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他们对中国人没什么看法。觉得自己在别人心中有对方会想我们是怎么样的,觉得老外歧视我们,或者觉得老外认为我们很穷,或者我们很勤劳,的人是偶像包袱太重了。
比如别人提到的,老外认为我们吃苦,勤劳,爱家,只是因为我们在问她们。他们被迫要夸我们。
你出门问在中国的老外,觉得中国怎么样?99.9%会夸奖我们。 当你问别人的时候。别人要编造一些好听的话给你听。
完全是是自己的意淫。就像是你平时会专门去想一下意大利人是怎么怎么样吗?不会,你对他们没有看法。因为他们在你心中不重要。老外心中,中国人也不重要。
别人没空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你们遇到的主动会去了解我们,会主动去关注我们的老外,都是已经被中国“吸引”,无论是讨厌还是喜欢,那些只是0.1%
主要的99.9%的外国人根本没空想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❷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及当下的民族主义
第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产物,其兴起、发展和高涨都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义的侵略有关。日本因素,是我们考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但在1895年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平均大约每20到25年对中国发动一次军事侵略,而且这些军事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占领中国的领土,而是要进行经济利权的剥削,即把中国变成其商品的倾销地和原料的供应地。可以说在1895年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是慢性的与渐进的。但1895年以后这种压力骤然升高,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发展到垄断亦即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从以前的商品倾销为主变成了资本输出为主,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另一方面,通过明治维新而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开始取代西方列强中的英国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与此前的西方列强不同,日本不仅要掠夺中国的经济,而且还想占领中国的领土,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它通过发动1895年的甲午战争,割走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岛屿,辽东半岛后来虽因三国干涉而由清政府出巨资赎了回来,但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岛屿则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与此相一致,中国的民族危机也在1895后日益严重起来。正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被梁启超等人作为一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介绍到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清末民初的兴起和形成。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能得到发展,一方面是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关。五四爱国运动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发展的标志,而引起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则是在巴黎和会上,因日本的阻扰和美、英、法偏袒日本,中国收回被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掠走的山东权益的失败。至于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更是日本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企图灭亡中国的结果。迈克尔·弗里登曾经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3]
第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发展和高涨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自它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所以要“排满”,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不仅仅在于它是满洲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且还在于它是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权和“洋人的朝廷”,正是它的专制和卖国,才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所以,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实现中国的富强。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之所以要“合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20世纪的“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
五四前后民族主义一个最为显着的特征,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虽然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但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包括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足,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对帝国主义还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而到了五四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正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而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特征一,便是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和各个民族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
当然,除了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外,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还具有其他一些内容和特质。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具有对外反抗和对内建设两个面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亦不例外,即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对内寻求中华民族的认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如清末民初的“民族建国”,抗战时期的“抗战建国”。但总的来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更偏重于对外反抗的一面,究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是摆在全体中华儿女面前的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如果被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了,不存在了,又如何实现“民族建国”或“抗战建国”呢?因此,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阶级、政党、集团或个人,谁能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提出更有利于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并积极领导或投身于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谁就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占得先机,并最终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笔者在一篇对话中曾经指出,人们常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最终没有成为历史的选择,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其阶级基础。其实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不仅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同时也造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相对不强大(与西方无产阶级比较中国的无产阶级的人数要少得多),为什么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了胜利呢?这就说明,把自由主义没有成为中国历史选择的根本原因归之于资产阶级力量的不强大是有问题的。它是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得从自由主义理论以及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发展,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或民族的自由发生矛盾或冲突时,自由主义者往往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优先的原则。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力,而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始终显得有些隔膜,也很难得到绝大多数国人包括广大青年学生的认同。和自由主义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始终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因而得到了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了最后胜利。[4]
第三,既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兴起、发展和高涨的,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那么,就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在其兴起、发展和高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和自信心,对于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比如,由田汉作词、聂尔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的产物,它问世后,便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各地,文化界名人曹聚仁曾经这样描述到:“从敌人进攻沈阳的那天起,中国民众心里,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一个英国人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传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综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5]《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愤歌声,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激励着他们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前进!直到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仍然具有激发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的作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必须把它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还包括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如民族分裂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学术界之所以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意见分歧较大,有的是基本肯定,有的是基本否定,笔者想没有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进行区分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像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一样。封建主义文化肯定是落后和腐朽的文化,我们应该给予坚决的否定和批判,但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中既包括封建主义文化,也包括一些非封建主义文化,如农民阶级的文化、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提出的进步文化、一些具有超时代的普世价值的文化,等等。对于这些非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就应该一分为二,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近代以来一些人之所以彻底否定传统,主张全盘西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对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加以区分,误以为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都是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当然要彻底否定。再如,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也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但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除社会主义文化外,还包括一些非社会主义文化,如时下的黄色色情文化、封建主义文化残余、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等等。这后一类文化是落后、腐朽的文化,我们理应加以批判和清除。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所起的历史作用,肯定它的积极意义。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民族主义,如民族分裂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则应加以批判和否定。比如,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和顽固守旧分子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宣传尊孔复古思想及排外主义,国民党和一些反动政客文人以民族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宣扬“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些具有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人以民族主义鼓吹大汉族主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分裂,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搞民族独立,如此等等,诸如此类的民族主义无疑是错误或反动的社会文化思潮。它们虽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主流(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主流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但影响极坏。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历史从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甚至到80年代之前,在斯大林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民族主义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比如,《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关于“民族主义”的条目就是这样表述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般来说产生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已经消失。但民族主义思想的残余还将长期存在,还会不时地干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损害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不利于执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对外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民族主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谨慎妥善地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转化成敌我矛盾”(《中国大网络全书》简明版,第3395页)。受此影响,民族主义长期得不到研究,甚至没有人敢提民族主义,更不用说有民族主义思想或思潮的存在。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形形色色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受此影响,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后,民族主义在中国也再度兴起或高涨起来。
当然,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或高涨,除受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外,也还有自身内在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使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不断增强,敢于向西方说不,表达自己的民族诉求;二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诸多非议以及少数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一再挑衅(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撞机事件、少数西方国家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干扰、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和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以及近来的钓鱼岛事件等),给中华民族以强烈的刺激,这是近年来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重视对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加上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赶超意识,使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空前增强,因而也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度兴起或高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下的民族主义呢?
