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Ⅰ 中国城镇化哪时开始的

中国城镇化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人类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英国的城镇化，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英国的城镇化用了200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的城镇化，那些城镇化规模更大，但是用了100年时间；第三阶段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只用了40-5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然后中国的城镇化就开始了。中国的城镇化跟英国、美国、拉美有什么不同点？从人口规模上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个国家的人口转移的城镇化国家，在中国整个城镇化过程中，将从农村向城市转移高达8亿多人口，而且因为国家大、情况复杂、贫困人口多，城镇化速度要比其他国家期望的要低，城市化率每年是1%左右，不像非洲3%、5%，我们认为这个城市化率是合适的。更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几乎是关起门来搞城镇化的唯一大国。英国在搞城镇化的时候有一百多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接纳了许多英国移民，由此减轻了许多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压力。拉美国家特别是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仅向美国移民就达4000万。但是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过去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为了对全世界负责，我们不会向世界输出难民。中国努力做到自己关起门来完成城镇化，而且第一次、第二次城镇化过程中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非常低，石油只有两三美元一桶，但是轮到中国搞城镇化时石油价格暴涨。
城镇化的动力和背景也不一样。第一次和第二次城镇化依靠工业化推动，但是轮到中国搞城镇化的时候，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包括中国要完成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所以中国是人口转移和就业安排比较一致的国家，这是中国政策制定产生的效果。而美国出现非洲人口转移在前就业安排之后，出现大量贫民窟。
最后，城镇化轮到中国了，但是我们城镇化的时候遇到非常严格的环保要求和低碳排放的要求，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回顾过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城镇化的时候，先行国家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现在中国在这上面再叠加大家都觉得受不了，但是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必然增加能耗和碳排放的过程，中国到现在为止每年消耗的水泥是世界上所有水泥产量的40%，所有钢材的35%；每年要盖20亿平方米的房子才能满足需求，所以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原材料、能源的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要完成城镇化又不能有排放，这是不可能的。这对中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城镇化的挑战中国的城镇化刚刚进行到中期，才是完成了47%左右，我们还有30年的城镇化，而且这一个城镇化过程中，每年还要转移1500万人口，二氧化碳排放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国如果选择错误的城镇化模式，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完成城镇化的时候会出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剧增，这是非常可怕的，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这样的前景，也没有人愿意中国这样做，中国人跟所有的世界人民在这个意见上完全一致的，我们应该另辟一条节能减排的生态文明的城镇化道路。
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就多了。
第一，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人地矛盾尖锐的国家。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不到整个土地面积50%，而适应人类居住、适应大规模推进城镇化的恰恰是优质的耕地，而耕地人均只有1.4亩，每年因城镇化减少耕地1800万亩左右；中国人均水资源被国际有关组织列为贫水国家。大家要注意，我们国家水资源分布非常不均匀，比如说在华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1/3，但是水资源仅仅占6%，而西南地区，人口很少，但是拥有了大部分的水资源。中国的水土资源和各个大国相比，耕地只有人家的1/20，水资源、森林面积也只有人家的1/20，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到底怎么办？在资源问题上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是以全球7%的耕地、7%的淡水资源来支撑全球21%人口的城镇化，而且还要关起门来搞城镇化，这样一个难题我们需要30年时间去应答。
第二，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候鸟式”农民工群体，而且其流向分布非常不均匀。中国的土地制度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政府，也是属于全民，而农村土地属于集体组织，这就使得农民转移到城里来，但是土地还保留在那里，这在经济学上看来是一个错误，但是在中国却是发挥着有效率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出口锐减30%，造成了几千万农民工失业，但是这些农民工回去种地，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一制度也正在调整之中。中国的大城市里的城中村扮演着一种“贫民窟”的角色，安排许许多多农民工住在这里。从2001—2004年农民工进城的就业分布来说，大城市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57%到62%，小城市吸引力在下降，这有一个很危险的倾向就是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人口会越聚越多。
第三，中国能源存量结构完全失衡，建筑、交通能耗增加很大。中国人均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11%和4%，所以当发达国家原来用煤作为工业燃料的，现在转成用天然气了，它的二氧化碳排放就减少了一半，但是中国没有这个条件，中国还是只能以其储量相对丰富的煤，而中国天然气储量非常少，不可能像英国、欧洲、美国能源结构的转移，再加上中国的气候冬天非常冷，夏天非常热，与世界上同纬度地区的平均温度相比，所有城市冬天都偏低了3-15度，所以中国单位建筑能耗应该比全世界平均水平高。所以高速城镇化期间，我们不得不建造20亿平方米的新建筑，也就是世界上40%的建筑量发生在中国，而过去我们所建的400亿平方米建筑需要简单改造。大家知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空调的消耗量、建筑能耗将会逐渐上升，这是一个刚性的消耗，由此造成将来能源问题比产业能耗问题更大，更难克服。中国的人均能耗非常低，就是那么低的能耗，40%左右是因为生产外贸产品所产生的能耗，所以中国替发达国家转移了一部分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人均很低，但是总量很大。
