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贫富差距大

Ⅰ 为什么会有贫富差距

中国贫富差距的根源；

在这些奇迹的背后，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撑，政府投入了天量的基础设施费用，本质上都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但公共服务的任何改进，都要先以不动产升值的方式转移给土地或房子的所有者。再加上前面说到的，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那就是从全国老百姓收回来的钱是平均的，不像欧美直接税为主的制度，可以针对性地向高收入群体收更多的税。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钱是比较平均地收回来的，但花出去的地方却不能平均。像早期改革开放的深圳，以及后来西部大开发的重庆和成都，现在的国家中心城市，都是集中力量在某个地方重点打造，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世纪第一工程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连接香港、澳门和珠海，珠海因港珠澳大桥的利好（其一），主城区房价暴涨，目前三到四万元每平方米，比一线城市广州还贵，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不动产升值效果非常明显。再加上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不断迁入，房价越高，卖地收入不断提高，政府就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公共服务，房价因此更高，形成正反馈。

就这样，仅靠投资不动产就能在一代人之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梦想的巨额财富积累，成为过去十年“中国梦”的最好注脚。但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不动产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动增加；而没有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拼命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像“打工十年都是在为房东交房租”，“卖掉北京一环的房子出国三十年赚的钱仅够买回一套四环的房子”这类段子虽然搞笑，却很能反映现实。

Ⅱ 造成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有哪些

1、“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执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3、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

4、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毋庸置疑，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6、不平等竞争的存在

最后，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

Ⅲ 请大家谈谈造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得主要原因.

收入差距大体上集中概括了财富差距、生活水平差距等方面内容，现在比较通行的一些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主要也是以收入水平为其核心标准。放眼看世界，不分社会制度，不分肤色人种，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部都存在着收入差距问题。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产生既有自然和历史因素的作用，也有现实体制和政策因素的
作用。城乡居民资源占有不均，“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过度膨胀，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投资差距是我国城乡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改革之后的市场化取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以及城乡改革力度的不同，对我国的城乡贫富差距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1)自然资源的相对不足和小农化生产的羁绊。不同国家自然资源的优劣程度和数量多寡存在着天壤之别。我国土地资源的相对不足且分布不均，致使城乡贫富差距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有效扭转，土地稀缺地区的农民仅仅依靠土地资源根本无法脱贫致富。
(2)历史起点不同，改革力度不同，历史上的城市倾斜战略的政策偏袒，农村入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都是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客观原因。农业生产条件普遍落后，基础设施普遍薄弱，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低，这些都是自古以来我国农业的特点。
(3)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行的按劳分配政策承认不同劳动者体能和智力上的差别，因而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也有差别，那么领取的报酬必然存在差别。这必然导致城乡贫富差别。由于农村入口的文化素质相对低于城镇人口，能够提供的劳动多为体力劳动，技术含量低，因而同等劳动时间内获得的报酬必然低于城镇人口。
(4)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不同，经济扶持力度也大不相同。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是人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但由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同，城乡居民从中受益也存在差异，城镇居民收益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开端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释放了被束缚己久的巨大生命力，使农民收入迅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不是永续性的。

