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加大内需

❶ 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途径和措施都有哪些

国务院总理WJB 在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 会议认为，近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出台扩大内需10措施2010年底需投资4万亿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四季度增加中央投资1000亿 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要突出重点，认真选择，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和效益。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工程进度，同时抓紧启动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办成一些群众期盼、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大事。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要把促进增长和深化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❷ 中国扩大内需的原因以及如何扩大内需

中国扩大内需的原因是现在生产力过剩，工业产品过剩，商品物资充足，扩大内需可以激活市场，带动企业发展。扩大内需的方法有增加基础建设投资，增加工资，扩大购买力。

❸ 根据经济形势,我国怎样扩大内需

最重要意义应该就是减少由于贸易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减小人民币升值压力.
扩大内需无非是让国民有消费的能力和欲望.所以:加快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增加国民收入;减税,刺激消费;降低存款利率;发展旅游服务业.

❹ 在中国如何扩大内需

中国消费波动的主要驱动力量来自就业市场的改善和工资的提升,后者主要受到供给能力释放过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然而,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条件下,由OECD工业生产所形成的外部需求扰动也对中国企业利润状况和就业条件产生明显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OECD工业生产的反转无疑将减缓中国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幅度,从而减缓中国企业的利润下降速度,但这不大可能改变中国工业品价格继续下降的趋势。如果未来中长期内的经济调整过程不能通过及时降息等手段来稳定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就业市场条件,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就难以真正启动。
零售增长来源于供给能力释放
带来的就业扩大和工资上升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零售增长率有3次显着的加速(图1),分别是1995-1996年、2000年和2005年以来三段历史时期,其中2000年的加速达到的高度略低,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
从理论分析看,零售的增长应该来源于就业的扩大和工资的上升;在中国经济迄今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过剩劳动力的条件下,就业市场的改善当然依赖于经济的增长,但更重要的机制可能在于:固定资产投资急速扩张,经过一定时期的滞后形成了供给能力的释放,供给能力的释放需要扩大对劳动力的雇佣,从而形成了就业的扩大乃至工资的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在供给能力释放的后期,部分企业会由于竞争加剧和经营恶化而裁减员工和降低工资,这一过程最终会形成就业的恶化、消费的减少和投资的下降,并迫使经济进入衰退过程。
对比经验数据看,1995-1996年的零售加速过程,在1992-1994年期间确实存在明显的投资加速;供给能力释放的转折点开始于1995年(滞后于投资扩张大约3年左右);在供给能力开始释放的过程中,形成了顺差的扩大、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和总体物价水平的回落。
需要注意的是,1997年企业盈利已经下降到很低的程度,而法定利率水平却居高不下,从而形成了就业恶化、零售下降、投资回落和顺差被迫大幅度增长的局面,并使得经济由此进入低迷阶段。
2004年底以来的零售加速,经济过程与1995-1996年前后具有惊人的一致性:2002年确实出现了明显的投资加速;供给能力释放的转折点大约开始于2005年初。

新的消费热点和“扩大内需”并不能使零售加速
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经历过短暂的零售加速,对于这次零售加速,曾经有分析认为,2000年的零售加速来源于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消费品是手机。
手机销售在2000-2001年期间,确实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使得这样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这样的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在2002-2003年期间,中国还经历了汽车销售的爆发式增长。我们知道手机和汽车的销售都被统计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中,并且汽车的单位价值比手机高出许多,汽车的年度销售额也远高于手机的年度销售额。然而检查2002-2003年的零售增长看,这两年的零售增长率非常低。如果“手机说”(或“消费热点说”)是正确的,那么逻辑的预测是2002-2003年的零售增长率应该很高，2003年的数据可能有SAS方面的原因，但2002年以及2003年下半年零售的低增长无疑揭示“手机说”存在重大纰漏。
问题的根源在于:在新的消费热点出现的情况下(例如汽车或手机),如果消费者的就业状况没有改善,工资没有上升,获取贷款的能力没有增强,那么消费者在增加了对汽车购买的同时,必然被迫缩减其他类别的消费支出,从而形成汽车消费对其他消费的“挤出”。
同样的过程适用于“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知道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倡导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并部分通过给公务员连续加薪的政策来实现。然而在扩大内需政策执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零售并没有被刺激起来,基本的原因在于企业盈利恶化和裁减员工的过程没有停止,就业市场的改善没有发生。

