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国外,预防和杜绝公职人员腐化的根本之途是不是制度建设
自国家产生以来，腐败一直与人类相始终，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政治之癌”。在全球化的今天，它的存在对各国政府的正常运作构成严重的伤害，动摇着统治者的执政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腐败的威胁。因此，重视和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是党认真对待和必须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要在实践中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运用，就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有效保障，从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我国目前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
每年大量腐败案件的侦破，一方面从正面说明了我国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增加，政府反腐败的政策和决心在强化；从另一方面来看，却也毫无保留的把当前我国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暴露在民众面前。我国目前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于：易发多发性、官员腐败级别高、贪腐数额大和“群蛀”现象严重以及有法不依等。
（一）易发多发性
当下中国，“无官不贪”的判断固然太过分，但贪污腐败发生的比例和数量确实很大。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检察系统每年查处腐败犯罪案件约三四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平均每月有近1600名官员因腐败走进监狱。
（二）官员腐败级别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项统计显示，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厅局级干部820人，省部级干部29人。中纪委在近几年查处省部级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已达100多人，人们从媒体上就可以看到，近些年来，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田凤山、刘方仁、郑筱英、陈良宇、韩桂芝等一批高官先后落马。这些腐败官员在案发前，都是身居要职，甚至有的属于中央决策层人物，我国官员腐败级别之高，数量之众，是我国政府腐败的主要表现之一。
（三）贪腐数额大
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贪污贿赂大案78202件，占立案总数的51.3%，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5816件。另据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3376件，平均每天查处40多件腐败案，涉案金额约38亿元。陈良宇案中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数额高达32亿元，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动辄百万元以上甚至以亿计数，贪腐数额之大，令人乍舌。
（四）“群蛀”现象
近几年，一把手堕落导致整个班子坍塌的案件较为普遍。2005年轰动一时的马德卖官案就堪称典型。一名市委书记，上边有保护他的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其他“互为参照”的地厅级官员，下边是有样学样的县处级官员。进入这个圈子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个案变成惯例，甚至成为潜规则。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此案先后带出包括原市委书记在内的158人。2008年刚刚尘埃落定的陈良宇案，涉及50多名政商界大小官员，至少10余名省部级高官相继倒下，其中包括上台仅7个月之久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群体腐败现象可见一斑。
（五）有法不依
有人说，预防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得好，则腐败少，制度建设的不好，则腐败多。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制度建设最关键的不是在制度本身，而在于对制度的执行。就我国目前而言，中央及地方各级针对反腐败的制度制定得并不少，而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深挖原因，就是因为对制度和措施的执行不力，贯彻变味。就某个单位的规章制度来看，也是如此，往往是制度制定了一大堆，但大都是束之高阁，执行得少。且违反者大都是制度的制定者——领导本身。久而久之，制度形同虚设，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威严和效力。因此，加大对制度的执行力度应是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我国当前腐败的根源
我国当前腐败的特殊根源，在于中国当前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进程加快的时期。比较研究发现，某些国家中的腐败现象比另外一些国家的腐败现象普遍，某个国家处于变革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败现象更为普遍，也就是说，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是那些处于经济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现代化过程中备受腐败现象的困扰。我国正处于经济加速期，也是受腐败现象困扰最严重的时期。究其成因，主要是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与人们主观心理的矛盾冲突等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转型为腐败现象的蔓延提供了机会
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紧密交织在一起，政府仍会对大量稀缺资源实行行政管制，从而掌握大量潜在租金的分配权，为贿赂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租金越多，寻租阶层就越庞大，腐败现象必然越严重。显然，寻租阶层的出现和膨胀是我国当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体制的转型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一些旧的、不合理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低效的政府管理大量存在，它们影响或阻碍经济发展。损害经济实体的利益，迫使经济实体通过贿赂维护和实现经济利益。可见，创造合理、公认的经济秩序和规范，是防止贿赂行为产生的重要环节。
（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腐败滋生
