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布什之子谈如何对待中国崛起

Ⅰ 分析美国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快速崛起

你也知道中国的崛起是加入世贸以后的事 因为有钱了 经济上去了 低工资的制造业和以环境为代价换来的 为什么不敢升值人民币就是这个道理 升值了出口东西就贵了 国外会寻找更便宜的制造商来取代 所以美国不用怎么应对 真看不顺眼了 封锁自己就行了

Ⅱ 分析美国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快速崛起,要有自己的观点

这么多年中国快速崛起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他现在千方百计的打压中国的发展。

Ⅲ 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我认为中国民众和西方世界都应该用客观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 崛起。原因在于： 一、中国发展对世界的积极作用不容抹杀 “中国如果不发展，对世界来说就是一种灾难”。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如是说。他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作用，国际社会作出了不同解读和猜测，有些人欢迎，有些人惊奇，有些人担忧，有些人误读中国，有些人甚至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快速发展为世人瞩目，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巨大的积极意义，中国解决了地球上约1/5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销售市场和丰富的产品，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和平力量的加强，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稳定。中国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 在谈到如何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在世界的作用时，德国沃分布特赫尔佐格(Herzog August)图书馆馆长赫尔维格·施密特(Helwig Schmidt-Glintzer)教授也对误读中国的现象表达了批评之意，他指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根源，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德国100年与中国100年的进程就不一样。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但必须带着感情去认识中国，在认识中国的时候应该多考虑中国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和人民的愿望。西班牙中国政治研究所主任杨恩瑞在题为“多极世界的同路人”的演讲中也说，中国与西方发展程度不同，但这不应成为双方认识事物保持距离的理由。中国政府赞成联合国宪章，签署了两个人权宣言，带头叫响“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再承诺尊重人权。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注重社会公正，把民主这个好东西纳入社会的发展方向。 “中国决定自己的路，发展本国的经济，并且虚心向世界其他国家学习，我就不明白：虚心的学生怎么会得到那么多批评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院士周弘曾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她强调，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改进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来不想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给别人，中国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 二、媒体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 近年来，有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虽然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不可否认，的确存在片面、不客观的现象。 有专家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有些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中，根据意识形态的划分，完全是冷战思维，片面、不客观，甚至是凭想象歪曲、编造事实诋毁中国形象，而对中国的发展事实、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视而不见，甚至多次宣扬中国威胁论，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不利于中西方之间的良好关系。 目前西方国家在看待中国的问题上，有一种错误认识，那就是以为可以去“印象”中国。欧美的一些媒体甚至认为通过报道去影响中国，进而影响中国的发展，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是由自己决定的，今后的发展道路也是由自己决定的。作为媒体的记者，首先要看清这一点。否则，就不能让世界各国的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中国的真相。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有一个不良现象，即忽略信息，看重结果。作为一名记者，首先应收集信息，对信息负责，必须保证向读者提供准确的信息，不能简单地看到一条信息，甚至不知道信息的来源，就根据自己的印象作出判断。然而，这种现象在西方记者关于中国的许多报道中都经常出现。 西方媒体在过去几年中关注中国的力度明显增大，应该承认有一些报道或节目是客观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并且经过了详细调查，但确实也有一些报道或节目是片面的，甚至搞一些耸人听闻、虚构事实的报道。真实是报道的生命，为了讨好读者，满足一部分人的欲望，编造那些不真实、不客观的报道，是不应该的。 三、应该辩证看待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和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首先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三个阶段，即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型社会。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进入加速阶段，中国正在逐步迈向知识型社会，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姜锋博士认为，中国在迈向知识型社会的进程中有两大挑战：一是中国怎样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二是中国怎样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接下来，他从教育的角度，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以及中国人在提高知识素养方面的努力。 德国不来梅大学尼古拉·斯帕科斯基(Nicola Spakowski)教授在演讲中说，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知识与技术相结合的发展，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中国有许多精英。在中国的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那种崇尚知识、渴求知识的程度，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与中国相比，德国在这方面就有很大差距。 德国波鸿大学辜学武教授则认为，知识是一种能力，它具有隐秘性、转换性、淘汰性和被动性四个特征。而知识型社会这一概念应该包括：知识型经济、学习型社会、开放共享的社会和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社会。他认为当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形成知识型社会，要迈向知识型社会，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在谈到中国工业化和社会转型问题时，分析了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介绍了工业化、农村改革、城市化和社会结构调整的情况。而德国作家兼记者苏珊·梅斯表(Susanne Messmer)则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自己对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印象和看法。她曾经多次来中国采风，今年她用同中国许多老年人的对话和采访作为素材出版了一本书——《中国故事》。她认为中国的确变化很大，如果隔一段时间再来，就会找不到原来的地方。 潘家华一方面介绍了中国在减少废气排放、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呼吁世界各国要辩证地看待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的各种问题，在看到问题的同时，更应看到中国政府为此采取的措施。 我们真诚希望世界与中国应该加强沟通与交流，增进共识和合作。认识中国非常的不容易。她是一个多棱镜，你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看中国必须用望远镜，同时也要用显微镜。另外，中国第一是大国。第二是个发展中国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第三，中国还很特别。所以想加深相互了解沟通的最好办法还是进行对话、合作。通过辩论来增加我们的了解，来增进我们的共识，加强合作。