OECD生产反转难以改变中国工业品价格下降趋势
2000年的零售加速,我们认为是一次由当年全球经济加速带来的扰动。1999年底开始,OECD的工业生产开始显着加速,并在2000年达到接近5%的高增长率;这次外部需求的加速带动了中国进出口的加速增长和加工贸易的扩大;还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和工业品价格的回暖;全球工业品价格的上升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带动了中国工业品价格的上升;出口扩张和工业品价格上升改善了中国企业的盈利,带动了产出的扩大和就业条件的改善,从而带来了零售的加速。2001年全球经济扩张过程停止,并转入衰退,因此中国的零售扩大过程也趋于结束。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工厂和跨国公司生产链条的装配环节；我们知道OECD经济体的主要构成部分是非贸易的服务部门，这暗示中国需求外部波动的解释因素应该是OECD的工业生产(而不是OECD的GDP)。
中国出口增长率与OECD的工业生产确实保持高度同步,在增长率的变化拐点和趋势方面,这一特征尤其明显(图2)。实际上,相对于OECD的工业增长率,中国出口增长率波动的中轴在这十几年中经历了一定变化,特别是2001年以来,出口增长率的中轴似乎明显抬高,可能的原因也许在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跟随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刺激。
经验数据显示,中国的进出口增长率也保持高度同步,期间的差异显然形成了贸易顺差的波动,而我们知道贸易顺差的波动可以用国内经济的平衡状况来解释(见《新财富》2005年11月号前沿)。
从2000年零售波动的情况看,外部需求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值得认真关注,那么,未来外部需求波动的趋势和影响如何呢?
OECD组织发布的工业领先指数(领先半年左右)对OECD的工业生产波动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图3,从历史数据看,其预测方面的失败主要在1991年前后,其原因仍然不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OECD工业领先指数已经触底反弹。如果我们相信这一指数的预测能力,其含义在于:OECD的工业生产下降过程已经趋于结束,并将见底反转;这也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会太严重,并可能逐步反转。
困难也许在于我们仍然不清楚OECD工业的反转会持续多长时间,会反弹到何种高度?从外部预测的情况看,主流的判断倾向于认为OECD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在2006年至少将维持相当于2005年的水平,甚至可能更高。然而,对于中国的工业品价格指数来说,考虑到中国供给能力的释放和未来工业生产的减速,结合此前的估计看,OECD工业生产的反转无疑将减缓中国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幅度,从而减缓中国企业的利润下降速度,但这不大可能改变中国工业品价格继续下降的趋势。
中国消费波动的主要驱动力量来自就业市场的改善和工资的提升,后者主要受到供给能力释放过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然而,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条件下,由OECD工业生产所形成的外部需求扰动也对中国企业利润状况和就业条件产生明显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OECD工业生产的反转无疑将减缓中国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幅度,从而减缓中国企业的利润下降速度,但这不大可能改变中国工业品价格继续下降的趋势。如果未来中长期内的经济调整过程不能通过及时降息等手段来稳定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就业市场条件,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就难以真正启动。
零售增长来源于供给能力释放
带来的就业扩大和工资上升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零售增长率有3次显着的加速(图1),分别是1995-1996年、2000年和2005年以来三段历史时期,其中2000年的加速达到的高度略低,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
从理论分析看,零售的增长应该来源于就业的扩大和工资的上升;在中国经济迄今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过剩劳动力的条件下,就业市场的改善当然依赖于经济的增长,但更重要的机制可能在于:固定资产投资急速扩张,经过一定时期的滞后形成了供给能力的释放,供给能力的释放需要扩大对劳动力的雇佣,从而形成了就业的扩大乃至工资的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在供给能力释放的后期,部分企业会由于竞争加剧和经营恶化而裁减员工和降低工资,这一过程最终会形成就业的恶化、消费的减少和投资的下降,并迫使经济进入衰退过程。
对比经验数据看,1995-1996年的零售加速过程,在1992-1994年期间确实存在明显的投资加速;供给能力释放的转折点开始于1995年(滞后于投资扩张大约3年左右);在供给能力开始释放的过程中,形成了顺差的扩大、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和总体物价水平的回落。
需要注意的是,1997年企业盈利已经下降到很低的程度,而法定利率水平却居高不下,从而形成了就业恶化、零售下降、投资回落和顺差被迫大幅度增长的局面,并使得经济由此进入低迷阶段。
2004年底以来的零售加速,经济过程与1995-1996年前后具有惊人的一致性:2002年确实出现了明显的投资加速;供给能力释放的转折点大约开始于2005年初。

