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到底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其内涵是什么
借题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是指我们文明的核心,儒释道,易经,古老的中医,和兵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这个基础上所创造的文明运藏人性的本质(感恩心)所传承延续下来的如中秋,春节,清明,等节日的内涵意义,以及回归人性的行为,忠孝涕,仁义礼智信,宽容大度包容的心态。如科技创新四大发明,丝绸书法戏剧文明一切都是在人性的基础上遵道而行,使生命冲满了无限的创新动力,创造出无限文明来完善自然环境缺失不足,使我们生存环境得以改变。使中华文明丰富多彩,代代传承延续至今。是为中国传统文化。
Ⅱ 中国传统艺术的文人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人”以“文”为本性或自性,它通过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和人身心灵的诸关系合乎中庸和平的协调,以教化天下,并由此而诞生出礼乐文化、人伦文化、仁爱文化、人神文化、自然文化和生生文化等。所谓人文精神,是人性——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以及表现在这种追求中的自由本质的展现……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自觉的精神、超越的精神。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天人合一”,其特点是“内在与超越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结合、道德与宗教的结合”。她强调以民为本,重人文远鬼神而有别于重自然的希腊文化;她肯定个人的心性向善,把人放在一个伦理的人际关系中来定位。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所讲的“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中,强调人对宗族的国家的义务。儒家思想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其实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从来以人为核心,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人文主义传统。以人为本,孜孜不倦于现实人伦和理想社会的建构,始终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在所谓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不完全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彖传》。“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由以上的解释可见,“人文”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是与“天文”一词对举为文的。“天文”指的是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人文”则是指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具体地说,“人文”的主要内涵是指一种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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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有哪些
1、包容博大的精神
中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是海纳百川的文化。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包容并融合外来文化。今天的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融合,也是中国文化开放兼容的一个具体体现。
2、天下大同的精神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现的都是中华民族重视天下的和谐和相互友爱而非互相的对抗或欺凌弱小。今天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也是大同精神的体现。历史上强大的中国,没有主动侵犯小国。
中国版图的扩大,是在回击当时的外族侵略以及外族文化主动融入中原文化的结果。强大的明朝派遣郑和下西洋,给各国送去的是丝绸、瓷器等各种物品。今天西方某些人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他们以西方对抗和竞争性的思维、以自己爱好侵略的历史来揣度以和谐大同为核心特色的中华文化的表现。
3、中庸的精神
中庸不是当好好先生,而是一种为人处事上的恰到好处,是一种“黄金分割”的大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智、仁、勇”的结合才是完善的人格,而非强调一端,就是中庸精神的表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就是中庸。“随心所欲”但是“不逾矩”,就是中庸。
4、以民为本的精神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唐朝的李世民就说过:“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毖。”进入现代的中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宣示,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5、爱护他人和担当社会的精神
“仁者爱人”、“兼相爱,交相利”,都是强调对他人的关爱。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真正的个人幸福,必然是与他人及社会整体的福祉相连。传统文化中的“大人之觉”、“内圣外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倡导,都是强调把个人的能量和才智运用到对整个社会幸福的追求之中。
范仲淹、文天祥……无数的仁人人士,都有担当天下为民请命的情怀和为历史记诵的感人事功。乃至古代贤明的帝王那里“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面对家国的态度,也都是这种担当天下的文化精神的体现。
Ⅳ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因内容太多,有删改 )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着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着《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之一是:观念上的“和而不同”〔2〕和实践中的整体会通。具体地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三家,还是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学,虽有其各自不同的探究领域、表述方法和理论特征,然却又都是互相渗透,互相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析。这也就是说,人们既需要分析地研究三家、三科、三学各自的特点,更需要会通地把握三家、三科、三学的共同精神。此外,如果说儒、释、道三家,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学等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整体,那么对于这个文化整体来讲,其中的任何一家、一科、一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这一文化整体的特性将发生变异,或者说它已不再是原来那个文化整体了;而对于其中的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学来讲,则都是这一文化整体中的一家、一科、一学,且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学又都体现着这一文化整体的整体特性。唯其如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不管是研究那一家、那一科、那一学,我认为,首先是要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精神之所在,否则将难入其堂奥,难得其精义。