Ⅳ 美国在军事上对我国进行遏制和防范体现在哪些方面最近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新闻

最近都有，什么增加亚太军力部署，帮助亚太盟友啊都是是。
应对中国崛起 战略重点转移

冷战后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目标经历了从单纯应付功能性挑战到同时应付功能性挑战与结构性挑战并举的转变。所谓功能性挑战，是指朝鲜的核问题，它关系到美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政策目标，这个问题在9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突出。所谓结构性挑战，是指中国的崛起，因为它有可能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结构。这一思路在1995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中已见端倪。经过1996年的台海危机，美国战略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深化。严格说来，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是从这以后开始的。

1991年老布什政府提出的“地区防务战略”和1993年克林顿政府制订的“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湾危机的影响，因此美军军事战略的重点是对付地区性危机和冲突。1997年克林顿政府“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出台，提出美国要防止与美为敌的新兴霸权国家的出现，防止重要地区落入与美国为敌的国家的控制之下。这时美国军事战略设计者的眼光已超越海湾战争和朝鲜半岛问题，开始考虑应对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这份报告把必须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冲突”改为“战区战争”，声称“我们不能确切判断下一次战争将在何时何地爆发，维持打赢两场战区性战争的能力，有利于美国与比伊拉克和朝鲜更为强大的对手作战”。

这次由小布什政府推出的新的防务评估报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它将明确提出把军事战略重点放到亚太地区，同时正式放弃“准备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区战争”的指标，而准备在东亚地区打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在朝鲜半岛形势日趋缓和而台海局势仍波谲云诡的大背景下，这一调整的用意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更加关注亚太 进攻色彩明显

在分析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动向的时候，要注意两点。

一是有关美国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还是亚太的问题。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对世界的战略关注是不是只有一个重点，还是有几个重点（如欧洲，中东，东亚）？如果我们姑且用“重中之重”的提法，认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中，任何时候均有一个相对而言是“更重要的重点”，那么不要忘记，即使是在美国战略的重中之重是在欧洲的冷战时代，美国仍然在亚洲打了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即朝战和越战。这就是说，不要被美国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还是亚太的争论所迷惑，因为美国的战略关注是多元的、动态的，它取决于美国对某个地区威胁与挑战的程度与性质的判断。当前我们面临的现实是，美国认为亚太的问题比欧洲大，因此对亚太的战略关注在上升。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动向，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调整。