新的消费热点和“扩大内需”并不能使零售加速
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经历过短暂的零售加速,对于这次零售加速,曾经有分析认为,2000年的零售加速来源于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消费品是手机。
手机销售在2000-2001年期间,确实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使得这样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这样的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在2002-2003年期间,中国还经历了汽车销售的爆发式增长。我们知道手机和汽车的销售都被统计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中,并且汽车的单位价值比手机高出许多,汽车的年度销售额也远高于手机的年度销售额。然而检查2002-2003年的零售增长看,这两年的零售增长率非常低。如果“手机说”(或“消费热点说”)是正确的,那么逻辑的预测是2002-2003年的零售增长率应该很高，2003年的数据可能有SAS方面的原因，但2002年以及2003年下半年零售的低增长无疑揭示“手机说”存在重大纰漏。
问题的根源在于:在新的消费热点出现的情况下(例如汽车或手机),如果消费者的就业状况没有改善,工资没有上升,获取贷款的能力没有增强,那么消费者在增加了对汽车购买的同时,必然被迫缩减其他类别的消费支出,从而形成汽车消费对其他消费的“挤出”。
同样的过程适用于“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知道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倡导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并部分通过给公务员连续加薪的政策来实现。然而在扩大内需政策执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零售并没有被刺激起来,基本的原因在于企业盈利恶化和裁减员工的过程没有停止,就业市场的改善没有发生。

OECD生产反转难以改变中国工业品价格下降趋势
2000年的零售加速,我们认为是一次由当年全球经济加速带来的扰动。1999年底开始,OECD的工业生产开始显着加速,并在2000年达到接近5%的高增长率;这次外部需求的加速带动了中国进出口的加速增长和加工贸易的扩大;还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和工业品价格的回暖;全球工业品价格的上升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带动了中国工业品价格的上升;出口扩张和工业品价格上升改善了中国企业的盈利,带动了产出的扩大和就业条件的改善,从而带来了零售的加速。2001年全球经济扩张过程停止,并转入衰退,因此中国的零售扩大过程也趋于结束。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工厂和跨国公司生产链条的装配环节；我们知道OECD经济体的主要构成部分是非贸易的服务部门，这暗示中国需求外部波动的解释因素应该是OECD的工业生产(而不是OECD的GDP)。
中国出口增长率与OECD的工业生产确实保持高度同步,在增长率的变化拐点和趋势方面,这一特征尤其明显(图2)。实际上,相对于OECD的工业增长率,中国出口增长率波动的中轴在这十几年中经历了一定变化,特别是2001年以来,出口增长率的中轴似乎明显抬高,可能的原因也许在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跟随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刺激。
经验数据显示,中国的进出口增长率也保持高度同步,期间的差异显然形成了贸易顺差的波动,而我们知道贸易顺差的波动可以用国内经济的平衡状况来解释(见《新财富》2005年11月号前沿)。
从2000年零售波动的情况看,外部需求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值得认真关注,那么,未来外部需求波动的趋势和影响如何呢?
OECD组织发布的工业领先指数(领先半年左右)对OECD的工业生产波动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图3,从历史数据看,其预测方面的失败主要在1991年前后,其原因仍然不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OECD工业领先指数已经触底反弹。如果我们相信这一指数的预测能力,其含义在于:OECD的工业生产下降过程已经趋于结束,并将见底反转;这也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长率的下降不会太严重,并可能逐步反转。
困难也许在于我们仍然不清楚OECD工业的反转会持续多长时间,会反弹到何种高度?从外部预测的情况看,主流的判断倾向于认为OECD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在2006年至少将维持相当于2005年的水平,甚至可能更高。然而,对于中国的工业品价格指数来说,考虑到中国供给能力的释放和未来工业生产的减速,结合此前的估计看,OECD工业生产的反转无疑将减缓中国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幅度,从而减缓中国企业的利润下降速度,但这不大可能改变中国工业品价格继续下降的趋势。

