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晚清以来中国政局的变化

① 洋务运动和晚清政局

。“内忧外患”使清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晚清统治集团不能不正视现实、痛定思痛，寻求新对策。洋务派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现的政治派别。其代表人物有在北京主持对外和谈的恭亲王奕欣、文祥及镇压太平天国前线的主要将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他们的主张开始受到清廷的重视和支持。当然反对和不理解变革的大有人在，其中坚力量则为顽固派。这是晚清统治集团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出现的分野。清廷在当时比较坚定地支持了洋务派的主张，从而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构成这些条件的主要因素是：

对外，不惜以最大代价尽快结束战争，换取暂时的和平。面对残暴的侵略者，晚清统治集团深感无力抗衡，不得不屈从于列强的无理要求，不惜出卖大量权益进行妥协，迅速签定《北京条约》，结束战争状态。中外《北京条约》的签定，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同时也以此为代价换取了中外关系的暂时缓和，使清王朝得到喘息。此后，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改变对华策略，由“打”变“拉”，有的馈赠洋枪洋炮；有的愿派教官帮助训练清军；有的甚至要主动出师帮助清廷剿杀太平军，企图用各种手段扶持这个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以使刚刚签定的条约尽快兑现。清王朝则批准由奕欣代表总理衙门提出的：“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的方针，力图“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2〕。 利用暂时和缓的国际环境加强抵御外侮的力量。

对内，全力争取政治局势的稳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全力镇压太平军和各地人民起义。为此，曾打破惯例，给予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更大权力，企图尽快消除心腹之害，以换取晚清政权的稳固和长久。二是，尽可能维护和加强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维系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巩固和加强国家机器。这两者相辅相成， 目的在于形成在晚清朝廷控制下的稳定的政治局面。 1861年在清廷内部爆发的“辛酉政变”则为实现这种局面提供了条件。

1861年夏，咸丰帝死去。他去世前，已开始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实行上述转移。不过，随着他身体的衰朽，统治集团内部觊觎最高权力的各派政治势力已开始暗中展开较量。咸丰皇帝去世后，五岁的幼子载淳继位。在封建专制时代，这意味着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各派政治势力立即展开一场无情厮杀，最终被慈禧、奕欣集团攫取了最高权力。奕欣是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弟，天潢贵胄，位极人臣。他在北京主持与侵略者谈判过程中，开始萌发借西法以自强的思想，并积极上奏请求实行。慈禧上台之初，既无从政经验，更无军政实力，对奕欣备加宠信，封为议政王；对他的建议则言听计从。因此，同治初年的政治与其说是两宫同治，不如说是慈禧与奕欣同治，并在很大程度上向奕欣倾斜。他们为巩固到手的权力，对政敌采取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办法；对支持其上台和在各地各要害机构的官员则尽可能予以抚慰和利用；特别是对手握重兵活跃在镇压太平军前线的汉族官员则予以更大的权力，千方百计维持统治集团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加速对太平军的围剿。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恭亲王奕欣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受到空前的重视与信任。他们在清廷的支持下，很快于1864年陷南京，镇压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稳定了晚清政局。

然而，洋务运动得以兴起的根本条件，在于清廷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洋务派利用时机借法自强的主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洋务派领教了没有洋枪洋炮的苦头和掌握洋枪洋炮的甜头，并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对外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外战争一结束，他们立即主张利用“借师助剿”，镇压人民起义的机会开始学习使用和仿制西洋船炮。他们认为，“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3〕。他们纷纷建议清廷仿制外国船炮以“自强”， 并开始在地方设局仿制。

洋务派的主张和实践适应了晚清统治集团在战败局面下对西方列强还不那么恭顺，颇想御侮自强、复仇雪耻的愿望。慈禧曾多次在接见臣下时表示：不忘此仇，主张将练兵、制械、加强海防、徐图自强作为立国的“一件大事”〔4〕。 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则多次上疏呼吁亟筹自强之策。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他接受李鸿章等人的建议，提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论断。他强调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即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5〕。 奕欣等人的建议立即得到清廷批准。晚清中央和地方这种大体一致的认识和举措，显然为洋务运动的顺利兴起提供了较为适宜的政治条件。洋务派遂得以冲破阻力，承担了他们从来没有承担过的责任，扮演了并不熟悉的角色，倡导和推动了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二

洋务运动处于既要师夷、又要御侮；既要维护封建统治、又要在诸多方面冲击和破坏旧秩序的矛盾中。为在这种矛盾中生存和发展，它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强有力的领导和适宜的政策。这是洋务运动得以发展的基本政治条件，是关系其成败利钝的首要前提。晚清政局首先是在以上诸方面对洋务运动给予了比较积极的反应，使之得到相应的发展。

洋务运动初期，正值“辛酉政变”之后，统治集团空前团结，上下认识大体一致，得以冲破阻力，在机构、政策和经费诸方面进行重大调整，表现了空前的魄力。

洋务运动前，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及其长期执行的制度、政策，都是自然经济的产物，都是维护和服务于自然经济基础，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与引进大机器生产并逐步发展商品生产、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培养新式人才格格不入，显得日见落后与无能，不可能担负起指导洋务运动的职能。新的生产力要求与之大体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晚清统治集团虽然并不明白这种道理，但却从自身需要出发比较顺利地进行了机构和政策调整。