二是关于美国的亚太战略态势的问题。有人认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这一判断不够准确。如同法律上常常涉及到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问题一样，国际政治中也一直存在着准确判断“进攻—防御”相互关系的问题。防御超过一定限度便是进攻。当前美国亚太战略也存在着防卫过当的问题。就美国对华政策而言，在某些方面已不单纯是防御的问题，而是体现出明显的进攻性，或者说是进攻性防御。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至关重要。

遏制中国战略 美国推行不易

美国提高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把中国作为主要的防范对象，增强对华政策中的遏制成分，无疑会使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大大上升。但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也不会一帆风顺，它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首先，目前亚太地区不存在遏制中国的国际环境。布什政府加大对华遏制力度并不反映亚太地区多数国家的愿望，而只是反映了美国单方面的考虑。虽然有些国家对中国力量的上升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但整体而言，大多数地区成员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的稳定，认为健康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是亚太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关键。

其次，日本到底能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作出多大贡献？日本的右翼势力当然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趋向强硬，但日本是否做好了准备要跟美国一同遏制中国，大有疑问。布什政府把美日同盟的作用捧得很高，对日本寄予厚望，但日本在经济不景气、政治上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国内对日本走向存有种种分歧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发挥美国所期待的那种“战略马前卒”的作用。

再者，华尔街的共和党人会怎么看布什的新亚太战略？中美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已经达到新的高度，布什政府如何能保证在执行强硬的对华政治与安全政策的同时又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是一个集团利益多元化的国家，布什政府光考虑军火商的利益而不顾及其他利益集团的做法会遇到很多麻烦。

鉴于以上种种因素，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能走多远，还是一个问号

Ⅳ 《环球时报》2009年01月16日第7版《“巧实力”外交欲改变美国》谁能够找到全文吗

巧实力外交欲改变美国 对中国可能产生大影响

CCTV.com 2009年01月20日 14:59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环球时报
专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

“巧实力”如今成了美国的热门词汇，因为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3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13次提到这个词。一时间，美国各界为之轰动。有人称，希拉里此举不过是为了博一个“满堂彩”。但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外交最大的问题是“非软即硬”，而美国最主要的几个对手恰恰软硬不吃，“巧实力”的提出具有战略风向标的意义。从历史上看，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基本以简单的遏制战略为主。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就没有形成新的外交大战略。“巧实力”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大战略的延续和发展，它强调恐怖主义并非美国唯一重大威胁。那么，美国是否会重新将战略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中国应该如何面对“更聪明”的美国？这些都是令人关注的话题。希拉里在听证会的发言中数次提到中国，从立意到行文与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CSIS）2007年出台的“巧实力报告”极其相似。由此可见，只有了解“巧实力”战略的前世今生，才能预见到美国全新战略的发展发向，才能捕捉到中美关系的变化趋势。

“巧实力”———学者、智库、议员、将军“热捧”的新战略

“巧实力”一词最早由安全与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珊尼·诺瑟提出。苏珊尼曾于1999年至2001年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霍尔布鲁克的助理。2004年，苏珊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巧实力”的论文。文章称，“9·11”事件之后，保守主义者打着自由国际主义的旗号，实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宣称要扩展人权和民主。但是布什政府采取的军事危险政策同他们声称的理念根本不符。“必须实行这样一种外交政策，不仅能更有效地反击恐怖主义，而且能走得更远，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在一个稳定的盟友、机构和框架中促进美国利益。”

苏珊尼认为“巧实力”战略是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的延伸。由于这一战略的提出切中时弊，为陷于伊拉克苦战的美国提出了全新解决方案，因此迅速得到了美国政界和专家的赞许。2006年1月，哈佛大学教授、着名学者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重新思考软实力”的文章，文章称“单独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错误的。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可以称作巧实力。”同年，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专门成立常设机构“巧实力委员会”，致力于宣传这一理论。参加委员会的有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众议员，有CSIS各战略研究部门学者，有其他智库的专家，还有企业家、非政府组织等等。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担任委员会共同主席。2007年11月，CSIS发表了题为“一个更灵巧、更安全的美国”的最终报告，全面阐释“巧实力”战略。该战略认为，虽然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和全球安全，但并非全球范围内唯一重大的威胁，美国应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重新对安全观念做出界定。除了恐怖主义，还有很多重大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应对。