总的来说，腐败的存在和蔓延与政治系统的调控机制紊乱和低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现象的蔓延，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系统调控机能与经济加速发展的不适应性，反映了政治系统不能有效地调节和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我国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发展过来的，缺乏民主、法治的政治传统，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还很不健全，致使公职阶层仍高居于公民之上，国家权力事实上成为脱离人民不受制约的力量；国家权力法治化水平较低，权力设置、运行都过于倾向部门利益，致使执法者认为法律是“治别人”的工具，从来没有过法律也是制约自己执法行为的意识。经济的加速发展促使新的财富和权力阶层出现，但有限的合法政治参与途径限制了他们利益表达的机会，于是贿赂成为它们政治参与的手段；监督体制是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的重要保障，监督体制不健全，监督机关缺乏必要的权限和独立性，使腐败现象得不到及时遏制；同时，政治系统缺乏合理的利益机制，甚至不敢正视人们的正当利益追求，导致腐败的大面积蔓延。
（三）历史文化原因助长腐败泛滥
首先，传统的家族观念、对家族忠诚的思想由来已久。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为家族谋取利益是那么普遍，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多么丑恶。其次，传统社会，送礼是一种礼节，是维系家族关系或其他人际关系的一种纽带，不存在利益交易。发展至今日，送礼习俗成为贿赂的漂亮外观。最后，我国是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法制传统，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非公职人员，其法制观念都十分淡薄，要实现“有法必依”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四）主观心理失当滋生腐败欲望
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公职人员的薪酬却难以迅速增加，导致公职人员经济地位下降及社会地位的下降。这样，一部分公职人员必然产生失落感，内心的道德信念发生动摇，对政府的忠诚和对政务的责任感削弱，抗腐化的免疫力逐渐降低。同时，经济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公职人员的购买能力却是有限的，消费心理的挫折感一方面动摇着公职人员对政府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激起公职人员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强烈欲望。在通过合法途径难以迅速解决的情况下，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走违法犯罪的道路成为一种捷径。
三、国外反腐经验与启示
（一）美国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美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行政层级多，和中国相似，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反腐败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借鉴意义最大。
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可以追溯到建国早期，这一时期腐败的特点是大多发生于地方政府中，而且数量较少。然而在美国内战前这段时期里，腐败开始侵人到国家机构中。进入19世纪晚期，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个高峰，其特点是数量多而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现象严重。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反腐措施，使腐败在进入20世纪之后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在几届政府中多次出现，而且还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利用公共机构谋取或扩大权力，这集中表现为违法募集竞选资金和滥用行政权力两个方面。20世纪以来，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形之下，美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治理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腐败问题。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为有力打击腐败现象，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联邦反贪污实践法》、《联邦选举法案》、《从政道德法》以及《涉外反行贿法案》等法规，使治理腐败做到有法可依。为加强与监督立法的实施，美国政府又先后建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独立检察官、监察长等专门、高效、公正、廉洁的反腐机构。腐败不是一个能够孤立解决的问题，为更好地治理腐败问题，美国政府在人事制度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采取高薪养廉的政策，实行联邦高级官员的高度流动制度等。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使政府的决策程序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有效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美国政府从立法、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到人事制度等几个方面采取反腐措施，强有力打击了各种腐败现象，使美国政府腐败的严重程度明显降低。实践证明，这些反腐措施确实起到了预防、监督、惩治腐败的作用，为美国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新加坡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被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评为2009年度廉洁国家排名中，仅次于新西兰和丹麦，排名第三。新加坡之所以拥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根本原因在于它对腐败一向采取严格立法、打击与预防并重、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的方针。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廉洁，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政府公务员体制，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没收非法所得法》等。除这些法规外，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应聘的公务员人手一册。
第一，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
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程序的选拔，从而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高工作效率。被录用后的公务员要接受政府的品德考核，考核方法有两种，一是个人品德记录。政府每年发给工作人员一本日记本，以记录个人品德，工作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并将自己的活动随时记下来。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星期一上午上班时，将其日记本呈交主管官员检查、签名和发还。主管官员一旦发现其记录内容有问题，应及时主动将这项记录移送反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核查实。二是行为跟踪。反贪污调查局依法有权对所有公务员，尤其是新参加工作的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他们的日常活动。反贪污调查局在进行行为跟踪时，注重证据的收集，可以采取秘密拍摄方式收集各种证据。发现某一公务员有违法行为，可写出调查报告交给被跟踪者的主管官员，以核实当事人日记是否属实，并做出相应处理。以上制度的建立，不仅保证了高素质的公务员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加坡政府，而且对在职公务员的行为是否奉公守法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使他们在任职期间很难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腐化堕落。