第四，中国的机动化跟城镇化是同步发生。为什么欧洲城市比较密集，而美国城市就出现低密度化，我本人理解欧洲城镇化在前机动化在后。但是美国是城镇化和机动化同时发生，除了纽约和波士顿以外，其实城市都出现严重的城市蔓延，一旦出现城市蔓延问题就大了。中国非常不幸的是，跟美国一样也是机动化跟城镇化同时发生，也就是说中国很有可能出现美国式的城市蔓延，好在中国土地制度是一条“拦水坝”。汽车进入家庭对每个人都有诱惑，一旦拥有汽车人们就可以在地理空间上广泛选择居住地，这个时候城市蔓延是很难阻挡的，所以说中国在这个时候要保持土地制度的基本稳定，才是应对机动化和城市蔓延非常关键的政策。
第五，中国城镇化的推动力失衡。中国依靠工业化来推动城镇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这样一来，工业排放污染就比较大，我们同样经历了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工业化阶段的水污染、空气污染问题，再加上污水收集管网不足，工业和城市污水排放量上升非常快，前两个五年计划，中国政府下决心加强污水处理，污水处理率是世界上城镇化过程中增长最快的，从1995年20%上升到现在超过了50%。但是，中国沿海和其他河域地带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突发性的事故非常严重。
第六，中国是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众多的国家，但是整个城镇化过程中，也遇到一个盲目照搬国外城镇发展模式的问题。我们向往发达国家那种城镇化的模式，但是那种模式使得我们城市的风格雷同，城市的规划设计缺乏地方特色，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受到破坏，国家风景区、自然保护区是最精华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但是保护难度很大。
第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日益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这种扩大的趋势就造成了农村人口快速向城市转移，同时也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别在扩大。
第八，城镇化带来了区域化的发展。也就是城市区域化了，区域又城市化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就出现了，这种竞争有些是良性的，有些是不好的，这些问题中国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城市群的集中度在提高，城市的决策不仅对城市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周边的城市。大家都可以看到，在20年前珠三角的广州、深圳在地图上只是两个小红点，但是现在这些红点连成一片了，这是一种区域的城镇化，急需对城市群综合进行规划，综合进行设计，综合进行引导。中国的对策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大家都来对中国面临的挑战献计献策，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人类。我个人想有这么几条：
第一，在城市规划中我们要用强制的管制手段来划定基本农田的保护区，来有效制止城市的蔓延，这种无序的蔓延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二，要坚持紧凑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防止出现美国式的城市郊区化。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在100年过程中所经历的城镇化，它的人口密度从每平方英里八千人下降到现在只有三千人，而且在继续下降。中国在过去50年间大中城市的人口密度始终保持在1平方公里一万人，所以中国所有城市叫紧凑型城市。我们要继续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现在是遇到了机动化的挑战，如果中国走错了道路，就会出现像美国这样的结果，低密度的城镇化就带来汽车依赖症，就带来私有依赖症，一个美国人消耗汽油相当于5个欧盟人。
第三，采取农村人居整治，均衡城镇化的压力，避免非洲式贫困的城镇化。我们不能驱赶农民到城里来，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来均衡城镇化的压力，这是健康城镇化的一个需求。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赶快把农民聚集到城里来，但他们忘记了生态和能源的承载力。说到能源承载力，我们跟国际上发达国家数据完全不一样，根据我们实际调查，一个城市的居民消耗的能源相当于三个农民，中国农民还是手工劳动为主，所以消耗能源非常低，中国农民人均耕作的土地不到3亩地，只有美国农庄的1%。
第四，要推行严格的节能目标和政策。建筑能耗会出现快速上升，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不进行节能，中国建筑能耗将从现在的3.5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20年的11亿吨标准煤；如果推行建筑节能我们就有望节约3.5亿吨标准煤，这是一个巨大节能减排领域。我们现在对所有新建筑都是严格执行节能50%的标准，大城市节能65%标准，两步就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现在可以跟大家说80%以上新建建筑已经执行这个标准，但是我们还不满足，要求更多的公用建筑能够走绿色建筑的道路。
第五，要实行自行车和公交优先的交通战略。中国在未来十年内要修建世界上最多的地铁，将要投资总数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自行车数量现在正在稳定，而且有望逐步上升；中国的电动自行车已达1.2亿辆，而且每年增长30%，已经占世界的60%以上。各国优惠政策倾向电动汽车，中国自行车节约空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六，我们正在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和分配式能源计划。太阳能屋顶计划，为装上太阳能光电板的，每瓦补贴20块钱，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板生产国家。目前，我国已有超过三千万家庭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占世界使用量的70%。每年光这一项就减排2000万吨二氧化碳气体。最近，把太阳能热水器以国家补贴方式送到农村去。
第七，正在采取大幅度增加城市污水管网和处理厂投资，预计今后五年投资两千亿人民币，所有城市和县城都建立污水处理厂。
第八，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名县的保护法规。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且绵绵不断保留至今，保留了大量的文化遗产，非常珍贵，我们正在着手做这样的保护工作。
第九，我们要建大量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来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
第十，正在编制区域性规划，在整个城市群范围内来统筹地建设基础设施，统筹地使资源共享、生态环境共保、污染共治。更重要的，我们正在建设大量低碳生态城。中国每年要建的新卫星城都在50个左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新城镇建设的国家。我们正在跟众多国家合作来建立生态城，同时又对原有的城市进行生态化改造。比如，在天津我们建设中新（加坡）生态城，花八年时间在盐碱地上建设人口30—50万的新城市，而在这个城市里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将超过30%。
我借这个平台向各位朋友呼吁，正处在城镇化高潮中的中国，我们必须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的实际变革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同时使中国城镇化走对路，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基本原则，全面推行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低碳生态城，希望大家都加入我们的队伍，因为只有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世界才会绿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仇保兴）