在机构方面，首要的是设立了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总理衙门（简称“总署”或“译署”）成立于1861年，是总管外交、外贸和一切与外人打交道的临时机构。它仿照军机处的建置，以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文祥及户部侍郎宝鋆等主持其事。奕欣等人同时兼任军机大臣，主持枢务，遂使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形成两个机构一个实体的局面，从而提高了总理衙门的地位。由于兴办工业要引进机器设备、聘任外国技术人员乃至在诸多方面与外国打交道，总理衙门遂责无旁贷成为早期筹划、指导洋务运动的中心。此外，清廷还逐渐将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北洋通商大臣，遇事与总理衙门咨商；放手让沿江沿海将军、督抚讲求洋务，从而使清廷上下有了虽非专门但却有一定规模和权势的机构推进洋务运动。

在政策方面，为适应创办和发展军事工业的需要，清廷在沿用旧式官办手工业办法的基础上，逐步摸索改进，形成了一套容纳大机器生产的作法。主要是：一、所有军事工业一律官办。即由封建政府出资兴办，委任官员管理。这既沿用了已往官办手工业的办法，又允许引进、仿制和使用新式机器设备，使之服从于加强晚清封建统治集团军事、政治的需要。二、所有产品不是商品。不过在政府调拨过程中，有时为了弥补军事企业经费，相互之间要计值补偿。三、为解决人才匮乏，除积极搜寻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外，主要是允许以高薪聘用外国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翻译人才。聘用办法，一般采用合同制，严格规定聘用时间、任务和奖惩条件，使企业不致大权旁落又使被聘洋人得到合理约束。四、允许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允许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显然是在传统的科举制度外另辟一条培养为机器工业所急需的新式人才的道路。以上诸项举措，为军事工业的创办、西学的引进和新式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条件，并为此后发展民用工业所汲取。

由于政局稳定、上下一致、机构得力、政策适宜，使沪、闽、宁、津四大军事骨干企业和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得以迅速开办，并能够顶住顽固派的种种责难与反对，包括击溃同治五年（1866年）间顽固派掀起的反对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狂澜，洋务运动呈现出少有的生气。

然而，封建统治集团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所谓团结和稳定只能是暂时的和表面的。慈禧作为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一心追求的是建立个人独裁。她绝不允许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更不会长期听人摆布，一旦稍有实力和经验便开始排斥奕欣。同治四年（1865年），她借蔡寿祺弹劾奕欣之机小试其锋，虽未遂其愿，但削掉了奕欣的“议政王”称号。此事使奕欣及各地与之声息相通的洋务派官员受到重大触动，使之上疏建言益发小心谨慎，不能不影响洋务运动的进程。同治十一年（1872年），宋晋等人认为福州船政局造船糜费、无效上疏发难，企图终止刚刚发展起来的船舶制造业。这次反对派的声势和规模虽然远不如第一次同文馆之争，但奕欣等洋务派还是谨慎从事，利用征求沿海沿江官员意见的方式展开反击，有的则乘机提出将船舶制造与兴办轮船运输业相结合的主张。奕欣遂代表总理衙门在总结这次辩论的奏疏中予以支持，使之得到清廷肯定。这一番努力，遂使第一个民用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得以创办。此后，洋务运动遂进入军事与民用工业并举，“自强”与“求富”并行的阶段。

创办民用工业面临的困难远比军事工业为重，清廷对它的重视却远不如军事工业，致使一直没有专门指导民用工业的机构而只能由总理衙门和地方官员兼管。不过，在各地洋务派的努力下，还是为冲破阻力建立企业摸索出一些政策，并得到清廷的认可。这些政策主要是：一、允许采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创办民用企业。官督商办固然使这些新式工业隶属于封建政府之下，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它巧取豪夺，但在中国民用工业起步之际有利于抵制外资企业的竞争和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反对。二、允许采用股份制，广泛向民间募集资本。这在当时显然是移植西方企业制度的大胆举动。它不仅有利于清王朝解决创办民用工业的资金，而且使股东对企业有了相当多的支配权。不少企业成立股东会或董事会，制定办事章程，强调投资者的利益和权力并得到官方批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三、允许企业“照买卖常规”经营，扩大商品市场，增加企业盈利。这里最重要的是，不少企业通过推行这一规定，力图摒弃封建官府的干预和官场腐朽风习的浸染，使企业按价值规律经营，以利于生存和发展。四、鼓励与洋商竞争。曾对一些由洋务派头面人物控制的大企业先后给予过垫借官款、独享生产某种产品或经营某种事业的权力、减少关税等措施，便于其与洋商竞争。五、在一定领域允许商办机器工业存在。几乎在官方倡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同时，民间兴办的机器缫丝、粮油加工、火柴、印刷等商办企业开始出现。这显然是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清廷在不触犯自身权益的前提下大体采取了默认态度，但对有些企业的兴办则一再阻止，如内河轮船航运业。此外，兴办各类学校、培育新式人才、聘用外国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政策仍在延续和发展。这一系列举措，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用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清廷内部矛盾的增长和摩擦的加剧，上述措施远不如军事工业得力。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发展民用工业乃至洋务运动的一些重大提议则长期不置可否。例如，同治末年海防之议时，一些有远见的官员已经将创办海军、修筑铁路、改革科举等重大举措提到议事日程，然而清廷权衡利弊除支持沿海各地分散创办海军外，其它均搁置不办，严重阻碍着近代化进程。

