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的举国体制

‘壹’ 举国体制的特征

举国体制原有的含义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政府领导机构和社会体育组织相结合的“体育管理体制”，是属于结合型的管理体制。

举国体制主要有以下特点特征；1）政府行使几乎全部管理职权。2）国家承担绝大部分经济义务。3）行政手段是主要管理手段。4）举国体制表现出较强的应急性。举国体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初期，可以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优势，使体育事业更快发展。但举国体制也有弊端，主要是关系不顺、机制不活、经费不足、效益不好、人才流动不畅、体育事业发展后劲不足等。

‘贰’ 什么是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报刊对中国体育体制的一种褒义的概括。后来在中国体育学术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主要是指中国体育事业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一定目标和需要，能够有效地统一、集中国家力量使某些方面迅速提高的体育发展机制及相应的一套组织机构等。
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在体育中，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这样做利在于集全国之力（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重点突破某个项目或者某个运动会。比如女排、乒乓球，当年就是全国人民玩乒乓、打排球，造就了排球三连冠、乒球七冠囊括。弊在于过分指导性和短期行为严重，不利于长期和持续发展，更不利于个性发展，特别是在一些需要个性化发挥的项目，比如足球，长期集训和官方领导，导致中国足球落后。

日前在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举国体制”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关键词”。无论是备战奥运会，还是计议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都绕不过去完善举国体制。事实上，完美无缺的体制是不存在的。按照想法，举国体制的“国”字并非体育系统自身的“国”，只有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才可能真正建立举国体制。通过10多年来的体制创新和机制完善，竞技体育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家办走向大家办；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行业体协、大学、社会体育俱乐部、企业，甚至个人投资办高水平运动队、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已经比比皆是。竞技体育的投入已经从单纯依靠国家的局面逐步转变为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新格局，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由此也大大减轻了国家负担。
特别是在运动队内部，实行了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调动了运动员、教练员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和平均主义，使运动员从“要我练”转变到“我要练”，推动了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体育赛事逐步实行市场和产业运作，使运动队和企业实现了双赢，从而推动和加快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国家体育局刘鹏局长曾讲，体育不但要为国争光，还要为国争利。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的体育竞赛中存在的假球、黑哨、兴奋剂、金钱至上等现象，虽然在国际比赛中也会经常出现，但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也不能听之任之，要通过加强思想教育、严肃组织纪律和不断完善规则等措施解决。但这毕竟是支流，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可因小失大，就像一位伟人曾经说过的那样：给孩子洗澡、不可以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办。这是本世纪初中国跨越式发展和“和平崛起”的重要助推力之一，必将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中华民族将一圆百年奥运的梦想，增强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做出贡献。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举国体制”必将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利大的。但透过人们对金牌成本的关心可以发现，其实人们争论的真正核心，并不限于国家对体育的巨额投入，更多的是接受并使用巨额投入的体育举国体制。实行了50多年的举国体制，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正在接受人们的质疑。
关于巨额的投入是应该给奥运会，还是给教育或科研，本是个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学术问题，关键在于给哪一方更有效率。回忆今年上半年国家体育总局也深陷“审计风暴”之中的事实，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巨额的投入在举国体制运用的效率。对于一个缺乏效率的项目，成本越高，损失就越大。雅典奥运会是百年以来兴奋剂丑闻最多的一次奥运会，但中国军团优异而纯洁的表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外电称：中国人在阳光下取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成绩。当然，在追求到阳光下的金牌的同时，也要追求中国体育阳光下的效率。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中走过来的，承如社会发展到今天，人在不断进步，制度也要相应跟上时代进步，跟上体育发展的需要。