“巧实力委员会”长达两年的调研和宣传起到了效果，得到越来越多专家的支持。兰德公司、“9·11”委员会、美国全球接触中心等智库发表的报告中都相继把“巧实力”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2008年3月，保守主义思想的堡垒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泰德·卡彭特发表着作《巧实力：美国的务实外交政策》，表明保守势力开始向“巧实力”战略低头。“巧实力”战略还得到了美国两党的超党派支持，并在美国军政界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将军津尼和退役海军上将史密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其证词题目就是“巧实力：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世界”。两名将军说，他们代表了50多位退役将军，他们前来作证是出于对美国未来和有效领导能力的担心。他们呼吁，下届美国总统应当抓住时机，果断行动，复兴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他们还指出，美国战后不乏“巧实力”政策的痕迹，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政策等都是典范。

“巧实力”战略倡导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福利”

美国着名记者艾瑟利奇近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软实力如何变得灵巧”。文章称，“巧实力”是在约瑟夫·奈创造的“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前，绝大多数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虽然认同“软实力”概念，但非常“痛恨”那个“软”字，因其听起来软弱不堪，不像个战略名词。美国保守派学者迪索萨称，真正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感到其文化和信仰根源受到威胁的，正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是以无神论、堕胎、同性恋、个人自由、物质享受为特征的美国生活方式。在极端分子看来，美国正在发动一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战争，从而激发了其对美国的恐惧和仇恨，加上卡特和克林顿对恐怖主义的“软弱反应”，导致恐怖国家和“基地”等恐怖组织不断壮大。因此有人说，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推行“软实力”，为“文明冲突”埋下了祸根。

然而，使美国陷入困境的是其外交战略从“过软”直接跳到了“过硬”。2006年5月，约瑟夫·奈发表“拉姆斯菲尔德与巧实力”一文，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过度重视使用军事力量的硬实力，忽略了软实力；但是，欧洲国家过于重视软实力、忽视硬实力的趋势同样不够正确。朝鲜和塔利班掌权下的阿富汗，根本不吃美国软实力这一套。因此，美国唯有同时构筑软实力与硬实力，才能创造出“巧实力”战略。

“巧实力”战略在软硬之间寻找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平衡。其主张，美国新政府应果断改变以反恐战争为绝对核心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寻找到一个新的支点和主线。而这个支点和主线就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福利”。也就是说，美国要带头“为各国政府和民众提供那些他们想要获得、但没有美国的帮助根本无法得到的东西”。“巧实力”战略提出美国要重点发展五大领域：第一是重振传统盟友体系和国际机制的活力，推进各国在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协调，更好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第二是提升外交中的援助发展水平，将美国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愿望统一起来。第三是强化公共外交，通过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年轻人的交往获取民心。第四是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并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第五是技术和革新，美国应在全球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奥巴马、希拉里深受“巧实力”战略影响

从各种线索来看，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深受“巧实力”战略影响。美国《国家》杂志称，从奥巴马在初选、大选和选后的演讲来看，可以发现他的外交政策正在演变、发展。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巧妙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从外交、军事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来维护美国利益。有报道称，奥巴马可能任命约瑟夫·奈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克雷格·科恩（Craig Cohen）是CSIS研究及项目部副总裁，也是“巧实力委员会”主任。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希拉里为了显示与布什政府战略上的不同，提出了“巧实力”战略。因为希拉里将作为国务卿领导国务院，国务院以往在人们的眼中没有多少硬实力，所以她提出这种软硬兼施的战略，让人产生国务院能文能武的印象。此外，从政治上来看，“软实力”给人以弱者的感觉，而“巧实力”让人觉得新颖、聪慧。