光绪继位后，晚清政局出现新的变化。思想守旧、对慈禧愚忠的光绪帝生父奕譞的地位日见提高；与洋务派长期有歧异的清流派作用日见增大；湘淮系之间的矛盾往往被清廷利用作为搞政治平衡的砝码。奕欣及长期依附他的洋务派官员进一步受到压抑。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日益加剧。中法战争中，慈禧遂借前线失利之机，一举罢黜军机处全部大臣、改组总理衙门，将奕欣等人逐出政坛。第二年（1885年）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或“海署”）。这次机构调整打破了以往由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共同指导洋务运动的旧格局，使清廷在指导洋务运动的机构上一分为三：以礼亲王世铎领衔、由醇亲王奕譞参与机要的军机处为中枢，统筹全局；以醇亲王奕譞为首并由奕劻和李鸿章等组成的海军衙门承担海防近代化及修筑铁路、冶炼钢铁等事务；以庆郡王奕劻为首的总理衙门仍担负原职。不过，由于奕劻不是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地位与权势已明显下降。奕劻曾在当时上疏，力陈军机大臣不兼总署之弊，列举“上下之情易隔”；“中外之隙易生”；“枢臣办理洋务必至隔膜”；“署臣办洋务必至旷官”；“衙门之体制顿改”；“章京之鼓励倍难”六大弊端〔6〕， 但慈禧不为所动，并传旨申饬。海军衙门的设立自然是为加强海防，但该衙门大臣的任命则是这次政争的结果。不过，经过实际参政的磨练、特别是中法战争的刺激，奕譞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光绪帝和大清国的前途，他力主加强海防、大练海军，并很快将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吸引到他一边。海军衙门设立初期仰仗慈禧的信任显示了空前的魄力，确定了以发展北洋海军为重点的海防政策，并在组织领导、财力、物力诸方面予以保证，又制定出《北洋海军章程》，使北洋海军迅速成军。不久，它又成功地击溃了顽固派长期以来反对、阻挠修筑铁路的猖狂进攻，使清廷终于肯定了修路之举；还以很大的魄力支持筹办大型钢铁企业。这一时期的洋务运动则明显表现出以海防建设为中心，使海军及与之有关的铁路、矿山、钢铁等门类有了较大发展，对其它方面的指导则相对不足。1891年，奕譞去世，以海军建设为中心的洋务运动也跌入低谷。1894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战败。不久，海军衙门也被裁撤。

从以上简要记述可以明显看出，晚清统治集团在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和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还是为洋务运动的发展、近代化事业的开办提供了一个虽非理想但又能得到一定发展的政治环境。对此，值得重视与探讨。但是，更要看到这个环境又是极不充分、极其有限的，随着政治局面的恶化，越来越阻碍乃至窒息它的发展。

三

晚清统治集团终归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政权。尽管社会朝野越来越多的官绅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清政权推进改革、学习西方、借法自强，但是它却不能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始终站在前沿实施有力的指导。近三十余年政局变化的结果，越来越不利于洋务运动。它表现在对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海防近代化建设作了三次较大推动之后都相继跌入低谷，无力推动它们持续发展而日趋衰朽，最终断送了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也断送了清王朝自身。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从晚清统治集团本身来讲，主要是它素质低下、内争不已和日趋腐败。

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的代表，晚清统治集团缺乏高瞻远瞩、奋起自强、力求摆脱半殖民地国家地位的气魄和识力，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措施。对外，它虽然表示要通过执行“外敦信睦”、“隐示羁縻”〔7〕的方针，利用暂时缓和的国际环境实现自强， 也讲过一些要报仇雪耻的话并有过一些举措，但实际上一贯对列强唯唯诺诺，缺乏自信心，患有软骨病。对内，并没有真正将洋务运动作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没有作为长期、稳定的国策倾注全国之智力、物力和财力拼死力争，而是将洋务运动作为了权宜之计。在军事工业和国防建设方面，缺乏明确的目标，甚至对日本的迅速崛起也视而不见，不能采取相应措施迎头赶上，而是列强打来了就重视，不打就放松。呈现不打不动，甚至打也难动的局面。在民用工业方面缺乏应有重视，一直没有形成从整体上扶持和奖励其发展的政策，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指导结构，而往往将民用工业作为军事工业的附庸或成为官方榨取资金的对象。在改变人们知识结构、培养新式人才方面，一直受旧意识形态和科举制度的束缚。对此，清廷则无意改变。这种状况，充分反映了晚清统治集团素质低下，缺乏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根本不具备领导近代化的能力。

晚清政局变化的趋势是，逐步建立了以慈禧为中心的专制体制。慈禧文化素质不高，充其量初通文墨，根本不知近代化为何物。自辛酉政变上台后，她最关心、倾注最大精力的是建立个人专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她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施展权术，千方百计培植羽翼，排斥异己，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内耗不断，政争不已。在中央，她为了削弱、排斥奕欣势力，相继于同治四年、十三年和光绪十年一次又一次掀起政潮，最终将奕欣赶下政坛。对各派政治势力，包括洋务派、顽固派乃至洋务派内的湘淮系官员，则极力搞平衡，恩威并施，防范与利用并举，防止某一方权势过大，以成尾大不掉之势。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各级官员长期处于相互猜忌、对立乃至争斗之中。晚清统治集团的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内战”、耗于“内战”，洋务运动只能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慈禧是最高决策者。在洋务运动时期，没有见她提出过一件推动近代化的方案；对臣下方案批准与否又往往和宫廷斗争纠缠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斗争的需要，致使对洋务运动发展有重大作用的一些建议，往往一再遭到阻难而被搁置。在总署、海署等中央机构及各地主持洋务的官员，虽然对推进洋务运动有一定积极性，但处于这种政治漩涡中，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受到重重阻抑，时时事事要看慈禧的脸色行事。只要清廷不点头，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甚至闭口不言。忠君高于近代化。这是他们混迹官场争取高官显贵的基本信条。敢于在下边发发牢骚已属胆大妄为。这种布满荆棘与陷阱，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造成一般官员都胆小怕事，使洋务运动缺乏了必要的活力。