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
反贪污调查局对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部门进行监督和调查，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决不姑息。地位越高，处罚越重，不允许有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该局自设立以来，秉公执法，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原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副部级)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1999年，新加坡法院判定前贸易发展局局长杨德胜犯了多项贪污罪，尽管杨曾对新加坡贸易发展有相当卓越的贡献，是新加坡五个超级公务员之一，但结果他仍被判处4年监禁，并且还得在半年时间内偿还过去5年来的贪污所得，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新加坡不仅纲纪严明，而且执法如山，对那些身居高位、功勋卓着的人，也决不网开一面，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没有特权，没有侥幸”的执法行为，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
一是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申报家产制度，每一个官员被聘用之前，必须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以后每年七月一日，每个政府职员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各部门常任秘书对每一份申报表都要详细审阅，了解是否有不法行为。如果发现财产来源与本人收入不相称，本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这部分“多余”的财产就可被当作贪污的证据受到指控。
二是公务员不准收受礼品，只可接受没有商品价值的纪念品。如果有商品价值的礼品推辞不掉，收下后必须向常任秘书报告，并将所接受的礼品交给负责处理礼品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定期拍卖这些礼品，接受礼品的人可以优先购买，拍卖所得上缴国库。如果因为退休而要接受下级所赠礼品，则必须申报礼品的价值、名称等，所受礼品价值不得超过50美元。此外，公务员不能接受宴请，如确有必要出席，需得到所在部门的批准。
三是政府官员不能依据手中权力来帮助任何人优先签订业务合同或阻止合同的签订，也不得在工作中以任何借口索要或变相索要“酬劳”。如果接受属下人员的款待活动，则必须报告款待的时间和地点，款待活动必须适度，不能超过款待者月工资的2%。
四是政府官员不许向下属人员借款，向亲友借款也不得超过本人3个月的工资总额，以免债务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图。另外还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准附加利息或以自己的职务为名作交易。凡是陷入债务麻烦的官员必须受到纪律处分，甚至被开除。
五是政府官员不准购买与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公司股票，可买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股票，但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常任秘书批准。任何公务员直接、经他人或伙同他人为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贪污性地索取或接受、同意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或容忍做法律禁止的任何事情，应视为犯罪，可被判处一万元罚款或五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凡议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作为对本人以议员资格采取任何行动的诱惑或酬金的，被视为犯罪。凡公共团体成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有违职责的任何事情的，亦被视为犯罪。上述人员可被处以一万元罚款或七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
第四，公积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双方各交一半，(发生经济危机时比例适当调整)。这份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得随意提取。按制度规定只能用于四项内容：购买政府组屋，医疗治病，为子女交学费，养老基金。养老金必须在退休后方可提取，政府和企业不再另发养老金，一个公务员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就要给予严厉惩罚包括开除、坐监、全部撤销个人所得公积金。例如，内务部安全局一位警长向一名拘留犯的母亲收取5000新元“咖啡钱”事发后，不仅退还了5000贿金，还被判处30个月的监禁，罚5000新元，十几万新元的公积金被全部没收。这一制度使得公务员权力腐败的代价或风险太大，以至于绝大多数公务员决不敢冒大风险为贪小便宜而毁掉自己整个后半生。
第五，高薪养廉制度
为了使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务员抵御贪污受贿的诱惑，同时为了吸引住人才，不使公务员因待遇过低而流失，必须提高他们的薪俸。在李光耀总理的倡议下，新加坡政府和国会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新加坡公务员工资水平在1973、1979、1982和1989年连续四次上调，1989年上调以后的公务员工资达到世界各国的最高数。新加坡政府内第四级公务员(从事体力劳动的打字员、司机、杂役人员等)与一般产业工人相比，1985年的工资收入月平均约10800新元，是产业工人月平均工资约600新元的16倍强。除此以外，政府还给他们以较优厚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假期、有限度的医疗照顾、免费在职培训、贷款等等。正如李光耀总理在1985年3月22日向议会解释提高内阁部长工资水平的理由时所言，支付给政府领导人最高的工资，是建立廉洁政府的保证，若他们收入太低，他们就难以抵制诱惑而去贪污受贿。
总的来说，新加坡政府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公积金制度和以棒养廉，定期培训等制度，对中国政府的廉政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香港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2008年度和2009年度公布的国际清廉指数(CPI)排名中，香港均名列第16位，为亚洲第二。历史上的香港，腐败现象发生率极高，为了建设廉洁政府，香港付出巨大努力。
第一，设立强大的反腐机构。
20世纪60、70年代，腐败近乎无孔不入。1973年4月底，爆发总警司葛柏贪污潜逃案，涉案金额超过他工作20年全部薪水的6倍之多，激起市民义愤。刚刚上任的港督麦里浩，为平息民愤，决心彻底查处此案。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即《廉政公署条例》)，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简称廉政公署 (ICAC)或廉署。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三个专职部门和一个行政总部。廉署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反贪独立机构的诞生，也标志着香港廉政建设迈入了新阶段。