第一,我们认为,把民族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这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照抄照搬,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主要是依据西方的历史和现状而言的,西方民族形成较晚,其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中国民族形成较早,其民族主义形成也较早,那时还没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然,那时的民族主义还是一种传统民族主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和形成于清末民初,其思想来源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虽然在五四运动之前,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和形成的主要力量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按照传统的说法,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认同、接受和宣传过近代民族主义,他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还被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称之为民族英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战胜自由主义,成为中国历史的最终选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优先于个人解放、个人权利这一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无论从民族主义产生的源流,还是从中国共产党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看,把民族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都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就现实的理论而言,我们党对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明确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虽然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相当的距离,但不可否认,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爱国当然是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所以爱国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而认同和弘扬本民族精神,是民族主义的特征或表现之一。
第二,我们认为,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它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是说我们喜欢,它就存在;我们不喜欢,它就不存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或对待它。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所谓“适度的民族主义”,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它的表达方式是文明的,而非暴力的,一切言行都必须符合理性,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二、它的规模是可控的,活动是有序的,不能搞狂热的群众运动。
为什么说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呢?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有对内和对外两个功能,对内,它能强化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对外,它能展示中华民族的意志,给敌对势力以强大的心理压力。时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到深水区,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尤其是由于一些官员的贪腐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较为紧张,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这有利于凝聚民心,缓和国内矛盾,从而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国际上,一来由于美国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的实施,其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二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上演购岛(钓鱼岛)闹剧并使钓鱼岛危机持续升温,再加上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南海不断挑起事端,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空前紧张,中国的周边环境明显恶化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坚强意志,同时也能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强大的民意支持。实际上,民族主义也是对外斗争的一种武器。
如何才能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呢?我们认为,要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就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开放言论空间(包括网络和平面媒体),给广大民众提供能自由表达其民族主义诉求和言论的平台,并且可以就一些民族主义的议题展开讨论,以求在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广泛共识;一方面要加强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的正面引导,坚决反对和取缔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行,对于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不能使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干扰或破坏改革开放大局。
在当下,如何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一直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和最凶恶的敌人,亡中国之心始终存在。1895年之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都与日本的侵略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1945年日本虽然战败投降,但至今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不仅没有对本国的侵略历史以及由此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有过深刻的反省和真诚的道歉,相反,还否定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的存在,参拜靖国神社,为甲级战犯招魂,宣扬“侵略”未定论。近年来,由于经济的不景气,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右翼势力抬头,他们力图修改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改自卫队为国民军,扩军备战,从而使日本重新走上向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发展道路。而日本要重新走上向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把矛头对准中国,这是上世纪20年代末“田中奏折”所确立的基本国策,也是近来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并使之危机持续升温的根本原因。所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这可能是中日两国无法逃避的宿命。对此,我们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充分做好与日战争的准备。