晚清政局变化的又一趋势是，日益严重、不可遏制的腐败。这是断送近代化、使民族无以自强的重大因素。官场黑暗、吏治败坏本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固疾宿弊。连绵不断的人民起义、特别是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虽然空前扫荡了这些污泥浊水，但是封建统治集团在镇压了这些起义之后，立即故态复萌，因循苟且、争名逐利、追求享受之风愈演愈盛。尽管列强环伺，压迫日甚；社会矛盾相当激化，但封建统治集团却日趋陷入醉生梦死之中，大难将临而不知醒悟。即以慈禧而言，湘军刚刚攻陷南京，她就认为大功告成，从此日趋讲求享受。她曾多次纵容和支持同治帝在财务非常窘迫的情况下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以使其颐养天年。搞近代化可以因没钱而停滞，为享受修园林则千方百计大肆搜刮，以至引起重臣群起反对而不顾。她自己虽然没有提出过一件推动近代化的方案，但却一次又一次亲自审查和描绘重修宫廷园林的蓝图。最高统治者尚且置国事于不顾，以国事服从一己之私欲，不能不使忠心谋国者为之心寒，有远见卓识者闻而缄口，其政风则每况愈下。不少官员视官场如市场，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他们不是将兴办洋务企业、事业作为自强御侮的根基，而是作为淘金、市荣、升官、邀宠的阶梯。例如，不少企业管理机构如同政府衙门，懂技术精管理的人才不多，投机钻营、挂名分肥者不少，在采购、生产、销售各个环节上营私舞弊，造成产品成本高昂、质量低下，致使不少企业难以维持。在这种腐朽政风下，想建立强大海军和国防，建立先进的工业体系，只能是痴人说梦。李鸿章晚年曾形象地评价洋务运动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露，不可收拾”〔8〕。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将。 他的言论不排除有推卸责任之嫌，但究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腐朽的晚清政局对洋务运动的侵蚀与破坏。

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疯狂东侵的时代，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面临两种历史选择：一种是奋起“自强”，积极创造条件摆脱半殖民地处境，使民族得以独立富强，如日本近代所走过的道路；另一种是在列强侵略、欺侮下，日益软弱，呈现出听之任之、无可奈何的状态，最终沦为殖民地，印度即为一例。中国晚清统治集团在这两种选择中，虽然具有争取第一种前途的愿望，上上下下搞了近三十年洋务运动，但却由于自身软弱、腐朽与无能而无法达到自强，最终陷入半殖民地深渊。这是一条沉痛的教训。

