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外国人怎么评价中国一带一路建设
中外专家对“一带一路”建设十分关注,普遍赞誉“一带一路”倡导的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一带一路”的内涵深刻丰富,专家们从不同视角作了解读,普遍赞誉 “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
“一带一路”应分阶段实施,近期目标重点是道路、能源管线、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共建”和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中期目标可在条件成熟国家和地区朝自由贸易区迈进,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与中亚国家建立自贸区,将非洲东海岸和拉美地区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合作机制;远期目标是建成覆盖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拉美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群,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
国外智库和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关注,大多从中国崛起的角度解读其内涵。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帕拉西奥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古丝绸之路成为文明沟通桥梁的代名词,不冲突不对抗的独立外交政策是新丝绸之路的精华所在。开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萨利赫认为,“一带一路”构想与“中国梦”的理念相辅相成。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既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文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自信和复兴的有效方法,是大国崛起所依托的时代精神。他还提出,丝绸之路的核心是贸易,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是经济贸易。缅甸资深媒体人吴温丁认为,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了“一带一路”设想,这也是为了解决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问题。但是,也有部分国外学者质疑“一带一路”深层的地缘政治动机。俄罗斯学者、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贾宁认为,该构想试图重新划分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是遏制美国并将其赶到大西洋的有效武器,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美元架构的起始平台。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蒂耶齐刊文称,该构想是“珍珠链”在新的名义下继续发展壮大,使美国、印度等国家的战略家感到担忧。
Ⅱ 郑永年:用“巨变”形容中国过去十年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何能如此迅速
Ⅲ 郑永年:西方世界为什么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中层官员的确如外界所认知的,正在变得比较傲慢。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一些官员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产生了有钱就了不起的感觉。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世界急速地改变着对中国的看法。毫无疑问,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从来就是不一致的,形形色色,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最近的发展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首先,西方的中国话语呈现一种大倒退趋势。西方的主流中国话语已经从早期的各种中国威胁论,过渡到近年来的利益相关论和中国大国责任论,甚至今年年初的中国领导作用论。 尽管各种话语背后具有非常复杂的情形,但从这些话语演进的历史角度看,是向正面积极方向发展的。不过,最近西方世界各方面描述中国的关键词,则是自信(assertiveness)、进攻性(aggressiveness) 和威胁(threat)等,这些都具有负面意义。从《经济学家》(Economist)最近推出题为一个崛起中中国的危险(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长篇专题(共14页)文章可见一斑。 其次,较之从前,现在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比较具有一致性。从前,西方观点分歧比较大,有反对中国的,也有支持中国的。但这一波很不相同,除了反对中国的继续反对外,很多从前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士(政府、智库和大学学者)也转变成为具有很大的批评性。 是什么直接的原因,使得西方世界改变着对中国的看法?原因很复杂。确切地说,西方的态度是从朝鲜半岛天安号之后开始的。天安号事件之后,中国没有明确谴责朝鲜。尽管中国这样做有其原因,但客观的结果就是给外界一个结论,即中国是站在朝鲜背后的。实际上,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和朝鲜近来的一系列高层互动,已经大大加深了外界的这个结论。 天安号开始扩大中西认知分歧 天安号之后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在天安号事件上尽到责任,所以就在其它问题上来责难中国,南中国海问题就提了出来。之前,尽管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在尽力邀请美国介入南中国海问题,但美国并没有答应。天安号事件之后,美国不仅爽快答应,而且还主动进攻。紧接着,又发生了钓鱼岛水域中日撞船事件,美国行政当局显然是站在日本一边的。而最近的朝鲜炮击韩国岛屿事件,不仅使得东亚局势复杂化,而且也在加速西方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中国当然不这样看。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被动地卷入进去的或者是被动回应,甚至是受害者。无论是朝鲜半岛、东海、南中国海,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国的目标都是稳定。如同在国内政治,外部稳定也是中国领导人的最高利益。只是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才作出回应,并且中国回应的目标也是求得稳定。 再者,在中国看来,在几乎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是美国因素使得问题复杂化。很多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的中国认知的变化。很显然,中国的认知和西方的认知形成了很大的差异甚至对立。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有关方面越来越注意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大国需要一个好的形象,或者说需要软实力,这一点早被注意到。这些年来,中国启动了很多庞大的公关工程(如孔子学院、媒体走出去等等),希望改变国家形象。不过,在实际层面,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形象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随着中国崛起,外界对中国的担忧越来越甚。自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发展照旧,而西方一蹶不振,更使得西方自信心受到负面影响。 尽管中国的发展不会因为西方的担忧而延缓,西方的担忧也是西方的心理调整问题,不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有很大的责任来创造条件,使西方理解自己。中国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改善自身形象让西方来接受。西方的中国认知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国际行为,和中国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之间的严重脱节。