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特点有哪些

Ⅰ 商人的特点有哪些

浙报对北京商人的形容是“带点官味、能言善侃”。董维涛则说北京人是“游走于都市与市井之间的大市民”，“大气”可说是北京人的普遍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无不带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讨论大问题。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 对于上海人，董维涛的书里说，上海人在其他中国人眼里是文化程度较高、守规矩、低调务实、精明。书里指上海人“的确有较强的交易观念”，这种观念与生俱来。浙江媒体也形容上海商人“精明而自负、人人精于商战”。因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于太精明，上海商人大多十分谨慎小心，他们会注意到太多的细节。 浙报对石狮商人的评价是，天生爱做生意、好打“侨”牌。石狮多华侨，在人口仅27万人的石狮市，旅居东南亚、日本、欧美的华侨及港台澳同胞多达60万人，几乎家家都有“海外关系”。石狮属于闽南，在闽南，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不当老板不算猛男。”闽南人讲究“过番”、“出洋”，到外面创世界。从商人素质和商业精神的角度看，闽南人是优秀的一群。 浙报说广东商人发财，在于“敢”和“先”；董维涛的书则形容广东人是，“一群常常走在国人之前的人们”，一前一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广东最有代表的广州人而言，广州人是中国城市人中最忙碌的一群。“要发财，忙起来”。这是广东商人们的口头禅。 温州商人很会“从小处着手，最善于推销”。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最主要。正因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领域，静静地富起来。温州人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风险。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他们办起企业，也不像北京人、广东人追求大气派、大产品，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 宁波商人的特点是“四海为家，冒险犯难”。他们没有杭州人那么多的家园意识。宁波人也没有北方人的守成享福思想，他们有了钱，便立即投入更大的事业。他们宁愿到外面拼搏，也不愿守着舒适的家园而碌碌无为。据初步统计，移居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宁波人，大约有7万多人。 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凭着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杀出了一条血路，足迹踏遍天涯。土瘠民贫、山多地少、天寒风烈的生存环境，逼着山西人背离乡，踏上从商之路，同时也铸就了山西人勤俭吃苦、坚韧不拔的品质。

Ⅱ 中国商人的演变轨迹

名字不同

Ⅲ 中国商人排名

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的创富秘诀
1、晋商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干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2、 广东商帮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3 、陕西商帮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着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点评：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4 、山东商帮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5、 宁波商帮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着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6 、福建商帮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7 、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8 、龙游商帮海纳百川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9、 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10 、江西商帮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着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Ⅳ 晋商的晋商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着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干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
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与清政府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
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着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
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
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由此，晋商成为商人中最保守落后的一群代表，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也基本是靠着官商勾结、搞垄断和特权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于投资或再生产，而是运回老家修宅买地。
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 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 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干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干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1255，干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干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干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干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桥14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干隆《祁县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传至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丧嫁娶喜庆之日，大摆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鸦片，家中平日存储鸦片达万两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开支在十万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终因挥霍浪费而破产。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
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
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端口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端口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端口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端口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Ⅳ 汉唐对外贸易的商路各有什么特点

1.特点
汉代，商路主要是北方的丝绸之路，经长安出新疆到中亚、西亚地区
唐代，拥有北方的陆上交通线（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交通线（海上丝绸之路）两条商路，
宋代，商路主要集中在海路

原因
从经济中心上来讲：在晋以前，经济重心在北方，而且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商路在北方，魏晋南北朝我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唐末进一步难以，但北方依然是主体，所以唐代商路有两条，宋代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所以商路主要是南方的水路
从科技发展上来讲，唐朝的造船技术有了较大发展，比如分舱技术（比西方早1000多年），沙船等，宋代造船技术更为发达，各项技术在当时都处于领先地位，指南针运用于航海。
从主要外贸商品上来讲，汉代运往西方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漆器，铁器，唐代运往西方的的商品主要是

Ⅵ 职场文化中国商人有哪些特征

职场文化当中，中国的商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附庸风雅，有的没得的，还有就是信佛信佛信宗教