一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可说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鲜明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在所谓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不完全相同。
从荀子、《中庸》和董仲舒等人的论述中,应当说都蕴涵着这样一层意思,即在天地人三者中,人处于一种能动的主动的地位。从生养人与万物来讲,当然天地是其根本,然而从治理人与万物来讲,则人是能动的,操有主动权。就这方面说,人在天地万物之中可说是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注重人的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养成等,正是由对人在天地万物中这种能动、主动的核心地位的确认而确立起来的。
由此,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十分显着的特点,即:一是高扬君权师教淡化神权,宗教绝对神圣的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一是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人格自我完善的观念广泛深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根植于远古的原始文化之中。人们常把“天人合一”视作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而考其起源,则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自然(天地)崇拜,以天地为生物之本;以及祖先崇拜,以先祖为监临人世的上帝(此亦为天,天命之天)等观念,不能说毫无关系。由此可见,“天人合一”中“天”的含义是合自然之天与天命(先祖上帝)之天而言的。以后,宋明理学讲的天理之天,即是自然之天与天命之天的统合体。
人与自然之天“合一”的中心是“顺自然”(这里“自然”一词的含义,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然界的“本然”法则与状态)。
三
人与天命之天“合一”的中心是“疾敬德”。这一观念,大概起源于殷末周初。《尚书•召诰》中有一段告诫周王要牢记夏、殷亡国教训的文字,很能说明这一点。其文曰: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有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这是说,夏、殷之所以灭亡,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敬德”,因此,周王如要永保天命的话,就一定要“疾敬德”。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是周初人的一种共识,也是以后儒家论述天人合一的一个中心命题。
人事急于神事,民意重于神意的观念深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历代圣贤、明君无时不以为诫的教训。《礼记•表记》中尝借孔子之口,比较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不同特色,其中在述及周文化特色时说: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周文化这一近人而远鬼神的特色影响深远,以至当季路向孔子问“事鬼神”之事时,孔子相当严厉地斥责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而当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又表示说: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务民之义”是“人有其治”的具体体现,人之治如果搞不好,鬼神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说,只有懂得近人而远鬼神,把人事放在第一位,切实做好它,才能称之为“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中,把政权看得比神权更重的文化上的根源。
四
“礼”起源于祭祀,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则是越来越富于人文的内涵,乃至最终成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之一。“礼”通过祭祀,从消极方面来讲,是为了祈福禳灾;而从积极方面来讲,则是为了报本。报什么本?荀子的论述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把君师之治作为礼之本,一方面是以礼制形式来落实人与天地参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使“礼”包含了更多的人文内涵。“礼”字在《论语》一书中凡七十四见,然除了讲礼如何重要和如何用礼之外,对礼的具体涵义没有任何表述。即使当林放提出“礼之本”这样的问题,孔子也只是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仍然只是如何用礼的问题。《孟子》一书中“礼”字凡六十八见,其中大部分也是讲如何用礼的问题,只有几处稍稍涉及到一些礼的具体涵义,如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恭敬之心,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指仁、义)是也”。荀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学的奠基者。《荀子》一书中“礼”字凡三百余见,全面论述了礼的起源,礼的教化作用,礼的社会功能等等,尤其是突出地阐发了礼的人文内涵。如,他对礼的起源的论述,完全抛开了宗教的解释。他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据此,在荀子看来,礼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过的“明分”,或者说“别”。所谓“别”或“明分”就是要使社会形成一个“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的伦序。荀子认为,确立这样的伦序是保证一个社会安定和谐所必需的。
《礼记•王制》中规定: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文中所谓“此四诛者,不以听”的意思是说,对于这四种人不用听其申辩即可处以死刑。
至此,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上薄拜神教的人文精神,应当说已经反映得相当充分了。
