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改造侵华战犯

1.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历史经历

一九五0年七月，中国政府依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军事法庭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犯之规定，根据中苏有关协定的条款，开始正式接收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在侵华战争中被苏军俘获的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的日本战犯共计982人，伪满洲国战犯71人。之后，又陆续收押了在国内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的犯有战争罪的蒋介石集团战犯354人。对待上述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改造战犯所确定的一系列政策，给予战犯人道主义待遇，终于使昔日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在我国特别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面前低头认罪。把伪满洲国战犯和蒋介石集团战犯改造成为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人。一九五六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三月间，在该所关押的日本战犯分期分批被全部释放回国。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五年三月间，被关押的伪满洲国战犯和国民党战犯也被分期分批全部释放。对于该所在改造战犯工作中所做出的突出成绩，周恩来总理曾给予高度评价，并称赞道：“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很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着；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一九八六年五月，该所经公安部、外交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同意将其作为改造战争罪犯的旧址，正式对国内外开放。

2. 如何才能找到有关日本侵略中国那段历史的资料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主要人物

日本军界人物

本庄繁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俄战时就以中尉军衔在中国领土参加过战争。1921年本庄繁曾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31年8月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来成为发动“九一八”侵华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九一八”后本庄繁指挥日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并参与炮制伪满傀儡政权，由于侵略中国有功，后来得到男爵称号，并升任陆军大将。日本投降后自杀。

南次郎

与本庄繁一样，南次郎曾以骑兵第一联队中队长的身份参加过1904～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战后他于1906年任日本关东军总督府陆军参谋。“九一八”后，南次郎批准了关东军的行动，并有效阻止了日本内阁企图干涉关东军扩大事态决定的实行，使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不断扩大。日本战败后南次郎被判为甲级战犯。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曾经先后十次来中国，在中国从事特务工作达二十余年之久，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九一八”前，土肥原贤二曾经作为张作霖的军事武官。1931年8月，他担任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古正等人一起，策划并发动了“九一八”侵华战争，并在此后担任第一任伪奉天市长。土肥原贤二还曾参与诱胁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

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是策划“九一八”侵华战争的核心骨干人物。他在战前曾历任日本驻华使馆助理武官、参谋本部部长、关东军高级参谋等职。“九一八”后，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并在1936年担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

石原莞尔

1928年的石原莞尔本来只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参谋。1931年，他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一起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九一八”事变，并策划培植伪满傀儡政权，是板垣征四郎的得力助手和幕后智囊团人物。“九一八”后仅6年，石原莞尔就升任日本陆军中将。

河本大作

191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河本大作曾经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1928年，以河本大作为主策划部署了谋杀张作霖的计划，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目的是引发东北混乱，为日本制造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成功炸死张作霖后由于日本内部对于侵华政策的矛盾，河本大作被解职，后来转向日本的经济侵略体系，并在“二战”后成为阎锡山的军事顾问，后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

花谷正

1928年的花谷正是日本关东军的参谋、步兵第33联队大队长。1930年在奉天特务机关担任辅助官。在任上花谷正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一起，积极策划武装占领东北，是制造“柳条湖事件”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之一。“九一八”战后担任伪满洲国军事顾问。

日本政界人物

林久治郎

林久治郎在1928～1932年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一贯主张对华进行高压外交，虽然反对日本军部介入外交活动，但这只是当时日本内阁和军部在侵华策略上的分歧。林久治郎试图支持张作霖以维持日本在中国东北利益的策略因河本大作暗中策划炸死张作霖而破灭，不得已只能拥戴张学良，并试图通过威吓张学良，强行组织中国南北妥协，最后引发张学良反日，东三省易帜。

松冈洋右

作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鼓吹者，松冈洋右在“九一八”前多次担任中国领事，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确保和死守满蒙生命线当然也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为日本侵华造舆论。“九一八”后曾经作为日本驻国联首席代表，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1935年，松冈洋右担任日本在东北的满铁总裁，1940年担任日本外相，参与缔结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三国同盟。

日本侵华理论元兇

北一辉

北一辉早年曾经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然而五四运动后，他所抱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使其成为侵略中国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也是日本着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和日本法西斯运动的首创者。北一辉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就是在中国上海写成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理论宣称解决日本危机和生存的办法，是通过大亚细亚主义建立世界联邦，而日本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要完成称霸亚洲的使命，必须打败英美，建立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