Ⅶ 中国商人地位提高的影响有哪些

商朝，商人出现
春秋，私商繁盛期
战国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
汉武帝时期实行工商食官等政策，打压商人，私商无法再与工商抗衡
到唐中期时候重农的抑商政策有所放松，好像实行”工商分利“政策，商人地位有所提升，（唐朝时时尚业的第二个繁盛期啊）
明朝的时候虽然也有抑商政策，但是那个时候商品经济特发达，所以那时候的私商是很厉害的，比如说出现了大型的商帮：徽商，晋商。
因为古代的商人有官商，私商之分，所以总的来说，是在明中后期时，私商才取代官商的主导地位的。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Ⅷ 什么是经商之本

遵守诺言、老老实实、讲真话、不虚饰、办实事、不撒谎、守信用、不食言，永远是一个商人最优秀的品质。

李嘉诚凭借诚信发家

总说无奸不商，在普通人眼里商人都是奸诈的，缺乏诚肯。实际，这是对商人的误解。商人也有诚恳的一面，不诚恳是无论如何不能成功的。李嘉诚就是典型。李嘉诚是华人首富，关于他的成功之道，已有无数人探研过，关于他经商之道的书更是成百上千。其实他的核心成功秘诀只有一个字：诚。“坦诚第一，以诚待人”就是他坚持的商业原则，他说：“我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如果这样，即使侥幸略有所得，也必不能长久。”

李嘉诚驰骋商界，是从生产塑胶花开始的。当初，曾有一位外商希望大量订货。为确证李嘉诚有供货能力，外商提出须有一家实力雄厚的厂家作担保。李嘉诚白手起家，没有背景，他跑了几天，磨破了嘴皮子，也没人愿意为他担保，无奈之下，李嘉诚只得对外商如实相告。

李嘉诚的诚实感动了对方，外商对他说：“从你坦白之言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诚信乃做人之道，亦是经营之本，不必用其他厂商担保了，现在我们就签合约吧。”这真是天上掉馅饼，没想到李嘉诚却拒绝了对方的好意，他对外商说：“先生，能受到如此信任，我不胜荣幸之至!可是，因为资金有限得很，一时无法按时生产完成您这么多的订货，我还是很遗憾地不能与你签约。”

李嘉诚的这番实话实说使外商内心大受震动，他没想到，在“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说法为人们广泛接受时，竟然还有这样一位“出淤泥而不染”的诚实商人，于是，外商决定，即使冒再大的风险，他也要与这位品德诚实的人合作一次，李嘉诚值得他破一次例，外商对李嘉诚说：“你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可信赖的人。我相信你能完成订单，我愿意帮组你。为此，我预付货款，以便为你扩大生产提供资金。”

外商的鼎力相助，使得李嘉诚既扩大了生产规模，又拓宽了销路，李嘉诚由此为起点发展成为塑胶花大王。

诚信两个字，帮助李嘉诚奠定了事业基础，也造就了今日事业辉煌的李嘉诚。

同样，对于“诚信”二字，温州人也绝不含糊，他们深知这是中华民族信奉了几千年的做人真理。其中的奥妙只有真正做到诚信的人才之道。在生意场上，温州人从来不欺诈别人，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温州商人用他们的诚信经营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商业信誉。

父辈欠债儿孙还

诚信是为人处世立身之本，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对于商人来说，诚信二字更显得特别的重要。因为诚信不仅能够折射出一个商人的最本质性格特点，更是商人的立足之本，发展之源。如果一个商人或一个企业失去了诚信，那么在今后的商业活动中将会寸步难行。

一个山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没有能力的他，偿还欠下了一个英国人的债务。商人临死前，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我们家还欠一位英国老板的钱，我现在是没办法还了，但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尽全力还上；如果你没能力还，一定要叫你的下一代还上。不管多少代，一定要将钱还给人家，一分都不能少。”

结果，商人的儿子在有生之年没能完成父亲的遗愿，于是就叮嘱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替爷爷将欠英国人的债务偿还，如果不行就让他的儿子接着还。孙子艰苦创业，几十年后成了一个大商人，于是就主动联系那个英国人的后代，并将钱连本带息的还给了他们。因此这个英国人逢人就赞扬：“想不到中国商人也像犹太人一样讲信用!”