② 清朝政治制度的沿革

参见词条：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建立起后金国以后，实行的是军民合一的八旗制度，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重大决策由贵族共同讨论决定。
当时满族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之际，尚存有浓厚的奴隶主贵族军事民主的习俗。后金的军国大事，都由诸贝勒等人共议裁决。诸贝勒大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等宗室贵族。
努尔哈赤以后金国汗的身份也制订和颁行了相应的法律。他设立了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对于各旗上交而来的案件，先由都堂审理，次达五大臣鞫问，再达诸王贝勒，对一些重大的案件，还要由努尔哈赤亲自听讼判决。努尔哈赤既是后金国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高的执法官。 参见词条：议政王大臣会议 努尔哈赤去世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皇太极在位期间，积极仿效明朝政治制度，极力扩大后金国的封建统治基础，积极促进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一再打击八旗贵族分权势力，确立和巩固了王权。
天聪三年（1629年）农历四月，皇太极设立文馆，命儒臣记注满洲政事。
天聪五年（1631年）农历七月，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试图逐渐削弱满洲贵族权力。
天聪十年（1636年）农历三月，改文馆为内国史、内秘书、内弘文三院（简称内三院），各置大学生、承政、理事官等员。
当时虽然还保留着由诸贝勒兼领部务的规定，但各部之下设的承政、参政、启心郎等职官，却已经按照一定的比例，分别由满、汉、蒙的官员充任了。到崇德元年（公元1636 年）建立都察院的时候，就没有再沿用由贝勒兼管的办法。都察院是管监察事务的，其监察的范围不但包括文武百宫，还包括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者。明文规定并保障职司监察的部门和官员有权奏弹贝勒等高级贵族，这在满族政治史上是首见的。从各方面压抑和约束满洲权贵，因都察院的设置而进一步制度化了。
崇德元年（1636 年），皇太极将原来的旗主贝勒封王，并令除八旗固山额真继续兼议政大臣外﹐每旗另设议政大臣三员，在清代历史上正式出现了“议政大臣”的职名。皇太极有意识地抑裁大贝勒们的权力，并逐步提高议政大臣们的地位。此后，清王朝宗室贵族中的王与八旗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即称为“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是一种正式的职衔，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必须经过皇帝的任命。同样，在必要时，皇帝也可以撤销某一贵族及大臣的“议政”资格。
崇德三年（1638 年），皇太极在原蒙古衙门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理藩院，专门负责管理蒙古及其他藩属事务。
在集中军政权力的同时，皇太极还陆续仿照明朝的模式，创建了一系列封建型的国家机关，进一步吸收和采用明朝的法律，开科举，重用汉官和汉族知识分子。 参见词条：爱新觉罗·福临 清朝皇帝试图实行中央集权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清朝前期。
清朝的六部尚书，在顺治继位前均由满族人担任，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都察院。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顺治七年（1650年），顺治皇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
顺治十五年（1658 年）农历七月，清朝将内三院更名内阁，军国机要，综归内阁。规定内阁由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等组成，其成员多由新建立的翰林院官员兼充，大学士分兼殿阁衔（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到干隆时除去中和殿，增补体仁阁，以三殿三阁为大学士衔，遂为定制），还可兼任六部的尚书或侍郎，其工作内容和办事程序，大体上仿照明朝的制度。
清朝的内阁一直只能办理一般性的日常公事（虽然工作量也是很大的），从来没有掌管过重大的机密重务。因为，清王朝一直就设置有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机要办事部门和内阁同时存在，不容内阁插手。清初的机要事件都由议政王大臣议奏，内阁大学士不担任议政大臣的根本无法与闻。 参见词条：南书房、密折制度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设立南书房，又名南斋，抽调一些翰林官到南书房办事，重要的谕旨都直接命南书房撰拟，南书房实际上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从康熙开始，清朝推行了一种密折制度。密议奏折是一种与由内阁、通政使司等正常途径递送上来的题本、奏本并行，但在内容上和处理程序上特别注意保密的文件。康熙谕令全国的重要大臣，如领侍卫大臣、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正副都御史、正副都统、总兵、总督、巡抚等人，要求他们把职务内外，所知所闻，凡有关政治和社会经济、民间舆论、官员动态等等都写成密件报来，这些密奏件可以直接送到宫门递进，也可以送到南书房，有时也由南书房将批件发回。 参见词条：军机处 雍正七年（1729年），清军在西北与蒙古族部落准噶尔激战，雍正皇帝为及时处理军报，由户部设立军需房，在宫内的隆宗门内办公，在内阁挑选谨密可靠的中书、笔帖式等参加工作，以密办军需。
雍正十年（1732 年），颁发办理军机处钤封印信，正式宣布此一重要辅政机关的存在，军需房改称军机处。自此以后，军机处便成为辅佐清朝皇帝工作的主要办事部门，一直存在到清末改设内阁总理大臣时止，共存在了约180 年。
军机大臣以内阁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在军机处行走，而逐渐吸收了内阁或部院的职权，其职掌范围日益扩大，它不仅掌戎略，举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于是逐渐取代了内阁的职权，国家威命所寄，不在内阁，而在军机处。军机大臣差不多每天都要朝见皇帝，报告和请示工作，诸如呈交遵照皇帝意图起草的各种上谕草稿和转达皇帝指示的廷案草稿、提出人事任免名单以及回答皇帝询问的各种问题等等。这是当时清王朝中央最重要的领导工作方式之一。
自从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后，内阁权力虽然渐为军机处所夺，但内阁承办国家刑名钱谷等政务的工作，并未轻减。虽然建立了军机处，正式奏章还是由内阁上报下达的，因为有内阁来处理极其大量的公开性的政务，才能保证军机处不陷于一般公务中，可以更有效地辅佐皇帝处理好有关的机要性工作。
雍正在位期间，清朝开始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掌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由于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效忠中央。
干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所以将军机改名总理事务处。
干隆二年（公元1737年），干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 干隆执政晚期到嘉庆执政时期，清朝陆续爆发民变。嘉庆皇帝即位之初，湘黔苗民起义的烽火正旺，川楚陕三省白莲教大起义的战火又起。
嘉庆在位期间，内部战乱频仍，外部危机已现，清朝进入中衰时期。与内外社会矛盾激化相呼应的是清王朝国家统治能力的衰退。由于中央集权过度的发展制约了官吏的主动性，清朝旧有的政治机制在清朝中期进入衰退的过程，表现为官僚政治的极端腐败，国家财政支付能力的丧失和军备的极端废弛。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加强，严重影响到封建政治活动的有效开展，更衍生出政治权力的畸形转移，就是大量地位低下而拥有巨大实际权力的胥吏书役阶层的出现。真正应该管理行政活动的各级官员却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也根本无法有所作为。
与此同时，浓厚的奴仆观念也对封建士人的心灵产生重要的消极影响。清政权是从农奴制社会阶段建立起来的，君臣之间、官吏上下级之间的主仆观念被长期保留下来。尽管清初的最高统治阶级并没有在礼仪方面要求汉人官吏接受他们的奴仆观念，但由于满族贵族在权力上处于支配地位，因而在实际上，汉族官僚是服从这一观念的。流行于各衙门的跪拜礼仪，在汉人题本和奏折中“奴才”一词的逐渐流行，都是这方面的体现。如干隆嘉庆之际吏、礼等部，属吏见官长就是由长揖而改为半跪礼仪的，因而礼部员外郎汪德钺上书要求恢复旧制，认为它关系着士大夫的廉耻、气节，甚而关系社稷是否巩固，随后才恢复旧制。
随着清王朝的盛极而衰，吏治腐败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不仅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贪污问题呈现出普遍化、规模化、集团化等特点，而且整个封建官僚阶层对国家政务活动的冷漠和麻木，一味追取安逸的生活，从而导致封建政治的极端废弛，循疲沓作风形成。标志着清朝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全面腐朽。 清朝政治制度以鸦片战争为界限，呈现出了前后性质不同的大变化特点。
清朝前期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属封建性；清朝后期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虽然在形式上照旧维持着清王朝的统治，但实质上已经丧失了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中国的工具，清政府的地位和性质开始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已经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制度。
清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发生的急剧变化，新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外来的近代政治斗争目标开始深刻地冲击原有政治制度，通过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和革命运动，西方的一些行政、法律、财政、军事、教育、学校等新制度逐步地被引入到中国，使原有古老的封建政治制度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慈禧太后镇压了维新派的戊戌变法之后，很快引发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的暴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在国难加深的险境下，慈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清王朝的世代威权，不得不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重新开启变法，推行新政。清末在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法制方面的新政历经10年多。
政治方面的变化，主要是改革官制，裁减冗员，整顿吏治，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而不触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例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年决定今后永远停止“捐纳实官”，即不许捐款交钱买官位，力求做到精兵简政。同年设“督办政务处”，作为推行新政的总指挥机关。随即对政府各部门进行调整，陆续新设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对各部又进行大调整，分为留、改、并、增四类：保留的有军机处、吏部、礼部、学部、外务部等；改名的有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改户部为度支部，改兵部为陆军部等；合并的有将太常寺（管宗庙社稷礼仪）、光禄寺（管祭祀所需物品）、鸿胪寺（鸿胪寺管接待宾客）归并于礼部，将太仆寺（管车马）、练兵处归并于陆军部；增设的有海军部、邮传部、资政院、审计院等。规定各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即一个部长，两个副部长）。地方官制也进行改革，各省督抚的军权和财权都收归中央政府，这种改革实际上是更加强了中央集权。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先后回国复命，痛陈利害恳请立宪。清廷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颁发上谕，宣布“仿行宪政。”晚清的政治体制终于发生现代性的变革。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同年清朝灭亡。
晚清政治体制的变革，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环境影响的产物，它既带有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所共有的外发型特征，更映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内涵与深厚底蕴；它不仅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更对此后数十年间中国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③ 晚清前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总结