Ⅱ 中国城市群发展已进入全新时代了吗

近年来，城市群的发展在我国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刚要》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标志着城市群发展道路首次进入国家战略框架。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对新时期我国城市群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应该成为新时代城市群发展的新追求。具体而言：一是应由注重追求数量扩张向注重追求质量提升转变；二是应由注重追求自发发展向注重追求统一规划转变；三是应由注重追求城市自我发展向注重追求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转变；四是应由注重追求经济产出向注重追求经济、社会、环境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新时代，中国的城市群发展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必须有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思路和新的发展举措，实现城市群的全面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Ⅲ 中国第八个国家级城市群诞生都有哪些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正在进入城市群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一个个城市群发展规划“落子”，布局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

近日，国家发改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正式发布《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继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之后，国家级城市群正式升级为8个。（前7个国家级城市群为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这也是十九大召开之后，首个获批的国家级城市群。同时，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核心，西安跻身为第9个国家中心城市。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获批，背后有什么战略深意？西安又如何不辱使命，担负建设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引领西北发展的重任？日前，城镇化和城市研究专家、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刘士林，做客《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城市相对论”第2期，畅谈了他们的见解。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刘士林

战略深意西部城市群有了两个重要“眼位”

NBD：关中平原城市群是获批的第8个国家级城市群，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国家战略深意？对于中国的城市群发展格局有怎样的影响？

冯奎：关中平原城市群是十九大召开之后首个获批的国家级城市群。这个城市群最大的战略意图，我认为一是谋求区域协调发展，二是推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

西北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但基础设施仍然较弱、创新发展能力仍然不足，在区域发展中仍然是明显的短板。十九大报告在论述区域协调发展时，将“强化举措支持西部大开发”置于东北、中部、东部等问题之前，反映了包括西北在内的西部发展的重要程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开放是主要方向，西北也成为前沿与核心区，承担着重大历史使命。规划建设关中平原城市群，就能打造向西开放的战略支点，成为支撑西北地区发展的增长极，有利于实现“一带一路”愿景目标。

城市群是实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中国东部有若干个城市群，尤其是全国三个最主要的城市群都在东部。现在西部规划建设了高规格的成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相当于拥有至少两个“眼位”，这加重了西部发展的分量，对西部发展是极其有利的支撑。这种布局对于大国经济体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意义深远。

刘士林：此次关中平原城市群晋升为“国家队”的意义和影响，除了冯秘书长从政策和战略讲的，我觉得还可以从这个规划本身进行解读。

首先，是国家中心城市的一个新说法。国务院以往在批复长三角、珠三角规划时，只有城市群的定位和目标，没有提国家中心城市。国家发改委在批复成渝、长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规划时，国家中心城市开始出现，但在成都、武汉和郑州的前面都加了“支持”二字。关中平原城市群基本上延续了这个模式，但首次去掉了“支持”，更加名正言顺。

