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对中国历法贡献

❶ 汤若望对中国历法有什么贡献

汤若望，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1592年(一说1591年)5月1日生于科隆。出生于贵族之家，性格活跃，曾就读于远近闻名的三王冕贵族中学。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尔曼学院。 1619年受耶稣会派遣，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到达澳门。明朝天启二年(1622)进入广东。同年十二月二十五(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精通天文历算，在入京的头两年中，便以对月蚀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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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古代中国历法方面的重大成就

我国古代历法的起源是很早的。有原始的农牧业就应该有原始的历法。早期的历法现在只留下片言只语的传说，难以深入考究。成文的历法从周未到汉初的《古四分历》开始，经过多次的历法改革，在改革和斗争中不断进步和完善，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水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我国古代的历法大都使用传统的阴阳历，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却不仅仅是年月日时的安排，还包括日月五星位置的推算、日月食的预报、节气的安排等等。历法的改革，包括了新的理论的提出，精密天文数据的测定，计算方法的改进等等。我国古代的历法成就，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下面只介绍几个主要方面。

对太阳视运动的研究

由于地球的自转轴并不和它的公转轨道平面垂直，黄道和赤道相交成二十三度半左右的夹角，这就使得同一地区太阳地平高度作规律性的变化，形成这一地区气候寒暖的更替。因此，对于太阳视运动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历法的制定。研究太阳视运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测量中午时候日影的长度变化，来决定季节的变化和测定回归年的长度（古代称作“岁实”）。这种观测所使用的仪器是圭表。一种是测定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研究太阳一年中运动的快慢变化和测定冬至点逐年变化的数值（称作“岁差”）。使用的仪器是浑仪等测角仪器。下面主要讲三项：

冬至时刻的测定和回归年长度的推求

冬至、夏至在战国时期以前称作“日南至”、“日北至”，表明冬至是一年中日在南天最低位置的一天，日影最长，夏至是日在南天最高位置的一天，日影最短。由于冬至影长，夏至影短，冬至的测定结果比夏至要精确一些。

只有准确测得冬至的时刻，才能准确地预报季节；有了几次准确的冬至时刻，就能得到岁实的数值。因此，测定准确的冬至时刻是我国古代历法工作者的重要课题。保留下来的我国最早的冬至时刻的观测记录是在春秋时期的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

从理论上说，测得相邻两次冬至时刻，就能求得回归年的长度。但是，由于用土圭简单地观测日影的变化所定出的冬至日期并不很准确，可能有一二日的误差；另一方面，每次到达冬至的时刻并不正好在日中，简单地用土圭观测，并不能得到冬至发生在某一天中的确切时刻。古人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尽量利用相隔多年的冬至日的观测记录，以便减少观测误差给推求回归年长度带来的误差。

春秋时期末年（公元前五世纪），我国开始使用《古四分历》，它的岁实是三六五·二五日，这是当时世界上所使用的最精密的数：值。希腊的《伽利泼斯历》和我国的《古四分历》相当，但是要比我国晚大约一百多年。《古四分历》规定十九年中置七个闰月，就是十九个回归年正好有二百三十五个朔望月，那么一个朔望月等于二九·五三○八五日，也比较精密。《古四分历》的创制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贡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历法提出了越来越精密的要求。《古四分历》使用了一个时期以后，人们就发现历汰所推的气朔逐渐落后于实际天象。为了避免这一现象，必须改用新的历法，来纠正这一误差。西汉《太初历》和东汉《四分历》就是通过改元的办法来纠正误差的。但是，人们逐渐懂得，不断改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东汉未的刘洪认识到误差的产生是由于《四分历》的岁实太大，他第一次减小了岁实，这样就提高了历法的精度。

要进一步提高历法的精度，必须从冬至时刻的测量方法上改进。西汉以后，人们就已经习惯使用八尺高表来测定冬至的日期。但是，用八尺禽表简单地进行测量，并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于是人们曾想过好多改进的方法。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429—500），首先从观测技术的改进上达到了提高观测精度的目的。由于冬至前后的影长变化不太明显，这给冬至时刻的准确测定带来困难，更重要的是简单的测量只能得到冬至发生的日期，而不能得到一天中什么时刻是冬至。祖冲之想出一个新的方法，他不直接观测冬至那天日影的长度，而是观测冬至前后二十三四日的日影长度，再取它们的平均值，求出冬至发生的日期和时刻；又由于离开冬至日远些，日影的变化就快些，所以这一方法提高了冬至时刻的测定精度。祖冲之制定的《大明历》的岁实取三六五·二四二八日，这在当时来说是很精密的，只有到了南宋以后的几个历法，才能达到或超过他的本平。宋代《明天历》以后的历法，采用更多的观测点，并加大了两个冬至时刻年代的间隔，这样就减小了所求回归年数值的误差，才更加提高了精度。

元代的郭守敬，是数学、天文、仪器制造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他不但继承了前人观测日影的方法，而且创造了一个叫做“景符”的仪器，用来解决日影边界模糊不清的问题。景符的原理是，使照射在圭表上的日光首先通过一个小孔，再射到圭面，形成一个米粒大小的光点，它的边缘就很清楚，可以量取比较准确的影长。按理说，加长表高就能使日影变化更显着，但是表高增加以后，边界模糊不清就更严重，实际上达不到提高精度的目的。解决了日影边缘的清晰问题，就可以加大表高来增加测量冬至时刻的精度。现存的河南登封测景台，就是郭守敬所造的巨大的砖石结构的圭表。表高四丈，是传统高度的五倍。南宋的杨忠辅对历史上的观测数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在他于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制定的《统天历》中首先使用了三六五·二四二五日的精密的岁实数值。郭守敬根据自己多次精密测定的冬至时刻的结果，并且利用历史上从祖冲之《大明历》以来的六次冬至时刻的观测资料，证实了三六五·二四二五日是我国历史上所使用的最精密的数值。这个数值的使用，在世界历法史上是最早的。欧洲的着名历法《格里历》也是采用这个数值，但是要比《统天历》大约晚四百年。明末的邢云路又把表高加大到六丈，测得岁实三六五·二四二一九○日，比用现代理论推算伪当时数值只小○·○○○二七日，精密程度超出了当时欧洲天文学的水平。