大川周明

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家，大川周明是“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28名被指控为甲级战犯中惟一未担任过日本军政要职的人。这足以显示出他在侵略中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川周明是日本所谓“亚细亚主义”的权威人物，在他的理论核心中，日本应当担负起“拯救亚细亚的重任”，为此必须建立独裁政权，一切暴力手段都是必须运用的“双刃剑”。大川周明曾连续三次策划发动政变，最后成为大东亚战争的鼓吹者。在美国庇护下，这个甲级战犯最后竟得以逃脱制裁。

日本民间侵华人物

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是一名日本浪人，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中，他最为知名的行动就是策划“满蒙独立”。他的毕生梦想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中国蒙古东部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傀儡国家以对抗俄国，为此从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开始，川岛浪速多次参加日军侵华战役。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中国通”。在利用清朝遗老肃亲王复辟失败后，川岛浪速竭尽所能策划了满蒙独立运动，但最终失败。

3. 新中国历史上的八次大赦和普通的大赦的区别

特赦与大赦的主要区别在于：

1、对象是否特定

对特定对象实行大赦；特赦没有具体规定。

2、赦不赦罪

赦免并不赦免罪行；赦免是对惩罚和罪的赦免。

3、再犯罪构不构成累犯

特赦后再犯可以构成累犯；但是，特赦后，行为人再犯而没有再犯。

4、是否公布被赦人的名单

赦免会经常公布被赦免者的名字；大赦国际一般不公布被赦免者的姓名。，

特赦可以宽恕一群人的罪行和惩罚，使他们的罪行在法律上得到消灭；宽恕并不能消除某一个人的罪行。

也就是说，特赦既可以免除执行刑罚，也可以免除刑事起诉；特赦只能免除执行刑罚，不能免除刑事起诉。

在赦免中，有必要明确赦免的罪的类型和范围，所有属于被赦免罪的罪犯都应该被赦免，但不需要明确赦免的具体人。大赦会详细列出被赦免的人的名单。缅甸着名政治家昂山素季在2010年被提前释放，原因是一项特赦令将她的刑期减少了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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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特赦：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从新中国成立到1975年，有过7次着名的赦免，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赦免。七名赦免被赦免了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和1966年，分别为战犯蒋介石集团的“满洲国”和“蒙古自治政府”证实，他们已经从邪恶的好，并赦免所有战犯拘留直到1975年。

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赦免均以“确实由恶转善”为赦免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除第一次赦免的罪犯包括反革命罪犯、普通罪犯和战犯外，其余6人都是战犯。

第一次大赦：1959年12月4日，庆祝十周年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大赦是战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蒋介石集团的“满洲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通过劳动，确实已经变成了邪恶的好。第一次释放反革命罪犯、刑事罪犯12082人、战争罪犯33人。

第二大赦：1960年11月28日，经过一段时间的转换，是最差的蒋介石和pseudo－manchukuo战犯，大赦，释放总共50“真的战犯的最差”，包括原属于蒋介石集团战犯45（如风扇Hanjie，李Xianzhou，等等），原四属pseudo－manchukuo战犯，原是一个傀儡蒙古自治政府一个战犯。

特赦组织第三次：1961年12月25日，经过一段时间的转换，是最差的蒋介石和pseudo－manchukuo战犯，特赦条款，并发布了一个68“从战犯”确实是最差的，包括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61年（如辽Yaoxiangjian－shi，等等），原7属pseudo－manchukuo战犯。

特赦组织第四次：1963年4月9日，经过一段时间的转换，从蒋介石是最差的，傀儡和伪蒙古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大赦，释放共有35“战犯”，包括原属于蒋介石的战犯30，前者属于伪满洲国战犯四，前一个傀儡蒙古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

第五大赦：1964年12月28日，经过一段时间的转换，从蒋介石是最差的，傀儡和伪蒙古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大赦，释放共有53“从战犯”真的是最差的，包括原属于蒋介石的战犯45，前者属于伪满洲国战犯七，原是一个傀儡蒙古自治政府一个战犯。

第六次特赦令：1966年4月16日，对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江自治政府”的战犯实行特赦令，这些战犯经过一定时期的改革，确实实现了由恶转善。总共有57名“真正由恶转善的战犯”被释放。其中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人，原属于“满洲国”的战犯4人，原属于“蒙古自治政府”的战犯1人。

第七次大赦：1975年3月19日，所有在押的战犯都获得了大赦和公民身份。这种赦免是一种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赦免。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3．8秒，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震中裂缝高达11度，100年的城市在一瞬间被摧毁。地震造成24．2万余人死亡，16．4万余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遇难，4204名孤儿遇难，整个城市陷入瘫痪。

仅仅23秒，唐山就被夷为平地，60万人被埋在废墟下…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内，悲痛欲绝的唐山人民抹去了眼泪，用自己的双手，挽救了30多万人的生命。