其次，发文单位由一部委变成两部委，这是第一次。此前的城市群和国家中心城市，或者从住建部“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来，或者从国家发改委的“区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提出来。

NBD：规划提出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城市群”，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级城市群都有这样的定位。在二位看来，什么是“国际影响力”？为什么关中城市群需要有国际影响力？

刘士林：什么是“国际影响力”，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有定论。学术界尽管有一些研究成果和指标体系，但也没有取得普遍认同。

关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城市群”的内涵，我们不妨从8个国家级城市群的比较中来体会和认识。目前的8个国家级城市群，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梯队：一是世界级城市群，主要指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二是有国家中心城市的国家级城市群，此前已有长江中游、成渝和中原，它们的地位相差不大，主要是配合国家战略打造经济或区域发展的新增长极、促进内陆开放等；三是没有国家中心城市支撑的哈长城市群，主要是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地区对外开放。

关中平原城市群本身处在第二梯队，但首次提出了“国际影响力”的发展目标，这一方面体现出新时代对国家城市群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也与西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的重要战略枢纽地位密切相关。

冯奎：在我看来，城市群的国际影响力，就是城市群在世界城市群体系中的地位。地位越高，它在政治话语、经济要素、科技创新、文化艺术、交通门户等其中一个或多个方面的影响力就越强，就越能为城市群中不同类型的组织特别是企业、个人带来城市群的平台价值。

就中国的国情、国力现状来讲，以后除少数承担特殊使命的城市群，凡称得上“国家级城市群”的，一般都应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最重要的平台，因而都应该有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

关中平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丝绸之路从这里开始。“西罗马，东长安”是西安在世界历史地位中的写照。关中平原城市群要突出国际影响力，根本是要延续中华文脉，体现中国元素，展示中华文化的自信。国际化与对外开放是这个城市群发展的基本方向。

区域协同与成渝形成1.5亿人口大市场

NBD：早期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仅涵盖陕甘两省，如今把黄河金三角的运城、临汾，陇东的庆阳、平凉都纳入到关中平原城市群，从两省增加到三省，为什么要做这种调整？在城市群框架内，三省如何协同发展？

冯奎：我认为这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黄河金三角的山西两市和甘肃陇东两市，被纳入关中平原城市群，这为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资源支撑条件，特别是能源。八百里关中平原，从黄河金三角向西延伸到天水一带。规划中将晋、陕部分城市纳入城市群，有利于形成多个对外通道，在更多方向实现关中平原城市群与外部的链接、延伸，有利于全面实现关中平原城市群的门户功能。

城市群突破省际行政边界，这对于城市群治理来说构成一定挑战，国际上发达的城市群与国内先进城市群在这方面已积累一定经验，值得借鉴。关中平原城市群可以更多从历史文化和经济合作中找到纽带。比如平凉古时就是西出长安第一城，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重镇。山西晋商汇通天下，是新时代“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三省协同要讲过去的感情、当前的利益和未来的合作前景。协同要不断地机制化。

刘士林：我同意冯秘书长的看法。此次批复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在空间和城市范围上的调整，主要原因应该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起一个国家级城市群的使命。

国家级城市群不可能家家点火、户户冒烟，一个城市群的“落子”，必须照顾到更大的“面”，特别是要把经济地理联系密切、但却被行政区划割裂的地区重新联结起来，组团发展。同时，这也符合我国城市群的空间发展规律。

与西方城市群一般是城市地理与经济自然演化的结果不同，我国的城市群主要是在特定行政框架下形成的，行政壁垒问题一直比较突出，这个顽疾只能通过更高层的国家战略来打破。比如最初的中原城市群只局限在河南一省，现在的范围涉及到四个省。长三角城市群长期以来一直是江浙沪的“富人俱乐部”，但国家正式规划也把安徽的一部分纳进来。

这同时也是促进三省协调发展的关键，一是按照城市群的规划框架，建立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和产业分工协作机制，避免无序蔓延和同质化竞争；二是结合地理和经济联系，弱化行政割据和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群发展中的作用。

NBD：成渝城市群与关中城市群，一个西南，一个西北，同处向西开放前沿，两个城市群定位也有相似之处，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引领西部发展的合力？

冯奎：关中平原城市群拥有西北唯一的特大城市西安，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引领区，是向西、向北方向贸易通道的战略支撑。成渝城市群拥有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是长江经济带上游的门户枢纽，是向南国际贸易大通道的战略支撑。