❺ 中国如何扩大内需

1、朝老百姓口袋里塞钱是治本，只有人们的口袋鼓了，才有内需的提升；尤其是低薪一族和农民，他们需要购置的东西很多，手里没钱就买不了。一旦他们的口袋鼓了，内需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2、加大社会保证力度，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有些人手里有钱也不敢乱花，生灾害病啦，儿女读书啦，安享晚年啦，飞来之灾啦，碰上哪一个灾难，都需要用钱。如果加大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谁挣钱还不知道花呀。
3、家电下乡是治标。方便群众消费，把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并且对部分群体实行补贴政策，客观上也对刺激消费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❻ 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如何扩大内需

受疫情影响，我国外贸出现了下滑情况，这是一个正常状况。外贸情况不好，拉动内需就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较为紧迫的出路。就如何拉动内需问题，我认为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考虑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着眼长远发展来给力，任何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难一成功的。

就整体经济而言，我国尚处在发展之中，大众生活水平基本上还在偏低位置。特别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较大，贫富程度更是有较大差异。就国人消费习惯来说，中国人总体比较节俭，注重置业置产，讲究代代相传。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拉动内需的具体措施就不能盲目跟风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着力点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点引导消费。二是促进整体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三是要有利于整体协调发展。

所谓有利于整体协调发展，就是要在基本建设方面补短板。就是要极力在促进一些产业由东部向西部转移上给补贴，给政策，给服务。就是要从未来和长远发展上考虑，对一些相关行业和项目，在资金，政策方面给倾斜，充分提高资金的效益，扩大政策的受益面。

❼ 中国该怎样扩大内需

作者按：这是去年底，我为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在香山举行的扩大内需政策研讨会，提交的一篇书面发言稿。此文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评论版。今天看到，特发在此。 重读本文之后，我认为仅有以下三点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扩大内需放到促进民生的高度，并将民生促进目标放到经济增长目标之上，中国才有可能形成依靠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健康发展。 （正文）扩大内需是当前中国的一个热点，但是对于怎样扩大内需，则见仁见智，而目前政策多侧重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除汽车、家电外，多数乏善可陈。在促进消费方面，现有政策侧重于刺激城乡居民扩大消费支出、减少储蓄比例，缺乏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消除过大收入差距、完善社保体系扩大居民消费的长远观点。这样的思路和政策，即使短期实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从长期来看可能得不偿失，甚至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的恶化。 一、国内居民消费是拉动我国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一种理解投资也是国内需求，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投资可以迅速扩大内需。这是一种短期的观点。从短期GDP核算的观点看， GDP增长可以由于一系列建设项目的开工而明显加快。但是这个项目对于长期的民生究竟有没有用？如果没有，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GDP增长，但一个必然结果是项目建设所需的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如果有，则要考虑现有的财力能不能支撑这个项目的投资。例如一些政府项目采取收费的方式，则应该从商业的角度分析项目的投资回收，否则可能给银行带来严重的信贷风险，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严重隐患。 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看，一些直接服务于民生的投资项目，如安居工程、廉租房、社区医院等，本身应该属于“持久”消费的范畴，只是在施工期间被列入固定资产投资，在试用期间被看作固定资产；一些生产用的固定资产投资，终极仍然是为消费服务的，投资需要获得消费的长期支撑。 在不考虑进出口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缺乏国内居民消费拉动的“扩大内需”，注定无法达到目的。而且，没有消费的支持，任何投资都将变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在考虑进出口的条件下，扩大出口虽然可以解决国内产品的销售问题，但外汇储备对于国内货币体系的影响，以及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外汇储备的利用是否合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生水平的提高。 因此，必须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正确地、科学地调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通过扩大消费规模和限制投资规模，将投资引导到促进消费且与消费保持合理比例关系的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否则，脱离消费能力的过度投资，必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破坏。 二、增加就业和收入水平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 目前我国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设法让老百姓扩大消费支出，较少考虑扩大政府转移支付和城乡居民的增收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悖论。扩大内需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要形成居民消费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而扩大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是增加就业和提高工资水平。反之，不能扩大就业的GDP增长，以及虽然能够增加就业，但平均工资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则不能起到扩大消费的目的。 由于货币投放过多而导致房地产价格和证券价格上涨，可以拉动房地产业的增加值的增长，以及由于居民金融资产升值而扩大消费支出（而在证券价格下跌时大幅度减少消费支出），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推动GDP的增长，但这个GDP增长过程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如果在我们的GDP增长中，这些不能扩大就业的GDP所占份额过大，则这样的GDP增长将失去提高民生水平的应有之意。 即使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刺激，拉动了国民经济和就业增长，但若就业局限于建筑施工等低工资水平的体力劳动范畴，而集合知识技术的创意型经济不能得到发展，则扩大就业很难起到扩大内需的效果。 因此，应把扩大就业特别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当成扩大内需的关键因素，舍此没有别的出路。 三、把消除贫富差距做为扩大内需的战略手段 一些人把中国当前需求不足的原因归到美国金融危机上，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中国依靠房地产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终将自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矛盾的显现，但此后中国“保增长”的一些列举措，恶化了已经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工业产能的严重过剩和高房价的走向，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解决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增长问题，根本上需要依靠消除贫富差距，使广大的城乡居民能够公平地分享改革开放成果。