当初国企改革要经历政企分离、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等一系列关键环节一样，体育管理制度的改革创新处于一个全新发展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改革连续不断地进行，控制矛盾产生和积累的最小量是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一）短期创新抓住焦点
短期的改革与创新有两个焦点：一是举办本国大事——北京奥运会，一是构建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前者为重中之重，后者为民心所系。这是两件很透明的具体的实事，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举办，如果仅仅是借鉴外国经验，其结果难以超越平庸；只有创新，才有可能先进。因此，这两件大事应该上升到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高度，在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较高层面来进行综合的深入探讨。
1． 重中之重——奥运会亟需的创新形式目前还没有满意的雏形
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认为，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独一无二，意味着必须创新。
“举国体制”的最高目标瞄准的是奥运会，而奥林匹克不是工具而是GAME，是游戏，是玩具，是欢快交流的娱乐盛会。它在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曾一度沦落为工具，但在理性和功利的冲突中很快挣扎出来，摆脱阴影，成为人类最庞大的文化“玩具”。在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任何运动会都应该是大众的节日，都是纵情发挥创造力的场合。
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已经过去不短的时间了，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集中了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和13亿欣欣向荣的人口，无与伦比的资源必然造就一届十分出色的奥运会。要办得出色就必须创新，但亟需的创新形式目前还没有满意的雏形。我们集中全力去追求2008年奥运会金牌的数量，这是必须的。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哪怕夺下全部金牌，也不能与出色的奥运会画等号。
2． 民心所系——大众体育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尚在摸索之中
体育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征，这是教育文化领域共同存在的状况。中国体育在极度辉煌后，惯性运行力很大，有一个转换角色的艰难过程，这也是体育改革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中国体育的改革前松后紧、迟发先至，把握从微观到宏观，从点到面的增量过程，从制定改革战略、承担启动期要付出的克服阻力和失败风险的成本、有效保证运作的连续性等动作上，表现出体育体制内在功能的渐变。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由点及面、由浅入深、有序推进，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要取得明显成效。
全民健身计划已经颁发有10年之久了，但至今没有形成成熟的体制，没有一套统一推行的标准，这与中国地广人多，各个地域生活环境、经济发展状态不无关系，而且运行机制也尚在摸索之中。群众体育之所以是软任务，是因为没有硬指标，也无法强制执行。
政府制度创新的总原则就是要通过彻底实行管办分开，政事、政企分开，实现“四大转变”，即从办向管转变、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从管直属企事业单位向管社会转变、从封闭式内向型管理向开放式外向型管理转变，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能”型政府职能形象，从办体育的繁杂活动中解脱出来，建立“有限责任”政府，切实担负起导向把握、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在投入机制方面，也应进行改革。未来财政将主要指向公益性文化体育事业，根据体育事业单位的基本职能进行投入，重点用于加强大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要转变对公益性体育的投入方式，促使形成良性的管、办运行机制，以促进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二）中期创新面向体制
中期的改革与创新必须面向体制。体育体制改革受部门体制、财政体制、人事劳动制度、政治制度改革进程以及市场化程度的制约，步履艰难。没有人能够承担因改革失利而带来的金牌减少的后果，更没有人愿意背负影响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指责。因此，中期的改革与制度创新应该放在2008年以后，遵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真正变办为管——主要从政府高度集权的竞技管办垄断制度入手，以真正发挥社团功能为突破口。设想如下：
1． 国家体育总局简政放权，促进中华体育总会和国家奥委会的职能化
（1）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十八），“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国家体育总局按国家所赋予的职能检查各司局的设置，主动放出具体操办各类体育活动的权利，主动精简与合并目前职能模糊不全的机构，再次缩小非管理职能的编制；要把管理重心放在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上，管导向、管原则、管规划、管布局，管市场、管秩序，管住方向，管活机制。