土地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国家（清皇朝）占有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从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这一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显着的变化。封建土地关系不仅继续得以保存，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日益结合起来。中国近代土地集中的又一个显着特点是，除了封建官僚、军阀兼并土地之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参与了土地的兼并。一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是主要的土地兼并者，他们当中不少原来就是由地主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在投资近代工业同时，也热衷于对土地的投资。[23]
自然经济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只能延缓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倾销的增长和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同时，由于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及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等，都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从而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的进程。这种解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国机制棉纺织商品的倾销，导致城乡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而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使中国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

④ 谈谈19世纪60年代,清朝政局有哪些变动

最主要的嘛，咸丰皇帝驾崩，同治帝登基。咸丰帝临终前安排八大臣辅政，慈禧太后连同恭亲王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慈禧太后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开始了。
同样是在在19世纪60年代，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国内掀起了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汉族官僚走上了政治舞台。
总起来说，19世纪60年代算是中国激烈变荡的年代吧。

⑤ 清朝前后政治是怎样变化的

清朝前:

1644年，中国有三个皇帝

公元1644年，也就是——
大明朝崇祯十七年
大清朝顺治元年
大顺朝永昌元年

紫禁城的黄昏

时间：1644年、大明崇祯十七年，元旦
地点：北京紫禁城太和殿
这一年的元旦，皇帝朱由检比平时更早就上朝了，除了近身侍卫和太监外，御座旁只有一个手执金吾的礼官站班，皇帝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启奏万岁，群臣因为没听到钟鼓声，以为圣驾还没有出来，所以迟到了。”执金吾者躬身启奏。

“那就立刻鸣钟，开启东西门让他们马上进来!”皇帝不悦地宣谕。

执金吾者下去传旨，钟声响彻了紫禁城，文东武西列班进入的两扇门也敞开了。但是等了一会，文武百官仍然不见一个进来。皇帝有点焦躁地对身边的司礼太监说：“那就先去谒太庙，然后再回来受朝贺吧!”这是年年元旦例行的礼仪。

司礼监去到长安门外传旨时，发现御驾外出所需的銮舆驾马和仪仗队的一百多匹马都还在御厩中，没准备好。但是皇帝已经传下谕旨要先去谒太庙，金口一出，怎能等待，于是，只好把长安门外文武朝臣所骑来的马一齐驱赶到端午门里，打算暂时用以代替循马。没想到这些马各有其主，而且完全没受到训练，嘶喊杂沓，跳跃不受羁勒。司礼监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回禀，为了皇上的安全，还是等一等吧!