成渝城市群与关中城市群是西部发展的两个“棋眼”，从长远来看，两个城市群形成合力，将使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深度交汇，最大限度地释放区域协调发展带来的红利，给企业带来更广阔的投资空间。两大城市群的合作，城市群范围内的人口就达到1.5亿，是未来具有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

两大城市群之间，尤其是核心城市重庆、西安、成都之间，应在交通设施、物流运输、特色旅游、优势产业、现代农业、文化教育、能源利用等方面，建立联席会议和专题工作机制，从项目合作入手，逐步加深合作，带动更多中小城市和企业家参与合作。

对有志于在西部发展的企业家来说，及早选择在成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布局，应属具有战略眼光之举。

刘士林：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成渝城市群与关中平原城市群，一个是国家西南开放通道的战略锁钥；一个是西北开放通道的战略枢纽，各有广阔的腹地和开放发展的方向。随着重庆成为直辖市、成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西部逐渐出现了“南强北弱”的新问题。关中平原国家级城市群和西安国家中心城市的设立，对改变西部的内部分化，在西部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形成战略犄角之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般来说，由于都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西南和西北需要进行利益协调，形成真正的战略合作关系，一要改变观念，避免内耗；二是创新方式，更多地发挥市场化的机制和手段，一起降低建设成本；三是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探索形成一整套适合自身的政策、机制和路径。

最大挑战传统的扩张道路已行不通

NBD：作为关中城市群唯一的核心城市，西安要带动引领城市群发展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冯奎：西安目前的GDP是7000多亿元，城镇化率是70%多，服务业的贡献超过70%。但西安的对外贸易、创新驱动发展等，距离国内一线城市有很大差距，更不用说跟国际一流城市相比。

放到城市群层面看，关中平原城市群常住人口与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例分别是2.79%和2.14%，这意味着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均生产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安还没有那么强，它要带动一群也没有那么强的兄弟们，这是西安现状。那能不能简单地通过传统的高强度投资、扩大建设规模实现西安扩张，然后带动周边中小城市？这行不通，因为国家的发展环境与约束条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总之，西安自身距离规划中所给的定位要求，还有一定距离。最大的挑战来源于传统的扩张道路已经行不通，而如何通过空间转型、产业转型、发展模式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条路径还需要探索。

刘士林：是的，西安的经济实力是比较弱，但我们不能说西安的影响力弱，因为评价一个城市，不能只看GDP。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汉唐王朝都建都于关中平原，并成为当时东方文明中心。因此，西安在中国城市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在世界城市中也很有影响力。对此，西安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而不要被GDP牵着鼻子走。

西安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提升城市的现代化功能。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西安有非常辉煌的历史，但与上海、广州等海洋城市相比，在发展观念、功能形态、体制机制上相对封闭和保守，在城市治理体系和公共服务上，与现代化大都市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在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之后，西安应瞄准规划中提出的“功能完备的城镇体系”，一方面在生态、社会和人文方面发挥好集聚、辐射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迅速补上交通等方面的“短板”，尽快建成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大都市。

NBD：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支点城市，西安如何利用“一带一路”中的区位优势，带动引领城市群发展？

冯奎：丝路特色是西安国家中心城市最重要的标记。建设丝路科创中心、丝路文化高地，是从科技与人文两方面提升发展实力、拓展发展空间的战略举措。

从丝路科创中心来讲，西安要构建高速、移动、安全、信息基础设施，率先建设智慧西安都市圈，推进中国-中亚跨境陆缆建设，为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信息服务。同时积极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动能转变。

从丝路文化高地来讲，西安要积极搭建各类文化交流平台，挖掘丝路文化内涵，体现中国风貌元素，促进民间友好往来，提升西安的魅力指数。特别是要将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经济消费；将文化吸引力转换为文化影响力；将文化转换为西安国际大都市最深沉的自信。

刘士林：这两大定位，一个是科技，一个是人文，它们和规划中提出的“经济充满活力”和“生态环境优美”，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战略框架，同时也实现了和自身区位条件和优势的良好结合。

在人文方面，西安作为中国历史上汉唐文化的中心，其丝路文化高地的地位无可置疑。在科技方面，西安不仅有多个高新区和示范区，在上世纪的三线建设中，也积累了一批非常好的军工基地，为发展军民融合打下了深厚基础。

从对城市群的作用看，中心城市的核心职能有二：一是支配；二是服务。一般说来，一个成熟的中心城市会平衡好“支配”和“服务”的关系，甚至是把“服务”看得更加重要。现在的上海，就在着力探索如何扩大城市的服务功能，建设服务型的中心城市，这一点西安可以借鉴。

