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历史周期律中国如何治理腐败

❶ 如何才能有效防御和治理腐败现象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它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从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历史看，各个朝代都有一个从兴盛到衰败的过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励精图治的皇帝、清正廉洁的官吏，但历代统治者根本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我们有力量克服腐败现象。一九四五年，黄炎培到延安，他问毛主席，历代王朝往往开始很好，到后来就慢慢衰败了。请问共产党有何办法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毛主席回答，依靠“民主”，依靠监督，我们可以防止腐败。这个民主，当然不是西方那种议会民主，而是依靠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依靠人民对我们的监督。这个监督是很必要的。

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好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

二、突出重点。这次反腐败，在党政机关进行。重点放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

三、从领导干部做起，首先从高级干部做起，包括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

四、严格依法办案。对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纪为准绳，该撤职的要撤职，该判刑的要判刑，该重判的要重判。照此去做，也有利于挽救一批人，有利于教育广大干部。对于严重干扰、阻碍查案工作的，要坚决处理。

五、不搞群众运动，不搞人人过关。要鼓励和支持群众举报。群众举报的问题，要由专门机关负责，依法查处。

六、惩治腐败与扶持正气相结合。在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惩处腐败分子的同时，要大力宣传和表彰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新风尚。

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最基本的，要靠教育，靠法制。要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提高抵制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自觉性，提高模范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要抓住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总结实践经验，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对需要修改的，要抓紧修改、完善。要根据新的情况，尽快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

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坚持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实行严格的抓党风和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坚持党政一齐抓，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坚决遏制腐败现象。

反腐倡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坚持教育、法制、监督相结合，坚持预防与惩治相结合。对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主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对极少数腐败分子必须严厉惩处。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牢固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城。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坚持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大力推进以加强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人、财、物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完善反腐倡廉的工作机制，以利及时发现、有效防范和严厉惩处腐败行为。

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这是我们的一贯要求，也是最可靠的措施。反腐倡廉工作要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继续完善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务公开、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使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必须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保证领导班子成员依纪依法办事，防止发生各种违纪违法行为，防止任何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特别要在执法部门和直接掌握人、财、物的岗位，建立有效防范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约束机制。腐败分子危害党和人民，不论是什么人，都必须依照党纪国法，坚决予以惩处。

❷ 如何有效处理当今腐败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着，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着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❸ 如何防止腐败

