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为什么那么少

㈠ 我国历史上少说也有上百位帝王，为何很多帝王不出名

在古代，男子长到二十岁，要举行冠礼，表示他已成年，可以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可以成家生子了。在举行冠礼的同时，主持冠礼的长辈会给受冠者取一正式的表字。

人到二十岁加冠礼以后，有了为人父的资格，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同辈朋友之间，就不好再直呼其名，而是改用表字来称呼了。字的全称是表字，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与字互为表里，相互解释和补充，二者组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名字。

但有一类人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中的一多半仅有名而没有表字，这类人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

留下表字的皇帝，在皇帝堆里是少数派，大概有开国皇帝、分裂时期的皇帝、非太子继位的皇帝、末代皇帝、短命王朝的皇帝、名声不好的皇帝等几类。

㈡ 请问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基本没有帝王像越王勾践一样靠卧薪尝胆复国的后来的皇帝被推翻了就无法卷土重来。

因为基本上都斩尽杀绝、斩草除根，春秋还循古法，不会赶尽杀绝。
希望能够帮到您，望采纳！

㈢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太上皇这么少

中国历史上一共有9位太上皇，相比于皇帝493个皇帝而言，太少了
1、历史上的第一位太上皇是李渊。公元626年，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把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一起杀掉。
2、第二位太上皇是李旦。公元710年，临淄王李隆基起兵杀掉毒死唐中宗李显的韦后，拥立父亲李旦即位，是为唐睿宗。
3、第三位太上皇是李隆基。李隆基让父亲做了太上皇，他儿子李亨如法炮制，也让他做了6年太上皇。
4、第四位太上皇是赵佶。公元1125年，金兵借口宋朝君臣背盟毁约大举南下，对北宋都城汴京形成合围之势。兵临城下，朝内一些当权大臣以皇上不退休不足以平金人之怒为由，逼迫宋徽宗赵佶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钦宗。
5、第五位太上皇是赵构。南宋时期的宋高宗赵构没有亲生儿子，立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昚为太子。
6、第六位太上皇是赵昚。宋孝宗赵昚做了27年皇帝后，在内忧外患中将位传于赵惇(宋光宗)，自己也做起了太上皇，成为宋朝历史上第三位太上皇。
7、第七位太上皇是赵惇。宋光宗赵惇是宋朝所有皇帝中比较昏庸的一位。
8、第八位太上皇是朱祁镇。公元1449年，蒙古族瓦剌部进犯明朝北部边疆，前锋很快逼近大同。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瓦剌。明军由于指挥不灵，行动迟缓，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被瓦剌军包围，明英宗被俘。留在都城的兵部尚书于谦等拥立朱祁钰为帝(明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9、第九位太上皇是弘历(即干隆)。弘历25岁登基时，曾经烧香祷告上天，自己如果能做60年皇帝，就把皇位自动禅让给儿子。
皇帝和太上皇，权利只能属于其中一个人，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皇帝是不容易愿意把权利送给下一任，自己成为太上皇的。

㈣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末代皇帝一般子嗣较少或无子嗣呢

子嗣的稀少或缺失是一个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而不是王朝的灭亡导致子嗣的缺少。到清朝慈禧太后，事情就变得不妙起来，同治皇帝少年早逝，无嗣，从旁系找来一个儿皇帝，强势的太后和日益长大的皇帝之间矛盾益日加深，也导致清末政局颇为动荡。若同治帝不早夭或者有子嗣，可能清末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所以说，皇帝子嗣稀少甚至缺失，一般都会引起巨大的政治动荡。

㈤ 中国古代出了400位帝王，是从什么时候起没有了帝王呢

爱新觉罗·溥仪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后中国就没有皇帝了，因为社会普遍认可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简介

（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

他是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

(5)中国古代帝王为什么那么少扩展阅读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以太后名义颁布《退位诏书》，溥仪退位。

退位诏书中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民国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承诺每年支付清室费用400万两银元，新币发行后，改为400万元，民国政府同意溥仪暂居紫禁城，史称“逊清小朝廷”。

㈥ 为什么中国女皇帝那么少

其实很简单，你女人当了皇帝，传给谁，儿子，那是男的；女儿，嫁给别人就不是自己的了；自己的兄弟姐妹或侄子、侄女，还是别人的
父系社会，女人只能垂帘听政，还是得依靠外戚

㈦ 历史上的皇帝为何大部分都短命

中国古代的历代皇帝，寿命比较低，平均年龄在三岁左右，为什么这么低呢？今天我们来谈论一下？

1. 位置过于荣耀

皇帝这把龙椅太过于耀眼，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甚至不少有野心的人想要得到他，为了这把龙椅，不少皇帝被杀害。有不少的例子，让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赵匡胤建宋代周；曹丕篡东汉建立魏；司马炎篡魏建立晋。导致许多皇帝在年轻的时候被杀害。