未来蓝图下个国家中心城市看好东北和深圳

NBD：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国家中心城市诞生。二位认为，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会是谁？

刘士林：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数量，我个人认为未来不会很多。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形成中心城市的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要支持一个国家中心城市，需要有一定的自然、经济、社会和人口等资源，不是想设立就设立的，如果设立太多，有些因为距离太近也只能是徒有其名。

二是我国的区域和城市群布局已经很满，没有多少大的空白可以“填写”新的城市群和国家中心城市，这个只要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

至于下一个是谁，我个人可以给两个猜测：一个有可能是东北的某个城市，在我国四大区域中，东北的弱势更明显，也比西北更需要；二是也有可能是深圳，这有利于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部分做成一个双中心的城市群形态，同时也是对创新城市的一个鼓励。

冯奎：目前的国家中心城市，大体上有三种产生方式：第一种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类型，即由当时的城镇体系规划确立的；第二种是在国务院对城市总规、城市群规划等规划的批复中，提出要朝国家中心城市方向发展的；第三种是在有关城市群规划中明确加以认定的，西安就是这种类型。

从未来看，命名制的国家中心城市可能还会有。但是更多有望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那些城市，它们应该是生长出来、拼斗出来的。少数城市可能没有国家中心城市之名，但实际上已经具有相当高的国际影响力，并对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着巨大作用，它们可以被看作是事实上的国家中心城市。

有人的地方就有经济。

Ⅳ 中原城市群什么时候提出的概念

2003年提出的《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构想》

Ⅳ 中国城市化进阶之路：三大城市群崛起 角逐世界级城市群

编者按

一百年来，中国从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到城镇人口占将近三分之二，城市数量、质量和规模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高速发展，我国城镇化势头依然不减。

中国14亿人口中，9亿人居住在城镇，目前城镇化率已达到63.9%，与“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城镇化率目标仅相差1.1个百分点。

在保持高速城镇化的同时，城市也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仅经济有巨大飞跃，在城市治理上也不乏亮点，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营商环境优化、治理模式创新……

无论古今，无论东西方，对于城市的本质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城市发展的目标在于人。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突出，人口红利消退的情况下，城镇化率的提升，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又一股力量。不少大中城市放宽落户条件，甚至零门槛落户。人，尤其是人才，成为各个城市竞相争夺的对象，吸引来之后还要留住，这已经成为众多城市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与水平的内在动力。

而在城市不断做大做强的基础上，城市群、都市圈自然形成，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抓手。城市群内部加速一体化、协同发展，打破行政分割对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不合理限制，各个城市之间分工协作，形成良性发展态势。都市圈内部联系更为紧密，有的城市与周边地区甚至规划都能实现一张蓝图，这将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病。

在未来与世界城市的竞争中，中国城市仍有不少需要提升的空间，住房、上学、就医、工作等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是其中重要的方向。（李博）

未来世界的竞争，实质上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

早在2006年，“十一五”规划就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将大都市和小城镇两个角度统筹起来。直至“十三五”规划对中国城市群格局明确定调，重点发展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在内的19个城市群，从“一群城市”迈入“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思路逐渐清晰。

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三大城市群建设已初具规模。201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批准设立河北雄安新区。2019年2月及同年1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相继印发。三大城市群全部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从全球角度而言，真正意义上对城市群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法国学者戈特曼考察完北美城市化后提出了大都市带的概念。他认为，“大都市带”是指几个规模相近、地域相邻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共同组成了区域中心、呈组团式或块状分布的都市圈，进而形成一个“大都市带”。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六个，分别是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核心的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核心的城市群，以及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

如今，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三大城市群正朝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方向加速推进。迈向世界级城市群，不仅意味着指标规模与发展质量的提升，更意味着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深圳。视觉中国

用“一体化”发挥乘数效应

在国际城市群之间的较量中，如何提高我国城市群的竞争力？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一方面这涉及单个城市实力的提升，比如科技产业的创新、宜居宜业水平及市民教育水平的提升等。近二十年来，我国大城市在许多世界城市榜单中极速跃升。不仅是四大一线城市，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也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从横向看，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可“做文章”。若仅以单个城市着眼，不同行政区之间难免发生恶性竞争。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发展城市群的关键一点正是如何把地理上的城市组团变为内部有机联系的城市群。这需要在“一盘棋”的理念下通过行政壁垒的逐步消除、基础设施和软环境的协同与对接，达到1 1＞2甚至是乘数效应，提升整个城市群的竞争力。