冬至点和岁差的测定

冬至点就是指冬至时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这种位置现代都以赤经、赤纬来表示。我国古代是以距离二十八宿距星的赤经差（称作人宿度）和去极度来表示。

战国时期的《古四分历》所测得的冬至点在牵牛初度。秦代使用的《颛顼历》立春在营室五度，按古度推算，那太阳冬至点的位置也在牵牛初度。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冬至点的实测数据。

由于太阳的位置不能直接测量，只能间接推得，早期测定冬至点的方法大致是利用当时给定的冬至日，以漏刻得到夜半的时刻，由这个时刻中天的恒垦的入宿度，反推得到太阳的位置。这一方法由于漏刻定的时间难以准确，所以测得的数值也比较粗略。

在晋代以前，我国的天文学家是不知道有岁差现象的。天周和岁周不分，以为从冬至到冬至一周岁（岁周），就是太阳在众星间运行一周天（天周）。所以当《四分历》把回归年长度定作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也把周天划分成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他们相信冬至点的位置一旦测定，就永远不变，所以战国时期到西汉大都沿用冬至点在牵牛初度这个数据。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制定的《太初历》，认为冬至太阳在建星，实际并未改变。

西汉刘欲在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说，冬至点的位置进退牛前四度五分，含糊其词，不敢肯定。东汉贾逵在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才明白地说，冬至太阳在斗二十一度又四分之一。汉代人不知道岁差的现象，但是通过实际观测，已经明显地反映出冬至点的位置是变化的。南北朝时期后秦的姜岌，想出了一个巧妙方法，就是在月食的时候测量月亮的位置，这样推得太阳的位置，再核算到冬至太阳的位置。这种方法是相当准确的。他实测得冬至点的位置在斗十七度。

3楼

地球是一个椭球体，又由于自转轴对黄道平面是倾斜的，地球赤道那里的突出部分受到日月等吸引而引起地轴绕黄极作缓慢的移动，大约二方六千年移动一周，由此产生了岁差现象。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冬至点在赤道上每年西移的度数，依我国古代所用的度数计算，大约七十七年差一度。

晋成帝的时候（公元330年前后），虞喜（约284—约360）比较了历史上冬至点的观测结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冬至点有缓慢的移动，认识到太阳在天球上运动一周天并不等于冬至到冬至一周岁，应该“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太阳从冬至到下一个冬至，还没有回到原来恒星间的位置，还不到一周天，于是称这个现象叫“岁差”。虞喜根据自己的分析结果，认为五十年冬至点沿赤道西移一度。他的发现虽然比古希腊的依巴谷迟约四百五十年，却比依巴谷冬至点每百年沿黄道西移一度（依我国古代度制计算）相当于冬至点经一百零九年多沿赤道西移一度）的数值精密。在虞喜以后不久，岁差便在历法的计算上得到实际应用。

何承天也讨论过岁差现象，他以为赤道岁差每百年差一度，但是没有应用在他的历法中。祖冲之是第一个用它来改进历法的人。他实测得冬至点在斗十五度，和姜发的斗十七度相比较，不到一百年就差二度，因而得到四十五年十一个月差一度。虽然祖冲之所得的数据不很准确，但是他在历法中引用岁差，却是一个很大的革新。隋代的刘焯，在他的历法中使用七十五年差一度的黄道岁差数值，这在当时来说，已经相当精密了，而这时候西方还是沿用依巴谷的数值。唐宋以后，赤道岁差值的推算更加准确，如周踪的《明天历》、皇居卿的《观天历》、陈得一的《统元历》等都曾采用七十七年多差一度的数值，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平气和定气

地球沿着离心率很小的椭圆绕太阳运动，每天实际运行的距离是不等的，但是由于离心率很小，这种差数是不大的。古代受观刚仪器的限制，在南北朝以前还不知道太阳的视运动是不均匀的，认为太阳每天所行的角度相等。当时也不知道有岁差，那么一年太阳行一周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一周天就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太阳每天行一度。每一节气所占的日数也栅等，是一五·二月。后人把这种规定节气的方法称作平气或恒气。

北齐张子信用浑仪在海岛实测了许多年，才发现太阳的视运动是不均匀的，发现“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隋书·天文志》）。事实上，当时冬至点离开黄道的近地点不远，近地点只在冬至点前十度多，这一结果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冬至点和近地点越来越接近，大约在南宋的时候二者相合。

张子信的这一发现，对历法的改进是有很大意义的，不久就应用在历法中。刘焯等开始提出在历法中改用二十四等分周天来定节气，得每气十五度多，这种划分节气的方法称作定气。由于太阳每天在黄道上移动的快慢不同，所以太阳移行一气所需的日数也不一样。冬至前后日行快，一气只有一四·七一八日；夏至前后日行慢，一气达一五·七三二日。他推得春分、秋分离冬至各八十人日多，离夏至备九十三日多。但是他所给定的太阳运行快慢数值是和实际不符的。僧一行的《大衍历》却更符合实际情况，认为冬至附近日行最快，所以二气间的时间最短，夏至附近日行最缓，所以二气间的时间最长。《大衍历》指出了正确的日行快慢规律，纠正了刘焯的错误认识。实际上，《大衍历》日行最快的时刻定在大雪和冬至之间，当时实际近地点在冬至点前丸度，所以《大衍历》的数据是准确的。《大衍历》又测知从冬至到春分六个定气间共八八·八九日，日行一象限；从春分到夏至六个定气间共丸一·七三日，也行一象限。秋分前后和春分前后情况相同。

郭守敬的《授时历》把日行最快的时刻定作冬至，《授时历》创作时代的近地点实际在冬至后不到一度，所以它所使用的数值是很精密的。《授时历》根据实测，知道从冬至到平春分前三日（定春分），日行一象限，只需八八·九一日；从平春分前三日到夏至九三·七一日，日也行一象限；秋分前后相同。

由此可知，从《大衍历》以后，就有了能够比较准确地推算太阳位置和推算定气的方法。但是由于长期使用平气的习惯影响，安排节气仍用平气，定气这种概念只是在计算日行度数和交会时刻等的时候才使用。直到清代才改用定气。