科恩说，“巧实力”的系统理论出自CSIS，智库总裁何慕理对这一理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何慕理认为，美国的形象和实体在世界上受到损伤和弱化，今天的美国过于依赖军事力量，表明美国不自信、缺乏自尊，尤其体现在伊拉克战争上。在当今世界，军事力量能发挥巨大作用，但不像二战等战争年代那样占统治地位，所以美国需要“巧实力”。对于奥巴马内阁的执政风格，科恩说，切合实际的、以解决问题为重的体系和作风将占上风。现在评价奥巴马内阁还为时尚早，有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巧实力”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外交向以往的炮舰政策说再见，只是说美国不再将军事作为第一工具和策略。

英国《卫报》在希拉里出席听证会前曾撰文，题目是“希拉里引领美国软实力外交，保守派黯然让步”。文章称，美国外交在冷战结束后一度陷入定位缺失，催生了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解构主义等各种思潮。“9·11”事件促使新保守主义上台，而布什8年的外交失败则可以看作新保守主义的衰亡。如果接受苏珊尼·诺瑟关于“巧实力”与自由国际主义同属一脉的论断，那么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看作是新时期下自由主义的回归。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两年前“巧实力”研究项目立项时，目标就是为下届总统服务的。项目发起人阿米蒂奇、约瑟夫·奈都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前高官和着名战略家，在美国外交界地位很高。因此，此报告出来后，就得到很大的关注，影响非常大。虽有一些反对声音，但该报告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影响很深。一是因为项目研究单位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是一个超党派、中立的着名智库。二是研究成果采取了许多折中的做法。比如，阿米蒂奇一直主张加强美日同盟，但“巧实力”项目结果则主张中美日三国合作、对话。可见，“巧实力”跳出了一些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主张美国采取一些比较平衡的外交政策。第三，“巧实力”之所以对希拉里主政的美国国务院影响很大，还与其助理国务卿、原CSIS副总裁坎贝尔有关。当初，坎贝尔为希拉里助选，放弃了CSIS的高位，专心构造希拉里成功当选总统后的美国大战略。这个大战略与“巧实力”有许多共同之处。现在希拉里当了国务卿，任命坎贝尔为重要助手，外交政策自然少不了坎贝尔和“巧实力”的影子。

中国应对“巧实力”保持警惕

袁鹏认为，“巧实力”的提出是美国精英考虑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综合结果。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基本以简单的遏制战略为主，以意识形态划分两大阵营，以遏制苏联为目标。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就没有形成新的大战略。老布什任总统时，虽然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理念，但没有等他完整地实施，就败选下台了。克林顿执政后，以拼经济为目标，缺乏明确的外交战略，被众人批评为“没有战略的总统”。小布什曾经雄心勃勃，开启了一定的外交大战略，但是，太过于看重硬实力，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不太符合美国的实力地位，也不适应世界真正的情况。因此，奥巴马政府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希望结合软硬实力的各方优势，缔造全新的美国外交战略。从国际现实看，“巧实力”的提出，也是美国结合了欧洲、中国过去8年成功外交战略的经验，希望以此应对全球新形势。

关于“巧实力”的影响，袁鹏说，“巧实力”并不是要改变美国的实力，而是改变美国的战略方式。实力是美国战略之根。“巧实力”主要是要改变美国片面强调军事力量、单边主义的政策，但并不是放弃美国的军事优势，而是更会侧重于美国其他方面的优势，比如软实力。第二，运用“巧实力”的美国虽然不会追求绝对霸权，但还是希望当“世界领导”，即所谓的“平等中的第一”。在亚洲政策上，“巧实力”政策主张中美日三边互动，共撑亚太格局，呼吁美国尽快从伊拉克撤军，注重美国的国际形象，这些都与民主党一贯的政策主张吻合。