中日两国虽然必有一战,但这“一战”越晚越对中国有利,从目前两国发展的趋势来看,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我们要在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的前提下,想法没法尽量推迟战争的发生。由于中日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我们可以不再继续小泉时代的中日两国“政冷经热”的政策,而应采取“政冷经更冷”的策略,给正陷于经济衰退中的日本以巨大的经济压力,因为中国是日本工业产品尤其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的主要市场,一旦失去,日本的经济复苏或振兴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只有给日本以巨大的经济压力,才有可能迫使它改变目前的对华政策,从而达到“以经止战”的目的。据此,我们认为,应该支持至少默许民间提出的“抵制日货”和不到日本旅游的倡议,加大对日本产品进口的检查和限制。“抵制日货”,这是经济民族主义,在近代史上也是中国人民多次使用过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有效武器。
第三,除了如何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外,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国内民族分裂势力有所抬头,尤其是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疆独、藏独活动猖獗,对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另一方面,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也日渐增多起来,这对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前一方面是敌我矛盾,后一方面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如何解决后一方面矛盾,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我们要加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逐渐弱化各民族人民对本民族(如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苗族等)的认同,多宣传中华民族,少讲某一具体民族,使各族人民树立起一种大民族(即中华民族)观,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这方面我们应向美国学习,美国不仅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还是多种族国家,但美国从不讲你是哪个民族的人或哪个种族的人,只讲你是美国人,是美利坚民族,很少刻意强调国内各个不同民族或种族间的区别或差异。
其次,我们要坚决反对人为地强行推动民族同化。但各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或同化则是一种自然现象或进步趋势,我们应该顺其自然,并加以正确引导。比如,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以及对外交往的扩大,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的语言因不便于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逐渐消失,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全世界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种语言在消失。对此我们应该顺其自然,大力推广普通话,而不应该像一些地方一样,强迫中小学生学习正在逐渐消失的本民族语言。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和风俗习惯的消失也是如此。这些民族的服饰和风俗习惯之所以会消失,或是不方便生活或劳动(服饰),或是落后烦琐,不符合现代生活(风俗习惯)。对于这些民族服饰和风俗习惯的消失,我们也应该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可以把它们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遗产(服饰)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保存下来,但没有必要去提倡、推广或恢复。
复次,在维护并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建议对个别少数民族的照顾政策进行微调。现在一些地方实行的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政策。例如,笔者是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人,土家族。根据国家政策,湘西的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可加20分,而汉族考生只能加5分,这一方面造成了少数民族考生和汉族考生教育权利的不平等、不公平,生活在同一地区,接受的是同一水平的教育,为什么汉族考生就要比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少?另一方面是人为地制造了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甚至矛盾。由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加分比汉族学生多,因此很多本来不是少数民族(土家族或苗族)的学生也改成了少数民族。这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前土家族只有几十万人、而现在有几百万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笔者建议,类似的照顾政策,可以从以前的以民族为标准改为以地区为标准,凡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学生,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享受同样的照顾政策。这样一来,突出的则是地区意识,而非民族意识,是地区差别,而非民族差别,这有利于增强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❸ 华春莹称今天的中国不是120年前的中国,我国发生了哪些变化
今天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主要明显的变化有以下几个,
3、很多单方面早已经是世界第一,
虽然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强国,还比不上美国,但是从某些单方面来看,中国早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就比如中国的高铁,中国的互联网这些单方面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
4、已经是很多国家必不可少的贸易伙伴,
以前的中国没有人愿意和我们打交道,很多国家也会过来欺负我们,但是这100年来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强国,也成为了很多国家不可少的贸易伙伴,甚至有的国家非常依赖中国的进口和出口,
比如说泰国的旅游业,如果没有中国游客,泰国的发展不会像现在这么好,可以说中国游客成为了泰国旅游的支柱,
这120年的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很多行业都在崛起,也有网友感慨一头沉睡中的雄狮正在苏醒,
面对现在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华制裁,中国也早已备足了工具箱,
那些西方国家总是把中国想的太简单了,他们认为制裁中国还像100年前那样容易,但其实他们真的错了,
现在西方国家比如英国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完全就是美国的从属,其实他们心里也不想制裁中国,但是有美国的压制,所以就乖乖听话了,
❹ 旧中国的耻辱和今日中国的强大的资料
耻辱
9.18被大多网友认为是国耻日!
西周幽王无道,致使王宫被洗。
汉高祖三十万大军被困白登七日,靠贿赂冒顿的阏氏才得以残喘脱逃。
西晋怀帝被匈奴俘虏,愍帝出降,西晋王朝终结。第一个被外族灭掉的王朝。
石敬瑭甘当“儿皇帝”
宋朝多次被金、元所败
明朝,倭寇征服中国东南。除大陆部分被收复,其他岛屿被日本纳入版图到今日。
明被后金所灭,“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近现代的种种耻辱事件,羞于启齿……!