五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则大量地体现在儒、道、佛三教的有关心性道德修养的理论中。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注重并强调心性道德修养,这是与中国历代圣贤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密切有关的。上面我们曾引过一段荀子论人“最为天下贵”的文字,在那段文字里,荀子把天下万物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无生命的水火,一类是有生命而无识知的草木,一类是有生命也有识知的禽兽,最后一类就是不仅有生有知而更是有义的人类。“义”是指遵循一定伦理原则的行为规范,如荀子说的:“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等等。在荀子看来,这就是人类与其他万物,特别是动物(禽兽)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荀子的这一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大部分的圣贤都持这样的观点,即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看作人的本质,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孟子也说过: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那不同于禽兽的一点点,就是人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孔子在回答子游问孝时尝说: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孟子则说: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孔、孟的这两段论述都是强调,只有具有自觉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才能把人的行为与禽兽的行为区别开来。对此,荀子更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
事实上,在中国历代圣贤的心目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伦理与物欲的关系问题是确立人格和提升人格的关键。对于这一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致是从三个层次来进行探讨的。一是理论层次,讨论“理”“欲”问题;一是实践层次,讨论“义”“利”问题;一是修养(教育)层次,讨论“役物”“物役”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概括地讲,在理论上以“以理制欲”、“欲需合理”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存理灭欲”说;在实践上以“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在修养上则概以“役物”为尚,即做物欲的主人,而蔑视“物役”,即沦为物欲的奴隶。
由于部分宋明理学家,如程朱等,在理欲问题上过分地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因而不仅遭到历史上不少思想家的批评,更受到了近现代民主革命时代思想家的激烈批判,斥其为压制人性、无视人性,这是历史的需要,完全是应当的。但是,我们如果全面地来检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理”“欲”关系的理论,则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存理灭欲”之说实非据于主流地位。若如程朱等所说,必待灭尽人欲方能存得天理,即使以此为极而言之说,其理论上之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尝以为程朱之说发轫于《礼记•乐记》,如与朱熹同时之陆九渊就认为:
“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自《礼记》有此言,而后人袭之。”
对照陆九渊所引本节之文,人们可以看到陆氏引文中略去了“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一句,然而这一句恰好是《乐记》本节所论旨趣之关键所在。《乐记》并未否定人感于物而动的性之欲,它只是否定那种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且又不能反躬的人。这样的人,在它看来就是在无穷的物欲面前,不能自我节制,而被物支配了的人,亦即所谓“物至而人化物也”。人为物所支配,为了穷其人欲,那就有可能置一切伦理原则于不顾,而做出种种背离伦理的事来。为此,《乐记》才特别强调了“制礼乐,人为之节”的重要和必要。
荀子认为: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荀子的这些思想是合理而深刻的,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此外,道家等从养生的角度也讲述了不少有关“节欲”、“养欲”的道理,对于丰富传统文化中的“节欲”理论也是很有价值的。
在荀子之前就流传着这样的教训,即所谓:“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对此解释说: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注重精神修养和伦理实践的人则轻视富贵地位,也就是说,注重内心反省的人,对身外之物是看得很轻的。历代相传的“君子支配物,小人被物支配”,就是这个意思。做“役物”的“君子”,还是做“役于物”的“小人”,这是人格修养上必需明辨的问题。荀子进一步对比此二者说:
“志轻理而不〔外〕重物者,无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行离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外危而不内恐者,无之有也。……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乘轩戴 ,其与无足无以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
反之: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 之履而可以养体,屋室庐庾葭 蓐尚机筵而可以养形。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势列之位而可以养名。……夫是之谓重己役物。”
这种不为物累,勿为物役的思想在佛、道理论系统中更是俯拾皆是,此处暂不赘述。然至此,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应当说也已经反映得相当充分了。
人不应当“役于神”,更不应当“役于物”,人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不少人以为,依仗现代高科技,人类已经可以告别听命于“神”的历史,人类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支配“物”的世界了。然而,我们如果冷静地看看当今世界的现实,则恐怕就不会这样乐观了。“役于神”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绝非单纯的科技发展就能解决的。君不见,当今世界各大有神宗教,凭借着社会经济增长的实力后盾,几乎与现代高科技同步高速发展,且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役于物”的问题,则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人类向“物”世界索取手段的不断提高,因而对于物的欲求也是在进一步的膨胀。更何况当今世界是一个讲求实力的时代,全世界的经济实力竞争,把全人类逼上了“役于物”的险途而尚不能自反。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88〕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恐怕主要是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什么还值得人们在今日来认真研究一翻的理由吧!