袁鹏认为，“巧实力”思维大的方面是好的，但对于中国来说，也需要有警惕之处。一方面，“巧实力”思维将美日同盟和美中关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服务于美国的不同战略目标。美日同盟服务于美国价值观、东亚安全体系和应对中国崛起；而美中关系则致力于亚洲新秩序。从当前形势看，中美日三边对话会越来越多。这当然有助于中国在东亚和世界上的国际地位，也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巧实力”是美国全新战略的开始。美国精英常说，21世纪美国面临全新的挑战，即同时面对非传统安全（如恐怖主义）和传统安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崛起）的挑战。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两者的同时挑战。相比之下，中国崛起的挑战更大。一些美国人则一直批评小布什政府忽视了中国崛起的挑战。由此看来，一旦美国人变得“巧”、变“聪明”了，从短期看对世界和东亚是有利的，但是，长期看，中国不得不学会应对一个“聪明”的美国。▲

Ⅵ 如何理解和看待当前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是历年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一个梦想，即中国梦。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一代人的时间了，这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中国却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已经出人意料地提前实现了邓小平同志80年代初提出的“三步设想”的前两个设想。这一设想就是旨在现代中国崛起的大战略。

现代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中国机遇论或中国贡献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崛起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世界发展做出愈来愈重要的贡献；二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风险论，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无论如何，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将是21世纪人类发展最重大的事件。我们认为，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着极不确定的难以解决的重大发展挑战。可以说，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不仅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

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社会，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是不易认识的，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解决的。中国崛起首先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中国能否崛起或继续崛起？二是能否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以新的发展模式崛起？讨论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内的发展态势，二是国际环境。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是每个国家都期望的，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如愿实现的。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与自身的综合国力高度一致的。国力强大，就会享有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相反，国力衰微，就会被国际社会所遗忘，甚至落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特别是最近二百年中的历史发展轨迹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要想和平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就必须立足自身，放眼世界。如果没有自身力量的提升，就谈不上崛起，更谈不上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在谋求和平崛起时，首先要敦实崛起的国内基础。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纵观全球化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段，几乎在全球化浪潮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总有一些后进经济体能够通过恰当的贸易与投资战略有效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机遇，积极推动本国产业分工的升级和深化，全面发挥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而创造出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在经济总量和人均生活水平方面的赶超，成为全球市场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新全球化经济体。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标志着中国实现真正的经济追赶的过程。

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经历并将经历不同的四大发展时期：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400～1800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820～1950年）、经济追赶期（1952～2020年）与经济强国期（2020～2050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在世界经济的中心期，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和全球贸易的主导者。在经济大国的衰落期，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与全球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显着逆转。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开始了经济追赶过程。从对世界经济参与的程度来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阶段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追赶阶段（1950～1978年），这基本上是一个有所成效的经济追赶的“计划经济实验”，当时脱离了以分工与贸易为基础的一体化发展的轨道。第二阶段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追赶（1978年至今），这是一个引入新的历史转型阶段，存在明显不平衡性而又充满巨大发展潜力。在经济追赶期与大国复兴期，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的显着变化将呈现“∪”字型曲线轨迹变动。