当代中国人的素质令外国人鄙夷,以至国外华人羞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圆明园事件、南京大屠杀
排名第五 五胡乱华
这可谓是中国第一次经受异族的大规模入侵,皇室南迁,中原人民惨遭荼炭,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南北对峙,其结果,导致从夏商周经春秋战国,再到秦汉,直到魏晋的中华上古文明终结。连民族成分都有了极大的改变。是文明进程的转折点。从八王之乱一直到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这近三百多年,民族仇杀,宫廷政变,层出不穷,混乱不堪,其中的历史暴虐而又残忍。起初那些游牧民族对汉族,极尽压迫侮辱之能事,现代我们骂人的话,比如“懒汉,无赖汉”等等就是那个时代传下来的,原先在那些异民族心中所敬仰的“天汉”早已被“懒汉,无赖汉”所取代。可谓耻辱。从而也导致了冉闵的起义。幸亏天不亡我中华,由于那时的华族的血气,英勇的抵抗,使异民族重新正视了我华族,从而才产生了,所谓的“汉化”。才有了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的改革。才开始了以华族文明为主的文化融合,在此之前,不知死了多少人。但鲜卑贵族相较之后的蒙古满清,毕竟心胸开阔,眼光长远。他们继承了中华的精髓,同时又保持了本民族的优点,同时又输入了佛教文明,创造了一种变革过的文明——中华中古文明。可是,隋唐以后的中古文明继承了一部分的精髓,有许多的独特的东西,还是消失了。比如许多绚丽灿烂的上古神话,从而使我们现在看楚辞中的很多典故名词,不知所云。还有宝剑的制作方法和其所承载的“剑道”也在隋唐慢慢失传了。因为游牧民族打仗不用剑。而日本经过东汉直到六朝的学习和吸收,渐渐发展,到现在便成了他们的“国粹”了。而我们在现在只能通过隋唐之前的史实和虚构的武侠故事,来想象这种如梦如幻的武器了。
排名第四 第二次鸦片战争
我一直有个疑问,高中历史书上说,是由于英法想获取在华更大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我也看了不少资料,上面也丝毫没有提及有关鸦片什么事,那么为什么要叫第二次鸦片战争呢?首先,先看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其实是一场贸易战争,是英国人为了取得通商的权力,也就是为了贸易平等,而不是为了交清政府赔鸦片钱,更不是为了合法的卖鸦片。说白了,鸦片只是一个由头。不是鸦片,也会为了其他的东西。而我们的历史书为了让我国更加充满道义,特地把此次战争叫作鸦片战争。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目的相同,只是要求清政府开放的更深入,并给他们最惠国待遇,既然有了一次鸦片战争,又目的相同,就叫其二次鸦片战争吧,又是道义上的胜利。因为乍听起来,就象两次为了公开贩毒而进行的战争。
而它的起因是,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采取阳奉阴违战术,违反合约,暗中阻止与欧洲的贸易,使英法的贸易不能开展下去,英法恼羞成怒,又找了两个由头开战。从而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按说本应该到此为止,但咸丰皇帝受不了了,认为损害了天朝颜面,责成僧格林心伏击了在大沽口前来换约的英法公使。当场用大炮炸死了多名,这也是高中历史书上所说的大捷,又扣押了十几名前去交涉的使者,清廷认为只要抓住匪首,其余军队就会不战而降。就这样英法登了陆,直奔北京杀来,咸丰逃到了热河,而那些被扣押的使者活着的只剩下几人了,后来的事,便众所周知了,英法为了向清政府示威,火烧了圆明园。
此战可谓奇耻大辱。有两方面:第一方面,英法联军可谓残忍凶暴至极,被屠杀的京师民众可谓不计其数,满清耗费数百年的民脂民膏建造起来的圆明园,万寿园(颐和园的前身)被一把火烧尽。而更为痛心的是储藏在两园之中,满清数代皇帝从民间搜刮得来的字画古董,历代瓷器,大多是极精品,我国现在流失海外的国宝,很多就是圆明园的.还有数量极多的,从康熙直到咸丰,不惜工本,制造出来的工艺品.(说句实话,本人及其不喜欢清代的建筑和工艺品,尤其家具,装饰品,服装,做工虽及其考究,材料及贵重,但十分繁复俗气。而其中集大成者就是故宫,里面的建筑大多是清朝造的。可谓俗不可耐,根本不能与汉朝的大气,唐朝的雄浑,宋代的清雅,明代的简洁相比。)但毕竟都是国宝。经此一烧,可谓中华文明的浩劫。
第二方面:偷袭和扣押英法公使的做法,极其没有信义,使得我中华在外国人眼里成了没有信义的野蛮国家,之后打赢了也就算了,还不堪一击,最后被打趴下还得和谈,简直丢尽了脸面。所以二次鸦片战争,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耻辱,有所遭受到的耻辱,也有自己做出来的,当然英法也不是什么好人,但其火烧圆明园,也有部分原因是受了偷袭和扣押公使的刺激。总而言之西方我国印象的急转直下就从这里开始。
排名第三 甲午海战
这不用说,是众所周知的奇耻大辱。可是让我胆寒的是,开战之前,日本举国上下,积极备战。上至皇室,明治天皇节食,皇后卖首饰。下至平民百姓,妓女捐卖身钱,士兵因为天皇一天只吃两顿,他们自觉只吃一顿,拼命攒钱买吉野号。当时,明治的口号是越王勾践能卧薪尝胆,他也能做到。这使我想到,在抗美援朝时,全国各界节衣缩食,用来购买飞机大炮,和小学语文书上的一个苹果的故事。
经此一战,蕞尔小帮日本迅速崛起,而老大帝国,加速没落。而对清廷的改良惨遭失败,一部分的国人觉醒,发现要救中国只有推翻清朝一法。后来,经过百日维新,庚子国变,和对清廷所谓的“新政”绝望之时。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说句实话,本人是觉得改良比革命要好,循序渐进总比突如其来要来得稳定,和易于接受。但满清贵族的食古不化,狭隘短视,死抱着利益不放,实在是无出其右。辛亥革命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可谓最符合汤武革命的标准。
再讲句题外话,我总觉得向中国周边的那些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在中国衰弱之时,会变本加厉的侮辱侵略中国,而这些国家古代长期仰视中国,深入研究学习中国。而近代又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对付起这些国家来相当棘手。比如,日本韩国越南印尼等等。还有个台湾地区。
排名第二 甲申国难