廉署成立后，立即对葛柏案深入调查。1975年1月，葛柏终于被法院裁定两项受贿罪名成立，判4年监禁。此后，廉署又对公务员全面整顿，仅在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间，以贪污罪被判入狱的警官达260名，而当时全港警察人数不过2万。反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增强了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也确立了廉署在反腐工作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自成立之日起，廉署的使命就确立为：“致力维护香港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务必与全体市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肃贪倡廉。”其目标是：“以有效方式调查和检控贪污，积极推行防贪措施以杜绝贪污机会，教育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及争取他们对肃贪倡廉工作的支持。”三管齐下的科学设置，使廉署始终保持高效率运行，并将廉洁社会的理念植入民心。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香港之所以能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外，廉政公署实在居功至伟。”
第二，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反腐工作的保障。香港廉政建设成就斐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立法的完善。1897年12月加日香港政府制定《贿赂轻刑治罪条例》，首次将行贿与受贿作为同罪并罚，是个伟大创举。1948年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并设立反贪污科专门负责肃贪。然而，在严重腐败的警务处管辖之下反贪，只是徒有虚名。甚至于“贿赂反贪污部门的代价比原来贿赂政府某雇员的代价还要高”，一位议员在其自传中描述到。针对反腐败法律依据的不足，又于1971年5月颁布《防止贿赂条例》，制订了更具体的规定。
1974年在筹备廉政公署时期，香港政府总结了以往反腐工作的得与失，得出结论：反腐机构必须保持独立，否则，就会“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因此专门颁布《廉政公署条例》，赋予廉署广泛权力。例如：在逮捕贪污嫌疑犯前，廉署官员有权不先行通知就展开搜查和取证；还有扣留嫌疑犯旅行证件的权力，可有效阻止携款逃匿行为。这些权力对于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量大的香港来说，尤为必要。在众多港产影视中，常能看到罪犯作案之后轻松“跑路”(出逃)，如同儿戏。在现实工作中，如不能在第一时间抓捕罪犯，损失就无以估量。
第三，广泛的市民教育与社会监督。
英国着名历史学教授阿克顿勋爵作过精辟的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与制约，如果缺乏必要的制衡和分权，最终只能导致腐败。法律规定，廉政公署官员向行政长官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行政长官接受立法会监督和质询；立法会决定是否授予或撤消廉署权力。还特别设立了4个咨询委员会，即贪污问题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和社会关系咨询委员会，全面监督廉署的运行过程。
香港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传媒活跃，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权力，对监督政府和官员功不可没，被誉为促进社会良好运转的“推进器”。政府也通过媒体，广泛开展反贪污腐败的宣传和教育，为遏止腐败、树立廉洁风尚发挥巨大作用。
香港廉政建设有今日的成就，决非一时之功，而是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得来的。不仅得益于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和制度设置，更重要的是将廉洁、公正的观念植根于群众心中。这正是香港成功的秘诀。
三是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可以建立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权力制衡和防治腐败的重要手段。舆论监督能将黑暗肮脏的交易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能够迅速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呼声高度聚焦在腐败的国家公职人员及其案件_匕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迫使纪检和司法机关秉公办事，依法惩处腐败行为，警示其它国家公职人员不要以身试法。信息技术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建立网络媒体对事件的快速反映机制，把信息触角进一步向社会、向基层、向群众延伸，进一步拓展舆论信息来源，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舆论信息网络，从而在防治腐败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孙志刚案促使延续了几十年的收容条例废止，韩桂芝案浮出水面都充分说明了信息技术在防治腐败领域的强大威力。
防止腐败建设廉政体系，不仅是实践问题，而且也是理论问题，理论不清，实践活动必然遭遇困惑和尴尬。开展反腐败斗争，最理想的莫过于将腐败现象一扫而光，但由于腐败是权力的派生物，只要有权力和腐败温床的存在，那么，不管如何竭尽全力严厉打击，腐败行为都不会全部消失。因此，建立科学的廉政体系只能极力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而无法根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行为发生的时空具有变异性，因此，在现阶段，当我们找到了腐败问题的表现及发生的原因时，眼光和精力还不能完全停留此时此刻此地，还必须将相当的精力放到预测腐败发生的新时空上。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及全社会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完善廉政建设的策略与方法。
2. 结合我国国情及国外反腐情况，谈谈我国反腐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并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 [ 2000字 ]
中国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探讨过腐败问题。
腐败原因：（比喻）好比一群人进了满是金银珠宝的仓库。即使其中有伟大的人说：咱们出去吧，大家要合理使用这笔财产，要接受监督。但是这群欢天喜地的人会听得进去么？在扩大点，就算其中有50%觉悟，能说动其他人么？
权力制衡：概念宽泛，如果权力三分且简单的进行彼此制约但内部结构还是属于人治，就可能两个平衡的部门相互抗衡而不可收拾。
媒体监督：只能作辅助，不能作主体。
司法独立：仅仅是人治走向体治的一个小环节，然仅用一个环节去动摇根深蒂固的人治体系，结果想一下就知道了，坚决实现只能是名义上独立。
中国学习西方，要学习精髓，要分析区别，要超越国外！不要学习表象。看国外官员财产公开就要求国内也公开，这和“近代洋务运动”的意识局限性有何不同？
宏观上因为我们还是人治；
微观上因为权利集中、各种腐败利益关系网深布于国土之下，缺乏监督；
反贪不但需要国家有这个决心，也需要人民有高度的认识；
反贪在具体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1、举报难：举报者害怕打击报复或对受理机构缺乏信任；
