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市场的研判有哪些

1. 市场运行趋势如何研判

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趋势研判
从7月16日上午9点30开始，首批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重点排放单位、发电行业的2162家企业，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交易系统上，采取协议转让（包括挂牌协议和大宗协议）、单向竞价或其他符合规定的方式，在法定时段内对各自碳排放配额CEA进行市场交易，这就是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当前的基本运作方式。首批参与碳排权交易的企业，其排放总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权交易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分析其运转逻辑与特征可知，当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属性还不够完备，金融属性尤其欠缺。对比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可以简单研判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大致趋势。
一、中国碳交易市场处于起步阶段，金融属性严格受限
首先，参与运作的企业主体目前限制在电力行业的2000多家企业，缺乏其他金融机构投资者。这一方面是因为电力行业企业积累的相关数据比较系统、完整，满足市场交易的相关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碳交易市场初步运行，各方面未知因素较多，试水阶段有必要对参与主体实施特定的筛选；还因为参与运行的2000多家电力企业贡献了全国40%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其为基础运行碳交易市场对双碳目标至关重要。根据设计，随着碳市场的不断完善，后期将会逐步覆盖石油炼制、化工、有色金属加工、建筑材料、钢铁、纸浆和造纸以及航空等7个行业的大型企业。但钢铁和水泥等产品相对单一、高碳排放的行业尚未明确参与碳市场的时间表。
其次，交易手段严格受限。中国的碳市场目前只允许现货交易，与欧美碳市场上已经发展出的现货、期货多种交易手段并存的情况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
再次，碳交易的定价体系比较受限。除了市场上交易价格受到交易所设定的涨跌幅比例限定外，在基准定价方面，配额的产生是以各企业减少的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前提。政府部门在企业定期提供的排放量和经济生产数据基础上根据实际产量免费分配碳排放额度。企业单位排放越少，富余配额越多，就越有能力在碳交易市场上转让配额，实现对单位排放降低的市场补贴。基于此，也可认为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根本目标是减少单位产出的碳排量，而非直接追求总碳排量的减少。这与中国经济社会对能源总需求的不断攀升紧密相关，也是目前国际社会诟病中国碳排权交易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概言之，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基于效率的碳减排，并不能有效满足总量碳排放的减少。
此外，在碳市场的金融创新方面，目前仍处于酝酿与探索阶段，影响力还比较小。过去一直推行的碳金融试点工作，由于缺乏机构投资者和多元化金融产品的参与，而被认为“不能真正体现碳配额的市场价值”。试点中探索的一些金融产品，例如北京的行业排放控制因子，广东、上海、深圳的拍卖价格储备机制等，均未被纳入目前全国碳交易的体系之中。
因此，交易主体的严格受限、交易手段的单一、定价机制的单一等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目前的碳交易市场体系金融属性极其有限。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对降低单位碳排放企业的市场化补贴机制。
二、对比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国碳交易市场的金融属性必将会越来越突出
国际上，目前欧洲碳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相对完善，国际影响较大，走在行业的前列。对比中国碳市场，欧洲碳市场有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减排覆盖范围逐步拓展。首个履约周期纳入了电力与能源密集型工业（石油冶炼业、钢铁行业、水泥行业、玻璃行业等），此后，航空行业，道路运输和建筑业、海运行业等随后依次被纳入，覆盖范围不断拓展。
二是碳排量的配额分配方式动态调整，市场化交易比例不断上升。欧盟碳市场最初约95%的配额为免费发放，后来逐渐下降至90%左右；交易方式上，除了供求双方通过碳市场自动成交外，拍卖占比逐年上升，从最初的不足5%升至目前的40%，成为最主要的碳配额分配方式。
三是建立了严厉的违约惩罚机制。欧盟针对碳排放违约的企业，做出的处罚不断加大，罚款额从最初占配额比重的70%上升至目前的150%。
四是充分保障市场在碳价格调整和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欧盟碳价格主要受供需影响，政府较少直接干预。针对由于需求的异常波动如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影响等导致的碳价格大幅跳水现象，欧盟一方面通过削减碳配额、延迟碳交易等技术性手段提振市场信心，另一方面创建了市场稳定储备机制（MSR），向需求方传递出配额递减与稀缺的信号，对微观企业参与碳交易形成倒逼，同时制造出碳价上涨的预期。
五是交易主体与金融手段异常丰富。参与欧洲碳市场的交易主体，除了相关行业的企业外，专业投资机构、基金公司等，均可参与交易。在交易手段方面，除了企业间直接交易、拍卖交易外，还允许专业机构开展碳期货交易、碳融资业务等。根据欧盟发布的《欧洲绿色协议投资计划》，未来10年内将动员至少1万亿欧元的可持续投资进入碳中和和绿色经济领域。
对标欧洲碳市场，中国的碳市场显然在市场化和金融化方面还存在长足的发展空间。
三、预测未来中国碳市场发展的3个趋势
一是在扩大行业覆盖的同时有选择地扩大参与主体，符合一定条件的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将会被允许进入。考虑到绿色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合作和博弈的重要场域，我国或许会在碳市场的对外开放方面超出预期，首先是已经纳入碳交易市场的行业中的外资企业，其次是着名的跨国碳服务机构、绿色基金等，将会在符合条件的基础上被允许参与碳市场交易。
二是碳市场价格体系将会不断得到完善，但将表现为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特征，基本不会实现完全市场化、自由化。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现代碳交易市场体系，包括充分发挥市场对碳价格的发现机制，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学界、业界和政府需要大力探索的内容。
三是围绕碳产品、业务、服务的金融化产品会逐渐增多，但出于脱虚向实的考虑，势必会有较多的发展限制。绿色债券、基金、碳资产托管、碳信贷等业务均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制度、监管、人才、观念方面的不足，将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风险防控显得尤其关键。
专家介绍
苗中泉，博士，国网能源院能源互联网研究所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能源地缘政治经济、国际能源治理、能源电力改革、电量数据经济政策价值挖掘等领域研究。近年来负责和参与“十二五”国家重大专项《我国油气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修昔底德陷阱研究》、国家能源局委托课题《重大突发地缘政治事件对我国能源安全影响研究》《东北亚能源合作》以及多项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战略课题。公开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文多篇。