1644年,中华文明从此绝嗣。剩下的只有四百年的鞑靼文明,而当今再国人和外人眼里,中华文明就是鞑靼文明。这固然拜张艺谋的电影,众多的清宫戏,和唐装所赐。但我们与真正的中华文明断绝关系,却是从这里开始。诚然中华文明发展到明朝末期,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很严重,明朝的灭亡就是例证。虽然有天意,比如连续十五年的干旱。导致中原旱灾蝗灾遍地,颗粒无收。从而导致李自成剿而不灭。但人祸也很致命。朱明历来的寡恩刻薄,崇祯的刚愎自用,南明的内斗。集权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死路。是已到了变革的边缘,内部的改良改革,虽然还不成熟,还有很多是清初的反思,是受明亡刺激的,但已经初露端怡。
如果注入象隋唐一样豪放的血液,那也不是不可以。但历史选择了最不好的结局。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只相当于黄巢,其结果肯定,必败无疑。但中国最多再分裂割据一次,还没有亡天下。南明偏安一方,最多只是又一个南北朝,又一个宋金对峙。好歹也保住了中华文明。可满清入关完全凭的是运气。入关后,他们一方面极端自大,一方面又极端自卑。而自大与自卑是相辅相成的,从而经过一系列的血腥的措施,中华文明就断送在他们之手了。直到现在,产生了要看宋代之前的中国到日本,要看清代之前的中国到韩国,这种事情了。
排名第一 靖康之难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当金兵攻入东京时,整个赵宋皇室除了一人以外全部被俘北上,而那个侥幸逃脱的皇子就是赵构,而被俘北上的官僚及其家属更是不计其数,而他们大多都被变卖作了家奴,有些低级妓院的妓女竟然是丞相的女儿。而文化方面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金人在靖康时代是非常野蛮的,见人就杀,见物就抢。宋朝积累文化财富被焚毁洗劫一空,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浩劫。而这也是中国被西方赶超,乃至落后,摆下了伏笔。
也是后来种种历史悲剧的起因。更为可悲的是,后来的明朝,并没有继承宋的辉煌文治成果,从而导致了甲申国难,中华绝嗣。而日本也是在那个时期对中国文明由崇拜转向了反思,顺便提一句,象相扑,茶道,插花,马球等等的很多文化艺术也是那时消失的。
❺ 少年中国说诉说了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强国结合今日之中国你认为他的心愿实现了吗试着把你的观点写下来
他的心愿实现了。 因为今天的中国充满了生机勃勃,我们伟大的祖国在科研、教育、国防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再是100年前那个任由他国宰割的弱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得到充足的加强,虽如此,但仍需要我们新一代青年继续努力,牢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是梁启超,本文是节选片段。课文用激情磅礴的语言,热情的赞美了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光明前途的热切希望,非常富有感染力。这篇课文描述了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的强国梦想,结合今日之中国,我认为他心愿实现了,毕竟中国现在不用受压迫,中国已经是独立自主,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
《少年中国说》之于当今的意义未必不及之于那个时代的意义,国智、国富、国强、国独立、国自由、国进步,国胜于欧洲,国胜于地球,也许当今时代更需要一群这样的中国少年,更需要一个能够川流不息、海纳百川的少年中国。我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富国,才能强兵,只有强兵,才能不挨打。国富是国强、国不挨打的基础,一个国家只有年轻一代强盛,国才能强盛;只有年轻一代雄于地球,国才能雄于地球。
❻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20年前的中国,如今的中国可以用哪些形容词来描述呢
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可以用以下的形容词来进行描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以及兵强民富。经过120年的发展,其实我们国家的各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优势,而且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当中的,我们国家已经完全可以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了,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更快的。
中国能够拥有如此好的发展,而且是因为我们国家拥有非常大的潜力,中国不仅仅拥有非常大的资本优势,而且也拥有很多的人才优势,我们中国的人口是非常多的,人口红利是这几年发展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最大的一个优势。
一、中国的经济是非常繁荣的。我们国家最厉害的其实就是经济方面的发展,因为我们国家经过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家如果想要提高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就必须要让经济发展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我们国家的出口贸易量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合作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我们国家的企业已经走出去了,并且拥有很多的成绩。