❽ “运用经济学常识，分析我国应如何扩大内需”

寻找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对于金融危机的产生和传导机制，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基本上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爆发，可以看成是第一张被推倒了的多米诺骨牌――此后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使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金融危机，乃至世界经济危机。许多专家们因此认为，此次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导致的信用过度膨胀。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还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认识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信用泡沫的破灭，某种意义上不在于泡沫本身的大小，而是在于与之相对的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因此，美国以及全球的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才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的深层次原因，而次贷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罢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全面腐蚀实体经济，而且还并未见底。要想使全球经济复苏，提高消费需求是治本决策。从全球看，要想提高消费需求，有两种解决思路：一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以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技术向产业的转化，带动产业升级，刺激新一轮的消费热点；二是打破传统经济学的分配观念，让消费资本和货币资本并重，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具体分析来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由于现有的产品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也接近饱和，而一些新的技术还没有带动产业升级，导致新兴产品争取不到新的市场需求。因此，这些发达国家刺激经济新一轮较快增长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而我国的情况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经济增长目前还并不十分依赖于技术创新，而是依赖于维持现有产品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市场需求。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产品即便不升级也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只要能充分挖掘国内的消费需求，我国经济便能恢复又好又快发展的势头。消费低迷需反思制度缺陷消费作为总需求的最终落脚点，将最终承担我国经济振兴和发展的重任。但提高消费需求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牵涉到一系列的制度改革问题。笔者认为，当前的消费需求低迷主要有以下三个制度方面的原因： 首先，分配制度不公平，抑制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分配不公主要体现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二八”现象上。一方面，80%的人仅拥有20%的社会财富，这部分人收入水平低下，有消费的欲望却缺乏消费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20%的人拥有80%的社会财富，这部分人收入高、生活优越、消费能力很强，但对一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欲望不高，而且正是由于他们对某些产品，如住房的过度热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哄抬房价的作用，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购买能力。 其次，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致使消费需求缺乏有力的后方支持。应该说，我国广大城乡居民都有消费需要，但手中的钱少得可怜。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城乡居民存款余额达到21万亿元。听起来是个很庞大的数字，但平均到13.4亿人口头上，人均仅有1.57万元左右。而一般生活消费却居高不下――像上个大学至少需要6万，看个大病动辄上万，在一般城市里买套住房需要50万~100万，还要留出钱来应对下岗失业、养老……手中的钱少，又没有解决后顾之忧，那所谓的巨大的消费潜力也只能是“看上去很美”。刺激消费要从制度改革入手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消费需求，任重而道远，关键要靠体制改革，短期内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朝这个方向努力： ――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个人所得税既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但在我国现阶段，个税的起征点太低，致使课税对象囊括了大多数的中低层收入者，而这些人是推动消费需求的主要力量。对于他们来说，本来收入就不是很高，还要背负过重的个税负担，肯定会削弱消费需求。因此，笔者建议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定在5000~8000元之间较为合理。 ――促进财政政策转型，使财政支出向转移支付倾斜。去年年底，国家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在笔者看来，投资型的财政政策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之一是要使人均财富得到增长。既然如此，何不将财政政策转型，使财政支出从购买性支出向转移性支出倾斜，以充分发挥财政的财富再分配功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居民收入水平。这样的做法，同样能够达到扩大社会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对此，笔者建议，一是要减少税费，如目前一般公路的养路费已经取消，下一目标应该有计划地逐步取消高速公路的收费；二是要加大对全体居民的转移支付，特别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三是要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可以释放保增长的压力。 ――加快西部大开发进程和医疗、养老保险改革。当前正是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最佳时期，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原因造成的东西部市场分割，为解决时下的经济困境提供了机会，只要能充分挖掘西部市场，我国的内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得以缓解。此外，医疗、养老保险改革的步伐也要加快，以增强居民消费的信心。 ――振兴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业牵动着钢铁、水泥、铜、铝、锌、运输、家具、装潢等诸多行业的发展，所以振兴房地产行业能最快最直接地刺激内需，带动我国经济走出低谷。但需要注意的是，振兴房地产行业，不是要维持高房价，恰恰相反，是要打破房地产业的价格刚性，适当地降低房价，放大成交量，搞活房地产行业以及相关行业。当前，绝大多数有购房欲望的人都持观望态度，认为房价应该下降。但是，为什么购房需求不足，房价却下降甚微？一是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前段时间赚足了暴利，经得起消耗；二是房价和地价之间的联动性促使地方政府支持维持高房价的现状。因此，笔者认为，当前要使房地产行业走上正轨并承担振兴我国经济的重任，各级政府需要摆脱利益纠缠，在适当降低拍卖地价的同时对房价进行调控，增加成交量。另外，提高消费需求还需要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和规范股票市场。