近年来，城市群协作也迎来跨越式发展。在省际“断头路”方面，21世纪经济研究院观察到，前些年有网友在论坛中感叹江浙沪比珠三角更常碰到“断头路”。一个原因在于长三角许多地方涉及跨省边界，例如以前上海与江苏一些交界处往来要花数倍时间绕行。而上海与周边苏州等城市已形成较为密切的产业联系，边界两侧的城镇也渴望融合发展。

伴随一体化战略的“东风”，2018年6月苏浙沪皖签署《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为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踩下油门。开工后，有相关城镇政府工作人员感叹，8年前就在设想两地联通后借势发展度假旅游，如今终于可以落地了。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从世界经验来看，大都市圈中一些小城镇为“上班族”提供度假休闲等服务是常见的城市分工方式，也是市场所向。促进要素的有序流通，改进阻碍其发展的体制机制，可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最近三年，长三角作为城市群中主攻“一体化”的载体，许多细分领域的协作越发“活络”，也将一体化推向纵深，形成示范效应。

产业层面，当下产业联盟的建设形成一股热潮，全面开花。有的由政府牵头推动，例如在工信部门指导下上海发起成立长三角集成电路融合创新产业联盟。更多的由行业自行发起，例如长三角工业设计产业联盟，这类平台为各地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市场主体等多方的沟通合作提供更多空间。

同时，三省一市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在力求推动长三角市场体系一体化发展，包括营商环境联建、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这将为城市群中的市场主体拓展业务、开展合作带来便利。

在民众更直接感知的公共服务方面，力度尤大。截至2020年6月，长三角有5700多家定点医疗机构纳入了异地门诊直接结算信息平台，居民到参保地备案后，就能到异地医院门诊刷医保卡结算，个人病历信息也已互通。另外，2020年青嘉吴三地还首次实现了跨省域中职招生。

视野向南，近期港式家庭医生入驻深圳前海，内地与香港医疗体系正加速对接。视野向北，北京首条跨省域轨道交通河北段26日开工建设，北京与河北联系更为紧密。

在“一盘棋”的理念框架下，三大城市群正在苦练内功，携手发挥叠加效应，在世界级城市群的竞争中再迈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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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成渝城市群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

成渝城市群位于四川盆地，具体范围包括重庆市和四川省，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2016年常住人口九千万人，地区生产总值4.76万亿元。

成渝城市群的提出由来已久，2011年1月《成渝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简称《协调规划》)发布;2011年5月《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简称《区域规划》)发布;2015年5月《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简称《备忘录》)签订;2016年4月12日，《国务院关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公布，原则同意《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简称《发展规划》);4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知》。至此，成渝城市群上升发展到国家高度。——常识城市篇。