2、查证难：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内幕非内部人士很难获得真实证据；
3、阻力大：涉及腐败网络，常常收到各方面关系的阻力；
4、执行难：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
5、受理难：以上问题，造成部分举报难以受理。
建议：
1、反贪人员要全国统一组织，分地区实施轮调、派遣（周期建议半年内）。减少因“面熟”而带来的人际压力；
2、反贪人员可根据需要随时切换岗位。一可迅速熟悉目标事物、流程、对口部门，二便于他 日专注反贪时迅速洞悉内情；
3、实行高额反贪绩效奖励；建立健全举报举证奖励体系、举报保密系统；
4、建立反贪人员学习晋升机制，可到国外长期学习（有三大用处：保护反贪人员、休养学习、树立反贪人员主人翁精神）。反贪系统出来的人员，根据反贪功绩优先给与晋升光环；
5、（试点）可在个别系统内规定：一定级别以上官员必须在反贪部门锻炼过、如公、检、法；
6、有上方宝剑。反贪系统内官员的级别实行外低内高，归...直管，一定级别后必参与重大决策。
以上是外在的方法，下面讲根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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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看一位贤士送我的一本书，写的很好！简单说下。
人治：所谓人治就是人执行法律就有法，不执行就状况丛生，要监管则因各种关系而受阻。
体治： 淡化人的在流程中的关键因素，每个人都在社会的监督下，监管顺应规律，以无力卸阻力。
（上述只是简单定义，为了方便大家）
要实现体治的监管体系不是没有，有而且很系统很宏观很严谨，这个体系民间早有大贤研究好了。可是推行体系实现体治的话，某些坐在某位的人就不自由了，不能获得巨额利益了。
唯一方法就是推行强大人治以实现体治建设的顺利铺设，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0年之久，工程严谨而又庞大。引入这个体系的引子总结成四个字就是“以子辅父”！这四个字既顺自然规律，又可以变而应不变，又以不变而塑体治。人之欲望的追求到最后无非把“寄托”留给子女。此法耗时虽长但能在观念上、意识上、根源上培养一匹又一匹精英之士。此法艰辛而细致但必须从至高往下执行。
无此则无力度！无此则无决心！无此则难集中！无此则难推广！无此则难攻坚！
一、培养团体：要实现体治，必须有强大人治，不然这个体系没法推广。这个人是一个人不行，就是神也不行，必须是一群人，建立体治必须有一群人！这群人要从四岁开始封闭式培养，接受先进理念，隔绝陋习和陈腐文化的侵蚀。 国家需要大力气建立“新时期的黄埔军校”，每年培养500-1000人，这批人就是中国未来的栋梁。这里转述几点：在学校里的学习氛围是公开、自由的，采用封闭加游学方式，游学主要是在国外游。从4岁到18岁，这群人以玩和锻炼身体为主，寓教于乐，每个人都有幸福快乐的童年；最后集中用5年的时间就可让其学得最广袤的知识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这群人一毕业就是19年同学、同玩、同游世界的如钢铁般团结的集体。
举例其中培养的一个指标：对世界上任何信息（现象、视频、影视、话题、困难、抉择、痛苦、快乐）都能正确客观的分析、处理，有高尚的价值观。如拿中国古代先哲作榜样的话举一个例子就是苏轼。拿国外作榜样就是德鲁克、是马奇、是西蒙。
二、人员选拔：这个是关键！“新时期黄埔军校”的学员60%以上的名额给体制内一定级别以上官员的子女，40%或低于40%的名额给社会。（如果官员的子女都出了国，就增加了难度，如果准备入某某籍，则难度更大。）
三、缔造体治：这个时间可能比培养第一批学员的时间还要长，初步估计在第10批学员毕业（即按每批500-1000人计算，第10批毕业将有5000-1万名学员）的第10年开始出现初步成效。从第一批开始投入基础工作到第十批总计需要10年的时间。四个字总结一下工作特点就是：慢、稳、仁、全。 其中的“全”非全面的全，是从全局出发，立足长远，稳扎根、订框架、看实际、重客观。实现体治的标志是建立监管循环体系。
四、法治之治：法治作为人治、体治、法治这三个阶段最高阶段；法治之法非人所订之法，其区别性特征就是作到监管循环体系的等量闭合。法治阶段的最高追求也是治的最高境界。
（以上只是简述，原文约四十万字；即便如此，很多细节都不能加进去，这样就影响了全文的框架）
备注：我的回答已经基本概述了反贪的流程。本人实践近10年，各方面理论已有小成。我认识的这位贤士已经退休，他学究天人，融贯古今，包含中外，对老庄思想和《周易》有深刻的研究；奈何体制内左右两股思想都不能相容。认识了大贤才清楚国内不但贫富差距大，认识差距更大。
3. 西方腐败也很严重吗 我们最近反腐，然后国外网友在评论，见图。
这要看你如何理解‘腐败’这个概念，首先，如果单纯依靠‘清廉指数’来看的话，中国是一个腐败很高的国家，而西方相对低很多，因为这个指数只是计算调查中该国人民心中觉得这个国家有多少腐败而已，其次，不同国家的对于腐败的定义不同，在中国，商人给官员钱是被认为官员的‘腐败行为’，而在西方这只是商人对于官员的‘政治现金’，不属于腐败行为，还有如中国的官员是无法经商的，而且所有公务员不得在私企中担任职务，这些也是腐败行为，而在西方，官员及公务员在私企中担任职务是很正常的，具体可以去看‘旋转门’，说的就是美国高官和华尔街企业直接的转换，一个人今天在国家作为高官，明天就是私企高管，是很正常的事情。综上所述，若以中国标准来看的话，西方的腐败非常严重，因此文中外国人会如此感叹：我们要是如此整当官的人，美国国会的人早死光光了
4. 西方为什么配合中国反腐
因为刑事犯和政治犯不一样，包庇刑事犯会使得公信力下降的，也会败坏社会风气。
5. 外国人怎么看中国反腐
虽然老虎能伤人，但现在老虎已经变病猫了，过几天就变癞HM了
6. 中国反腐，为什么西方急了
童鞋，西方不是一个国家，是好多个国家。而且不同的定义方法可以定义不同的西方国家。西方这些国家中，有些国家清廉度很高，反腐很厉害。有些国家反腐不怎样，腐败还是比较厉害的。
7. 外国怎么看待中国最近的政治动态
到了西方，刚结识的外国同事、朋友或老师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了我们国家，最令你震惊和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要以诚实的态度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答案应该是：这里的一切和我的想象差不多。原因很简单，今天的中国人通过报刊、电视、电影、因特网等媒介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生活有翔实的了解，来到国外，除了一时语言还有所不适应以外，真的怎么也体会不到Culture Shock("文化震撼")。许多外国朋友对这个答案自然很不过瘾。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觉得你们来自"黄土地"上那个至今还"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穷乡僻壤，乍一到我们这灯红酒绿的发达世界一定觉得头晕目眩，有很多感触吧！
8. 如何看待当前的反腐现象
（一）关于如何看待当前反腐败形势
关于如何看待当前反腐败形势，特别是腐败易发、多发的现象，这是多年来困扰我们很多同志的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尽管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这些年来是不断地加大，阶段性的成效也比较明显，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认可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但是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一些部门仍然呈现着易发、多发的态势，很容易发生，发生的机率比较高、频率在增大，易发、多发这么一种态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案率高，特别是经济违纪、违法案件居高不下。什么概念呢？在被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当中，经济类案件大概要占到 44% 左右；在被查处的经济类案件当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案件大概要占到 50% 以上，一半以上；在被查处的行贿受贿的案件当中，建筑领域的案件将大概要占 1/3 以上。