（2）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十九），“利用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三十八条指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是以发展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为主要任务的体育组织，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必须组建实体化的常设机构，成为直属体育总局的事业单位。国家奥委会负责执行奥运项目的国家金牌采购计划，垂直管理各奥运项目的单项协会——直至高水平运动俱乐部、奥林匹克训练营，充分凝练和继承旧体制的优势，形成奥运“一条龙”新模式，以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转型。
（3）近年来有学者建议：中国奥委会主管全国性奥运项目的发展事务；中华全国体育总局主管全国性非奥运项目的发展事务，并在各自职能范围对行使对各运动项目协会的管理、指导和监控权。这在理论上看来很顺，但实际运作有很多问题。譬如，许多运动项目既是奥运项目又是群体项目如何管？如果出现教育部门管学校体育相对游离的状况怎么办？非运动项目的体育活动如何管办等。因此，可以考虑建立像以前的“中华体育协进会”那样的一个最高级别的综合性体育社团。体育总会可以在中国奥委会之上或之下，负责各种运动项目的推广和公益性体育活动的扶持，按照国家统计局2002年把体育划归文化娱乐产业的导向进行制度创新，在休闲娱乐活动中拓展体育产业的空间；增加和完善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中央级社团机构和网络体系，承接诸如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小城镇及农村体育网点的具体建设工作，真正把大众体育抓起来。
2． 撤消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促进单项运动协会的法制化
行政手段是政府体育行政机构的主要管理手段。这一手段的实质是这些机构拥有的法定权力，主要包括制定政策的权力、编制计划和规划的权力、检查和评估的权力、预算拨付的权力、人事调动以及行政处罚的权力等。这一指令性手段的特点是指挥有力、时效性好，但运用不当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市场经济要求体育下放权力，陡然转轨可能遭到原体制利益集团的抵制，加大改革成本。因此，采用了设立各项目管理中心的缓冲办法。但是，目前的机构仍然只是过渡性的，不能使其固化。在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后，改革的过程不能过长的滞留，以避免改革前期的动力变为改革后期的阻力。管理中心应彻底放弃依赖政府的思路，转为完全的社团实体。
1994年，国家体委将部分职能从机关分离出去，成立了首批14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1997年又组建了6个项目管理中心，并对3个管理中心进行了调整。至此，体育体制改革似乎实现了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目标，但实际上更具有管办混杂的官民二重性，有人称“怪胎”，有人称“毒瘤”，摒除感情色彩可以看出，这在体育改革之路上又多了一道新的制度障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单项运动协会法制化的重要步骤是接管中心的事务，全面介入训练和赛事的经营管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存在缺乏法律依据。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国家的投入在一段时期内维持稳定，推出政府采购举措，明确投入重点，加大投入力度。通过国家奥委会拨付经费，实行政府“采购”制，各协会通过竞标方式获得项目资金，签订产销合同，委托生产金牌。
改革多年来，各单项运动协会仍然形同虚设的主要原因是自身悬空，因此不能依法管理。尽管1986年《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就提出了要充分发挥体育总会和各种体育协会、运动协会的作用，并提出了运动协会的六项主要职责，但是这样自上而下的号召是没有基础的，浮在空中无法落实。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是来自上面的精神，同时也是集中了群众智慧和基层呼声的举措。实践多次证明，只有充分调动广大组织和个人积极性的创新，只有获得了多数人认可的改革，方能真正实施并取得实效。所以，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向上交差，改革的有效推进归根结底还是自下而上。改革的技术路线应该自下而上，改变过去协会只对上负责，应代表全体成员利益，通过增强会员实力自下而上地增强协会实力。
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改造，分步实施转企改制，把各省、市的体工队改为俱乐部，国有资产改为股份，吸引社会资金。国有资产采用折算入股方式，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二十），“分期分批进行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在具体实施中应特别考虑由协会负责在选材、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的运作系列中同步改革；可考虑先在国内大赛中试行单项协会全面介入，2010年广州亚运会推行，平稳与国际接轨。
3． 扶持民营体育产业扩大改革发展领域
吸引实力雄厚的民营资本参与体育产业，推行股权制扩展民营化，促使俱乐部实体化。目前在篮球和兵乓球上已经开始了推行俱乐部，而且经过了这几年的实行，情况是良好的，也从中解决了政府负担问题，一切都靠市场来调节。推行还在继续中，使一些运动能够和市场结合，配合与商业化，也能更好的带动民众关注体育运动。
（1）首先，政府管理部门的放权，放权的关键在于国有体育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政府通过设立与行使公共权力的职能部门相分离的出资人机构，控股重要的企业和运营国有资产，以股东的方式行使出资人权利，履行出资人职责。在清楚界定国有产权的基础上，第一步要下放的就是国有体育资产的使用权，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通过委托、承包、租赁、转让等多种形式，将目前政府直接管理的体育资产授权体育经营单位法人代表管理；单位法人的地位确立后，就成为受法律保护的自主经营实体，拥有相应的经营管理权、人事自主权和收益分配自主权，政府不再直接下达指令性体育产品生产计划，不再无偿调用体育企业的人财物和产品。