4. 昏庸无道
有不少的皇帝，因昏庸无道，增加税收，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有不少皇帝因为昏庸没有政绩，欺压百姓，而改朝换代，比如商纣王，周幽王，还有刘骜，都是因为暴政，而失去生命，并且岁数不是特别的大。

㈧ 我国古代出现了四百多位皇帝，为什么没有一个是山东人

从秦始皇二世开始，一直到清王朝灭亡，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四百多个皇帝(其中有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君主，还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父子)，这些皇帝分布于中国的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只有山东省一人。这一怪异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先来看看帝王是如何出现的。

除唐代黄巢起义外，山东其他朝代也发生过农民起义，如西汉末的赤眉军起义、隋末的王薄起义等，但都未形成气候。由于反抗没有成功，自然也就没有皇帝的诞生。

二，因山东文化氛围浓厚而出名

山东以智者闻名，先后有孔子、孟子、孙武子、王祥等智者在此诞生，成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因为儒学文化追求“仁、义、礼、智、信”，推崇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的思想，这些所谓正统思想，在秦汉以后逐渐深入人心，造就了一大批儒学学子。她们以为叛逆是大逆不道的事，不奢求主宰别人，只想国家平安，家庭和睦。也因为山东人比较豪爽，恪守信义，愿意过安定安宁的日子，哪有心思反叛。如此一来，山东的农民起义比其他省份要少，所以产生皇帝的机会也就少。

诚然，除了黄巢之外，山东也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比方说北宋时期的梁山上的宋江起义，也是闹得沸沸扬扬，让宋王朝惊慌失措，心惊胆战。但宋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提出了“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虽然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但后来却遭到朝廷招安，沦为平定农民起义的鹰犬，最后被鸩杀，成为历史悲剧。

三，山东没有皇帝的其他几个说法

古代帝王最讲究风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当发生重大事情，如皇帝登基，迁都，建墓等，都要让高人看风水找龙脉，求江山永固，传世千年。

为什么山东两千多年没有出现皇帝？传说中的“龙脉”是被人挖断的。

据记载，因协助周武王灭殷商，建立周王朝的辛劳功劳，姜子牙被封为齐侯，并在山东建立齐国(都城在今山东临淄附近)。为防止周天子猜疑，又因封神时，自己留下的玉皇大帝神位被张伯忍(张友仁)抢先占为己有，一怒之下将山东的龙脉飞封，从此山东再无龙脉。无龙，无龙之王。

还有一句话：山东出了一位孔圣，被世人尊为朝臣，被称为“天下文官主，历代帝王之师”，世世代代尊为“衍圣公”，其家族延续数千年，兴旺至极。听说孔家已经将山东的龙脉给用完了，这样就不会再出朝了。有关姜子牙与孔圣阻断山东龙脉，纯属神话传说。说说笑笑毕竟是传说，我们可以作为一般认识，不能作为山东历史上没有皇帝的依据。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山东两千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皇帝，但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却也造就了众多的仁人志士和英雄人物。既然如此，山东仍不失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人杰地灵、才华横溢的大省之称。

㈨ 历数中国古代帝王，为何大多是北方人，而南方人很少

北方人的习性与特点再加上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加成,才导致历史上的帝王以北方居多。