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因为中国的各方面和世界其他国家相对比都是拥有非常大的优势的,中国的发展速度以及各方面都已经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也正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才会得到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支持的,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也越发的提高了,我认为在未来还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的,毕竟我们国家的发展要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工作。
❼ 百年前被英国人当笑话,如今却成真!拿破仑对中国评价的那一句话是什么
拿破仑评价中国是一只沉睡雄狮,一旦被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1816年,英国使者拜见清朝皇帝,想进入中国国内发展经济。在当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了大跃进,所以在他们看来打开中国国门是迟早的事情。可惜这个使者还没见到嘉庆皇帝就被赶了出去,因为他不愿行跪礼。当时中国处于封建时期,封建社会皇帝是最大的。不愿意给皇帝下跪,被丢出去也是想象之中。
曾经的中国在沉睡着,但是,现在的中国便是一头苏醒的雄狮。并且震撼着世界。中国的崛起早已势不可当。如有想法,大家可一起探讨。
❽ 如何评价中国
-章敬平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上世经八十年代初,罗大佑唱出了先行一步的台湾,从农业文明向工业 文明过渡进程中的失落与彷徨。20年过去了,反观21世纪初叶的中国大陆,问题早已不再仅仅是置身工业化的浪潮这么简 单。因为,我们既可看到一个改革中效率毕现的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可以看到一个转型中显失公平的隐忧重重的中国。
究竟如何把握和描述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25年前从台湾泅水至大陆的高级智囊林毅夫说,当下的中国,正处 于200年来最好的时代。持相反观点的少数人认为,这是一个腐败肆虐的最坏的时代。被人称作“社会良心”的经济学家吴 敬琏援引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又是一个坏的时代。
聚讼纷纭的局面表明,时代越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对当代历史的兴趣就越发浓厚。《拐点:决定中国未来的12 个月》(注:本书为作者新着)的畅销证明了这一点。我发现,人们对仓促间写成的欠考究的文字并不在意,他们感兴趣的是 ,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间的中国是否真的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中国是否真的走到一个时代的拐点,并开始25 年后的第二次转型?
据我的初步观察,读者对本书的态度,大略有三:
“认同”。持此观点者认为,我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整合和梳理,提供了一个批阅时代的模木和标本,这是一种对 社会走势较为精确的独特解读和提炼。
“反对”。持此论者指称,我描述的12个月,只是一个节点,我将一个节点说成“拐点”,显得过于随意,更有甚 者,将我责备成一个时代的“吹鼓手”。
“中立”。持此观点的人觉得,我很敏锐地把握住“公平”、“人本”和“多元”等这些时代命题,这也的确是胡温 之年所呈现出来的一些鲜明的趋向,但一些同样在这一年内发生的,不一定符合这些趋向的重大事件,被我有意无意地疏漏了 。
认同也好,反对也罢,任何评价都是读者的自由。于我,则坚持己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执掌中国的邓小平背离了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径选择,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 这次转型的一个重大标志,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改变了“一大二公”体制下的“平均分配”。
肇始于2003年3月的第二次转型,修正了25年来不曾松懈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径。GDP的风向 标被拔除,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改写了赢家通吃的旧格局。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转为社会体制改革为主的方向性转变, 凸显了中国第二次转型的方向,显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基调。所以,我强调此间12个月,是中国第二次转型的一个时代 拐点。
我在论述己见时,直接采用了以下判断:“公正主义”终结“富人时代”;“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多 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谓的终结,只是“行将终结”,或者说“可能终结”。判断句的使用,只是 希望用一种更为鲜明的方式,提请读者注意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
凭借12个月的新政断言中国走向,为时尚早。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但我要辩驳部分同仁对我写作此书的动机 的善意曲解。他们谓我借解读“当代史”之机,曲折表达我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某种期待,试图造成推动社会变革的民间舆论压 力。
我从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可是我对此间12个月的梳理,只是一个记者对当代历史的技术化的解读。写作此 书的过程中,我始终注意避免将个人在政治上的主张,渗透其中。这是因为,较之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更为技术化 。-
❾ 你认为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和以前的几代人有什么不同