以国有资产为主的体育场馆设施的产权改革就成为当前微观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从我国处置不良资产的实践来看，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资本运作，是推动国有企业体制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一是为各种社会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创造平等机会，既有利于激活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也能够直接改变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单一的状况；二是面向市场运用债务重组、股权重组、资产置换、公开拍卖、出售转让等各种资本运营的手段和方式，根据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多样化的企业体制。在对国有体育企业进行体制创新的同时，鼓励国内外民营企业进入政策允许的体育产业领域，最终形成多元所有制并存的体育产业发展格局。除了产权所有人的多元化，还可鼓励投资人 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体育产业的制度创新需要三权分离：
所有权——国有
管理权——社团
经营权——公司
（2）实施操作系统发育不足，无基层的功能组织，是制度创新的微观障碍。基础的细胞性质的改革特别重要。如高校办运动队提出多年，以前主要是场地设施条件不具备，现在许多大学新建的体育场馆已不逊色体工队，有条件大力发展学校的体育俱乐部，体育管理部门应采用各种手段调动学校生产体育准公共物品的积极性；地方体育部门办的运动技术学院，要与体校结合起来探索新的生存发展的方式，体工队改制仍然要走俱乐部实体化的道路。
淡化发展高水平竞技运动官方色彩，改变体育管理部门高度垄断具体操办的方式，把精英选手的集训制改为选拔制，真正打开社会办体育的入口；各省市的专业队逐步改制为俱乐部，依托训练基地和学院完成实体化；政府一段时间稳定投入，国家以固定资产入股，建设股份制俱乐部：对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改制，经营性体育事业单位以产权制度和用工制度改革为重点，参照国营企业改制，采取多种形式改制重组。
（3）制定税收、经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国内外社会力量对体育赛事、公益性体育机构和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支持。体育俱乐部通过利益排他机制而取得共同利益的自愿组合，既可以采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体方式经营，也可以采用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形式进行经营。体育俱乐部是提供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健身参与等体育准公共产品服务的社会组织。它可以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鼓励各企业和俱乐部办运动队，部分市场成熟的项目职业化并成立行业联盟。根据WTO精神，外国将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中国参赛办赛，因此体育市场的行业垄断形式将发生很大变化。借我国首次在首都以外举办亚运会的时机，试行各省市高水平俱乐部精英运动员进行国家选拔和参赛的新制度。
由于“十一五”期间有奥运会、亚运会举办等特殊情况，改革的措施分步骤、分阶段进行。在国内各地比较而言，从广州开始局部试点较为适宜。2005年开始，广州市体育局可在单项协会主办赛事、以基层体工队改革为俱乐部制以及与运动院校协调发展新机制的研究，大胆尝试新模式，争取在亚运会举办时能检验有关制度创新的成果。
“举国体制”是中国竞技体育攀登世界高峰的一张战无不胜的王牌，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效益，成为许多国家羡慕的摘取金牌的最佳途径。这个体制是特别适用与发展中国家快速提高竞技水平的“软件”，目前属于功能强大的高版本而没有必要立即与国际全面接轨，置换为发达国家的自由自主型的训练模式。换言之，“举国体制”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将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唯一的前提是它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必须走出急功近利陷阱，建立远大的体育理想。
对“举国体制”这样一个经过半个世纪巨大投入而至今仍然在国际体坛发挥巨大威力的高水平竞技运动体系，正如所谓的“两弹一星”和许多国营大型企业，还将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能因为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就弃之若蔽履。何况计划经济的产物，并非都一无是处，经过改革也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去生存。对于几十年形成的庞大体系，改革虽然艰难，但比起其他领域如国营企业的转轨，“举国体制”却要轻松多了，其经历的波折和付出的机会成本都是可以接受的。
“举国体制”不能扔掉，但又非改革不可，必须使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对其改革既不能脱离国内体制改革的进度，又要保持中国特色和国际优势。所以，唯一的出路还是认真进行内部的改革，脱胎换骨，实现体制创新，打造一个新体制。这一体制必须具有最大的社会包容性，无论在大众体育，还是在竞技体育，无论运动训练，还是运动竞赛，无论专业训练，还是业余训练，都可以容纳多元的，多种组织形式的，以及不同所有制的形态，要像张开的双手承接社会的各种积极性，走体育社会化的道路。
在调整后的国家行业分类中，体育被归入文化产业，原属于体育的所谓“娱乐体育”“休闲、健身体育活动”，被划入文化产业之中的“休闲健身娱乐服务”行业，与特指专业竞技运动的体育行业分离，成为与体育并列的分类。这也正预示了我国体育回归文化本位的未来走势。体育体制更应尽早应变，以适应这一发展趋势。中国体育长期的改革与创新目标，已经初步有了个雏形的形成。中国体育已经走过曲折的道路，需要的只是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认识体育的文化本位和普世性原则，呼唤已经模糊的理想和信念。乘着中国体育走向2008史无前例的巅峰之际，我们绝不错失良机，重新树立起具有灵魂性质的中华体育精神，形成新的完整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在理想的指引下，走向绚丽的终极目标。