对月亮运动的研究

我国古代的历法以月亮的圆缺作为记月的单位，很早就注意对月亮运动的观测和研究。中国古代对于日月食的预报也特别重视，所以对月行的研究更加认真。春秋末期的《古四分历》，对朔望月的长度（古称“朔策”）已经掌握得相当精密了，和真值相比较，大约三百多年差一日。隋代以前的历法，就一直以朔望月的长度来推算安排备月的历日。每月的第一天称“朔日”，意思是日月合朔将发生在初一这天。由于朔望月的长度比二九·五日稍大，所以，通常以这样的办法来进行调整：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大小月相间，相距大约十七个月安排一个连大月。

由于太阳在天球上的位置也在移动，所以一个朔望月并不等于月亮绕天一周。我国古代很早就能把这两种概念区分开来。《推南子·天文训》就记有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①，那月行一周夭是二七·三二一九日，已经有了“恒星月”的概念（月亮从天球上某一固定位置运行一周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所需的日数叫恒星月）。

地球在公转轨道上作椭圆运动，月亮在自己的运行轨道上也是这样，所以月亮的运动速度是作周期变化的。月亮过近地点的时候运动最快，过远地点的时候最慢。月亮从最快点运行一周又回到最快点所需的日数称作“近点月”。它和朔望月的长度是不等的，这就使得月亮圆缺一次所需的时间实际是不等的。所以，朔望月只是月相变化一周所需的平均日数。以朔望月长度推得的合朔时刻称作“平朔”。

战国时期的石申可能已经知道月亮运动的速度是有变化的，可惜记载简略。西汉刘向（约前77—前6）在《洪范五行传》中有关于月行九道的记载。东汉贾逵也认识到月行有快慢。他认为月行快慢是由于月道有远近造成的，并且知道，经过一近点月，近地点向前推进三度。以此推算，经九·一八年近地点才能回到原处，那一近点月是二七·五五○八一日。张衡也提倡用九道术。在古代文献中也记载了月行九道图，可见月行九道的说法在汉代是很流行的。九道术是我国早期对远地点变化的认识。按九道术安排月历，会有三大月相连和二小月相连。九道术虽然比较粗略，但是比不考虑月行有快慢的平朔法要精密。

刘洪在《乾象历》中第一次考虑到月行的快慢问题，他设每近点月中近地点前进三度四分（十九分是一度），由此可以求得近点月是二七·五五三三六日，和现今测得的值二七·五五四五五日相差不远。《乾象历》实测得一近点月中每日月亮实行度数，给出月亮每日实行速度超过或不及平均速度的“损益率”表。 “损益率”逐次相加称“盈缩积”。求某日月亮的实行度数，以月亮平行数值加从近地点时起到前一日的盈缩积。《乾象历》求日月会朔时刻，使用了一次内插法。《乾象历》计算月行的快慢问题，主要是为了推算日月食发生的时刻和位置，所以它不但能求出定朔望时候的经度，而且能术出日月食发生的时刻。

古人为了研究交食的需要，对于“交点月”的长度也进行过许多研究工作。月亮从黄、白道的升（降）交点起运行一周又回到升（降）交点所需的日数称作交点月。祖冲之的《大明历》第一个推得交点月的数值是二七·二一二二三日，同现今测得的值比较，只差十万分之一。以后各家历法差不多都推算交点月的长度，都达到很高的精度。

张子信发现太阳运动有快慢以后，为定朔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隋代的刘焯、张胃玄开始，在历法中推算定朔时刻的时候同时考虑月行和日行的不均匀性，这在中国历法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刘焯在推算定朔的时候创立等间距二次差的内插法公式，在历法中引进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先进成就。

南北朝的何承天，首先在他于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制定的《元嘉历》中，提出安排历日使用定朔法，但是由于受到反对而终于未能实行。以后不断就改用定朔问题进行斗争。唐初的《戊寅历》曾一度使用定朔法，因为受到反对又停止使用，直到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颁行的《麟德历》才又改用定朔。改用定朔法从何承天倡议开始，经过二百多年的争论和斗争，终于获得胜利。

唐代的僧一行对刘焯计算定朔的方法又作了发展，使用不等间距二次差的内插法公式。元代的郭守敬更对刘焯等在推算定朔的时候日月在短时期里的运动速度是等加速的假设进行改进，认为日月的运动不是时间的一次函数，而是二次函数，在某一时间里日月多行的度数应该是时间的三次函数。他创立平立定三次差的内插法公式。把我因古代数学的光辉成就应用到历法的实际计算上，使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

交食研究

我国古代对于日月食戊因的科学认识是很早的。

《周易·丰卦》就有“月盈则食”的记载，《诗·小雅·十月之交》有“彼月而食，则维其常”的诗句，就认识到月食是有规律的，只有在月望的时候才能发生。

战国时期的石申，已经知道日食和月亮有关，认识到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或晦。西汉末刘向在《五经通义》中说：“日食者，月往蔽之。”可见最迟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日食产主的原因。东汉张衡在《灵宪》中对月食的成因解释得更清楚，认为月光来自太阳所照，大地遮住了太阳光，便产主月食。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七中曾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不是每一朔望月都发生日月食的道理，指出了黄道和白道并不在一个平面，而是相交的。只有当角度（经度）相向而又靠近的时候（纬度相近），就是在黄道、白道相交的地方，才会互相掩盖。在黄白道正好相交的地方，便发生全食；不在正中，便发生偏食。

我国古代对于交食是作了长期认真的分析的，早在西汉以前，就能认识到交食的发生是有一定规律的，是有周期变化的。所谓“交食周期”，就是经过一个周期以后，太阳月亮地球三者又回到了原先的相对位置，一个周期以前出现的日月食又再次相继出现。

从数学上来看，这就是探求朔望月和交点年之间的公倍数问题。由于两者之间没有简单的倍数关系，所以根据不同的精度可以求得不同的交食周期。我国古代的历法工作者用自己创立的方法探求交食周期，所采用的数值在世界天文学史上说，也是很先进的。西汉的《三统历》就使用了一百三十五个朔望月的交食周期。此后交食周期值的推算不断得到进步，达到很高的精度。西方十九世纪才由美国天文学家纽康（1835—1909）推得的比较精密的三百五十八个朔望月的纽康周期，我国早在唐代的《五纪历》就已经找出了（周期是纽康的二倍）。