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化追赶与竞争的历史。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演进历史来看，在现代化过程中有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了工业化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先后出现了4次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典范。美国是第一个成功追赶的典范。美国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经济开始起飞，花了43年的时间追赶上英国。日本是第二个成功追赶的典范。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开始崛起，人均GDP 花了4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被视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亚洲“四小龙”是第三个成功追赶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的时间追赶上西欧国家。中国将是第四个成功追赶的范例。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加速追赶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逐步缩小与这些国家间的发展差距，1978～1995年西欧12个国家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中国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5%，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是西欧12个国家的4.4倍，到1995年中国人均GDP 相当于西欧12个国家人均GDP 水平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9.1%上升为1995年的19.0%.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发动工业化时间晚，进入工业化时代大为滞后。如果从1750年算起的话，欧洲和北美陆续开始工业化，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滞后了100～200年，直到1950年中国才开始正式发动工业化。中国不仅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而且工业化水平起点极其低下。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最新研究，1820年中国人均GDP 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90%，1950年已经降至21%，到2001年又上升为59%；中国与美国的人均GDP 相对差距，1820年为2倍，1950年扩大为22倍，2001年又缩小为8倍。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比重，1820年为33%，1950年降至为5%，2001年上升为12%（见表1）（注：Angns Maddison，"Mensuringand Interpreting World Economic Performance ：1500-200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04-9-28.）。综上所述，中国是一个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范例，其经济增长率都不同程度高于前三次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经济增长率。
通过考察中国的发展轨迹，我们认为1950～1980年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2020年是中国现代经济高增长或经济起飞阶段，将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社会进行全面深刻的变革，储蓄率、积累率保持较高增长成为经济增长基本动力。从2020年后中国可以进入现代经济稳定增长阶段。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我们认为主要面临四大挑战：人口继续膨胀与迅速老化，就业负担沉重；自然资源日益紧张，接近资源承载极限；环境污染迅速蔓延与自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迅速扩张与粮食增产举步维艰。由于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中国选择新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于欧美式的高资源消费、高污染排放（指人均污染物排放量）、高消费为特征的传统现代化道路。这一非传统现代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能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适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贸易与非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该发展模式的资源消耗和生活消费特点是，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均各类主要资源消费水平大体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并在上述消费数量的约束下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在积累与消费水平的长期选择上，应保持较高的积累和适度的消费。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这包括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体制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起飞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从资本存量和资本来源看，中国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利用外资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和开辟了新的渠道；第二，从工业基础看，中国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第三，从社会基础设施看，中国的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城市公用事业有了相当的改观；第四，从国内市场条件看，市场巨大无疑是中国的重要优势；第五，从人力资源看，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以上因素决定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起飞不同于其他国家，它将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注：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具有深刻影响。中国的起飞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起飞将影响和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并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注：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244-247）。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高于先进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承载世界人口1/5的大国规模，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后进国家中经济增长相对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中国的经济结构指标变动率快于先进国的速度，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为整个国家带来变化，而且引起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加速增长会促进劳动力向更高的生产力部门转移，而结构变化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从改革前的极端闭关自守发展到赶上世界大国标准的水平，参与经济一体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体现出开放的重大效应；同时，中国市场化程度由改革初期的1/4上升到20世纪末的3/4，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运行已基本奠定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注：胡鞍钢等。大国战略——国家利益与使命[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242-249.）。

中国崛起有两种不同的追赶战略（见表2），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追赶战略，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战略构想和60年代的“四化”战略构想；二是转轨时期的追赶战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步构想”，这一战略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加速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但是，这一战略仍然以物为中心，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也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世界上上升幅度最大。

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应吸取新的原则和思想，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本地区实际情况创新性地提出新的发展思路，这就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类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共同富裕为主题（见表2）。根据我们对大国综合国力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过去20多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却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具体地说：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由1980年的5倍减少到2000年的2.5倍。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使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台阶，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各类战略性资源方面的相对差距。
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发展任务，也是世界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从1950年算起到2050年中国只花100年的时间使15～16亿人口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就开创了人类发展的“奇迹”。当前，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中间点。中国崛起不仅是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和展示，这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示范作用。它将证明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仍然有可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追赶发达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中国之路”将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极其重要的借鉴，对推动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Ⅶ 如何理解中国崛起作文