很高兴为你解答
作为现在的年轻人,首先来说我就是感觉非常自豪的
因为现在的生活还有环境都比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更应该努力的去工作,去学习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能有所帮助,谢谢
❿ 在华日本人怎么评价中国
《中国人的智慧》的作者松本一男,1925年出生于台湾,东京大学毕业。多年从事中国学以及金融方面的研究。着书有《毛泽东评传》,《周恩来的处事之道》,《三国志中的座右铭》,《中国人和日本人》等。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或者一个民族的性格,可以说相当程度取决于其国家的自然环境以及长期经历的历史经验。打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中国东面临海,西,南,北三面与其他国家接壤。其陆地上的一万多公里的国境线是人为划分的,所以很容易被侵犯。不要说国境被侵犯,中国还有过整个国土全部被其他民族侵占的历史,五胡十六国、元、清等就是例子。这对于四面由海洋所保护、历史上只经历过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历史(指二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的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对于有复杂多样历史境遇的中国人来说,自然应该具有独特生活智慧。对于中国人来说,以下的气质较为突出:
1,忌讳战争。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多次被侵略之苦,所以也很厌恶去侵略别的国家。
2,大国意识强、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最好并以此而自负。
4,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
5,憨厚,忍耐力强。
6,保守,不易改变。
7,生活节奏比较缓慢。
总之,在严酷的环境中经历了数千年磨炼的中国人比较缺少乐观的精神。下面从一些侧面来探讨一下中国人所具有的独特智慧。
“慢慢儿来吧“--中国人的生活节奏
本世纪初以乘船为主要交通手段的时代,初到中国港口的外国人都对在港口干活工人的劳动节奏,尤其是劳动号子的节奏感到吃惊。被称之为“苦力“的中国工人,喊着慢得没法形容的劳动号子在劳动,因为拍子节奏迟缓,与之相配合的手脚动作也就慢腾腾的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象清晨中国公园里打太极拳的节奏差不多。看到如此情景,平时习惯于快节奏的日本人会目瞪可呆地感到:“这个国家的人,怎么会这么悠闲?“对于急性子的日本人来说,中国苦力们的慢节奏的劳动被认为是故意偷懒。旧上海日本人乘人力车时,总是扬着拐杖用日式中国话大声喊:“快快的!“。因为急性的日本人一登上人力车便想尽快到达目的地,所以人力车夫们很讨厌搭日本客人。在旧满洲煤矿及港口,常常可以看到日本工头甩着鞭子对苦力们喊:“快快的!“。因此除非给相当高的工钱,中国的苦力们都不愿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家们,即使不懂其它的中国话,也绝对懂“慢慢的“这句话。并把其作为形容中国劳工的词语。其实日本人并不懂,苦力们乍看上去象偷懒似的慢悠悠的劳动,是他们进行长时间持续劳动的智慧。象日本工人那样的蛮干,身体往往支撑不住。中国人不仅日常生活的节奏慢、作商业买卖也是慢腾腾的。香港、深圳不动产的出租契约,期限是三十年、四十年,甚至还有长达“九十九年“的。对于出租契约一般为二年或三年的日本人来说,只能认为这是在开玩笑。从中国人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明白他们不慌不忙的生活态度,即使在北京、上海这种繁忙的大城市里,也很难看到象日本人那样一路小跑似走路的中国人。中国人甚至打仗也是慢腾腾的。三国时代,刘备率蜀国大军攻入吴国,直逼夷陵。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夷陵是军事和交通的要地,一旦被突破,吴军的根据地江陵和夏口也将被直取。可是蜀军进军至靠近夷陵的地方便驻扎下来,以图解除远征疲劳。守卫夷陵的吴军将领也采用闭们不战的拖耗方针,试图拖到敌方疲劳时,再进行反击。吴军一拖就是半年,等到蜀军已疲惫不堪时才大举反攻,用火攻大败蜀军。如果换成日军,大概不会象吴军那样有耐心慢慢地忍耐半年吧。不管怎么说,中国军队采取慢慢地拖垮敌人的不屈不挠的战术,可以说是其特长。中国人的这种“慢慢儿来吧“的态度,虽然优点不少,但也有缺点。“慢慢的“缺点之一是时间观念松弛,没有争分夺秒的精神。在中国农村开会,迟到一、二个小时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事。《史记》中有个“尾生之信“的故事,其大意是:尾生和恋人约好某日某时在某地的桥头约会。可是尾生在约定的地点等了几个小时也不见恋人,这时天降大雨使河水猛涨,但尾生却不肯离去,终于抱着桥栏杆溺死。此后中国人便用“尾生之信“来形容非常守信用的人。不过,在日本人看来,为了等一个不按时约会的恋人而死实在不值得。“慢慢的“缺点之二是效率低。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在文化、思想、技术方面都是最优秀的,所以并不急于摄取其他国家的知识和文化。对欧洲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也采取慢慢吸收消化的消极态度。相反,日本人则积极、热心地吸取新知识,新文化。1543年葡萄牙人把火枪传到了日本,三十二年后日本军队中就出现了火枪部队,从此火枪便成为日本军队中不可缺少的新兵器。火枪便传到中国的时间比日本还早,可是八十年后丰成秀吉出兵朝鲜时,中国明朝的军还没有火枪部队,而且到一百五十年后明朝灭亡时,中国军队仍没有大规模地使用火枪。仅此一例便知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速度观念之不同,在吸收先进国家的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速度差异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日本明治维新后数十年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中国却很难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人的勤劳程度并不比日本人差,但效率却明显不如日本人,这不能不说和中国人时间观念有关。与喜欢求快的日本人相反,中国人采用不急不躁,但坚持到底的生活态度。“慢慢儿来吧!“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从长期历史经验中得来的一种智慧和生活感觉。“马马虎虎“--中国人的办事方针日本有句骂人的话“马鹿“(八嘎牙路),一般认为是从《史记》中“指鹿为马“的典故而来。秦始皇死后,实权被宰相赵高所掌握。赵高有一天献给秦二世皇帝一头鹿时说:“陛下,献给您一匹马。“年轻的二世皇帝莫名其妙地对左右的大臣说:“奇怪,这明明是一匹马呀。“大多数的大臣为了讨好赵高都说:“的确是鹿不是马。“