利用交食周期，只能预推日且食发生的大概日期和情况。我国古代天文工作者并不满足于这一结果，而是编制了一套预推交食的计算方法。早在《乾象历》中，就已经求得黄白交角是六度左右、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精密的。《乾象历》规定月亮距黄白交点十五度以内才能发生日食，后代都用这个数作为会不会发生交食的判据，这就是食限的概念。

随着对日月运动研究的深入，推算日月食的方法也越来越改进，预报的结果也越来越精密。

三国时期杨伟的《景初历》开始了预报日食发生的食分大小和亏起方位。刘焯在推算交食的时候第一次考虑到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在地球表面观测天体和在地心观测天体所产生的天体位置的差称“视差”）。从唐代僧一行起，开始尝试推算各地见食的情况。隋唐朱元历法水平不断向上发展，因而推算日月食的水平也不断提高。元代郭守敬所推交食是相当准确的，所用方法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也是很先进的。

我国古代对于日月食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天文学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节气和置闰

节气和置闰这两部分内容在我国古代的历法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古代历法，一开始就是阴阳历。由于回归年、朔望月和日之间都没有整数倍数的关系，十二个朔望月比一个回归年少十一天左右，必须设置闰月来调整季节。《尚书·尧典》就记载着“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设置闰月的历史可能比帝尧时更早。二十四节气的出现，相对来说要晚一点。节气和闰月是有联系的，如果没有闰月，就没有使用节气的必要。正因为设置了闰月来调整寒暖，才有必要创立二十四节气，以便更精确地反映季节的变化。但是，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也进一步促进了置闰规律的发展和完善，它们是互相促进的。

在《古四分历》出现之前，为了在历法中能反映出四季的变化，早已知道把昏旦一定星象的出没和月份联系起来，《夏小正》、《月令》等书就有这样的记载。一旦发现不符，就设置闰月来调整。昏且中星的变化和北斗斗柄所指的方向成为置闰的标准。由于全凭肉眼观察，判欧个容易准确，置闰也就没万一定的严格标准。只能随时观测，随时置闰。这种方法，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月都可置闰，但是由于观测不精，大都在岁终置闰，这样比较方便易行。由于置闰经验的逐步积累，人们慢慢掌握了置闰的规律，到春秋中期，就大致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方法。十九年七闰法是我国首先发现的，西方发现这一规律要比我国大约晚二百年。

二十四节气产生以后，更准确地设置闰月就有了基础。《太初历》规定以没有中气的月作闰月，是很符合科学道理的。依据这一原则，就能使闰月安排得更准确，更合理，使节气在月份里的变化不超过半个月。总结出十九年七闰的规律，对于《四分历》的产生和发展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这十九年七闰的“闰周”，从春秋中期出现以后，在历法中一直使用到南北朝时期。由于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科学进一步发展，对岁实、朔策已经测得更准确，如果再沿用十九年七闰法，就限制了历法的改进。这是由于岁实、朔策和十九年七闰法之间具有互相制约关系的缘故。刘洪减小了岁实（三六五·二四六二日），同时也就减小了朔策（二九·五三○五四日），这两项改革都提高了精度。但是要进一步改革，就会发生困难：如果再减小岁实，那朔策就更小；如果加大朔策，那岁实就更大。例如《景初历》朔策取二九·五三○六○日，比《乾象历》精密，但是为了符合十九年七闰，岁实取三六五·二四六九日，比《乾象历》更大。南北朝时期北凉赵第一次打破这个旧框框的束缚，改用新的闰周，祖冲之又把新的闰周定得更精密。事实上，规定了以没有中气的月作闰月之后，再规定闰周就是多余的了。唐代李淳风以后，就不再考定闰周，专按没有中气的月置闰。

二十四节气是逐步产生起来的，是我国劳动人民为了生产实践的需要而发明的。节气完全是太阳位置的反映，因而也就是气候寒暖的反映。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非常重视节气的原因。首先产生的是对冬至、夏至的认识；对春分、秋分的认识也很早，因为它们处在冬至、夏至之间的平分点上。最迟在春秋时期，这些概念就产生了。《春秋》一书中记有春夏秋冬的四季概念，每季三个月。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二十四节气可能产生在战国末期。虽然全部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在西汉《淮南子·天文训》中才出现，但是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就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名称。秦统一中国的时候制订的《颛顼历》，已经把历元定在立春，这些都可以说明，二十四节气产生在秦统一中国以前。

二十四节气是节气和中气的通称。从小寒起，每隔三十日多或黄经三十度有一节气，如小寒、立春、惊蛰等十二节气；从冬至起，每隔三十日多或黄经三十度有一中气，如冬至、大寒、雨水等十二中气。在二十四节气中又以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节最重要。它们之间各相隔大约四十六日。一年分为四季，“立”表示四季中每个季节的开始，“分”“至”表示正处在这个季节的中间。

节气的定法有平气和定气二种，这在前面已经讲了。

在我国古代的历书中还插入和人民生活有关的历注，其中”九丸“、“三伏”到今天还在流行。它们也是和太阳的位置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九九”是从冬至开始，安排九个九日的周期，“九九”过后不几天，春分也就到了。伏日的安排是根据传统的习惯，头伏安排在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中伏在第四个庚日，末伏在立秋后第一个庚日。由于夏至日可以是任何一个干支，因此第三个庚日距夏至可以有十天的变化，这就使得二伏有时是十天，有时是二十天。夏至太阳达到最北点，冬至达到最南点，那好像冬至应该最冷，夏至应该最热，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有句谚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是经验的总结。这个道理南北朝的祖暅就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这是由于寒暑的积累而造成的。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的独创，从这点也可看出我国古代的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水平是高的。世界上也有很多国家使用过阴阳历，但是他们最多也只知道有二分二至。这是我国古代历法优越的地方。我国古代的历法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很精密的，太阳月和阳历年之间关系的调节也达到了比较好的程度，我国古代的历法成就是巨大的，是值得进行总结和发扬的。