中国崛起

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以11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5000年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世情怀，作为我们中国崛起的追求！
三十年前，在那条小路上，有一个老人踽踽独行，他目光深邃，心情抑郁，社会主义已经走了二三十年，为什么依旧长期不前？人民生活长久窘困？他问？云不语，草萋萋，鸟儿无忧无虑……小路上他留下一行行脚印。终于一个声音响彻大地——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这样，中国崛起从这里出发，在风风雨雨中，看！神舟飞船与嫦娥卫星翩跹起舞纵相跃入浩瀚星空！听！奸-20战机在头顶呼啸而过！那不正是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发扬自主创新，艰苦奋斗精神的结果吗？用一颗对中国崛起充满希望的心，去探索宇宙中的精彩！甘愿为科研的“儒子牛”！从这里出发，让中国崛起不再是梦想，让中国崛起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生活中我们常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也曾仰望星空看中国崛起有没有挑战？路边的野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好像在告诉我答案：“是的，挑战永远存在，人人头上都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低下头，想了想，是的！那中国崛起头上的那把是什么？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我们“被”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然而我们的崛起真的是西方大国所说的那样吗？
不是的！中国崛起之路还依旧荆棘丛生，古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崛起的那后十里路，更艰辛，还会有更多的挑战！这就靠我们这新一代青年，从生活里出发，以天下为己任，以谦卑的心面对中国崛起的挑战！
“舳舻千里，荆旗蔽空”好似中国崛起的义气风发！中国士人为中国崛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孟二冬北大中文系的一个教授，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崛起献出了青春，更献出了生命！病魔缠身时，他说：“组织上交代的任务完不成就回去，就是逃兵！”彰显了中国教育工作者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崛起奉献力量的决心和勇气！在生命的尽头他还在对学生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现在就是棵病树，但我这颗病树有信心和你们这些参天大树一起去迎接春天，拥抱春天！”这怎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崛起？是中国的崛起！
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世情怀作为我们人生的追求！作为中国崛起的追求！作为中学生，作为中国士人的我们，要有孟二冬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让中国崛起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响彻神州大地！充盈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Ⅷ 20年后的中国，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吗看看普京是怎么回答的

被誉为“铁腕总统”的普京，曾被美国《时代》《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普京不仅在俄罗斯内有很高地位，乃至全世界对于这样一个对国家内外政策偏强硬的总统都敬畏。中美俄在全球的地位也是享誉很高，俄罗斯一直被公认为全球能与美国抗衡的大佬，加上中国现代的崛起，如今中美俄形成三国鼎立的一时代。

在国家领导的统治下，中国也在越变越好，我们如今国家对于人口生育也是放开了政策，这代表着未来会有更多新生命来临。祖国的强大来源于人民内心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外在的科技。所以未来中国不仅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人口经济军事等等，都会越来越强。

Ⅸ 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强势崛起

其实国际格局的重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各主要大国综合国力的兴衰交替，归根结底在于哪个国家能拥有good governance capacity，即良善治理的能力，能实现good governance，即良善的治理。近四十年中国的迅速崛起，最主要的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要了解这个命题，需要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几个大的范畴去论述。
主要分三个部分吧，第一部分，中国崛起的依据是什么。第二部分，中国崛起的原因为何？第三部分，中国继续崛起的挑战是什么。第一部分一带而过，重点谈第二、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迅速崛起的依据是什么。直接上数据。

绿色曲线代表中国，曲线的斜率代表国力增长的速度。从2001年以后，中国的斜率是最大的，增长是最快的，2009年轻松超越日本，把印度越落越远，但和美国仍有一定差距。（美帝确实厉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增速。九十年代后，美帝在发展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仍然能秒杀日本，且在次贷危机后迅速恢复，率先走出了经济衰退。）

上图是按照购买力计算的经济体量，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在2015年已经超越了美帝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仅供参考）

上图是不同时期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如图所示，红色代表中国，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都能达到25%以上，明朝与清朝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最高占到世界的35%，此后在1940年代迅速下滑至5%不到，之后又从1970年代起逐步恢复到今天的15%。用短短40年的时间使得自己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不到5%迅速上升到15%，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其他的指标，诸如贸易总量、人均期望寿命、科技创新能力、工业生产能力、对外投资总量等数据均有了质的飞跃。这些指标，加上中国在国际社会与日俱增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并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好注脚。因这一过程是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的，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崛起是快速的崛起。

第二部分：中国崛起的原因为何？主要谈三个原因，内在因素（体制因素）、外在因素（国际环境），历史因素（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伟大文明和一以贯之的强大治理能力）

1.内在因素：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合适的政治治理体制，形成了一个有力、开明、且学习能力强的领导核心。这一核心显着的加快了崛起的速度，充分发挥了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过程中的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