❾ 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及如何扩大内需结合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理论：

扩大内需就是增加国内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
GDP=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购买+净出口
扩大内需一般通过增加投资、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收等方式，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政府债券，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央行再贴现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通过降低利率达到增加投资，进而增加消费的目的。

方法：
1.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扩大国内需求
2.刺激消费,培养新的消费热点
3.改善民生
4.降低存贷款利率，特别是降低用于消费的贷款的利率，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国内需求。
5.提高工资，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的工薪族的工资，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国内需求。
6.鼓励买车买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国内需求。

意义：
第一,可以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衡发展。
第二，可以减轻就业方面面临的压。
第三,可以大力提升中国的基础设施。
第四，可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第五，可以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的差距。
第六，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❿ 中国如何扩大内需

中国总理温家宝星期一宣布201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并把扩大内需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不过中国经济专家认为，如果不实行市场化的利率政策，中国很难扩大内需。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目标定为7.5%引起了普遍关注。这一目标不仅远远低于去年的9.2%，也低于政府从2005年以来设定的8%的预期目标。中国经济过去20年来一直基本上保持了两位数字的增长。 温家宝表示，略微调低目标“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感到怀疑 据美国媒体，华盛顿着名经济研究机构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虽然也认为，7.5%符合十二五规划设定的增长目标，即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实现7%的平均增长，但是他对北京能否实现降低增速、改变经济结构的目标感到怀疑。 他表示：“这是否能实现还有待观察。一般来说，在经济增长方面，他们往往会超过设定目标，但是在经济再平衡方面，他们往往不达标。过去几年的情况都是如此。” 他还表示，他希望北京调低增长目标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因为经济无法实现以往的高速增长而不得不设定比较低的增长目标，以降低人们的预期。 受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国内结构性问题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最近两年正在逐步降温，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1年的9.2%。一些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会出现急剧的减速。 下行压力 温家宝在报告中承认，中国经济面临新的问题，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物价仍然保持在高位，房地产市场调控正处于关键阶段。他表示，扩大国内消费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他承诺增加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来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同时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温家宝还提到其它一些旨在促进人们消费的措施，包括提供更多的带薪休假、扩大消费者信贷以及增加农业补贴等。 不过，拉迪认为，他在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并没有看到促进私人消费支出所必需实施的政策改革。 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扩大私人消费支出，他们就应该开始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利率政策。温家宝在2009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这一点。他当时说，我们必需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利率自由化。但是在他做出这一表示的三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使利率自由化。在他今年的报告里，我也没有看到使我对中国很快会实施利率自由化有信心的东西。” 拉迪认为，最近几年，中国的私人消费支出减少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储蓄存款利率太低，从而减少了居民的收入，也导致居民存款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增加，从而进一步压低消费支出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他说，除非实现利率的自由化，经济再平衡的结果将会是令人失望的。 这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当局之所以没有实施市场化的利率政策是因为这一改革受到几方面利益集团的阻挠。他说，财政部、银行、建筑和房地产等行业都从低利率政策中得到巨大的好处，而这一政策的受害者即广大的储户则没有政治上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