第二、涉案的金额大。我们有个统计，全国 1988 年到 1997 年这个十年当中，查办的经济犯罪金额在 100 万以上的经济案件，后十年比前十年增加了 7 倍。 1998 年以后查办的经济类的案件涉及金额是继续攀升， 1,000 万以上的每年都有。今年 1 月到 7 月份我们有一个片区（我们不是分华北、华东、西北片区吗），光有一个片区涉及到千万以上的经济案件就比去年同期上升 50% 。现在有的团伙作案的案值达到几十亿，甚至是几百亿，涉案金额大。
第三、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增多，特别是一把手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现在领导干部当中的违纪、违法的案件从这两年情况看有不少涉及到一些要害部门，党政机关的要害部门。
第四、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比较突出。现在利用公款吃喝玩乐、乱收费、甚至收受红包礼金、刁难群众等等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相当严重，失职、渎职的案件也比较突出。
第五、涉案人员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有的反调查能力相当强，给我们查处案件、调查案件带来了新的难度。
（二）为什么大案要案仍然时有发生
这些年费了那么大的力，力度不断加大，也有成效，但为什么大案、要案仍然时有发生，有些不正之风屡禁不止？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很还有意见呢？对这个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也非常重视，都是做了重要指示，要求我们深入思考研究。下面我结合一个情况谈几点看法。我认为当前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必须进行全面分析。
第一，从客观的和历史的原因来分析，主要是与体制转轨、结构转型、经济基础变化等方面的因素有关。
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变革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家推行价格体制改革、双轨制，在商品紧缺的情况下官倒盛行。 90 年代以来随着房地产、金融、证券等各类要素市场相继出现，钻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的空子成为搞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这种现象不止是现在有，在 18 世纪的英国、 19 世纪的美国都曾先后出现过腐败高发的情况。不止是现在有，也不止中国有，历史上就有过，国外就有过。当时英国被称作是世界工厂，腐败现象也非常严重，许多市政当局都把出售议席作为创收的一个主要来源。议会的议席拿出来卖，每一个议席， 17 世纪末只需要几英镑或者几十个英镑，但是到了 18 世纪末就涨到了 2 千多英镑，到了 19 世纪初，也就是一八零几年的时候，一个议席出售的价格涨到了 10 万英镑，它是市政当局创收的主要来源，在我们国家是坚决不允许的。我们都学过近代史鸦片战争，当时在英国有个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向中国境内贩卖鸦片，他的特权和垄断权是怎么来的呢？他就是通过贿赂国会的议员得来的。英国的议会曾经对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境内贩卖鸦片过程当中的丑行有过一个调查，这家公司在给英国权贵的项目之下支出的金额是惊人的，连当时的英国女王本人也收受了酬劳费。美国搞市场经济在英国之后若干年，美国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开发西部，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当中，也伴随着大规模的投资和腐败活动。当时连邦政府出台了一个优惠政策，鼓励私人公司投资开发，一些议员和官员就利用政府合同与私人投资家进行交易，大肆的侵吞国库。举个例子，当时西部大开发要联合开发一条叫作联合太平洋的铁路，铁路的整个建设费是 9 千 4 百万美元（当时的 9 千 4 百万美元），实际上，开发商只支付了包括贿赂金在内的 4 千 4 百万美元，其余的 5 千万美元全部落入了私囊，而受贿者当时就涉及到众议院的院长和副总统等高级的官员。所以美国着名的学者亨廷顿曾经讲过，腐败现象往往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伴生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要经历上百年时间。而按照我们党提出的目标，如果从上个世纪 1978 年年底改革开放开始算起来（即从 70 年代末开始算起），我们计划到 2020 年左右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这个目标，我们国家计划要在 40 年左右时间建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国家，像英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花了上百年，美国花了一百几十年的时间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我们按照现在的计划是四十年左右。所以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市场化改革比较当年西方国家的进程要快得多，时间要短得多，所以各种矛盾和问题势必暴露得更加集中。有些问题我们想到了，有些问题我们恐怕还没有想到，即使有些问题我们想到了，也采取了措施，但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确实也是比较困难的。我这么讲绝不是说我们国家必然要腐败大幅度泛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想说明腐败现象在新旧体制转化时期的大量出现不是偶然的。我们还有一个特殊，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这同当年的英国、美国不一样，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因此在新旧体制转化时期腐败现象大量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特点相联系的一种特殊现象。也就是说，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或许将来成熟的市场经济建立之后不容易发生的现象，这两个方面的现象都有可能在这一个剧烈变革的过渡时期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反对和防止腐败是一个历史过程，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这个体制转轨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遏制腐败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就是当年我们中国腐败现象易于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背景、重要的历史原因。我们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这个角度讲，我们国家的反腐败斗争确实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认为是短时间内就消除腐败，那是不现实的。当然，我们要有紧迫感，要增强紧迫感、增强责任感，把当前的工作要抓得紧紧的，把它做得更好。
第二，我国社会现阶段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归根到底还是要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当中来寻找原因。
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发展生产力造成的束缚，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同时，所有制结构调整会形成利益主体多样化，这个利益主体为了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有限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非常容易产生不正当的竞争，从而引发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