这样的情况是从来没发生过的，既然如此，皇帝只好无奈地又改变了他的旨意——还是先受朝贺再谒太庙。他端坐在太和殿正中的御座上，第一次亲眼目睹冠带煌然的文武百官，在持续不断的钟声中，从东西二门梭巡而入，仓皇跪拜，乱作一团。这是他继承皇位十七年来所仅见的。

经过一番折腾，皇帝对于这看不出有丝毫喜气的元旦日朝贺大典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接着，一阵突然而起的大风狂卷而来，黄沙扑面，天色昏暗，对面不见人，于是决定连太庙也不去了，宣谕退朝。满怀心事，郁郁不乐地在风沙中摸索着回到寝宫去。

他屏退了妃子和太监们，依照近年来每遇到拂逆时的惯例，沐浴更衣，焚香祝祷，虔诚地请求天上神佛降临乩坛指示国事。

这就是1644年，大明崇祯十七年甲申，皇帝朱由检所度过一生中最后一个元旦日的早晨。

从上面所说的经过，看起来似乎很不成体统，不像一个已经立国二百多年的王朝所应出现的状况。但是，比起隔不到一百天后的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前儿锋已破京师外城时，皇帝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亲手撞钟而文武百官不见一人到来，要好多了。

相对的，再过三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一日，大顺王李自成攻占北京，进驻紫禁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已在煤山自缢。同样的这些文武百官，从前一晚就露立在长安门外，天色甫明，不待钟响就争先推挤蜂拥而前，要争得首先朝贺新君的头筹。由于人数太多，争先恐后太过猴急，这一群侯王将相还被守门的闯王兵卒乱棍扑打。

短短不到一百天，紫禁城的皇宫中，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物，出现如此不同的演出，这就是所谓的“改朝换代”。

东北方的一颗彗星

时间：1644年、大清顺治元年，元旦
地点：大清国新建的都城沈阳皇宫崇政殿
天还没亮，才刚满六岁的小皇帝福临还在半睡半醒之间，就被母亲孝庄皇太后给叫起来，在宫女的围绕下梳洗和更衣。虽然福临在三个月之前就已经被拥戴为大清国的第二代皇帝，但今天是他当皇帝后的第一个元旦，有十分繁复而隆重的礼仪在等着他主持。

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皇太极，在前一年的八月九日晚“无疾而终”(以今天的说法应该是脑溢血或心肌梗塞)，在经过一番宫廷内的斗争后，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福临当上了皇帝，他的两位叔叔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成为辅政王。事实上，能征惯战、实际掌控大部分兵权的“九王爷”多尔衮才是名副其实的“摄政王”。

元旦的早晨，小皇帝福临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堂子”里去祭天和拜祖先。“诣堂子”是女真族特有的风俗，凡是出征或凯旋以及逢年节大事，都要由大汗(后金时称谓)或皇帝(大清时称谓)率领诸王、贝勒、大臣等到“堂子”行礼祭天。

经过一番折腾，小皇帝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一边穿戴，一边听着母亲的仔细叮咛，等一切都妥当了，才在叔父多尔衮和侍卫们的族拥下，首次以皇帝的身份去“堂子”拜天和祭祀祖宗。接下来就是接受诸王大臣和外藩使节(也不过是蒙古与朝鲜而已)的朝贺。至于一年一度的上表祝贺和进献贡物都免了，连例行的集体筵宴也停办了。

今年清朝的元旦如此冷清和明朝的凄凉完全不同。明朝是因为李自成的大军已愈来愈逼近京城，情势日益危殆；而清朝则是由于开国之君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甫于三个多月前驾崩，朝野思念之情犹深，哀戚之情未减所致。皇太极继父亲努尔哈赤之后更开新局，把一个小小的后金汗国扩展成为一个和大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大清王朝，再加上朝鲜受降，蒙古来归，临终前松锦一战更扫除了入关征明的障碍。这一切，都给人们留有浓郁的去思，自然不可能在新丧之际为了元旦而大肆铺张。
过去的一年多里，明清之间的战斗略有进退，但总的来说，却是清的赢面多。一场决定性的“松锦之战”，不但把明朝在万难中悉索币赋的十余万大军和数十百万粮饷全部搞光，连总督洪承畴、大将祖大寿等仅有的能臣勇将都投降了大清王朝(这些降将后来随清军入关南下，在定鼎中原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锦州、松山、塔山和杏山四个军事重镇，全为清军所破，明朝在关外的辽阔土地上，只剩下了距山海关不过二百里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前几年，被称为“流寇”的李自成、张献忠等反明民间武力还在国内腹地四处流窜时，大明朝廷里从皇帝到群臣都以为不过是癣疥之疾，要集中全力对付的是东北关外已经立国称帝，而且多次闯入关内烧杀抢掳威胁京城的大清国。因此在战略上采取的是“先攘外然后安内”。没想到“攘外”既连番挫败，而内部被称为“流寇”的民间反抗武力则日益壮大，攻城掠地，已有烽火燎原之势。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下，政策急转弯，决定“攘外必先安内”。

明朝的君臣们以为清国去年八月刚有大丧，内部又有皇位之争，短时期不致对明朝有大动作；而李自成则从去年正月连续攻占湖北的襄阳、荆州、怀安等地，然后北上河南，破洛阳，入潼关，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在十一月十一日占领了古都西安。明朝可以用来对付所谓“流寇”的惟一王牌陕西总督孙传庭所统率的精锐全数被歼。整个情势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于是决定改用对清采取守势，争取和议；对“流寇”则全力围剿的“攘外必先安内”对策。

因此，崇祯皇帝颁下诏旨，命令吴三桂立即率领所属军马以及宁远的百姓全部撤到山海关以内。易言之，也就是整个放弃关外这一大片土地。

由于清朝对于关内明朝廷与“流寇”之间互动情势的急剧变化未能掌握，既不知道李自成等反明武力的动态和发展，也没有体察到明朝的外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因此在“入关伐明”的这一大战略上还没有具体的规划，更没有想到一粒熟透的果实已经快掉到自己的嘴里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清顺治元年的元旦竟然如此平静、冷清的缘故。