Ⅳ 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怎么越拉越大啊

中国社会目前尚能承受较高的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这给了民众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但这种预期要求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十年不能发生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或者失误。 2005年1月10日，世界知名调查机构“盖洛普”正式对外发布一项调查结果：在迅速发展并日渐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加大。据了解，这次调查对中国3597名成年人进行了入户调查，时间是在2004年6月、7月和11月份，调查结果的误差率为正负2%。 盖洛普国际调查事务部主任博克霍德(Richard Burkholder)说，中国富人和穷人的差距正在急剧拉大。 1月，北京市统计局的一个报告显示，北京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布什(Richard W. Bush)表示，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在富有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引起了摩擦。 实际上，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也能感受到舆论对于中国的收入差距贫富分化问题正在变得敏感。 如类似驾车撞到行人的事情都可能引发关于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歧视的讨论，还有很多有关下岗引发民事纠纷、以及一些人被迫放弃耕地或住房被强行拆迁等的报道。 不患寡而患不公，尽管中国经济仍然在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飞快发展，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所引发的后果不得不令人表示担忧，中国 的贫富差距 还要走多远？ 中国基尼系数的承受底线 1922年,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了基尼系数，该系数被世界公认用来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是否平均，并以此反映一个 国家的贫富 差异状况。 根据国际惯例，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小干0.2时为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水平；0.4—0.6之间为不平均；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往往认为超过这条警戒线，就容易产生社会的动荡。 目前，对于中国全国的基尼系数，说法各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0．4左右，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是已经超过0．5。但是考虑到最高收入阶层中有不少没有经过统计的灰色收入，因此很可能事实上中国已经超过警戒线。 尽管国家统计局一再表明：中国目前 的贫富差距 总体上是合理的，不能以基尼系数的一般标准来看待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差距在不断拉大的事实。 199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34左右，目前已经逼近0.45（按照中国社科院的口径）；其中，1990年中国城乡收入差系数为 2.57，2003年差距扩大为3.23；1990年行业收入差为1.76，至2003年行业收入差系数飞速扩大为4.63。 如果说，警戒线的绝对数值还值得商榷，那么这样快速增长的势头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据了解，世界上基尼系数较高的其他国家还有：巴西为0.601，南非为0.583，巴拉圭为0.580。 当然高的基尼系数并不一定意味着问题严重，如香港特区的基尼系数很高，但香港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香港政府通过税收杠杆，能够很好的进行收入调节和转移支付，因此贫富差距并没有演变为激化的社会矛盾。 但是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利用税收杠杆进行收入调节的能力和环境，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承受这看似较高的基尼系数，这种继续承受基尼系数不断升高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呢？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中国社会目前尚能承受较高的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这给了民众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暂时将收入差距问题放在一边。因为这种预期要求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不能发生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或者失误。 就业机会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保证。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每年新增就业1740万，其中新增非农就业 170万人；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每年新增就业仅为790万人，新增非农就业98万人——就业机会的锐减正是因为90年代经济出现大的波动造成的；直到2001年，经济重新回到平稳增长，就业才重新回到80年代的水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1287万人，其中，新增非农就业176万人。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宣布的数据，2005年预计新增就业岗位900万个。 邱晓华说，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最根本的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但是中国有9亿农民，有人按照美国当前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利润率情况计算，认为中国的土地只需要7000-8000万人来耕种，那么，按每年新增2000万人的就业机会来算（按GDP增长率为10%计算），樊纲估计，“至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 而十年时间，宏观经济发展的充满不确定性，几亿农民要被新增长的城市经济消化掉，并获得不断提高的收入，从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过高的公平标准适得其反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曾指出，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平等状况变化呈现“倒U字”态势。假设在经济起飞初期收入相对平等，然后经历一个不平等扩大的阶段，随着收入的进一步提高，逐步趋于平等。 历史上，一些国家的经验已经支持了这一理论。 樊纲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人均收入相差倍数很大（目前与最富裕国家的差距为40倍左右）、又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差距（以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衡量）不可避免地将走倒U字路径（这还是假定经济能持续增长，社会不发生危机的较好的情况），而且其过程会相当长。再加上中国的特点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与体制转轨（从计划到市场）同时发生，出现收入不平等甚至是非常严重的不平等是可能的。 那么，什么时候是“U”字型的转折点呢？一般认为，应该是社会实现充分就业的时候。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樊纲认为，当中国农民完成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充分就业才可能实现。 根据前面的计算，中国完成充分就业的过程需要持续至少十年的时间。这十年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直接影响社会平等的问题和矛盾：诸如农民工与城市下岗工人争利，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与准备进城的准农民工争利。 据了解，目前已经出现所谓的“腾笼换鸟”现象，即一些城市为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当地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曾出台政策，要求企业不能招用农民工，甚至清退已干了多年的农民工。 