Ⅳ 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是什么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同时,人所具有的强烈社会感又是人的社会价值。人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自然界相互协调,和谐共生,这又是人的自然性的表现。
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其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都体现出丰厚的人文精神。通俗地说,只要理解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概念及其精神的话,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也就能清晰地把握了。
认知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说意义十分重要。中华人文精神的概括是,归止文明的方向、归止至善的良心、归止做人的道德、化成天下的责任、关爱人民的利益。
Ⅵ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人文特征,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这一点看来已不容易引起争议,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就可定义为一种人文性质的文化、或一种“内在超越” 的文化,以区别于西方及印度、阿拉伯世界具有较强宗教色彩或者说“外在超越” 的文化。我们也许可以从下面的两层意义上,去理解上述确定中国文化传统特征和性质的尝试: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文化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的神话、巫术、或如梁漱溟所说很早就相当理性、相当成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后来也没有像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一样进入由一种超越的宗教、至高的人格神君临一切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明显的宗教超越的特征,而是始终将自己的思考限于人世间,尤其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在此世所能取得的精致的文化成就,而对垂直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扩展的、征服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都不甚注意,所以,不仅系统的神学教义相对阙如,系统的自然科学也不太发达。
古代“人文“一词不太用,但“人”、“文”两字却用得极多。我们尤其要注意这“文”字。相对于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转,相对于尚武的“士”,孔子着重培养尚文的“士”,使“士”阶层“文化”又是一转。儒家之学也就是人文之学,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与宗教脱离,被理性化,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文学,有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味。在这种人文学术的笼罩之下,正如上述,不仅神学、自然科学不发达,乃至社会科学也被包裹在人文学术之中而未有独立长足的发展。
我们把握“人文学科”的概念可以从中国传统学问开始。传统中国的学问常被称为是“经、史、子、集”:“经”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六经(加乐,但乐经实不存)、七经(五经加论语、孝经)、九经(一说五经中礼分出三礼、春秋分出三传为九经)、十三经(以上说九经再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史是历史,其主干是正史;子主要是先秦诸子;集是各家文集,以文学为主。而这四个方面又是打通的,其大要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哲学。古代一位学者对这四个方面都要涉猎。古代中国的学问主要是一种人文的学问。
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确实是以现在人文学科的基本科目——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的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尤其是表现在诗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精品。甚至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都相当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识字者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政治的主要职位都由读书人占据,这些读书人所读的书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会上也普遍有一种对于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艳羡和尊敬。
但这也并不是说中国文化自文明发轫以来就是如此,塑造了中华民族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是发生在周朝,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以前的殷商看来还是一个相当虔信天帝、鬼神、巫术、生命力洋溢、文化上则相当粗犷和豪放的时期,。现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学”等字,但当时的殷商贵族一般只是“习武”和“习乐”,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节制而趋于极端,举一个例子,他们喝酒看来是常常喝得昏天黑地,在商纣王时,不仅是王室“酒池肉林”,下面也是酗酒成风,以致到西周时,周公还敦敦告诫康叔一定要戒酒,不要学商人酗酒丧邦,说“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尚书·酒诰》)。
到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则开始建立一种“亲亲”色彩很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文明,并越来越具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例见后来在贵族之间交往中相当流行的赋诗、观乐、有辞、有言的风习,粗犷豪放的习惯越来越受到“礼文”的节制,这一转变之得失,自可见仁见智,但上层阶级的风习和民间的崇拜确实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当充分的洗礼。这时上层贵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而其中“礼”又可以说是一个总名,一个概括。“礼”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从实行者来说,专为贵族所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等级制到处都有,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等级制是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然而,中国古代等级礼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想形态含有一种精致、文雅和细腻的意蕴,即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下的“彬彬有礼”。春秋时代早期的世家贵族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意蕴。虽然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至少在孔子之前的时期,主要并不表现于典籍和艺术品的创造之中,而就表现于他们的言行、尤其是赋诗、观乐及各种礼仪活动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呤讽咏,俨然就像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i] 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人格和德性。总的说,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
Ⅶ 中国人文特色是什么
一、重人轻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对宗教都缺少热情。他们所共同关心的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此即孔子“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之谓。中国传统文化凝神注视的是人间的是非和寿夭,对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来生,则很少加以关注,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轻鬼神、重人事的突出特色。儒家是一种道德信仰,是对完美人格和祥和政治的追求,不是对神仙,对方术,对上帝、对权力的崇拜。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主张“尽人事,知天命”、“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思想具有宗教的精神而无宗教的痴迷,具有文化的包容而无会党的伐异。
二、重道轻器 传统文化所谓的“道”主要是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理想、道德准则等,概括地说,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器”是指具体事物和名物制度。
孔子强调“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其中固然有人格不能偏向一端的含意,但同时也流露出了“知人”压倒“知物”的倾向。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在孔子那里,感性欲求(谋食)与理性追求(谋道)二者之间,后者处于优先的地位,一旦“志于道”,则即使身处逆境,也可以达到精神上的愉悦。所以孔子称赞其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三、 民为邦本 “民本主义”的观念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说,人民只可亲近,不可威狎,因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
孔子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人为本、重民爱民,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把“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作为仁人君子之道而要求统治者遵守。孟子认为仁与不仁是国家兴衰存亡的标志和依据,提出 “民贵君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要求为政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正是这些不同,才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远丰厚的人文追求,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传统文化的人文追求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存价值,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超前价值。
Ⅷ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谈一谈人文的内涵是什么
“修齐治平”“家国一体”的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古代儒家和志士仁人的人文理想,儒家文化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