中国的国际行为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不改变国际行为,尤其那些对国际形象有深刻影响的国际行为,就很难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国际行为方面,中国从中央到官僚阶层(包括地方)到社会,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经常把中国的良好愿望,推向一个中国并不想要的结局。 缺乏外交高层协调机构 首先是决策层没有一个有效的外交权力和决策机制,使得对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只能作被动反应。笔者强调过,今天中国的外交角色早就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牵涉到中国的方方面面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安全部、国防部、大型国企、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等等。这些部门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它们对中国外交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不同的是,其它大国有高度制度化的协调机构,但中国没有。协调机构(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都是实体,不仅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和利益,也对重大国际问题有深刻的研究和分析。中国尽管也有类似于国家外事领导小组的协调机制,但却是虚体。因此,不仅对重大国际问题缺少研究和分析,更谈不上有什么预期。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不知道如何理性回应。一个现象是,对外交事务,不管大小,中国的回应总是有的,但不同的回应,或软或硬,在大多场合,都显得不得要领。 中国国家庞大,内部事务繁多,领导层大多必须把精力放在内部事务。这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中国的发展是通过全球化取得,已经是世界少数几个贸易大国。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部分,并且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地缘政治、大国关系等所有方面也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这要求中国必须具有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最高权力结构和决策结构来协调外事。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不仅中国外交崛起纯属空想,而且外在环境也会每况愈下。 高层缺乏有效的外交权力机构,外事的很多议程就落到了中层官僚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层扮演了其它国家高层所应扮演的角色。在这个层次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首先是中层官员的确如外界所认知的,正在变得比较傲慢。中层官员,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是政策执行者,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一些官员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产生了有钱就了不起的感觉。中层官员有太多的自主权力,政策执行工具似乎变成了决策者。中国的钱是花出去了,但花的方式有太多的问题,结果导致了很多负面的效应。 外交事务政出多门 其次是中间层外交声音繁杂。在一些重大领域,正式的外交系统少有声音,但其它部门的声音则很宏亮。例如,最近这段时间,在很多问题上,军方一些人的声音过高,过强硬。中国实行党指挥枪,军方声音大,外交系统声音小,给外界造成错觉,似乎是军事替代了外交。地方政府也是这样。地方政府,尤其是边疆的一些省份,要发展经济,和境外国家交往,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各方面所使用的术语则大多是战略性的,加上一些类似于地方土皇帝的行为,给周边国家造成不好的影响。 中间层也往往缺乏理性的考量,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表述上。尽管南中国海对中国的重要性如何表述都不会过头,但因为涉及到那么多国家,表述必须具有总体外交考量。一些官员没有这样的考量,随意地不分场合表述自己的意见。今天,尽管中国并没有官方的文件,公开说南中国海属于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但是一些亚细安国家和美国的确是这么理解的。 再次,中间层也很难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看待和处理问题,结果往往是该强硬的地方强硬不起来,如朝鲜问题;而不该强硬的地方则显得无限的强硬,例如人民币升值问题。在朝鲜问题上,尽管中国的心愿是好的,即为了半岛的稳定,但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尽管总是站在朝鲜背后,但总不想真正有效地来制约朝鲜,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拖着走,最终酿成危机。在人民币问题上,尽管升值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战略问题,但中美两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的确是必须正视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双方各自的经济难以持续,并且会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这个方面,中国又显现出无限的强硬。这并不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贸易平衡问题既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达到,也可以通过提高中国劳动者工资来达成。在这两个领域,中国都有空间,但就是不能执行下去。当然,这里不能忽视中层的既得利益问题。如果中层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那么国家的总体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民族主义情绪让外界担忧 社会层面的变化也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利。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些智库研究机构、大学等研究人员开始呈现出过分自信的态度,普遍弥漫着一种对外强硬情绪。例如在和美国的关系上,从前大家强调合作多,现在中美对立、冲突论在很多方面有成为主导话语的趋势。 这里最让西方担心的是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还是非常简单,主要体现为喜、怒、哀、乐的情绪表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对国家的认同感,这非常有必要。但对这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也应当作反思。很显然,如果不能确立理性民族主义,民间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不仅有损国家形象,也会给中国本身的外交带来无穷的压力。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场持续的爱国教育主义运动中,一些商业性报纸找到无限的市场,它们把民族主义情绪推至极限。社会上的一些人被各种方式训练成只会作简单的爱国思维,作简单的爱国反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现为义和团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强硬者总是可以以爱国主义自居的,而理性一些的人则往往被骂,被谴责。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经形成了爱国主义的两难:被训练来作出本能的爱国反应,但在实际层面则有效损害着国家利益。 从前中国弱小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理解,因为民族主义是弱者的武器。但现在已经崛起了,民族主义就失去了方向,显现出极大的非理性。再者,民族主义的对外性质,更使得情况变得复杂。中国通过融入世界体系而崛起,既受惠于体系,也正在为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当反思本能式的民族主义了。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还会生存下去,但需要的是理性民族主义。 在所有这些因素影响下,不难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变化。但很显然,这种气氛如果不能改变,对中国的国际环境非常不利。如果中国不能有效改变西方的这种认知,不仅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难以为继,而且这种认知也会影响到中国和众多邻居,甚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西方的认知也不是不可以改变,因为这种认知并不反映中国外交的真实面。如何向国际社会呈现中国外交的真实面,则是中国的责任。作者是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Ⅳ 面对现实,政改 怎么办