‘叁’ 举国体制的基本介绍

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是从原苏联学过来的。原苏联就是由政府选拔和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可以集中力量，使优秀的教练员都有统一的观念和训练计划。在这种制度下，运动员守纪律，训练刻苦，求胜欲望非常强烈，这在奥运比赛中是致胜的关键。
与举国体制相对应的是市场体制，指的是选拔和培养运动员的经费及其它费用由市场行为来筹集。但只有少数职业化程度高、商业化程度强的体育项目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大多数的其它体育项目，因商业性比赛根本没人看，靠市场体制是不可能解决的经费问题的，最后还是要靠政府的支持。
美国也有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美国奥委会的费用是政府根据税法的规定由民间组织或个人捐助的。
美国奥委会在全国拥有3家官方奥林匹克训练中心，分别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纽约的普莱西德湖和加利福尼亚的丘拉维斯塔。
美国的税法规定，美国企业和个人捐款赞助奥林匹克事业可以抵税，这实际上是政府将应得的税收转让给了奥林匹克训练中心和其它体育机构。所以不要认为美国政府对美国的体育事业没有投入，与中国政府不一样的只是它投入的渠道有所不同罢了。
金牌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在没有群众基础的体育比赛项目上要想出成绩，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能的，不管你是什么体制。
所以举国体制不只是中国有，世界上凡是对国际体育比赛足够重视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尽管各国的做法有所不同，说法也不一样，但政府支持的实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肆’ 什么是举国体制，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利与弊与改革

所谓“举国体制"中国官方的解释是“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
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也就是调动全社会资源培养金字塔型的少数精英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夺取奖牌。虽然中国运动员获得好成绩但是可能不利于全民体育的发展，也有可能损害运动员的心身。