后来日本人就把连马和鹿都分不清的愚者叫做“马鹿“(傻子、笨蛋)。中国人有句常说的话:“马马虎虎“,即是马是虎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动物的意思。这种草率的感觉和表现,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日本人难于理解的。日中国交正常化以来,出现了不少合资企业,虽然有搞得好的,但也有中途受挫的。不成功的理由有各种各样,但其中之一就是日中双方对契约的考虑方法不同。日方认为,一旦签订了契约,中途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应绝对履行和遵守,这是商业的道德。而中方则认为:固然应该遵守当初签订的契约,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途中适当修改一些也没关系。所谓买卖,是应该随机应变的。
1978年,中国政府和日本的新日铁、三菱商事等大企业签订了合资的宝山钢铁公司。1981年1月中方突然以外汇紧张为由,单方面提出中止第二期工程。这使日本企业吓破了胆,已投资了数千百亿日元的设备,突然被中止,怎么能受得了?而且作为有绝对信用的国家政府,又不是民间企业,怎么能随意破弃契约呢?可是中方则反论道:“并不是我们以自己喜好随便不履行契约。由于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不得已不能履行原先的契约。难道双方不能寻找一个互相妥协的办法吗?“这个问题最后以日本政府的出资援助使工程得以持续而解决,但日方从此感到如履薄冰。另外,中国人崇尚“肚量大“、不拘泥于小事的人,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的日本人往往被中国人指责为“太小气“。但日本制品之所以质量好也正是由于日本的技术人员斤斤计较出来的,“不拘小节“恐怕亦是中国制品质量粗糙的原因之一。在日中合办的企业里,因为双方办事态度不同而引起的争执不在少数。中方抱怨日方“气量太小、挑剔过分“,日方则抱怨中方“粗枝大叶,马虎过分“。中国人认为:既成的法律、规则、契约、约束等,不见得完全正确,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与实情不相称的情况,这时就不应拘泥于先前的约束,而应作出与实情相应的扩大解释。比如做买卖,卖者希望尽可能卖得贵些,而买者则希望便宜些买到,为了达成买卖,两方不是都需要有点“马马虎虎“的态度吗?但是在近代社会中,从国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间的贸易、雇佣,都以契约的形式进行,以至于有人把近代社会称之为契约社会。发达国家都把契约看作有绝对的约束力,应该无条件地被执行。所以认为可以对契约持“马马虎虎“态度的中国人,很容易被指责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这是大概是中国难于与其它国家进行良好合作原因之一吧。“没有法子“--中国人的政治观中国从未出现过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都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专制制度。历代的执政者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把国家的军队建立成一支专门保卫自己的军队,把民族的文化转变为捍卫自己统治正当性的学问。在长期的高压政治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对政治十分消极冷漠的态度。许多人对现政不满,但也只是消极地说:“没有法子“。但并不能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看破红尘的消极态度,得出中国人没有政治反抗精神的结论。中国人虽然嘴上说“没有法子“,但内心里却并非认为已经真正“没有法子“了。“没有法子“是中国人在高压政治下的一种忍辱负重的策略,不能因为中国人总说“没有法子“,就认为中国人容易屈服。在日中战争以前,许多在中国的号称“中国通“的日本浪人,把中国人这种消极冷漠的政治观认为是容易屈服的表现。他们说:“**人根本没有什么爱国心,一提起国家来开口闭口就是“没有法子“。所以只要给中国一个军事打击,中国人就立即会屈服。“这种对中国人一知半解的看法,是当时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之一。另外,中国人的政治观之一,就是把从事政治活动与赚钱联系到一起,即所谓“升官发财“。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被残酷的政治所愚弄,庶民一旦作了官就变本加厉地榨取、折磨民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中国历代政治黑暗,官僚与贪污、贿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旧日本军队中,新兵受长官、先辈的欺负属家常便饭。新兵每天被长官、先辈打嘴巴、挨训。受尽非人折磨的新兵成为老兵后,即使再老实的人也会象魔鬼一样对自己的后辈进行同样甚至更加厉害的欺负,如同复仇一般。在中国,受尽官吏榨取折磨的庶民作了官后,就变本加厉地榨取折磨民众,可以说象旧日本军人折磨新兵的复仇心理。历史上中国百姓的梦想就是“升官发财“,尤其科举制度出现后,受长年榨取之苦的民众都抱着这个复仇的梦想。因此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吏就是“贪官污吏“,清官奇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