在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之中，晋商为什么能雄踞徽商、浙商、粤商等商帮之上，成为商帮之首呢?就是晋商以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宁肯自己倾家荡产，也不欠别人一分钱。晋商代表人物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首的是守信，其次是讲义，最后才是取利。可以说就是山西商人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对晋商乃至整个中国商界都有着至深至远的影响。

作为新时期商帮的领军人物——温州商人，同样也有着取义舍利的故事。当选为“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之一的叶康松，有一次因为在飞机上受凉感冒，到洛杉矶后就出现背部疼痛、咳嗽出血等症状，半个多月不愈。医院拍胸片又经CT检查后的结论是“恶性肿瘤”，且已到中晚期，最多只有三到六个月的生存时间。

这个噩耗使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极度的悲哀之中，而人生已是所剩无几的叶康松想的却是如何将债务偿还。一天晚饭后，他把儿女、妻子叫到一起交代后事，并特别地叮嘱说：“我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欠打火机厂商的钱还没还清。我走后你们即使当牛做马也要把这些钱给还清，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死不瞑目……”

虽然这是一场虚惊，原因是医院的误诊。但温州人的诚信品质由此可见一斑。诚信终有好报，也许上天也被他的诚信感动，之前多次失败的叶康松在此之后，经营得非常顺利，债务当然也偿还清了。

南存辉以“诚信”赢得财富

着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南存辉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诚信经营”。其实这是熟悉南存辉的人们都知道的事情。南存辉从创业那一刻起，就是以“诚信”赢得人们的认可的。

与大多数成功者一样，南存辉的童年和少年都生活在贫困之中，历尽艰辛和磨难。南存辉的父亲是温州柳市镇人人皆知的老鞋匠。南存辉初中毕业那年，父亲工作中受伤造成粉碎性骨折，一躺就是两年，拉扯弟妹、养家糊口的重担就落在了他与母亲的身上。从此，13岁的南存辉就放弃学业，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鞋匠，他每天挑着工具箱早出晚归，修了3年皮鞋，贴补家用。

南存辉做事勤勤恳恳，过了十几年之后回忆往事时，他还自豪地说，人们喜欢舍近求远到他这里来修鞋，不仅仅因为他的技术精湛，还有他温和的态度和周到的服务。重质守信的经营信念，为南存辉打下了最初的“牌子”。

南存辉后来回忆说：“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比同行多，凭得使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精细，质量可靠，修过的鞋不会返修。修鞋3年，虽没赚到多少钱，但我却从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了诚实做人的道理，我就明白了很多人经商多年才明白的道理：有质量便有市场，守信就有希望。”

当年南存辉从修鞋中认识到诚实的重要性，如今，又把它贯彻到企业的发展中。关于他的诚信经营，有这样一个故事值得一提。

在一次商务谈判中，面对来自中亚的三位客商，他如往常一样介绍自己的企业：“‘正泰’是一个民营企业，2001年资产22个亿……”这个时候，对方的翻译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们都不懂中文，为体现你的实力，完全可以把企业的规模夸大一点儿，我再翻译过来，他们会相信的。”

其实，翻译也是一番好心，希望他能接下订单，因为这批订单是价值一个亿的大订单，而当时正泰的规模小，又是民营企业，这样的风险比较大。

南存辉笑了笑说“没必要，是多大就是多大。生意做不成是小事，丢了诚信是大事。我们宁愿少做一笔生意，也不能骗人家!”虽然三位中亚的商人并不知道这个谈判中的插曲。但正是这个插曲，表现出了南存辉的诚信经营的态度。翻译也被南存辉的诚恳品质感动。

温州人当年的教训依然是刻骨铭心、令人警醒的，但是诚恳最终回归温州，而且已经植根他们心中。当诚信作为品牌的一部分进入消费者的心目中的时候，它就赢得了最大的市场资源。南存辉将品牌和诚信结合起来，用最简单的最有效的办法取得了成功。

凤翔改改的故事

诚信终究是不会吃亏的，因为遵守诺言、老老实实、讲真话、不虚饰、办实事、不撒谎、守信用、不食言等等，永远是一个商人最优秀的品质。假如商人具备了这些品质，就为成功奠立了最好的基础，成功是迟早的事情。即使，骗子以一幅信誓旦旦的样子说自己是老实人，早晚都要露出本来面目。而真正的老实人不需要任何伪装，始终是受欢迎的。