‘伍’ 如何理解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在体育中，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利在于集全国之力（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重点突破某个项目或者某个运动会。比如女排、乒乓球，当年就是全国人民玩乒乓、打排球，造就了排球三连冠、乒球七冠囊括。

弊在于过分指导性和短期行为严重，不利于长期和持续发展，更不利于个性发展，特别是在一些需要个性化发挥的项目，比如足球，长期集训和官方领导，导致中国足球落后。

‘陆’ 什么是举国体制通俗点。

比如，某个奥运项目有天赋的孩子10岁前被选入省体校就是俗称的省队，成为该项目专业运动员从这时开始她就成为了体制内运动员，被国家统一集中管理，之后的训练，场馆，教练，食宿费用国家全包直到退役，大多项目没有进入国家队的专业运动员最晚19岁前退役

其他大多国家是没有专业运动员的，有的是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顾名思义就是某项运动就是他们的职业，国际上职业化的项目并不多，只有足球，篮球，网球，高尔夫等国际上或当地很流行的运动，还有一种是半专业运动员，比如我们国家的很多大学校队和现在西方国家和日本迅速发展起来的女足

‘柒’ “举国体制”是什么意思

“举国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报刊对中国体育体制的一种褒义的概括。后来在中国体育学术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主要是指中国体育事业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一定目标和需要，能够有效地统一、集中国家力量使某些方面迅速提高的体育发展机制及相应的一套组织机构等。

‘捌’ 举国体制: 的概念历史意义如何客观认识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中国官方的解释是“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
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也就是调动全社会资源培养金字塔型的少数精英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夺取奖牌。虽然中国运动员获得好成绩但是可能不利于全民体育的发展，也有可能损害运动员的心身。凡事得历史地看，现代体育运动，毕竟发源于西方。绝大多数运动项目，落后国度的人们，过去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喜欢并参与其中。这些后发国家要想在体育运动方面迎头赶上，势必要走一些超常规的道路，举国体制就是一种。这种体制，也许在采用之初，操作者的确有把国家荣誉而非国民体质放在第一位的考虑，通过这种体制，迅速地提升国家的竞技水平，从而为国家争得荣誉，进而提升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士气。 历史上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现在的中国，都实行举国体制。从结果上看，这种体制不仅可以为国家争荣誉，对各个运动项目的引进和推广，也有很大作用。如果国家不通过精英培训引进某些项目，某些国家的老百姓，恐怕多少年也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垒球、曲棍球、链球，甚至连跳水、体操、短道速滑这些中国擅长的项目，也未必知道究竟。事实是，只有国家引进这些运动项目，而且参加国际比赛得到好的名次，这个国家的媒体才会转播宣传，老百姓才会关注。以国人一向引为骄傲的乒乓球为例，这种今天中国几乎城乡随处可见的运动项目，也是一个彻头彻尾洋玩意，是西方人把网球搬进室内的产物，被称为tabletennis——桌上网球。乒乓球运动，中国也是举国体制，不仅养人，集中训练，而且专门设置了陪练运动员，专门模仿各国可能的对手，进行针对性训练。可以说，这是举国体制的顶峰。这个体制实行这么多年来，中国的乒乓球运动也的确上去了。不仅精英打得好，雄霸世界乒坛多少年，害得国际乒联主要的任务，就是考虑怎么让其他国家也有出头之日，屡次修改规则，限制中国人；而且运动也得到了普及，刺激了这项运动的全民性开展。 举国体制虽然有效，也有好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体制，毕竟只应该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体育运动的目的，不是国家的荣誉，而是人的发展。再有效的举国体制，也只是一种体育事业的引子，终究要向全民体育和市场化的方向走。举国体制，至少目前还是后发国家一种比较昂贵的奢侈品。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家，运动员开展某项运动，仅仅是出于业余爱好，或者变成了商业化的职业运动员，那么，举国体制作为一种国家性的制度安排，就可以走进历史博物馆了。