为此，国办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等方面的歧视性规定及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不得干涉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 对于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其权益保障和待遇问题已经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一些“良好意图”的保障措施却有可能正在损害农民工，尤其是等待工作机会进城的准农民工的利益，从而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尽早实现充分就业。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樊纲曾遇到一位美国专家，后者针对有关报道中国农民工生产条件差，安全保护措施不力的情况，提出应该推行一条政策，要求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必须为从事特定工种的农民工提供一种高科技的价值不菲的防护手套。但是这位美国专家没有想到的是，如果真的这样做，其结果可能是企业将减少农民工的雇用，或者降低农民工的收入。 类似值得商榷的现象，还有一些城市为农民工实施的最低工资制度。2004年底，北京市下发《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建筑企业应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工资，且支付部分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农民工就在保护的名义下，不得不和城市再就业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失去了以往的成本优势。 樊纲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防止过早采取发达国家关于收入公平分配的过高标准。一个社会的“贫困线”的划定，是应该也必然会随着收入整体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改变的；在收入水平还较低的历史阶段上，将公平标准与过高的收入平等水平相联系，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就业的扩大和收入最终趋于平等的进程。 “这是经济学从效率原则出发对社会做出的‘衷告’。” 用国有资产“均贫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新年伊始撰文指出，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并指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机会平等”应有期。 吴敬琏说：“在我看来，在消弭结果的不平等方面，一件眼前能够做、也完全应该做的事情，是划拨部分国有资产来偿还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 这一建议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养老保险中引入个人账户制时就曾经拟议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吴敬琏的一席话又引来争论无数。有舆论认为，这一方案无异于“剜肉补疮”，而且由于国有资产法律上应该属于全体国民，因此动用国有资产有难以逾越的法律问题；不仅如此，把国有资产划拨给国有企业的职工本身可能造成对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另外一种不公正。 对此争论，樊纲认为，在对于现在业已存在的国有资产做到有效利用和保值增值的同时，应该把国有资产当作一种全民财富进行积累和价值储蓄，根据需要进行重新配置，包括要通过国有资产的买卖、处置和使用方式的改变，补充公共建设资金和社保支出，推进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过去，对于国有资产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只注重了如何使现有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没有把它真正当成全民或国家所拥有的一笔财产和资源来重新配置。尽管从企业管理角度，国有资产要保值增值，但从国有资产所有者角度，从国家角度，就要考虑国家拥有国有资产到底是为了什么？ 樊纲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成因主要有三：农民的不充分就业、腐败以及因资源产权不清带来的行业收入差距。国有企业获得了国家对其使用资源的特许权利，但是除了企业所得税等常规税收以外，国家并没有因为对矿山、油田等资源的所有权获得特许的收入，滚滚的垄断利润都流入企业的利润中，因此这些行业的职工收入也较之其他行业高出许多。这种不公平是可以也应该用国有资产特许经营税收的形式来弥补的。 因此樊纲建议，从理论上说，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各种收入（如股息收入、出售收入和溢价收入等），应当全部上缴国库，即上缴国家财政，通过国家财政来满足全民的整体利益——这里的全民整体利益当然包括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不仅仅是某一类社会群体的利益。 如果说GDP的稳步自然增长，政府创造一个促进充分就业的良好环境是缓解当前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长远之计，那么调整使用国有资产和资源的功能有可能是解决贫富分化历史遗留问题的出路。 不是收入不公，而是机会不公，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现实。 由于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国经济和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是一个二元结构，少数人已经“与国际接轨”，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 几亿农民还只能以每年一两千万人的速度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步从收入较低的农业转移为非农就业。 这一过程中，平等与公平是相当敏感而又最容易令人困惑的概念。 平等的不一定是公平的，而公平的可以是平等的，也可以是不平等的。如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平均主义的分配就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公平的可能是有效率的，但是“大锅饭”式的平等就没有效率了。 樊纲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来说，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收入的不平等，而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公平导致的不平等，因此，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如何消除特权、腐败、垄断、欺诈等等。 机会不平等也就是不公平因素所导致的收入的不平等，如以权谋私（腐败，包括过渡性腐败和因民主与法治不健全而导致的制度性腐败）、政府行政垄断、国有企业占有国有资源的“资源税”或地租收益（国企之间分配不公）、户籍制度下的城市特权，以及在经济发展、体制转轨初期由于新体制还不健全而产生的由欺诈、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等行为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 在中国社会里，一提起收入不平等，许多人首先就去讨论腐败之类的问题，实际说明人们更加关注的，其实是机会不平等的“不公平”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机会均等下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所以樊纲认为，简单的从分配政策上入手，去解决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并非对症下药。忽视创造机会公平的环境，过早地将一个经济增长的社会变成一个再分配的社会，社会就会停滞。 “整个社会将掉进一个再分配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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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为什么现代的中国社会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新中国的管理体制是千百年来管理模式的延续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古代有“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七品芝麻官，时至今日依然做官是权利的象征，现代社会是需要局时俱进的法律以及政府的服务职能的进步，在古代做官就是荣华富贵，现在依然是权钱的象征，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绿林好汉，都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的，关键是这种财富是跟权利相关之后，会带来极大的民愤，这才是社会隐患。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是由社会管理职能向社会服务职能的转变。