当时，唐山监狱关押着300多名囚犯。200多名幸存的囚犯组成了一个特别救援队。在地震后的24小时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人。

他们一起挽救了112条生命。40多名在押犯因在唐山地震中英勇救人而获得国家特赦。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4. 二战结束后,各国如何处理战犯

二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惨痛的记忆，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一次灾难，而发动这场灾难的就是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最痛恨的东条英机。
第一个被挫骨扬灰的就是希特勒，因为他对于欧洲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魔鬼，同时他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只要日耳曼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低劣的民族，不配与日耳曼共享地球上的资源，所以他首先就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其中用来屠杀和做人体试验的集中营更是臭名昭着。

在德国战败后希特勒自知难逃一死，于是便命令手下将自己的尸体烧毁后再掩埋，但还是被苏联的士兵发现了，接下来的十多年希特勒的遗体就没得到安生过，先后被苏联人挖出来鉴定又埋进去达到八次之多，最后终于在1970年4月，希特勒的遗体最后一次被挖出，然后被放在了盒子里进行彻底摧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挫骨扬灰”，之后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德国的河流中，彻底将他从这个世界上抹去了。
第二个骨灰被盗的就是东条英机，这个恶魔我们再也清楚不过了，是他亲手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使我们饱受14年的战乱之苦，同时他也是我们最希望被挫骨扬灰的一个人，但偏偏事与愿违，在美军准备将他和其余六个甲级战犯的骨灰撒进太平洋的关键时刻，他的骨灰被日本右翼分子偷去了一小部分。

这一小部分骨灰还被他们分别安葬在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日本的伊豆山，并树了一个“七士之碑”，第二个地方在三根山，被偷偷立了一个“殉国七士墓”。
由此也可以看来这些日本右翼分子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居然还敢明目张胆的立起墓碑，简直就是令人发指，所以我们也不要放松对日本的警惕，必须时刻防备着。
而第三个被鲜花长伴的就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说到意大利就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欢脱的民族，因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其实在二战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而且还总是在战场上战败闹笑话，希特勒就为此说过，如果灭掉意大利我只需要三个师，但保护意大利我却要用六个师，可见意大利不但没帮上德国什么忙，还总给德国添麻烦。

不过这个墨索里尼始终是三大战犯之一，为什么意大利的人们却对墨索里尼这么仁慈呢？这时因为墨索里尼虽然是一个独裁主义者，但在位期间还是把国家建设的很好，并且深得民心，而他做的唯一一个错误决定就是在二战时选错了队伍。
直到现在，墨索里尼也还安静地躺在一个宁静的海边小镇，每年都还有一些人过来祭奠，而且从意大利的一个谚语“不管你怎么样评价墨索里尼，但他起码能让火车准时发车。”中就能看出，现在的意大利人民还是非常怀念他的，而墨索里尼也可以说是二战战犯中下场最好的一个了。

5. 一九五九年，新中国特赦第一批战犯，他们都被安排了什么工作

经过解放战争四大战役之后，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一部分随蒋介石前赴台湾，一部分逃亡国外，其中不少人都成为了俘虏，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文强、郑庭笈等。那么，这些曾经辉煌的国军高级将领、新中国的战犯们，开国之后去了哪里？

杜聿明乃是黄埔一期生，曾任过第五军军长，前半生可谓叱诧风云，他表示自己会木工活，也曾修理过卡车，今后可以揽一些木工活。杨伯涛曾担任过第十八军军长，他认为自己以前是农民出身，如今“尘归尘，土归土”，不如返璞归真，余生做一名农民。

此后，分批特赦的战犯们，一些进入国家文史机构，一些则被分配到地方文史机构。事实上，他们在整理史料上也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揭示、纠正、澄清了大量的战争史实，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6. 特赦1959新中国监狱采取了哪些教育改造战犯措施

特赦一九五九年新中国监狱对教育改造战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教育改造这些战犯认识过去自己对国家，人艮犯下罪行，带来的不好的后果，对这些战犯也要。分别对待，对攻造好，积n极与政府配合好的而且揭发不为人知的事与人，政府给予宽大减刑，对于顽固不化的罪犯延长改造时间，中央政府本着一条规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战犯管理

7. 抗战胜利后跟随日本侵略者来到中国的和族人怎样处置

大部分都被遣送回了日本,但有少部分人留了下来,而且有的加入到了中国国籍,而俘虏也被遣回,日本犯人则被扣留,但他们的牢狱生活过的令人羡慕,据后来被放出来的日本犯人叙述,他们吃的食物比他们在日本家中吃的还要好.