西北刮来的狂风沙

时间：1644年、大顺朝永昌元年，元旦
地点：西安古都秦王府
当前一年的十月，李自成占领了古都西安后，在持续的攻击中，轻易地取得了大明江山西北部大片土地。大明王朝明显呈现了土崩瓦解之势；李自成当仁不让想取而代之。

这一年元旦，李自成正式在西安成立他的新政权，建国大顺，改元永昌，自己也改名为李自“晟”，并且以明朝分封在西安的秦王府为新顺王府，发动大量民夫修整长安城，把城墙加高加厚，壕堑加深加宽，比原来更加壮丽。这时，按照军册所载，大顺皇帝李自成已拥有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的确有实力可以立国称帝，与大明和大清分庭抗礼，鼎足而立了。

李自成是在1630年离开家乡米脂县，参加所谓“流寇”的反明武力。经过十四年的时间，当他再回到故乡时，已是与大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大顺国王。古人曾说过：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李自成也未能免谷。但他有更深刻的感受。

两年前，大明朝廷将他的祖茔掘毁，为的是传说他家的祖坟埋在“龙脉”上，将要取代大明江山。因此他在戎马倥偬中一定要回来了解究竟，以便修复原状。于是他召集当地父老集议，精选工役，完全按照原来的地形、地貌和地脉形势，甚至坡坎树木，一切都要恢复原状，不能有半点差错。墓地竣工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祀典，才返回延安，并且改延安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

这一年的正月里，北京城还发生了一件怪事。

帝都北京，每年都要热热闹闹地过元宵节。从正月初八开始燃灯，一直要闹到十八日止，一共十天，九门不闭，灯火通明，金鼓震天，游人如织。

每天从外地进城的民众以千百计，都说是进京城来“闹元宵”的。三五天后有守门的官兵感到奇怪，为什么每天进城那么多人而第二天却没几个出城的?

等过了三个月，当李自城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不但守城的官兵大多不加抵抗，城内且有数千百人鼓噪开城接应。原来正月闹元宵进城的那些人正是大顺军的前锋，他们带了不少的金银，入城以后，大量收买守城将士。因此，官兵不但不盘查他们，更掩护他们在大顺军攻城时作内应。三月十九日北京城如此轻易失守，这也是原因之一。

这就是——
公元1644年
也就是——
大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末一年
大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
大顺朝建立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

虽然大明朝连续出了三个烂皇帝，政治、军事、经济都连续烂了六七十年；

虽然长城外的女真族在辽东地区连续扰攘了近三十年；

虽然大顺军在广大中原和西北地区已经窜扰了十几年；

但是，直到这一年——1644年，才真正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

这一年头一百天里，大顺军兵不血刃攻下了大明朝帝都——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大清军得到明朝骁将吴三桂邀请，在山海关一战后，把登基才一天的大顺朝皇帝李自成赶出北京城；六岁的小皇帝福临轻而易举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两代二十四个皇帝坐过的宝座，开创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

这就是1644年，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

清朝后: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汉阳、汉口相继被革命军攻占。载沣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11月1日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并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回藩邸，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他又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迫使革命党人接受了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退位。次日，向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并议决请他到南京就职。但他以北京发生“兵变”为由，拒绝南下。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试图组织政党内阁，以对袁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袁把国民党视为实行集权的最大障碍，策动北洋军警干涉政治，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裁减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派人刺杀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刺宋史学界尚有争议）。同时，拉拢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立宪派，资助他们组成进步党，以此来与国民党人对抗。在外交方面，他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从五国银行团获得两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袁世凯于1913年7月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1914年5月，宣布废除《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不仅可以终身连任总统，还可以指定继承人。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但是，袁世凯的称帝举措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5月下旬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卒于举国声讨声中，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⑥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哪些变革

网络：
晚清（1840年—1912年），是清朝统治的晚期，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开启了晚清时期，清朝统治力量开始衰落，西方列强迫使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武力获得在华利益。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朝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晚清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进一步深化，封建统治者赖以统治的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同时伴随着列强在华设厂和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面临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清朝统治之下的各阶级开始了反抗和探索，农民阶级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严重打击了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的势力。同时，晚清时期的文化可发生了转变，开始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向西方学习的一步步探索。
清朝在抵抗外侮与内忧的同时，也一直处于改革派与守旧派拉锯的局面。在列强入侵的同时西方科学与文化亦引入中国，让清朝发起一连串的改革与革命，如洋务运动，促使中国文化的成长与革新。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并使列强瓜分中国。而维新运动随守旧派的抵制而告终。在义和团排外失败、引来八国联军后，清廷也推动清末新政，虽取得一些成效，但部分内容让许多知识分子失望，转而支持革命，近300年江山气数殆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清朝统治迅速崩溃，次年2月12日宣统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结束了清政府自1644年入关以来268年的统治。

⑦ 近代中国政府的变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建立中华民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一次实践。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以五色旗为国旗。
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宣布退位诏书，清朝覆灭。同年3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
1919年，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是一次彻底反帝反封的革命运动，也大大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研究专号》，随后一批先进中国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周恩来也在其中。他们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并建立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转移到嘉兴南湖。大会通过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书记。
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国共合作的决定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主持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国共两党合作形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汪精卫任主席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7月15日，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1921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第一枪……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1月，遵义会议肯定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