‘玖’ ‘举国体制’是什么意思拜托各位大神

“举国体制”一词在奥运会期间出现频率很高，并且颇受争议；前阵子又有些帖子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在竞技体育上投入大量资金——即所谓的“纳税人的钱”。但“举国体制”的定义却一直模糊不清。接下来尝试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一下，尽量不涉及政治方面的问题，希望大家也能稍加注意。 进入正题。就讲中国吧。在我看来，竞技体育方面的举国体制可以理解为一种“公私合营”的经济模式（这里主要讨论那些不太市场化的项目，这也是引起争议的主要焦点）。政府（及其代理人）主要是出钱入股——包括资金（运动员工资、提供教练和参赛费用等）、训练设施（硬件）；而运动员则是以自己这个“人”入股——这里包括了身体、伤病、青春年华、受教育机会和未来事业发展等，代价可不小。姑且比喻说政府是大股东，运动员是小股东吧。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享有对某些重要外部资源的垄断优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决定运动员参赛的资格。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运动员处于相对的弱势。 对双方而言，既然投资自然都希望取得回报。回报又分为金钱和非金钱两种。金钱类的主要有比赛奖金、运动员参加商业活动。我估计在中国，商业活动的收益应该是政府和运动员分的吧，不可能都归运动员个人所有——这一点其实还算说得过去，毕竟是“合资企业”嘛，大家共同投资一起分红利，呵呵（至于分红比例是否合理不是很清楚）。非金钱类的回报就复杂些。取得比赛优异成绩本身对是一种荣誉，但是这种荣誉对政府来说，可能意味着官员政绩、教练员业绩、地方性利益等。对中国运动员而言，取得好成绩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接续参加更多的比赛（有些中国的强项如乒羽啥的，一些运动员在某次比赛发挥不佳今后就再没机会了，那这个小股东损失就很大了）。 讲到这里可以说说让球的事情（先声明：俺可没有说支持让球啊。）。以乒乓球为例，由于人才太多，这就相当于一个大股东和多个小股东共同设立了公司。对于某次大赛，冠军只有一个。对于大股东来说，具体哪个小股东获得冠军差别不大，最重要的是获得冠军；但是对各小股东而言差别可就太大了。因此，在这里大股东和个别小股东的利益就产生了冲突。有些小股东服从了让球的要求，那么大股东得利，让球的小股东受损（可能内部有补偿，但终归是受损），被让球的小股东也得益。还有个别小股东拒绝了让球的要求（如何智丽），那么对大股东而言，其面临的风险就明显上升了（何智丽在决赛未必能赢，而且即使赢了也影响内部管理和队伍团结），因而其利益肯定是受到了影响。对该小股东而言，其面临的风险则是大大上升（如果决赛输了，从此永无出头之日；即使赢了，未来在球队的命运也很艰难）。但是该小股东之所以做出不让球的决定，应该是认为其利益受损程度与同意让球相比较小。此外，让球还有一个明显的负面外部性效果，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做法违反体育运动精神，是丑闻，整个“公司”的盛誉受到影响等等。 这里其实还应该有所补充——有的时候获得冠军并非让球的目的，让球的目的是让比赛结果呈现出大股东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前阵子看了些帖子，说到在二、三十年前，由于中国乒乓球队实力很强（尤其是双打类比赛）而且那时候能参加世锦赛的名额很多，在中国确保冠军的情况下，政府还会安排另一种让球，就是让尽可能多的球员获得“世界冠军”的称号。比如某选手同时进入了女双和混双的最后阶段比赛，那么可以先让她获得了女双冠军（安排其他选手在女双比赛中让球）；然后再要求这个选手在混双比赛中让给其他选手。貌似曾经出现过某届世锦赛中国包揽全部冠军，而且没有一个冠军是重复的（一下子搞出10多个“世界冠军”称号）。这种情况和上面分析的并不矛盾，其核心就是大股东利益优先，小股东利益可能因之受损。 从这个例子看，在大小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决策是发生矛盾的关键。按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运动员各尽所能，全力拼搏争取胜利。但是这样做的确会影响政府的（短期）利益。再次重申，本人并不支持让球，只是尝试分析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 那么，看起来这样的制度下对小股东是非常不利的，是一种风险很大的“投资”。