近期,中国国家领导人密集论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推动政改的立场。改革进入深水区,由于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缺乏有力推进,中国改革已有陷入停滞之忧,社会矛盾也因此累积,一些问题变的积重难返;对于现在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省思,改革的步骤和方式应该怎样进行?中国青年报专访新加坡国立政治大学教授郑永年,他对中国改革给出了个人建议;以下为此次专访郑永年的观点全文:
社会改革有三个功能
梳理中国改革的逻辑,当然要从邓小平开始。我觉得邓小平真正把中国改革思路想清楚的,还是他的南巡谈话。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仅总结了中国自身80年代的经验,还总结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东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谓“BigBang”(大爆炸),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起来的方式马上导致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这个过程非常好解释。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长大了,就出现私有产权的问题。所以开始修改宪法,承认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到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个是了不起的变化,使得共产党从以往的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革命党依赖的是工人、农民,不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是阶级性的政党;现在开始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所有优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政党。我觉得,未来的历史看今天,这是共产党内部一个大的转型,即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所以总的来说,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训,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配合得很好。
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起来了。比如说1994年的税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国市场经济基本雏形已经建立。也就是说,经济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纪初以来就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社会改革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还债。前面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体制变化,从大锅饭到流动性劳动力市场,从前依附于国有制企业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住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而经济改革本身又没能确立这些方面的社会制度。社会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还有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需要还债。第二,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深化经济改革,说得更学术一点,通过社会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根源。经济怎么增长?现在提出来要建立消费社会。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提出了,但那个时候只是政策意向,还没有国际条件。因为那时只是亚洲金融危机,西方没有金融危机,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使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几年不一样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的贸易纠纷越来越多,一直积累到2008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了世界性结构失衡的问题。各国都要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就是要把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向内需消费。
Ⅳ 郑永年说中国要警惕什么风险
郑永年:中国要警惕社会失序的风险。
路径
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一条有效的途径是把行政体制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
政府向社会分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里有几个重大问题需要厘清: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什么权应当留在政府、什么权应当下放给社会?从各国经验看,有一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做,例如外交、法律、司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暴力垄断,等等。但在其他很多领域,尤其是社会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权力可以下放给社会。尽管这些领域政府也可以自己来做,但还是下放给社会更有效。
必须指出,向社会分权的过程中,不能把社会过于理想化。很多人因为对政府行为不满,往往把社会过度理想化,相信一旦分权给社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样的想法也不符合实践。如同政府会犯错那样,社会也同样会犯错。同时也应当意识到,政府向社会分权并不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完全不相关了。恰恰相反,政府一方面从直接控制和管理社会退出,另一方面也必须对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进行规制,实行法治。
除了向社会分权,另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建设大社会。这至少有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内容: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使其成为真正能够沟通党及其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前者);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社会的参与不仅仅是要实现公民的参政权,而且也是要解决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的脱节问题。现在社会上的怨气,很多是社会经济的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也有很多怨气是冲着政府官员来了,是管理不当引起的。很多地方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党政干部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拥有各种特殊的供应管道,不关心“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怎么办?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我们党现在有8200多万党员(注:现在是8900万),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还多。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基层党员在干什么?很显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党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该去做什么,感觉被边缘化了。如果这8000多万党员都能成为党联系社会的桥梁,执政党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呢?