㈩ 为什么我国古代大部份皇帝的命都很短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 第一，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岁多。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十五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三十五岁的平均寿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之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出生儿死亡率造成的。如果除掉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五十七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五十七减去三十九，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十八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十八位皇帝，平均寿命四十四岁多。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龄四十二岁多。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间，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四十岁。其中明光宗登上皇位仅一个月，因为多幸了几个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体的虚弱可知。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几率较常人高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书不胜书。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 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他讨厌功臣刘义恭，就砍掉刘义恭肢体，剖开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渍，谓之“鬼目粽”。他创办了独家的皇宫妓院，招集众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与她们当场开性party。这些女子都是他的长辈或姐妹，稍有不从者，立即杀掉，毫不手软。这个游戏玩腻了，他又叫宫女们与猴、羊、马交配，他在一旁观察。他把叔父湘东王刘彧裸体养于坑中，要他从木槽取食，并称呼他为“猪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欢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 前废帝如此，后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外出游玩，遇到挡路者，无论是人是畜，都命侍从格杀勿论，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户户都大门紧闭，道路绝迹。他命令身边侍卫随时手执针、锤、凿、锯等刑具，臣下稍有违逆，就施以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几十人，他以此为乐，一天不见有人流血，就闷闷不乐。 这些行为无疑不能用“纨绔”定义，这两个人所患是精神分裂症。 北魏道武帝拓跋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以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意思是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 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物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殴打击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 还有人食欲异常。前面提到的“猪王”刘彧，后来侥幸活了下来并当了皇帝，史称宋明帝。此人习惯用暴饮暴食来缓解精神紧张。他非常能吃用蜂蜜腌渍的鱁鮧，一次可以吃几升。吃烤猪肉，一次能吃二百块。 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病状则是病理性激情。他怀疑其宠妃薛氏与大臣私通，亲自砍下薛氏的头，将之藏在怀中赴宴。酒席中，他拿出薛氏的头放在盘子里，在座众人大惊失色。他叫人取来薛氏的遗体，当众肢解，取出薛氏的髀骨，制成一把琵琶，边弹奏，边饮酒，边哭泣，叹息“佳人难再得”，伤痛不已。最后，他披头散发，哭着将薛氏下葬，用的是隆重的嫔妃之礼。 与这些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的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的滥杀功臣，嘉靖皇帝的偏执，天启皇帝的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为后世所纪念和景仰的历代成功帝王加起来不过十数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还多。由于皇帝这个职业挑战性过大，这个阶层中的人，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功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这个职位上“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 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源 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们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窥测、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剥夺权力的恐惧使皇帝们神经常年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日夜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如果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么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远。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兵器、甲胄，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鞯俱全，以防意外……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任何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帝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明太祖御制全集》）。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九月的八天之内，他阅读奏折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写出了一千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们就没有这样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苍梧时，禹帝直到死于会稽那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安宁的生活。当了皇帝，就没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除了劳累之外，皇帝的生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刻板。 本来，世俗权力的巨大，已经令皇帝们精疲力竭，可是传统文化对皇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是万民的老师，那么一举一动更应该体察天道，遵守礼仪，有章有法，完美无瑕，以为天下众人之表率，以达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历代相积，建立了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则，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钟无不处于被规定之中。 我们以清代为例，观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套子当中。清代祖制，每天早上五点左右，皇帝就必须起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着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喜好来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辰，皮、棉、夹、单、纱的各种质地以及式样、颜色、规格、文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梳洗已毕，首先要做的事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要学习祖先的光辉事迹，背诵祖先的教导。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文武百官从景运门入，在门下广场排班。奏事开始，大臣从东阶上门，列跪，尚书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的官属又在其后。尚书一人手捧折匣折旋而进，至本案前垫上北面跪，将疏折匣恭放于本案上，然后起立，趋至东楹，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还宫。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饭时间，根据《国朝宫室》记载，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两点时吃晚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2点30分到5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7点到9点皇帝要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 因此，中国的皇帝，说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凭血统登上帝位；要说难，则传统文化中对帝王的要求至难至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精力过人、意志超群的超级皇帝来说，权力都令他们不堪重负，更何况那些远不如他们坚强的后代。那些精明巧诈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 在传统中国，人们往往把物质享受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把无条件地顺从、宠爱、谄媚作为对待皇子的不变态度。一生下来，皇子们就处于太监奴仆的包围之下，众星捧月之中，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位继承人很容易出现种种心理和性格问题，最常见的是意志软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 这极容易导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国家对皇子们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严。一出自己的后宫，即处于种种森严的规矩包围之下。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们的人格分裂，形成种种心理隐患。许多天赋不凡的孩子，都被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所毁坏，比如那个因为“日表英奇、天姿粹美”而二岁时就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他本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仪表不凡。可是，由于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使他的性格严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现得举止大方，处事有法。皇帝一转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赋性奢侈，大手大脚，索求无度；他骄横暴虐，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殴打郡王、贝勒、公爵；他胆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拦截外藩进贡的使臣，夺取进贡给皇帝的马匹，终于使康熙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其废掉。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战性极强的政治重任。两者相遇，必然是一场悲剧。权力这副铠甲本来是为了保障皇帝们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们使出全力，也担负不住这具厚厚的铠甲，他们的生存因此就变成了权力重压下的挣扎，显得十分可怜。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乐趣那么多，特别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经历的人生那么丰富，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样不开眼，一门心思赖在酒桌和床上？ 这两样事物确实很好玩，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让人丧命的程度。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使他们无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责、自己体内的超我使他们荒嬉政务、尽求享乐时，不能不产生深深的负罪感、无能感、自卑感。酒和色不过是他们的逃身之所罢了。准确地说，那么沉溺于酒色的昏君实际上都是“酒精”或者“性”的依赖症患者。 相比之下，西方国王们的政务则相当轻松。因为面积小，事务少，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范围和深度远不能和中国相比，所以英国的政府机构十分简单，一直到13世纪，才形成了三个部门：一个是财务署，负责收税；一个是最高法院；另一个是内务部，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由于国家主要是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运转，国王对国事用不着事必亲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