中国的西北地区有个俚词：“风翔改改”，广泛流传在陕西凤翔、岐山、麟游一带民间，意思是很笨很傻的人。词的历史并不悠久，来源也很清楚，却是一个凤翔农妇的真实故事。

20世纪70年代，在凤翔县马家坡村，有一个名叫张改改的农村妇女，由于生性老实憨厚，加之小时候家境贫寒没上过学，所以说话办事便十分愚笨甚至有些傻气。1973年，改改的丈夫离世，留下张改改一人孤苦无依。好在马家坡村虽小，但陕甘交通大动脉——陕甘公路从村口经过，公路上车辆行人川流不息，改改为维持生计，便在村口公路边摆了一个卖水摊谋生。

可是改改不认识钱，于是她就找来一枚2分钱硬币，一杯水只卖2分钱，每卖一杯水，她就把别人给的钱和自己手中的2分硬币比照一下，小了不行，大了也不行，纸币更不行。她雷打不动卖水的办法遭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但不管他人怎样说三道四，张改改依然如故，数年如一日地坚持按自己的办法卖水。

因此，当地人将她视为愚蠢呆傻的代名词，如果有人要骂人笨蛋，就说“笨得和改改一样”。久而久之，这句话竟成了当地人的口头禅。

但奇怪的是，像改改这样笨的人，虽然做的是小生意，生意却越来越好，很多人在她的水摊前驻足观看，有人为了喝上一杯改改“2分钱”的水，专门从大老远赶来。

在“聪明”人眼里，改改是个傻瓜，但这些“聪明”人可能没有想过，一个连钱都不认识的弱女子，能够在几十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卖几个鸡蛋都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靠做小生意，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家人，这是为什么？看来，改改与嘲笑她的人，还真难以判断谁是真正的傻瓜呢!

诚信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与要求，它不是凡夫俗子观念中的傻瓜。温州人在他们的商海生涯中，向来是有板有眼，言行一致，信守诚诺的。温州人深刻地理解到：诚信对于人格来讲，是窗户缝里吹喇叭——名声在外。诚信是金玉，诚信终究不吃亏。

老实人不吃亏

抱朴守拙，向来是中国哲学中的最高智慧。诚信有好报，傻人有傻福，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无法况清的事，其实背后都是有着清晰的逻辑关系的。

1980年，温州苍南县一家生产编织袋的乡镇企业，派几个推销员出去推销产品。老实巴交的农民李正被选上了。李正“出身不好”，不但文化水平低，而且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他说话老实，什么叫“口才”，什么叫“推销技巧”，什么叫“人际关系”，他祖宗三代都没听说过。

李正来到某公司供销科，科长刚刚问道：“你是——”。李正就慌手慌脚地把编织袋样品摆到桌上，一边结结巴巴地用带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做了一番富有特色的自我介绍：“我是苍南县湖前镇的农民，家庭出身富农，大队信任我，派我出来推销产品……”

看到李正满脸诚恳，听到他老老实实的交代，在场的人全愣住了，甚至有人在窃笑。这哪像在做生意，简直就是开斗争会时的坦白交待。科长听完，手一摆，不置可否地说：“那好吧，样品留在这里，你过两天再来听回音吧。”科长的态度让李正心凉了半节。

李正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这家公司，他心中十分懊悔：你李正是来做生意的，人家没问，你主动谈什么“家庭出身”呢？他自己都觉得他太傻，太实在！那时虽然上面政策已拨乱反正，但下面还有不少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富农”二字还是使人们心有余悸啊!