❸ 请问，祖冲之在历史上为我国做出了哪些卓越的贡献

说到祖冲之，不知道大家能够想到他的什么呢？小编听到祖冲之的名字，首先能想到的就是数学，没错，祖冲之他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的一生都在钻研自然科学，他的主要贡献也是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这三个方面，并且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刘徽开创的探索圆周率的精确方法基础上，首次将圆周率计算到了小数点第七位，所以他对数学研究有着很重大的贡献。接下来小编给大家具体的讲一讲他。

所以祖冲之他对我们历史上的各个学科都具有重大的贡献，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以上仅代表小编个人观点，如有错误，敬请谅解。

❹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天文学家有哪些他们各有什么突出的贡献

中国古代着名天文学家

羲和，中国远古时代天文历法学家。

甘德，战国时代天文学家。

石申，战国时期魏国天文学家。

贾逵（30～101），东汉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

张衡（78～139），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

刘洪，东汉末天文学家。

何承天（370～447），南北朝时代天文学家。

祖冲之（429～500），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刘焯（544～610），隋朝天文学家。

李淳风（602～670），唐代初期天文学家、数学家。

一行（本名张燧，683～727），唐代着名天文学家和佛学家。

曹士为（生卒年不详），历法家，活动于唐德宗建中年间。

梁令瓒（），唐代天文仪器制造家。

苏颂（1020～1101），宋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杨忠辅（生卒年不祥），宋代天文学家。

郭守敬（1231～1316），元代天文学家。

王恂（1235～1281），元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邢云路（），明代天文学家。

徐光启（1562～1633），明末杰出科学家、天文学家。

薛凤祚（1600～1680），明末清初数学家、天文学家。

王锡阐（1628～1682），明清之际民间天文学家。

梅文鼎（1633～1721），清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李善兰（1811～1882），清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中国近现代着名天文学家

高鲁（1877～1947），现代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参与紫金山天文台选址；

余青松（1892～1978），现代天文学家、紫金山天文台创建人；

张云（1897～1958），现代天文学家；

李珩（1898～1989），现代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首任台长,名誉台长。

陈遵妫（1901～？），现代天文学家；

张钰哲（1902～1986），现代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首任台长。

程茂兰（1905～1978），现代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首任台长。

戴文赛（1911～1979），现代天文学家；着名天文教育学家，南京大学首任系主任。

黄授书（1915～1977），美籍华人，天体物理学家；

林家翘（1916～ ），美籍华人，现代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星系密度波理论创始人之一。

王绶馆（1923～ ），现代天文学家，中国射电天文学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第二任台长。

叶叔华（1927～ ），现代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地球动力学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第二任台长。

从中国天文与历法史籍来看，从黄帝作甲子，尧命羲和，舜齐七政，周公测景等故事中，咸认我国天文及历法起源甚早。而外国天文学者，也推崇我国天文的历史悠久，诸如荷兰人Schlegel即利用中国星象命名的意义，来推测中国天文之起源，远在五、六千年之前。法国天文家拉伯拉斯（Laplace）亦曾说纪元前1100年，中国周公在洛阳所测日影，用以推算当时黄赤交角，与他自己用天体力学精密公式所推算的得数，所差不过2'弧度有余。因此对中国天文学发达之早而且正确，深感惊人。

张衡
张衡，别号平子，南阳西鄂人，（就是现今河南省南阳县人），县城之北，有一鄂城寺，就是汉朝西鄂的故址。他出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也就是民前1834年。
他的学术思想是多方面的，从他的着作中来看，有哲学、有政治、有历史、有地理、有数学、有训诂，还有文学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篇天文着作，一是“浑仪”，一是“灵宪”。而成为我国古代千余年中“宇宙观”的正宗学派。
张衡的家世，出于春秋时代晋国大夫的张老，他的曾祖父及祖父都很富有，到了他的父亲却很贫穷。张衡自幼聪颖好学，多才多艺，且善绘画，尤其喜欢天文阴阳历算，后来也引起皇帝对他才华的注意。派他当一名“郎中”。他的创作天才，逐渐开展。制造“三轮自动车”、“自飞木雕”、“指南车”、“土圭”等器具。他对于天文历数的嗜好，也有心得，进而研究天文、历法、数学等之自然科学。他的成绩为当代的人所钦佩。四年后升为“太史令”。掌管“天时”、“星历”。凡岁之将终之时，启奏新历。国家祭祀丧娶之事，掌拜良日及时节禁忌。这就是后代“钦天监”的职务。直到清朝采用外国官员担任钦天监时，如南怀仁之辈也不例外。他虽然不懂中国星相这一套，可也不能推辞不干，至于纪录瑞应灾异，在普通的见解，也许认为无聊。但国史上却是一份异常宝贵的资料。 我国古代保有最古的日食纪录。以及最丰富的流星陨石纪录，这些都是科学史上重要的资料。
六年后出任“公车司马令”，这个职位作用现代语解释，应该是管理“人事”或“公共关系”的官员。他对这职位甚感头痛，他的朋友还讥笑他不长进。他扼要答复数句是“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可见他是个多么宁静淡泊的人。
后来又恢复太史令工作，居八年之久，在这期间创造“候风地动仪”，就是近代的地震仪，为中国史上，最科学化的仪器。这时顺帝终于把他调为“侍中”，这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从此就被宦官嫉忌，终于在五十九岁离开了机要重地，出任“河间相”，张衡到任后，严整法度，收擒奸党，上下肃然。做了三年之后，大家都佩服他的政绩。张衡辞去支河间相后，改官为“尚书”，但不久就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

落下闳
落下闳,中国西汉民间天文学家。生卒年不详，活动在公元前100年前后。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4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天文学家，经同乡谯隆推荐，落下闳由故乡到京城长安。他和邓平、唐都等合作创制的历法，优于同时提出的其他17种历法。
汉武帝采用新历，于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颁行，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新历因而被称为《太初历》。汉武帝请落下闳担任侍中（顾问），他辞而未受。
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天仪，在中国用了两千年。他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一直用到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才由一行重新测过。落下闳第一次提出交食周期，以135个月为“朔望之会”，即认为11年应发生23次日食。 他知道《太初历》存在缺点：所用回归年数值（356.2502日)太大，有预见地指出“后八百年，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事实上，每125年即差一日，到公元85年就实行改历。）

