起来去理解这些现代文化的根基，以及整个人类从自然中创造的“文化由来”，人类的自然认识就显得不仅仅只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了，或不像这些所谓具有权威性的“自然科学知识”所表现的那样单纯和自信了。把西方哲学、艺术和宗教与那些“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联系起来考察（这部分非科学部分的文化始终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科学知识，如宗教信仰与自然科学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矛盾），就会给出我们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文化模式”的意义解读问题，这种综合性，并没有给这些骄傲的现代人一个真正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答案，甚至更多的是困扰，因为大多数人都被限制在某一种认知模式中了，这实际上造成了人类自身每个人与自然存在更多的分裂状态。

7. 当代科学体系的建立，为什么没有中国的贡献

有学者沉痛指出：当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可以说完全没有中国的贡献。

近代的三次科技革命，几乎没有中国的事，以形式逻辑，客观实证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长成了枝叶茂密的森林。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一些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科学”知识，却成了孤立的“不育系”。

追究中国古代没有发明科学的原因，还有一点是中国文化的一些固有特点所造成的。

想当然，不求甚解，没有实证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一些广泛流行的东西如“易经”，“阴阳五行”，“黄帝内经”等东西认为想当然是正确的并且是不可置疑的，而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允许怀疑，允许质疑，颠覆前人的观点。

人类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倾向于相信“直觉”。事实证明，很多想当然的，看似挺有理的，即顺我意，又顺我心的东西东西其实不一定是对的。科学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实证方法去突破主观的想当然。

实证方法的发明使人类的认知从一条腿变成了两条腿。当实证结果同想当然有冲突时，要服从实验结果。典型的例子如伽利略比萨斜塔落体实验和地球的形状。古代人想当然地认为大地是平的，因此普遍认为地球是个球体的说法是胡说八道。因为如果这样，地球另一面的人必然是倒置地站立在地面上，因而必然会“掉”到天上去。

盲目崇拜，神秘主义。中国人历来都是崇拜高人，真人，神医，高僧，大师，大仙等。认为这些人是聪明的，因而他们的高见无疑是正确的。其结果就是普遍相信神秘主义大行其道。古代先贤们又缺乏建立科学体系、哲学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雄心壮志，这些都是中国近代不产伟大学家的原因之一。

8. 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有哪些，当代大学生该如何应对

首先，是外来意识形态的入侵，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其一，西方采取多种手段、方式在中国宣扬其错误思潮并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冲击主流意识形态；

其二，西方通过文化全球化推行文化霸权，冲击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欲使更多中国人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

其三，西方利用宗教对中国大肆进行渗透，企图摧毁中国人的社会主义信仰； 其次，是当代中国青年自身特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 在国内，各群体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知本就参差不齐，而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呈现被动认可而非主动传播。

“我想要的，现在就要，因为，我，不耐烦。”相当普遍的“任性”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去政治化”特征明显，利益问题影响了政治判断。另一方面，政治激进群体虽小，传播力却十分大。而且，“洋八股”之风盛行，导致错误思潮难以得到彻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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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控制力和导向力。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动摇。

要明确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并不是要搞“思想专制”，而是要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要明确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并不是否定思想的多样性存在，而是要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

要明确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并不是要搞意识形态至上，而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

9. 中国现在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都无法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者自己的社会科学，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也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搞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

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着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客观。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在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无物，这种情况是尽人皆知的。

“外宣”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那么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什么原因导致了思维的“被殖民”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旧中国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国家所打败。

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

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如何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永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

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基于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很大的一份责任。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西方体系，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关键是政治

“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

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王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而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而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

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