2. 中国市场经济形势有哪些新变化，对企业带来哪些新挑战

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国内经济环境的低迷，给中国企业发展带来了一下新的挑战：
首先引起冲击的是中国的金融环境，我们都记得08年各大银行大力促销信用卡的情形，可是金融环境的变化会导致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一年后，这种行为的恶果出现了，全国信用卡坏账达到数十亿元。尽管中国人民银行09年又投放了数千亿贷款规模，但是各大专业银行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总是喜欢把钱借给运营良好的企业或是政府，对于许多嗷嗷待哺乳的中小企业敬而远之。换句话说，中国市场宏观环境发生变化，这使得所有的企业都会受到了影响。
第二，消费市场发生变化。当消费市场不旺盛的时候，对所有的企业都有影响。
第三，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受大环境影响，中国人固有的保守心理开始发生作用，越是经济不好，需要消费拉动的时候，他们就越是捂住钱袋子，一个子儿也不出。
第四，对企业生产链的影响。当某个运行良好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受到经济危机的波及，一样会影响到这个企业的运作，只要产业价值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企业都难以独善其身，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关键时刻掉链子。
第五，直接对出口企业造成影响，国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人民币的升值，受到冲击最大的将是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的企业，很明显，很多南方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减少，企业出现运转困难，难以支撑。

3. 2012中国A股市场春节前后的走势进行研判（文章）

你要做股票，还是相信自己的好，在股市里，没有自己的主意，你永远不会赢的。
你要写论文，网上有很多

4. 怎样从战略全局研判中国经济新常态

面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应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

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促成经济新常态
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这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体现了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的客观趋势。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换挡”，要求经济增长目标向合理区间进行“收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外部需求出现常态萎缩。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征，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2020战略”“重生战略”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而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需环境已不复存在。
二是创新驱动竞争更为激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迎面走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新兴产业，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些新挑战倒逼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向创新驱动型转换。但我国过度行政化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导致科技资源浪费严重，很多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仍然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我们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为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腾出空间、留出时间。
三是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更加明显，“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带动外向型经济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弱。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加大，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
四是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改革红利有待强力释放。201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正处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阶段，今后必须逐步调整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改革与发展红利的全民共享。
新常态经济是全方位转型升级的经济
整体上看，新常态经济包含着经济增长速度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转型升级在内的丰富内涵和特征。
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从近十年看，2003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而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出回稳态势。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规律，二战后的日本、德国、韩国等一些成功追赶型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高速之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增速的回落。我们必须理性对待经济速度的“换挡期”，用“平常心”对待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二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比较利益较低。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这是非常好的结构优化迹象。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为加快实现健康中国、养老中国、宽带中国等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今后，通过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化解产能过剩风险等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中国效益”。
三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去30多年我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这是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打造“中国质量”，真正实现增长速度“下台阶”，增长质量“上台阶”。
四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一次质的升华。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政府不搞强刺激、大调整，主要通过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等途径，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限交给市场，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并通过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方式来弥补“市场失灵”。
五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由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加快形成。此外，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正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
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形成新常态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新常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的，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实现。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适应新常态，既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稳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冲击，又要在战术上主动作为。要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遵循好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这“三大规律”，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包容性发展，积极释放“中国红利”，促进经济进入7.5%左右的平稳增长期。
第一，大力实施简政放权，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新常态。新常态下，一是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建立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审批事项彻底放给市场和企业；二是要强化政府服务管理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创新监管和服务方式，逐步转变服务管理方式、提高服务管理效能；三是要基本完成省市县政府机构改革，推进机构编制结构优化；四是要继续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逐步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化、市场化。
第二，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新常态经济下，经济增速是“换挡”而不是“失速”，经济发展仍需保持合理增长速度，因为发展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2014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面临较大经济运行风险，对此，一是要推进需求结构改革，尤其要积极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二是推进城乡结构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三是推进区域结构改革，稳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规模，避免经济出现“失速”；四是推进产业结构改革，构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机制；五是推动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我们必须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转化能力放在促进形成新常态经济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积极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要积极化解各种经济运行风险，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之路，努力形成“人人创新”的新局面。
第四，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产业结构处于中高端的经济，这要求有健全的财税金融体制做支撑。从财税体制改革层面看，要加快“营改增”改革，进一步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财税支持力度。从金融体制改革层面看，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拓宽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使金融产品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要逐步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
第五，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新常态。要加强农村地权制度的建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大教育体制、卫生医疗体制、养老服务体制等改革的力度，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从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要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加快发展服务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力争就业增速稳中有进、就业质量稳中提高。