8. 最后的战犯黄维如何抵制改造

作为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黄维整整在战犯看守所中住了这27年。1948年12月黄维在南平集附近的周庄被俘。从被俘起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中原野战军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请各人签名，只有黄维不签。

后来，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初到功德林时，黄维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君子不事二主”，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有同期战犯回忆说，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

当时，所有国民党战犯在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都会写读书笔记并结合自己的罪行当众作思想报告。杜聿明就曾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作了2个多小时的报告。而黄维不但不写笔记，别人作报告时他也一言不发。

1959年，国家决定大赦国民党俘虏，只要肯低头认错，就无罪释放。这个政策一出，诸如杜聿明、宋希濂等国军高级将领纷纷承认错误，受到了组织的宽大处理。但是唯独黄维，他就是不肯承认错误，因此整整在战犯看守所中住了20多年。

1975年3月，黄维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后被中共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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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泽东关于特赦国内战争罪犯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及刘少奇的特赦令，特赦令第一条规定：“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首批特赦战犯33名。其中有清朝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 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等11人。

从这以后特赦战犯的工作，一直在中央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着。具体情况是：1960年11月28日特赦第二批战犯50名；1961年12月25日特赦第三批战犯68名；1963年4月9日特赦第四批战犯35名；1964年12月28日特赦第五批战犯53名；1966年4月16日特赦第六批战犯57 名。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赋予其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战犯293人。至此，全国关押的战犯全部特赦释放完毕，其中，就包括黄维。

9. 问一个历史问题，建国初期我们为什么药优待日本战犯理由是什么政治原因迫于西方势力的压力

应该是优待战俘，主要是指日军在华被俘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吧
战犯基本都被处理了，一个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决了一批甲级战犯，而在中国国内的军事法庭则处理了一批乙级战犯
首先：优待战俘是一种国际惯例。二战期间，日本动用大量战俘作为劳动力，违反了优待俘虏这一国际规则，以至于后来日军无论攻击哪里，都遭到激烈抵抗，战争逐渐处于被动--倘若优待俘虏，对于战争时期劝降对手是很有帮助的，而虐待战俘，则只能让抵抗更加激烈，增加战争成本。即便是战争结束，对于战俘，如果虐俘，只会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进而使新中国外交变得困难重重。而优待俘虏，树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新中国后来的国际外交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其次：这是和二战时有关--其实在整个二战中，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热衷于侵华战争，如左格尔案中的日本陆军军官中西功等，一批日本反战人士（包括日本共产党）其实是反对国家发动战争的，因此在二战中转而帮助盟军对抗日本军部。而二战中，一批被俘虏的日本中下级官兵其实并不想背井离乡发动侵略，在被俘后，经过改造，思想发生转变，在战争中，其实中国国共两党的部队里都有日本兵的身影（数量很少），这些人也为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牵线搭桥。
而除了这些人，还有一批，就是二战后被俘的日本战俘。他们被俘后，除了部分罪恶累累的战犯被审判处决外，大多数在受到优待和教育后，送回日本国内。而他们成为最早的一批中日友好人士。优待俘虏其实是为了日后外交做打算和铺垫。
其实，优待俘虏，是一种政治手段：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今日是敌，未必永远是敌，事实证明，后来这一行为对中日交流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0. 伪蒙疆战犯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侵华日军利用蒙古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中国蒙古地区炮制的伪政府。http://bbs.cjdby.net/viewthread.php?tid=274551

民国22年(1933年)，锡林郭勒盟建立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贝子庙地区被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控制。民国27年(1938年)，驻贝子庙日本军队组织伪锡林郭勒盟政府、伪旗政府。民国35年(1946年)，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转移到贝子庙，锡盟分会和政府组织工作队在阿巴哈纳尔左旗改造旧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阿巴哈纳尔左旗支会隶属锡林郭勒盟分会。民国36年(1947年)，在贝子庙成立了中共锡(锡林郭勒)、察(察哈尔)、巴(巴彦塔拉)、乌(乌兰察布)工委。民国37年(1948年)，阿巴哈纳尔左旗归中部中心旗工委。http://www.chinacsw.com/cszx/xilinhaote/lishi/20050813092140.htm

收押改造伪蒙疆战犯经过

抗战胜利后伪蒙头目的挣扎 1934年,日本侵略者指使内蒙古等地区蒙古族上层反动分子组建伪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下设"内蒙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与"蒙南自治政府";1939年9月改组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一向从事民族分裂、背叛祖国活动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人称"德王")任主席,胡匪"马贼"出身、原任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代旅长的李守信任副主席兼"蒙古军"总司令.
http://www.ilib.cn/A-wsjh2001040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