前几年我们有一个省，曾经对县处级以上的干部的受贿案做过一个统计，结果显示，私营个体行贿的占行贿总数的 36% ，集体单位行贿的（包括挂靠的个体工商户在内）占行贿总数的 39% ，国有企业行贿的占 21% ，当然这只是一个省的统计。我们国家个人收入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公民通过诚实劳动、通过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当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分配条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个国家在经济腾飞的阶段，经济增长逐步往上走的过程中，收入差距是有可能扩大的，从人类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是有可能扩大的，只是差距大、差距小的问题。只有当社会财富积累达到了程度，剩余部分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采取大幅度的克制来调节收入分配。从我们国家情况来看，四年前， 2000 年，我们国家的吉尼系数已经超过了 0.4% ，这是国际警戒线，已经超过了，一些国家公务员对收入偏低的状况产生了心理失衡，这也是诱发腐败的一个因素。
第三，主观上和工作上的原因。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利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在教育方面，一些党员干部还没有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理想信念动摇、私欲恶性膨胀，也有的是为乡情、友情所害，一念之差，从收受礼金红包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发展到违法犯罪。这几年被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在被查处过程当中有不少都表示了忏悔、非常的后悔。我们党、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三令五申、反复打招呼不听，出了问题以后后悔莫及。对于大多数犯错的干部我们还是尽量要挽救，对于极少数顽固不化的腐败分子一定要使他在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心理上后悔莫及，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吃。
制度还不完善，落实不得力。因为我们国家在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当中，管理体制、机制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薄弱的环节，客观给腐败滋生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虽然我们高度重视法制建设，我们的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体系在不断的健全之中，但是总的来讲还不够完善，有的还缺乏相应的配套和细化的措施，有的还落后于实际，还有许多法规制度落实不到位，特别是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执行不力，这样使得一些腐败分子可以利用其中的漏洞来谋取私利。 1996 年以来全国 11 个省 19 名交通厅的厅长、副厅长被查出来，主要发生在工程招投标、材料采购、资金管理这些关键环节。去年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大概 3 千 4 百多个亿，平均一个省要几百个亿。如果制度管理、监督力跟不上，这么大一笔投资资金很容易出问题。此外，我们有些地方和部门当中也还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治党执政不严，好人主义盛行，对一些党员干部比较重视提拔使用，而忽视教育管理。有的地方部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力度不够，反腐败的任务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党风廉政责任制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98 年的，制定一个好文件难，而落实一个好文件就更难。我们作为党和政府专职纪律监察的监督机关，我们纪委的工作也还存在薄弱环节，这是我们讲主观上和工作上的原因。
第四，社会上还存在着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仍然存在。对外开放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虚而入，致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在社会上滋长起来，侵蚀着一些人的思想，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廉洁心态。由于历史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整个社会廉洁光荣、贪污可耻这样一种风气、这样一种氛围还不够浓厚。我看过一份资料，就是反映今年中秋节有一家商场一盒月饼的价格就卖到了 31 万元，这怎么得了啊，它迎合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什么样的社会需要啊。北欧一些国家发案率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他们的社会教育、廉洁意识、文明程度很有关系。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土壤当中、这么一个文化的环境当中开始反腐败的。
我们在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也表明 56% 的职工对腐败现象非常的痛恨，但是对“假如你了解一些腐败的线索，你会怎么样？”对于这样一个问题，选择“怕打击报复不敢举报”的 28% ，选择“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才举报”的占 15% ，选择“如果行贿能解决你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你是否会去做”，竟然有 35% 的人选择“肯定会”， 63% 的人选择“依情况来定”，或者是“说不清”，只有 2% 的人选择“肯定不会”。这说明现在一些领域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已经对社会公众的心态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这个问题是深层的原因。
（三）如何正确看待当前反腐败形势
第一，如何正确看待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形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
我们既要坚持不懈的开展反腐败斗争，又要警惕和防止敌对势力利用这个问题来诋毁党和社会。前不久香港一个刊物就造谣说中央对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开展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共的满意率不足两成，完全是一派胡言。现在有的别有用心的人编造谣言编的像真的一样，特别注意要警惕。另外今年十月份互联网上也提了一篇署名文章，说某某机关某某什么透露，初步核实外逃贪官一万余人，涉及的款项是八千亿人民币，其中涉及到亿元以上的有四百三十多，十亿元以上的有二十七人等等，而且还公布了一张表，某某省多少人，某某省多少人，外逃出去的有多少亿人民币，毫无根据。某某省三百六十七人，一百一十七亿元，某某省是二百零六人，二百五十亿元，某某省四百八十人，三百六十五亿元，看起来已经精确到个位了，全是造谣，毫无根据，无中生有。特别是今年以来，敌对势力利用新型的媒体、利用网络集中攻击党和国家的一些要害部门，攻击中央纪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关键部门，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利用网络铺设干线，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攻破，你共产党就控制不住了。我们一切善良的人们一定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利用腐败问题造谣诬蔑，一方面确实增强了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我们正确认识反腐败形势的难度，所以我们一定看到这项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增强政治敏感性。