虞喜
虞喜（公元281--356年），字仲，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东晋天文学家，宣夜说的继承和发展者。
虞喜于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出生于刚刚亡国的孙吴官宦世家。父亲虞察，是孙吴的征虏将军。族曾祖虞翻，是吴国的名士，训注《易》、《老子》、《论语》、《国语》。族祖虞耸，在吴国曾任越骑校尉、河间太守，入晋以后，为河间相，着有《穹大论》。胞弟虞预，在东晋成帝（公元326--342年在位）、康帝（公元343--344年在位）、穆帝（公元345--361年在位）时曾任着作郎、散骑常待等官，进爵平康县侯，好经史，着有《晋书》、《会稽典录》等。
虞喜博学好古，少年老成，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望，受到人们的赞扬。西晋帝（公元307—313年在位）诏他出任官职，他坚辞。东晋元帝（公元317--323年在位）时，诸葛恢任会稽太守，强迫虞喜充任他手下的功曹，对他刺激很大，下决心以后终生不仕。东晋明帝（公元323--326年在位）和成帝都多次诏他做官，都被一一拒绝。成帝时，内使何充曾称赞虞喜“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成帝则下诏嘉奖他“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可见虞喜安贫乐道，一生惟做学问而已。
虞喜不愿做官，便在家中做学问，他“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主要还是偏重于对经典着作的阐释和训注，但他从古代史志书中，发现汉代最初沿用古历，以冬至起于牵牛初度，太初历制定时根据实测，以牵牛西斗宿中央附近的建星为冬至点，刘款对冬至点西遇的现象甚为疑，最后犹豫其辞，认为“冬至进退牛前四度五分”，贾逵才明白他说冬至在斗。不过，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对于冬至点移动的记录都存而不论，没有把“周天”（恒星年）和“周岁”（回归年）区分开来。
事实上，由于月球、太阳和行星的引力影响，使赤道部分比较突出的椭形地球的自转轴绕黄作缓慢的移动，相应的春分点治黄道以每年50.24分速度西退，差不多71年西移1度，大约26000年移动一周。
虞喜当时虽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上述道理，但是他从古代冬至点位置的实测数据发生西退现象的分析中，得出了太阳一周天并非冬至一周岁的结论，即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冬至一周岁要比太阳一周天差一小段，虞喜将之命名为“岁差”，这就发现了回归年同恒星年的区别。
更进一步，虞喜根据《尧典》记载“冬至日短星昴”，而当时实测冬至点在“东壁中”，即壁宿九度。从昴宿经胃宿十四度、娄宿十二度、奎宿十六度，至壁宿九度，合计退行五十多度，虞喜估计唐尧时代相距“二千七百余年”，由此可求得岁差值为约“五十年退一度”。
岁差的发现，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虞喜发现岁差，虽然比古希腊的依巴谷晚，但却比依巴谷每百年差一度的数值精确。而且自南北朝祖冲之将岁差引进《大明历》后，隋刘悼《皇历》、宋杨忠辅《统天历》和元郭守敬《授时历》的岁差值日趋精确。而当时的欧洲，制历家们还在墨守成规地沿用百年差一度的差数据。两相比较，相形见绌。
虞喜对宇宙理论也颇有研究。他对汉代以来的盖天说、张衡的浑天说、郗萌的宣夜说三家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盖天说“天象盖笠，地法复盘”(大意：天像个斗笠，地像反盖的盘子)太粗疏；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大意：整个宇宙就像个鸡蛋，大地就像是蛋中的黄。天大地小，天的表面和内部都有水，天和地的关系就像蛋壳和蛋黄一样。天和地都是由气组成的，且都是飘浮在水上。)虽比盖天说先进，但仍非至善；于是在成帝咸康中（约公元340年）乃着《安天论》。
虞喜说：“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耀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大意：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却也相对安定；天和地无方圆木同之理；所有天体都有自己的运动周期，以自己的轨道运行，并不是附着在一个固定的球壳上。) 《晋书·天文志》称：“虞喜因‘宣夜’之说作《安天论》。”的确，虞喜的《安天论》既否定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又批判了天球具有固体壳层的浑天说。他信仰主张宇宙无限的宣夜说，并予以继承和发展，这在天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英国着名的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博士，这就样评价过“宣夜说”：“这是宇宙观的开明进步，同希腊的任何说法相比，都毫不逊色。”

张遂（法号一行）
和尚天文家张遂，生于唐代高宗弘道元年（即公元683年），是唐初张公谨的曾孙，原藉甘肃省敦煌，后迁河南省南乐县，这里就是张遂的诞生地。生后不久，遭遇武后政变，唐朝几乎灭亡。他的父亲，也做过几任县令，很早就去世。留下遗孤，过着贫苦的生活。他自幼至长，好学不倦，最喜欢研究历象及阴阳五行之说，再进而研究有关天文、历法的学问。
有一天他去元都观借书，认识元都观中的一位道士，名叫伊崇。伊祟一见张遂，就和他交上朋友，两人过从甚密。伊崇借给他“太玄经”，是一本很难了解的书，张遂却很快读完，并且把所绘的图，所写的书，通通交给伊崇看，伊祟看后，惊为天才。于是到处对人传说。他的名声传遍了长安城。不幸被武后的侄子武三思知道，就多方设法拉拢，张遂无计可施，而有遁世出家的打算，入嵩山崇阳寺（河南省登封县）削发为僧，改名敬贤，法号一行法师，从此张遂的名字，渐渐埋没。后世人只知一行，不知张遂。
张遂出家之后，除了研究佛学外，又研究天文、历算。并且游行各地，实现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到了天台山国清寺（即今浙江省天台县）修行多年，直到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才回到嵩山崇阳寺，就在那一年，朝廷派员到嵩山征召张遂出山为国服务，他托病谢辞，后来又作第二次出游，到了荆州当阳县玉泉山（今湖北省当阳县）就在那里研究佛学及其它学识不再回嵩山了。
唐玄宗时，政治复上轨道，社会繁荣，史称“开元之治”。就在这个时期，皇帝下诏求贤，派礼部郎中张洽（张洽是张遂的族叔）力邀张遂回京，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回到长安，皇帝立即召见，安排在光太殿居住。不久让他在华严寺和印度来华的僧侣，翻译多部佛经，传导密宗的教义。皇帝时常召见。垂询安国抚民之道，深得玄宗信任，张遂由和尚而变为皇帝御前最高顾问。
自唐玄宗开元九（公元721年）开始，接受天文科学工作任务，建议改革历法，创造天文仪器为开端，我国古代农耕与历象、节气关系密切，因此历代帝王无不重视天文。唐开元初年，还沿用“麟德历”逐年发生误差。预测日月食多不准确。张遂奉旨改革历法工作，从实测天文着手。可是那时太史监所存天文仪器，都已破旧，不堪使用，只好重新计画制造。就在皇宫丽正殿当作工场，制造黄道游仪的最初模型，然后奏请皇帝用铜铁铸造。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制造成功。第二年制造水运浑仪的结构，再用铜铸造成功。该仪结构复杂，而且奇巧，可以反映日、月、五星运行规律的浑天仪。又是一个自动定时器，利用水力推动，每时辰自动击鼓，每一刻自动撞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第一台天文时钟。
张遂发动大规模观测队，先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召集测量人员于丽正殿书院开会，分配工作，校正尺度，取黄河之南北平原为中心，曾在阳城建立一座八尺日规，并立一个石表（即石柱）上刻周公测景台，成为我国科学史上一个光荣古迹。测量二分、二至正午时日影的长度，而定回归年的长度，张遂自己坐镇京师，各地测量按时报告结果，向京城奏报，由于观测队所发生的作用，主要有下列成果：
（一）提供编着新历法最可靠资料。
（二）证明日影差数，和地面距离的关系。
（三）测定子午线每度弧长。
张遂制造天文仪器，进行大规模观测之后，开元十二年开始编写新历法，尽量参考从前历法优点，从上古六历，汉代太初历，甚至唐朝麟德历，又经四年长时间过滤，才告成功，名为“大衍历”。他于脱稿的同年九月，就病倒华严寺，十月初稍愈，力疾随侍玄宗皇帝往新丰镇，这时他的精神已颓丧，不欲说话，就在那天晚上，溘然归西，享年四十五岁。