随着腐败现象和频度地不断上升，党和国家对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则有利于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塑造从政者的廉政世界观，是控制腐败的一项治本之举。正确认识、理解和掌握思想道德建设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是新时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核心。一、遵循道德发展的物质规律，认识腐败现象的根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能动性。掌握了物质与意识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统一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就可以科学地揭示道德发展与消除腐败现象的本质所在。在物质世界中，道德的发展是不能脱离物质因素而独善其身的。道德作为调节社会伦理关系的一种方式，发挥着广泛的社会作用，维护着一定的社会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其真理性与指导性存在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矛盾之中，时刻接受经济社会生活实践的不断检验。道德的稳步与发展无时不受到物质的作用而产生影响，同时物质社会有序健康地发展也时刻受到道德因素的反作用力。因此，道德实践的全部使命不仅在于道德本身，而在于为其赖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是维持社会政治经济健康发展，构成社会先进生产力关系中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之一。道德不仅仅是属于精神的，更是属于生产力的。我们应以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和方法来揭示传统道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物质决定论认为，道德是经济阶级等具体的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充分证明了道德因素在物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这一哲理中不难理解和发现，两者的紧密联系具有“同步性”。所以，在科学把握物质关系与道德意识发展相联系的过程中，脱离了物质规律去谈道德的发展与进步，或脱离了道德因素去谈物质关系的发展，是一种脱离了联系与发展的关系，既物质与意识的根本统一性，都不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于传统的道德与价值观的发展长期以来仅仅局限于道德价值本身的发展，从根本上得不到物质力量的根本性转换，所以，不能为人们的道德理想、信念、意志和情感提供真正科学的指导方法，导致了传统道德的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虚幻性。道德的发展具有物质性，物质具有“两重性”。物质因素是道德发展的生命和源泉，是促进道德稳步发展的根本；而物质因素又会诱导道德异变，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以新加坡为例：为有效遏制国家公务员滋生腐败现象，新加坡政府采取“高薪养廉”的办法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取向，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这一做法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因为它不能正确揭示物质与道德价值发展规律的根本性问题，即道德发展的这种价值与物质性的最高形式的统一。它只仅仅建立于为防止非道德产生与发展，尽力满足于公务员的物质需求，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时间可能行之有效，具有遏制腐败现象的作用，但它不是真正的科学。它脱离了物质与意识联系与统一的根本性问题，犯了一种片面的、孤立的方法错误，在科学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必然会受到违背这一规律的无情打击和报复。如何认识道德与价值观的科学意义呢？笔者认为，这种道德与价值观应遵循“同步性”的基本规律，即实现物质与意识转换的高度统一。正确认识和把握道德发展的物质规律，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最高形式的反映，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根本所在。二、遵循道德发展的等级化规律，认识腐败现象的特殊性。在马克思论述人类社会发展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性规律的启示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道德发展也是从一种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这种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同样具有等级性规律。道德等级化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同我国在农业领域产生与发展一样。如：普通农工、农艺工以初级形式向高级农艺师形式的发展过程，它们既有形式上的趋同，也有本质上的区别。道德在人性意识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更加发达，更加丰富的智力资源，道德的等级化发展规律更具有思想性、普遍性和权威性，对促进道德的稳步发展更具有科学意义。道德等级化发展一方面是遵循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的基本概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道德发展规律为主体的道德发展体系；另一方面是遵循一般性的以阶梯式的道德发展规律为主体的道德发展体系，即共产主义道德，这是由社会主义道德所引伸的道德发展体系。道德发展的根本任务和目标不单是道德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核心问题是揭示道德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即道德发展的相对性，这是道德产生与发展的全部意义所在，是实现道德稳步发展最高形式的统一。1、道德等级化发展的特殊性和一般性。道德的发展具有广义性，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的道德领域所产生的道德矛盾也有所不同。所谓的特殊性是指道德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即给社会伦理道德和伦理经济秩序和谐、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行为和现象。如在经济领域涉及的拜金主义、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在作风领域涉及的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其次是社会上让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偷、抢、诈、骗等违法现象，这些矛盾是道德等级化发展的必然归宿，这是道德等级化发展的特殊性，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加以解决。由于人们对事物认识的立场、方法和观点的不同，所引伸的道德矛盾，并不会给社会伦理道德和伦理经济秩序的和谐、健康发展构成较大作用，这是道德等级化发展的一般性，只须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教育的力量来维持即可实现。2、道德等级化发展的监测功能。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建立道德等级化监测机构，通过对道德与非道德发生、发展的监测，以获得人民群众对道德发展与反腐败斗争的支持提供对策建议，为党和国家从战略上谋划道德发展与反腐败具体决策建立有效机制而提供智力支持。3、道德等级化发展的升级与改造功能。道德等级化发展的升级与改造功能其主要目的：一是为人们道德理想、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树立科学意义上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引导人们自觉的溶入到道德等级化的发展过程中；另一方面对整个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实际水平作出科学判断和决策，以便及时调整在社会主义初级道德等级化向高级道德升华的成功转型而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三、遵循道德发展的时间规律，认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道德的稳步发展和消除腐败现象无不与时间有紧密的联系，道德的发展过程无时不受时间因素的作用而产生影响。当某种道德的产生与发展的时间较短，此时道德发展空间就小，则作用力也小，消极因素也少。反之，各种消极因素会随之增大。因而，道德的稳步发展过程具有时空性。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人们的道德发展一开始是不会，也不容易产生较大的道德异变。腐败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个时期人们对道德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道德精神的追求，并能自觉的遵守和坚持道德这一朴实的伦理观，有抵制非道德的侵蚀的能力，是道德发展最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的时期。但世上没有“永恒”的道德存在，任何道德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在经济政治生活的复杂矛盾中，人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借鉴、吸收和再认识过程，并伴随着密切的物质利益关系和时空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并在思变中获取新的道德价值取向。因此，任何道德与非道德的形成与发展，总是需要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认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起作用。道德产生与发展的时间过程越长，道德思想发展的空间与不确定因素必然增大，就容易产生异变而失去根基，越发变得空洞无力。这时再先进的道德理论、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也难以有效调节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难以为人们、以及个体的道德生存提供有效的意义和指导。而异变引伸出的各种错误观念便会滋生蔓延，对精神文明及其健康的伦理道德构成严重的破坏，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从历史上产生腐败的根源可以看出，政治权力作为一种社会性公共管理职能，它既支配着大量钱、权、物的管理权，又把持着对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宣传和传播，始终处于复杂的伦理政治道德和伦理经济秩序之中。由于政治权力与政治道德拥有着特殊的道德自由地位和道德自由空间，不同于其他的伦理道德关系，因此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风险性和破坏性。政治权力是导致政治道德异变的重要因素，它无时不给政治道德发展空间带来压力。由于历代的政权建设无法解决这种自身存在的道德发展矛盾，更无法科学揭示和掌握传统道德发展与时空性的根本关系，因而导致各历史时期的人民对腐败政权深恶痛绝。为了解决和消除这种陈旧落后的政治权力与政治道德的发展矛盾，人类历史上不断演绎出新政权推翻旧政权，而新的政治权力因无法掌握“时空性”不稳定性、可异变性、短时效性的科学规律，因而历代王朝无法逃脱覆灭的周期性规律。正确把握和运用道德发展的时间规律，是科学揭示传统道德与非道德产生周期性恶性循环的关键，对真正实现道德的稳步与发展，从而消除腐败现象具有积极的决定性作用。道德发展的物质规律是本质，等级化规律是核心，时间规律是关键。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它是促进人们正确认识道德发展，揭示道德内部矛盾的有效途径。只要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得到全面提高，就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❹ 如何治理腐败现象

1、科学理论：引领反腐倡廉深入开展的灯塔

坚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贯穿反腐倡廉建设始终。我国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特点体现在方方面面，反腐倡廉建设的形势也在时刻变化之中。

2、科学制度：编织无缝隙的“权力笼子”

依靠科学制度推进发展、优化管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反腐倡廉重在制度建设，是党在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党执政条件下有效防治腐败的必然要求。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治理腐败是一个过程，需要等待时间和时机

如果腐败的严重程度和工业化城市化速度之间的相关性命题被证实，如果人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减少腐败的长效药，如果惩治腐败的社会共识有赖于重大突发事件，如果消除腐败的成本在一定历史时期高于腐败减少带来的收益；

那么腐败治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便转换成耐心、甚至容忍问题。从经济学上讲，理想的状态是让治理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在边际上相等，而非彻底铲除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