Ⅵ 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和解决对策是什么

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1、根本原因

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在今后将长期坚持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自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确立国民经济的初始分配由市场来调节来完成，再分配则要由政府来调节、执行的分配制度。这种配制度打破了计划经济年代长期存在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政策使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资本、技术、治理能力等生产要素能够直接分享生产成果，使得一部分能利用制度与政策优势、把握机遇的人率先致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收益也更多地流向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2、农村贫困问题
(1)贫困农民高度依赖种植业。
数据分析发现，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结构比较单一，对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农村人口。尽管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均种植业收入远远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种植业收入水平，但种植业却是贫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就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情况看，种植业收入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2005年已经降到34%，这一情况表明，多数农村贫困人口过度依靠农业、种植业，而他们的种植业生产率和收入又特别低，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
(2)市场参与程度低，但受市场波动影响大。
农村贫困人口不仅向非农业转移的程度低，而且他们的市场参与程度也相当低，特别是在粮食、油料、蔬菜这些基本农产品方面。由于产出水平低，贫困人口的这些产品大部分都只能用于自身消费。农民过度依赖农业，而且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又低，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就会对贫困人口的生活造成放大的影响，使之处在非常不稳定和缺乏保障的状态。在农产品比价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随时陷入绝对贫困的状态。这说明接近农村贫困线的低收入人口的生存条件任然是相当脆弱的。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扭曲发展
只重效率不重公平。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但事实上，改革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只惟效率,鲜顾公平”，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导致了“赢家通吃”的景象，加剧两极分化，更加增添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过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4、法律制度仍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会去钻法律的空子，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 由于权力介入并与资本结盟, 参与市场利益分配, 从而导致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偷税走私等非法收入成为暴富途径。很多人通过这些非法手段，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5、税收制度不健全，税收严重流失
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许多问题：第一，税收法律没有协调好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第二，企业所得税不合理；第三，税种和税目设置不科学；第四，税收政策不能有效调节起点公平与结果公平。
毋庸置疑，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地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根据学者的研究, 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5700亿至68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7.6%至9.1%，由此可见，税收流失问题不容忽视。

6、中国当下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跃居世界第二，但对国家而言，我国是一个较为富裕的国家，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中国又陷入了一个国富民穷的尴尬境地。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言，中国必须要藏富于民，不能很好的藏富于民必然带来国富民穷的窘境，也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故而，在中国，大部分的人处于较为贫穷的地位，与此同时，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又不能很好的配套建立，故而，中低收入者不能很好的共享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的贫富差距也一直没有一个安全阀机制来加以保障，且国家的大部分收入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只有很少的部分用于转移支付给较贫困人口，从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上、中、下三层人群的贫富差距被无形拉大了。

贫富差距过大的对策：
1.大力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贫富差距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努力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才能更好地把蛋糕分好，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更有能力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

2、加快农村发展的步伐
（1）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在保证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确保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业人口太多，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减少农民人口，增加农民的就业。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选择。城市化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越是经济增长快的地方，吸收的人口就越多。因此，要加快城市化步伐，大力增加非农业人口的比重，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之不再成为妨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壁垒，为农村劳动力公平竞争提供均等的机会，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彻底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帮助农村采取工业化的方式来生产，实施“特色农业、高效农业、绿色农业”，通过农业集约化、机械化发展，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增加农民的收入。
（2）增加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为农村居民接受教育创造机会，以增加他们的就业和竞争能力。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农民要具备基本的发展能力，因此要从教育和培训抓起，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要公平教育机会，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加强对农民农业科技培训，增强他们就业能力，增强法律意识，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