5. 如何研判当今中国的战略处境

面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应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

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促成经济新常态
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这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体现了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的客观趋势。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换挡”，要求经济增长目标向合理区间进行“收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外部需求出现常态萎缩。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征，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2020战略”“重生战略”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而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需环境已不复存在。
二是创新驱动竞争更为激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迎面走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新兴产业，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些新挑战倒逼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向创新驱动型转换。但我国过度行政化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导致科技资源浪费严重，很多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仍然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我们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为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腾出空间、留出时间。
三是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更加明显，“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带动外向型经济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弱。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过度依靠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加大，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
四是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改革红利有待强力释放。201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正处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阶段，今后必须逐步调整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改革与发展红利的全民共享。
新常态经济是全方位转型升级的经济
整体上看，新常态经济包含着经济增长速度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转型升级在内的丰富内涵和特征。
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从近十年看，2003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而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出回稳态势。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规律，二战后的日本、德国、韩国等一些成功追赶型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高速之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增速的回落。我们必须理性对待经济速度的“换挡期”，用“平常心”对待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二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比较利益较低。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这是非常好的结构优化迹象。新一届成立以来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为加快实现健康中国、养老中国、宽带中国等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今后，通过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化解产能过剩风险等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中国效益”。
三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去30多年我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这是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打造“中国质量”，真正实现增长速度“下台阶”，增长质量“上台阶”。
四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一次质的升华。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不搞强刺激、大调整，主要通过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等途径，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限交给市场，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并通过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方式来弥补“市场失灵”。
五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由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加快形成。此外，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正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
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形成新常态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新常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的，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实现。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适应新常态，既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稳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冲击，又要在战术上主动作为。要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遵循好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这“三大规律”，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包容性发展，积极释放“中国红利”，促进经济进入7.5%左右的平稳增长期。
第一，大力实施简政放权，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新常态。新常态下，一是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建立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审批事项彻底放给市场和；二是要强化服务管理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创新监管和服务方式，逐步转变服务管理方式、提高服务管理效能；三是要基本完成省市县改革，推进编制结构优化；四是要继续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逐步建立购买服务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化、市场化。
第二，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新常态经济下，经济增速是“换挡”而不是“失速”，经济发展仍需保持合理增长速度，因为发展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2014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面临较大经济运行风险，对此，一是要推进需求结构改革，尤其要积极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二是推进城乡结构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三是推进区域结构改革，稳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规模，避免经济出现“失速”；四是推进产业结构改革，构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机制；五是推动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我们必须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转化能力放在促进形成新常态经济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积极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着力构建以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要积极化解各种经济运行风险，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之路，努力形成“人人创新”的新局面。
第四，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产业结构处于中高端的经济，这要求有健全的财税金融体制做支撑。从财税体制改革层面看，要加快“营改增”改革，进一步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财税支持力度。从金融体制改革层面看，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拓宽金融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使金融产品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要逐步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的改革。
第五，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新常态。要加强农村地权制度的建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大教育体制、卫生医疗体制、养老服务体制等改革的力度，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从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要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加快发展服务业，支持小微发展，力争就业增速稳中有进、就业质量稳中提高。

6. 市场调研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哪些

1、国内一般企业不重视也不懂，想做不愿意花钱，决策全部靠领导拍脑袋，外企完全相反，所以我们目前的客户全部是外资多。
2、调研一线，造假情况严重，将来就是拼质量的时代。

7. 马云对现在的中国市场，有何独到的见解

马云对于市场的发展方向一直很敏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理念核心就是创新与时代。

马云给对于年轻的创业者也指明了未来市场的发展方向，比如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的青年企业家峰会上马云就曾这样说过：现在就是最好的创业时机，所谓的成功企业都不是今天做出来的，都是20或者30年前甚至更早的对于未来作出判断，所以才决定了今天，马云又提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观点，他说当今的中国市场是创业是最好的时机。

综上所述，马云对于中国市场的判断一直是别有深意，认为这是最好的创业环境，看似低迷的经济环境下往往蕴含着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