因此,执政党要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党的开放政策也会有助于平衡好政府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现在世界的一个趋势是政府根据民调(民意调查)来治理社会,结果都造成了弱政府的现象。如果政府跟着民意走,肯定要迷失方向。民意的崛起在中国也已经成为现实,互联网、微博等已经成为表达民意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官员也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面对多元化的民意,一些人不敢决策,不敢负责任。
实际上,如毛泽东所说,干部官员“既不要当人民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
怎么办?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社会的参与来解决。政府实行开门政策,公开透明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明了什么是短期利益,什么是长远利益。也就是说,民意不是单方面的。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民意的形成过程。这样,一个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决策一旦形成,即使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导致他们的不满,政府也要努力执行下去。政府决策不能光是迎合社会的短期利益。
只有开放,政府才能接触社会;只有开放,社会才能监督政府。社会对政治的参与不仅仅是强社会的体现,而且更是强政府的体现。只有一个得到社会支持的政府才会是强政府;一个只有能够考量社会利益的政府才会是好政府。
Ⅵ 如何评价郑永年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
中国数千年保持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传统,从鸦片战争后开始,开始了近现代,也就开始了工业化,工业革命,从而走上了工业文明。郑老师的观点有合理性。
Ⅶ 郑永年: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
一提到中国模式,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多人那里,“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几乎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同义词。而“改革开 放”又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联系在一起。人们甚至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然。中国的确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 进行“改革开放”的,但这并没有回答中国模式是什么的问题。光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而不讲方向是极其危险的。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中国模式,带给人们的只是疑惑。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含义。中国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就是“过河”,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 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方法是“摸着石头”,目标是“过河”。政治上也是这样的,邓小平也强调过,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是 怎样的一个东西呢?又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呢?这同样要依靠“摸着石头”的方式。 从历史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更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们感觉到光看30年改革开放看中国模式不清楚。讲中国模式还需要讲改革开放前的30年。有人甚至说,这60年也看不清楚,需要再往前推30年。的 确如此,如果不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模式,就既不知道有无中国模式,更不知道中国模式是什么。说中国模式,强调的是“中国的”,是中国文明的当代体现。如果光从改革开放后而产生的一 些新的制度因素来看中国模式,就会不得要领。相反,认识中国模式就是要考察中国文明是如何容纳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的。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就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 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那样的一个经济模 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付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 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 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 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 一直是存在着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 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时,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 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 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本身也往往对自身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中国政治的特有传统 政治上,西方是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变化。但不管怎 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到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也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 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 政治(meritocracy)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既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 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模式,每一个模式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是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 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 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 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为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 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 ,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 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和其他任何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在演进和演变过程中。在全球化时代,模式的变革动力更为强大。因为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的互动更为频繁,或者主动地向其 它模式学习,或者被动地受其它模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模式有趋同的趋势。但是趋同不会变成同一。中国模式在受其它各种模式影响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特色,并且是通过变化 而保持自身的本体。其它模式也是一样。
Ⅷ 郑永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任何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都是与该形态社会的本质规定性相适应的,并决定于这种本质规定性。所以,从抽象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性出发。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基础形成的,它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但不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与发展的历史前提是人的自主与独立发展。为此,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相反,要力图使人的自主与独立发展获得更具实质性的意义,即实现人在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的同时,实现人在经济与社会上的自由、平等与自主发展。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念批判,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观念本身,而是要赋予这些观念以实质性的价值与意义。
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出来的、以实现人的自主与独立为取向的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可以由不同形态的社会所共享,并由不同形态社会来充实和实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处在由资本主义社会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的历史范畴,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提,并没有超越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历史前提,即人的政治解放。只不过社会主义的现实追求要高于资本主义,即在人的政治解放基础上,追求人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解放、独立与自由。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共享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社会主义社会所要做的就是赋予这些核心价值以更加真实而丰富的内涵。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局限性和制度的不合理性,社会主义社会最核心价值就是要使得创造财富的人享有财富,从而从根本上结束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财富的创造与财富的占有之间的分离。从劳动出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调民主、自由与平等是劳动者的民主、自由与平等,因而,是大众的民主、大众的自由与大众的平等。但是,这种核心价值并不否定个体自主与独立的意义,相反,强调这个个体自主与独立应该充分落实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身上。
综合以上分析,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应该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积极吸收现代意识形态发展的成果,在公共利益与个体权利的平衡框架内,确立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从而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