3、推进机会平等，在机会平等中改善公平
机会平等被看作是实现社会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机会平等关键要有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合理的政策机制。在机会平等中改善公平，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效的市场机制，二是合理的政策机制。即使是市场机制运行良好，它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格局也不能说是正确、合理、公平或合乎道德的。市场竞争机制本身有加剧贫富差距的特性。因此，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机制对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补救，如对弱者的援助、对垄断的遏制、对收入的调节等，从而改善公平。这就要求将效率和公平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发展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硬道理”，但不能像过去为了公平把富人打入地狱，而是将穷人领入天堂。注重统筹兼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4、加强法制建设，打击非法收入
一方面, 要保护合法收入，鼓励劳动致富；另一方面，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非法收入是法制观念薄弱和违法乱纪的典型表现，消除非法收入，就必须运用法律手段，集中力量全面整治，对侵吞公有财产、偷税逃税、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要严厉打击，坚决依法惩处，以法律的威慑力来对付非法收入，维护经济秩序，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
对偷税、漏税、贪污受贿、偷盗等行为，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必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至合理的水平，从而可以减少社会保障压力，更好地满足低收入者的发展要求，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5、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加强税收征管，采取有效措施调节过高收入
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通过税收形式进行调节。缩小国内贫富差距，就要加强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应该对富人增加赋税，对低收入者减轻税负。从高收入富裕阶层抽取一定的数量，来转移给保障低收入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税务部门可以对个人统一纳税编号，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制和个人金融资产实名制，加强税收的累进征收，提高个税启征起点。

6、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运用收入再分配手段为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的制度。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Ⅶ 中国为什么南北，东西贫富差距那么大

一是历史发展的不均衡性，从宋代以来，中国经济就有北不如南，西不如东。
二是地理环境，气候温暖湿润，靠近海洋，交通发达，地势较低，具有地利优势。
三是人文环境，便于接受外来先进思想的便利条件。

Ⅷ 论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及对策

中国为什么贫富差距这么大？其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条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那就是官职越大家人就越富裕.如果平民百姓想成为富豪那比中6+1体彩还要难.在中国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是哪些人？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你是平民百姓想开个店办个厂.那些盖章与执照让你跑断腿还不一定能成.可你如有背景朝庭有人那这种事情小儿科一样，本人曾亲身体会在中国那权力的威力.当时真感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二极化状况.原来奥妙在此.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爱权力.它不仅能发号施令而是权力越大家中的财富越多.所以说在中国贫富差距大没什么大惊小怪.

Ⅸ 为什么中国贫富差距那么大。

1 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如农民的子女生就务农，就业机会少，收入来源必然受到局限，而城市居民的子女生长环境、就业空间大，出现了工人比农民富，城市比农村富的差距。 二个人努力。同样条件、同样机会下，有的人由于个人能力强，勇于吃苦，敢于冒险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获取了不同程度的财富；而有的人好吃懒做，不愿付出，自然不会拥有财富。 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在提倡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向“穷人”倾斜的政策将会使贫富差距逐步缩小。到那里你可能就是老板了 2 因为每个人的文化水平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与思维就不同，当然做出来的事就更不同了。 当然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性格决定命运。 这就是差距亚！

Ⅹ 为何贫富差距如此之大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的真正原因，中国可以通过很多手段（比如税收）来调整社会贫富差距，但是中国的反映如此迟缓，那是因为，中国一旦削弱了社会贫富差距，让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大大的削弱中国招商引资的能力。许多国际企业会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把工厂搬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地方（比如东南亚）。中国的经济也将会失去巨大的动力。可能有人会说，不是还有出口吗？事实上，中国的出口虽然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但80%的出口，都是国外企业在中国当地生产，而运送到国外获得利润的。也就是说，中国仅仅是一个加工厂，一旦国外企业的撤离，中国的出口也会大幅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因此，消除贫富差距，中国政府不是不想为，而是不敢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