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着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元朝邢台人。他的父亲敦荣，精通五经，尤善算术以及水利之学。守敬承受父亲家业，并且师事刘秉忠学有专长，元世祖对他非常器重。他曾经修复西夏、滨河、五洲这几条河流。然后复命其修治历法，如是参考诸历，昼夜测验，推算极为精确，修成历法后，授予太史官。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太史郭守敬奉命制造天文仪器有十三件。有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星晷，定时仪等十三器。到了明朝定都燕京（北京），将这一批仪器迁往江南，陈列于鸡鸣山观象台。清康熙七年钦天监请修浑仪，找到元郭守敬所制仪器于江南，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之间，尚见观象台下所遗仪器甚多，刻有王恂、郭守敬监造人姓名。康熙五十四年，西人纪利安奏制地平经纬仪，将台下所遗元明代旧仪器，尽作废铜充用，古代法物一扫而空，诚为我国天文学界一大不幸。
郭太史生于公元1231年，即元太宗三年。卒于公元1316年，即元仁宗延佑三年。

王恂
王恂［公元1235-1281］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省唐县］人，元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幼年在家随父学习数学、天文，后与郭守敬一道从刘秉忠学习数学和天文历法。至公元1276年奉命改历，和郭守敬一道组织太史局，王恂任太史令，负责天文观测和推算方面的工作，在《授时历》的编制工作中，其贡献与郭守敬齐名。

徐光启
徐光启，别号文定，生于明朝世宗嘉靖四十一年，就是公元1562年。这时倭寇年年作乱，国势日衰。到了徐氏入主翰林，授礼部尚书，入阁参政时，满州独立称帝，流寇大乱。这时已进入明末的时期。
文定公从政后，对于农政、国防、水利、财政、建设都极为关心。认为农政乃民生大事，着有一部“农政全书”流传至今，他肯接受西洋文化，其中以改革历法最为重要。
当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之间，西方宗教家来华传播教义，输入了西方优秀的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最主要的是历算之学。而中西方最先接触的人，就是徐光启和利玛窦。利玛窦是一位艰苦卓越的传教士，他深知中国人对历法的重视，就献其所学，博取华人的信仰。公元1600年左右，利玛窦写信给罗马教会，再三请求，派遣几位天文专家来华。利氏自认对历学所知甚少，若有专家来此，必能大开中国门户。
徐光启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而且见识通达，笃信宗教，与利玛窦交谊甚深。认为几何“几何之学”，西洋确有远胜于中国者，所以急于与利玛窦合作译书，以其精心杰作之“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六本为重。徐、利二氏深知一切自然科学，非几何立其基础不可。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五月朔，日食，钦天监推算又见失准，而光启推算应验。于是九月十三日由皇帝明令徐光启修历。徐氏立即设局于宣武门外，专事翻译历书，保举龙华民，邓玉函参预修历。汤若望、罗雅谷授制仪器及演算诸事。徐氏授命修历之后，对于翻译十分积极，其时由洋人主译，而由华人笔述，既定计划后，立刻分期完成。自祟祯四年（公元1631年）正月起至祟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一月止，分五次进呈皇帝，总共137巷。其中最后两次进呈时，徐光启巳不幸病故，由其指定继承人李天经递补。书名“祟祯历书”，题名徐光启督修。本书内容：分太阳、太阴、恒星、五纬、交食诸事、各有历理，有历数、有推法、有算表、有星图，并兼有几何测量应用之法，可算是天体力学兴起之前最完备的一部历学巨着。不久明室倾覆，改历之事，没有正式实行。至清朝统一后，采用新法，定名“时宪”，其实就是徐氏所修之历法。时宪历法虽以“历象考成”为底本，其实亦不过“新法历书”之改头换面而已。

李之藻
李之藻，别号振之，字我存，又号存园寄叟。明嘉靖四十四年（西历156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仁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时年三十考取举人，三十四岁中进士。万历三十八（1610年）十一月朔日食，钦天监推算有误。礼部因奏：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及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精通历理，可与西洋人迪莪、三拔等人同译西洋历法。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之藻改御南京太仆少乡，是年先生上书推荐庞迪莪、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翻译历算书籍，以供修历参考。之藻译有“新法算书”、“几何”、“天学初函”、“同文算指通编”、“浑天盖天通宪图说”等书，又译“名理探”一书，为各学之最新译本。祟祯三年（1630年）九月二十七日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❺ 元朝时期建立了科学理论使中国领先了世界六百年的人是谁