Ⅶ 城市群是什么

城市群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培育都市圈是从城镇化到城市群的中间阶段。

我国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

Ⅷ 中国的城市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据国家建设部《2003年城市建设统计公报》显示，至2003年末，我国设有城市660个，城市人口近3.38亿，城市面积39.9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为33%左右。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998年为55%。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的状况，是因为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时而又不断反复的艰难道路 一、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 近代史之前的中国城市化，因为它对中国今天城市化的发展不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启示作用，因此本文不予涉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100年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平衡。东南部城市化进程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远不如 东南沿海，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城市工业化特征差距悬殊。比如东南沿海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 等城市不仅在城市规模上迅速扩张，而且其工业化进程也较迅速。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不处在工业化进程之列。东南沿海城市的建筑、通讯、工厂、商业、交通已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程度的联系。譬如上海外滩一条街的高楼大厦，青岛的洋楼区。而其他不发达地区城市则不具备这些工业化的明显特征。 城市的商业化功能不显着。有一种说法，西方资本主义的每个城市都是以市 场为中心的，而中国城市是以官府、衙门为中心的，象北京，紫禁城是它的中心。而市场则散布在四周，比如菜市口、花市、瓷器口都在边上而不在中心。这一阶段的城市中心是属于官府，城市的政治、军事的特征和意义更为显着和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形态上商业化的功能不占主导地位。 城市文化畸形发展。由于列强的入侵，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已经受到了西方 文化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的一些风俗、传统习惯、戏剧、本土文化也占有一定的空间，这二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共存，相互影响但又并行发展着，实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奇特现象。例如：这一阶段的上海已经与传统的中国城市距离很远，西方的文化随处可见，并且占主流地位，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顽强地在这个城市中生存着。如沪剧、越剧这些地方剧种也拥有大量的观众，这种文化畸形发展的现象令人十分费解，不过，人们认为这个现象与上海日后形成的海派文化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时期大约是1949年~1980年左右，这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得非常艰难，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处在一种“反城市化”的状态。例如：对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的管理上实行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限制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甚至出现过大规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缓慢，有时甚至是倒退的状态。这一阶段的城市化的状态有如下特点： 城市的发展具有规划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30年间实行的是计 划经济，因此城市的发展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性。除了关注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还考虑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新建了一些工业城市，另外，还从备战的角度出发，从一些大城市搬迁了许多工厂和人员，新造了一些三线城市。这些新增的城市在客观上为中国的城市布局，特别是中西部城市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些积极的因素。 城市的生产功能凸显。这一阶段过程中，城市的建设与工业生产的发展不可 分割，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办工业，办交通运输业是城市的最主要的任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的省会城市基本上也是该地区工业生产最发达的城市。消费、商业、第三产业这些功能仅占城市次要功能的地位。 过分强调生产功能，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功能给城市化的发展埋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环境污染的问题，给今天的城市化发展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城市仍然是行政的中心。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在这一阶段里，各个 省会城市基本上都是该省最大的城市。以次类推，各级地方政府所在地也基本上都是该地区最大的城镇。不仅如此，政府的办公地往往还占有该城市的中心地段、黄金市口。这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略有改变。 城市的市区与郊区界限分明。在这30年的时间内，城市的市区与郊区的人 们在户籍管理上泾渭分明，按计划供应的商品也有相当的区别，而且在建筑物景观、交通、商业、电讯设施等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城市化的进程，而且市区人口、工厂、建筑物高度密集，给城市未来的发展增加了很大的麻烦。 可以这样认为，这30年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在观念指导上，具体实施时基本上是一种反城市化的战略，致使城市化发展的进展缓慢，时而还处于停滞状态，并且还积累了大量的矛盾，给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留下了许多包袱和难题。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再加上我国开始逐步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被当作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方针得以全面的重视和实施。。因此，这一阶段城市化与前二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城市化与现代化相联系。 一些发达的国家，其城市化程度均80%以上。而且在当代社会中，城市化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市场经济丰富的商品生产的支持下，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它能极大地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化与现代化是同一个词。一个国家如果有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里，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因此，中国的政府开始抛弃以往反城市化的观念，改革并大力推进城市化，而且把它与实现现代化紧密相连。 城市的消费性功能趋强显现。中国城市以往的主要功能是政治行政中心，生产中心，也许这些功能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但在今天，城市消费性的功能开始显现，而且有逐步走强的发展趋势，其标志是一些大中城市中金融、贸易、通讯、运输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开始迅猛的发展，其增长的速度，发展的规模均超过了工业产业。当然各个城市的消费功能所处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令人欣慰的是，各级政府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城市的消费性功能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离不开加强城市消费性功能的建设。 城乡一体化战略得以实施。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曾经实施过在世界上少见的严格户籍制度，这个户籍制度也许在当时因为某些因素不得已而为之，但客观上却限制了人与人、人与资源之间的流动关系，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因素，特别是造成了城郊或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 20世纪80年代，户籍管理制度的社会屏蔽功能大大削弱了。进入21世纪，有的省、市宣布取消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的差别，也许这不仅仅是对人权的尊重，同时也意味着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政策的终结，中国开始了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 这一流动的直接结果，使得城市开始了在规模上的扩张，一些大中型城市开始重视卫星城镇的建设。在现代化立体交通的基础上，一些特大型的城市开始出现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分散化”的特征。城乡之间一体化的战略得以实施，城乡之间可以共享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逐步形成。前30年间，人们对大型城市的发展一直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国际性大都市，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飞跃，却呈现出许多令人不可忽视的优越性。 大型城市往往是经济贸易活动的中心城市，它的集聚效应带来了经济上的高度繁荣。而人口的密集与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创造出无数的就业机会，它的发散效应还形成了连片的城市群、广阔的区域经济增长地带，其结果还往往带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腾飞。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三个大都市圈、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最有望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这一地区的城市将以上海举办2010年世博会为平台，共同努力打造上海大都市圈。 这些以大型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的崛起与以往分散、独立、规模不大的城市相比较，它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能源，完善交通的设施，提供良好的教育，控制环境的污染，提升人口的质量。而且从全球范围来看更具备可比较的现代意义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的逐步形成和不断地完善发展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要珍惜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发展收获的成果，坚定地加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增强协调发展，因为城市化与祖国的现代化紧密相联，城市和大都市圈代表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Ⅸ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设

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长三角的范围确定为江浙沪，明确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即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提出，经过10-20年建设，中国要将“长三角城市群”建成国家综合竞争力最强的世界级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