第三天，李正还是一早就到了供销科。刚进门，科长便递给他一份电报，他一看，脸色马上变得铁青。这份电报是苍南县一位匿名者打来的，告诉该公司，李正是富农成分，叫他们不要与他做生意。李正心想没有机会了，他把电报还给科长，二话没说，拎起编织袋样品，转身就走。

供销科长却一把拽住他，笑眯眯地说：“正因为来了电报，情况跟你说的一样，我们觉得你老实可靠，所以，愿意与你做生意。”就这样，李正以“老实与诚实”取胜，打开了业务的大门，先后推销了价值100多万元的编织袋。

成功，往往与诚信结伴而行。诚实是一个优秀商人最基本的人格要素，也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诚实是成功的基石，也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指寻灯。温州人正是凭借诚信，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把自己推向成功的顶峰。

Ⅸ 清朝买办有什么特点

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
半殖民地特征指的是买办一般都是作为外国侵略势力的代表出现的；半封建是指的这些买办的厨神一般都是地主阶级士绅，但是他们的思想行为等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Ⅹ 中西方商务谈判风格有何特点与不同

1.先谈原则与先谈细节

中国商人喜欢在处理细节问题之前先就双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 把具体问题安排到以后的谈判中去解决， 即“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而西方商人如美国人则往往是“先谈细节，避免讨论原则”。西方人认为细节是问题的本质，细节不清楚，问题实际上就没有得到解决，原则只不过是一些仪式性的声明而已。所以，他们比较愿意在细节上多动脑筋，对于原则性的讨论比较松懈。然而由于中西方对谈判原则的重视程度不同，事实表明先谈原则必然会对后面的细节讨论产生制约作用。这种差异常常导致中西方交流中的困难。美国一些外交官曾感受到中国人所具有的谈判作风对西方人的制约。专门研究中国谈判作风的美国学者查尔斯·弗里曼告诫西方外交界，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应“坚持先谈具体而特定的细节， 避免关于一般原则的讨论。”中国人重视“先谈原则， 再谈细节”的原因在于：第一，先谈原则可确立细节谈判的基调，使它成为控制谈判范围的框架。第二，可以利用先就一般原则交换意见的机会来估计和试探对方，看看对方可能有哪些弱点，创造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机会。第三，可以很快地把原则性协议转变成目标性协议。第四，先谈原则可以赢得逻辑上或道德上的优势。第五，通常原则问题的讨论可以在与对方的上层人物的谈判中确立下来，从而既避免了与实质性谈判中的下层人员（这些人对具体问题很精明）可能的摩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他们的举动。应当指出，先谈原则的谈判作风虽然有对于具体细节谈判的某种制约作用，但是在协议的执行过程中，如果对方对于自己的违约站定脚跟对中国的批评不理，那么这种手法就不会特别有效，因为毕竟依照原则精神来谈细节与依照原则精神来执行协议是两码事。

2.重集体与重个体

中西方在谈判中都是既重集体又重个体。但西方人比较强调集体的权力，即“分权”；强调个体的责任。中国人比较强调集体的责任；强调个体的权力，即“集权”。

3.重立场与重利益

中国人比较重立场，而西方比较重利益。中国人由于自己的国民性把“面子”看得极重， 在谈判中对于立场特别敏感。 美国谈判学家雷法指出：“如果谈判者在立场上争执时，他们会使自己更加陷入该立场中。你越澄清你的立场，越抵抗别人对它做的攻击， 你就越会执着于它； 你越设法叫别人相信你不可能改变立场，你越难做到这一点。于是，你的‘自我’变得与你的立场混为一体。你现在有了‘保住面子’这项新利益——把未来的行动与过去的立场联系起来——也就越不可能达成一项调和双方最初利益的明智的协议。在立场上投入的注意力越多，越不会注意如何调和双方利益。任何达成的协议，都只不过是机械式地消除双方在最后立场上的歧见，而不是精心拟出符合双方合法利益的解决方案。这种协议不可以使双方都满意。”立场争执往往会使谈判陷入僵局，导致彼此的尖锐对立。多年的合作伙伴，会因此而分道扬镳；朋友从此会视同陌生人。

西方人对利益看得比立场更为重要。无论对任何人，评价其工作绩效的标准是看其谈判成果。一个在谈判中“勤恳稳重”有余而低效无利的谈判者，在西方人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苦劳”的西方人眼睛里不可能被记入“功劳”账上。因此，一个在谈判中过分坚持立场而不能获得利益或放弃了应得利益的人在西方是不可能被重用提拔的。由于西方的谈判者重效果而轻动机，他们对立场问题往往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在谈判中努力追逐利益。他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取决于其是否能为自己带来好处，是否会损害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