中国古代的历法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上古时代到秦汉，从隋唐到宋元明清，中国古代的历法始终在不断修正和发展。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这个时期的历法也有了新发展。

元朝的历法《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守敬等人。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件事。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大一统王朝，是承接唐宋文明和明清文明的重要时刻，元朝无论在经济、科技、文化、农业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当然，元朝后期政治腐败民族问题尖锐经济崩溃等问题出现，最终导致了元朝灭亡。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屡见不鲜，我们不能因为其末年的问题否定其前期的功绩

❻ 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有关的人物

落下闳（公元前140－前87年）中国西汉时期天文学家，以历算和天文学的杰出成就着称于世，为我国最早的历算学家。汉武帝元封年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天文学家，他与他人合作创制新历法，优于其他历法，被汉武帝采用，称《太初历》，共施行189年，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第一部优良历法， 《太初历》采用的岁首和科学的置闰法，我国的阴历一直沿用至今。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天仪，在中国用了2000年。在天文学史上首次准确推算出135月的日、月食周期，即11年应发生23次日食。根据这个周期，人类可以对日、月食进行预报，并可校正阴历。

张衡(公元78—139年)，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和政治家，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在天文学方面，他发明创造了“浑天仪”(公元117年)，是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大型观察星象的天文仪器，着有《浑天仪图注》和《灵宪》等书，画出了完备的星象图，提出了“月光生于日之所照”科学论断。

张衡在太史令任内，积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系统观测天体运行，着《灵宪》等书，创制浑天仪，且在历法方面也有所研究。 《灵宪》是张衡积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写成的一部天文巨着，也是世界天文史上的不朽名作。该书全面阐述了天地的生成、宇宙的演化、天地的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及其运动等诸多重大课题，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使我国当时的天文学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郭守敬（1231－1316），中国古代杰出的八大科学家一。为了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以备制定新的历法，郭守敬花了两年时间，精心设计制造了一整套天文仪器，共13年，其中最有创造性的有3件：高表及其辅助仪器，简仪和仰仪。郭守敬根据观测的结果，于公元1280年3月，制订了一部准确精密的新历法《授时历》。这部新历法设定一年为365.2425天，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运行时间只差26秒。欧洲的着名历法《格里历》也规定一年为365.2425天，但是《格里历》是公元1582年开始使用的，比郭守敬的《授时历》晚了整整300年。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有14种，共计105卷。直到很晚，世界各国的科学界才逐渐了解他。

甘德，战国时楚国人。经过长期的天象观测，甘德与石申各自写出一部天文学着作。后人把这两部着作结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着作。书里记录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其中一百二十一颗恒星的位置已被测定，是世界最早的恒星表。书里还记录了木、火、土、金、水等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它们出没的规律。

石申，战国时代魏国天文学、占星学家，着有《天文》八卷、《浑天图》等。石申曾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其出没的规律，记录名字，测定一百二十一颗恒星方位，数据被后世天文学家所用。《甘石星经》在宋代失传，今天只能从唐代《开元占经》里见到它的片断摘录。它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早二百年，《甘石星经》在我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张遂（一行）（683年－727年），唐朝高僧，着名的天文学家。主要成就是主持编制《大衍历》，制造天文仪器、观测天象和主持天文大地测量等方面均有重要的贡献。 纠正了我国古天文算学着作——《周髀算经》关于子午线“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错误计算公式，对人们正确认识地球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设计制造了黄道游仪、浑仪、复矩等天文测量仪器。

祖冲之，南北朝天文学家祖冲之除了研究数学外，祖冲之还非常注重天文学的研究。他发现前代的历法不够精确，采用历法推算出来的天象有时与实际天象不符。于是，祖冲之博览古历，在吸取前代历法精华的基础上，根据自己长期观测天象的结果，于33岁时创制了《大明历》。在《大明历》中，祖冲之首次引入了岁差，还采用了391年设置144个闰月的精密的新闰周。这些做法，都是对前代历法的重大改革。他在《大明历》中所采用的一个回归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天数只相差50多秒；采用的一个交点月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1秒；在制历过程中，他发明了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正午时日影长度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这个方法为后世长期采用。

沈括是北宋时期一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他不仅精通地理，而且对天文、数学、医学、农业等学科也颇有研究。30多岁时，他在参中编校昭文馆书籍的工作中，开始学习和研究天文学。他注重实际观测，通过学习和实践，他认识到岁差现象引起天象的变化是一种自然规律；他解释月亮是因为受太阳光照射发光而产生圆缺变化；他科学而生动地描述了常州陨石的坠落过程，并准确地判断出其成分是铁；他还注意到行星的视运动有往复现象。

后来，沈括在主管司天监工作期间，致力于整顿机构，强调实际观测，添置了新的天文仪器。在制造新浑仪时，他对传统的浑仪结构进行改进，简化浑仪的方向。为了测定北极星与北天极之间的距离，沈括亲自参加观测，每天上半夜、午夜和下半夜各观测一次，连续坚持了三个月，画了二百多张图，断定出北极星离北天极“三度有余”。

徐光启（1562—1633）是我国明末着名的科学家，是第一个把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人。崇祯帝授权徐光启组织历局，重新编历。徐光启力主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法的同时，参用西历，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请了三位传教士参与此工作，编译成了《崇祯历书》。这本系统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巨着，包括了欧洲古典天文学理论、仪器、计算和测量方法等。在编历中，他还注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介绍和西方观测仪器的引进等工作。他所主持的编历工作，为中国天文学古代向现代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李善兰（1811—1882年），清代天文学家、数学家。在天文学方面，他翻译了赫歇耳的《天文学纲要》一书，名为《谈天》，于1859年出版。书中介绍了哥白尼的学说，李善兰在序言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说明日心体系和行星运动中的椭圆定律等是客观存在，他还批判了前人对哥白尼日尔爾心说的攻击。他对天体椭圆轨道运动等的解算进行过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算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第一次在中国使用了无穷级数的概念来求解开普勒方程。他的着译甚多，他曾将自己主要的天文、算学着作汇编成《则古昔斋算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