第二，如何正确看待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形势，不仅有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还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
有人讲现在腐败是越反越腐败，意思就是说你不反可能腐败还没这么严重，是越反越多，事实不是这样，首先我们进行量化分析。去年我们处理党员是十七万四千多人，从机关系统来看一年处理的党员、处分的党员十五、六万，十六、七万，占全党党员总数是千分之二点一。但是这些党员受处分要分析，不是说受处分了他就是腐败分子，不是的，违纪和腐败不能混为一谈。这些受处分的党员当中，绝大多数不是因为腐败问题，有的是因为责任事故受到追究，包括各个级别都有，有的是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有的是因为工作作风或者是因为生活作风不检点受到处分，所以违纪和腐败是不能混为一谈，腐败分子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腐败分子是政治概念，具体到人和事那就看是违纪还是违法。所谓职务犯罪，从违法这个角度讲，从我们党内看，去年这十七万受处分的党员当中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的党员多少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去年是9,718人，占整个党员总数的万分之一点五，在我们这个党一万人当中，一点五人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当然这个比例这些年来都是波动的，但总的趋势是这个比例还是逐步下降的。其次我们要辩证的看问题，近五年来我们中央纪委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时间跨度（就是从初始作案到最后案发的时间），我们大致计算了一下，平均为6.4年，六年左右。比方说2003年，也就是去年，因经济问题被查处的十一个省份的干部当中，有九个人是1996年以前出问题的，是斗争深入了挖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腐败分子不可能把伪装得很彻底，纸是包不住火的，总有一天要被人们揭露出来。
我们还要客观的看问题，反腐败的成效究竟如何评判，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民意调查的数据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今年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和我们中央纪委研究室在十个省区、市当中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群众对反腐败成效的认可程度和满意程度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这个调查已经开展了九年。今年和1996年比，满意程度由1996年的32.8%提高到今年的57.3%，去年是首次突破50%。从随机抽样调查来看，人民群众对我们反腐败工作满意、比较满意的这两个指标去年首次突破50%，今年达到57%，不容易，很不简单的，这是抽样调查中各个层次、各方面的人都有。认可程度，满意、比较满意，表示认可的这几个指标加起来，1996年62.4%，今年达到80.3%，你看提高的幅度有多大。还要看到这几年外国一些政党、政治家对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的反腐败的评价也已经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前不久泰国某政党主席访问我国，听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介绍反腐败工作的情况之后讲，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执政党都垮台了，中国共产党不但没垮而且站稳了脚跟。上个月我们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出国访问，有一个国家的议会议长多次讲到中国为什么经济发展这么快，建设这么好，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利，惩治腐败效果显着，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刚刚当选的印度尼西亚的新总统苏西洛对中国的反腐败经验给予充分肯定，提出要研究中国是怎样开展反腐败斗争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这是第二个我想补充的。
第三，我们既要看到诱发腐败的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客观现实，又要充分看到在我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有利条件也不少，至少有这么以下几条：
第一条，十六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措施有利，反腐倡廉工作面临新的机遇。
第二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实施，为我们从源头上防止腐败提供了更有利的体制条件和法制环境。反腐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赖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因此，十六大以后我们要在2010年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完善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体制条件逐步的健全起来。依法治国的方略，特别是我们下一步在廉政立法上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实施，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法制条件和体制条件都比过去九十年代，甚至比八十年代要好得多，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第三、干部群众民主法制意识增强，支持和参与反腐败的热情进一步高涨，我们查办大案、要案大概70%的线索来自于群众举报。我们今年有的案件，包括中纪委查办的案件，其中有一个重大案件就是来自于干部群众的举报，而且是署名举报，提供线索非常具体。署名举报现在能占到12%左右，比过去大大提高了，说明干部群众民主法制意识在不断地增强。外部环境也比以前更加有利了，我们通过签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组织之后外部环境更为有利。
第四、各级执法队伍在实践当中有效突破案件的能力不断增强，反腐败工作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办案周期同过去比大大缩短，办案效率不断提高。
第五、我们党已经探索出一条适合我们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败的路子，积累了防止腐败的丰富经验，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党战胜腐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