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年轻人愿意加入到运动队中去呢？这里就想到了已经有观点指出，许多运动员家庭出身较为贫苦，他们把加入专业运动队作为改善自身乃至家庭生活条件的一种途径。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小股东的投资风险相对较低（因为投入的“本金”相对价值较低），而较高的预期收益也许能够弥补风险。因此，正如一些网友指出，专业运动队实际上有助于一些贫苦但拥有天赋的年轻人改善生活状况。而设想下，一些生活在大城市、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就算颇具运动天赋，他们加入专业运动队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常规途径”以谋求较好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些家庭贫穷的孩子选择走运动员这条路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但是不要忘记，能站在领奖台上的毕竟是少数，更多没能出人头地的年轻运动员带着一身伤病泯然众人。 谈完中国的情况，再看看国外。以美国为例，有些网友提供了资料指出，美国政府的公共财政虽然直接投入竞技体育的经费不多，但很多资金都是通过企业（免税）和公立学校（奖学金）流入了这个行业，当然有些企业基于商业目的也有一定的投资。如果上述情况成立（我个人倾向于成立），那么美国的情况其实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的情况，有政府投入（公立学校和部分企业可以看作是政府的代理人），有运动员个人投入，还有企业（私营）的商业投入。从这个角度而言，和中国的情况差别不算太大——中国的企业也正在开始逐步介入竞技体育领域。 股权结构差异不大，但是股东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差别就比较大了（这个可以理解为公司治理结构差异，呵呵）。与中国政府垄断某些外部资源——主要是运动员参赛权的情况不同，美国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主要是由大赛前的选拔赛决定的。在此情况下，那么显然小股东的权益就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不太会出现让球之类的事情。反而是在美国不难看到一些运动员不愿参加国家队的新闻。也就是说，在这种体制下，美国运动员个人所面临的风险要相对小很多。 小股东的风险小了，其他股东的风险呢？在我看来，政府股东的风险是上升了，因为大股东无权对小股东进行一些强行的约束，也很难在比赛中左右比赛结果。大股东所能做的只是尽力提供优秀的训练条件（当然，这里也包括向运动员提供高科技的研究成果……） ，如果比赛结果达不到大股东的预期，那也只能算是投资失败了。如果某地选民不满意高额投入的成果，那么也许下一届政府会以削减竞技体育开支作为竞选口号呢，呵呵。至于企业投入，那就更是一种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经济行为了。签约当红明星做广告是最普遍的乐。另一方法是看准了某运动员的潜力，然后提供赞助，签定广告合约，等该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上发飚了，那么企业就可能大赚。比如在北京奥运会上疯狂发挥的博尔特，事先已经被PUMA签下（那时候他还没那么红）——估计奥运会后PUMA要乐坏了。当然，风险就在于如果运动员没能出色的发挥，先期的投入就损失了。 综上所述，从资金来源方面看，中外对竞技体育的投入的本质区别不算太大。而最重要的差异在于“（中国）政府享有对某些重要外部资源的垄断优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决定运动员参赛的资格。”事实上，参赛权是各股东投入获得回报的最重要（唯一）途径（类似于股票能否在交易所上市流通会极大地影响其价格）。因此，这种垄断的存在（而且是被行政规章所确立的）也决定了在中国，运动员处于相对弱势，要保护自身的权利有相当大的难度。所以说，如果说“举国体制”真的是中国特有的话，那么其特殊性应该表现在对运动员参赛权的垄断，而并非投入资金的来源。 至于由政府垄断参赛权是否合理，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