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释词义有哪些

⑴ 我国最早的解释词义的专着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着，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

《尔雅》是辞书之祖。《尔雅》最早着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载作者姓名。书中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汉语词汇。它不仅是辞书之祖，还是典籍——经，《十三经》的一种，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尔雅》成书于战国或两汉之间，上限不会早于战国，因为书中所用的资料，有的来自《楚辞》、《列子》、《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而这些书是战国后的作品。

(1)中国解释词义有哪些扩展阅读：

《尔雅》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训诂汇编，其体例和训诂方法，对中国的训诂学和词书编纂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的古汉语词典和方言词典，体现的还是它的编纂宗旨，即用今言解释古语，用通行语释方言。这一编纂宗旨，体现了人们对词书的最普遍、最基本的需要。

《尔雅》解释的有单词、复词，也有四字的成语和古籍中难懂的句子。成语和语句大多出自《诗经》。我国词典把成语单列为词条，也始自《尔雅》。总之，《尔雅》多种多样的训诂方法，大多被后世的训诂着作和字书、辞书所继承和发展。

⑵ 中国在权威字典里的解释

“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但它无疑是咱们汉民族但它无疑是咱们中国人“唯一指定，享有专利”的词汇。
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视点完全是以我们的“国族”（随其不同的历史内涵）为转移。对汉奸大家都骂，但骂来骂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离现在也有几十年光景。余生也晚，就连抗日战争也没赶上。在我印象里，汉奸形象的定位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辩有关。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爱国主义高唱入云。可是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也就层出不穷。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气节”二字。但这类讲法之于男人就象贞操之于女人，其实是配套概念。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问环境。其逻辑的如出一辙还影响到文学表现，典型手法是拿刚烈女子臊失节男子（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让人觉得“侠谷刚肠剩女儿”，“几个男儿非马牛”。我们看历史，只问个人的“有骨头”、“没骨头”，往往失诸空洞抽象、虚假失真。
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讲，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早先与“胡汉”相当的概念是“夷夏”。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实在乱。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交错，血缘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后来秦并六国，统一者并非中原诸夏，而是他们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是楚人，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的结果，本来也是替“荆蛮”出气。
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有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他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楚。此举若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楚竟因此而复。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太大，如果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
要讲汉奸，照例得从汉朝讲起，特别是从汉征匈奴讲起。因为《满江红》的“饥餐”、“渴饮”，《苏武牧羊》的“留胡节不辱”，都是出典于此。司马迁为汉将军立传，《李将军传》和《卫将军传》是鲜明对照。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凡出征主帅，都是一色的皇亲国戚、宠爱嬖幸，其他人本事再高，也得甘当配角，任其摆布。这些人都很乖巧，专拿“奉法守职”、“少言不泄”取媚于上，即使指挥无能也数数益封，故地位虽高，而口碑极差，“天下贤大夫无称焉”。相反，李广地位虽卑，性格虽暴，“悛悛如鄙人，国不能道辞”，但“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司马迁是因“李陵之祸”才发愤着书，当然对李陵充满同情，但《史记》作武帝之世，不免讳言陵冤，反不如《汉书》敢讲话。据《史》、《汉》二书，陇西李氏本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可他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惨：广心高命奇，自结发大小七十于战，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卫青赌气自杀。广有三子：当户、椒早死，敢被霍去病（卫青之侄）暗杀。及陵（当户子）为将，但愿一取单于，重振家声，反而身败名裂。天汉二年，陵自告奋勇，为贰师（李广利）分兵，汉武帝惜骑不予，路博德羞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结果遇匈奴主力（八万人），血战浚稽山。虽威震匈奴，重创单于，然道穷矢尽，陷围无救。不得已，遣余卒溃围，己独出降（当时所谓“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并非贪生怕死，乃思得其当，有以报汉。武帝不察其隐，只恨其败（恨他不给李广利长脸遮羞），竟把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马迁处以腐刑。后来武帝虽悔陵无救，派公孙敖将兵迎陵，敖无功而还谎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诬，收陵母弟妻子尽诛之（古代军人的家属往往是人质），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
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字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因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随而媒孽其短”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
读《史》、《汉》二书，你会发现，那时的军人太苦。文帝时冯唐有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赏可不行，罚则必用。武帝时，地方吏治虽号称“破觚为圜，斫雕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但在军队中却依然是“法若凝脂”，密不透风。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逗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竟因期会失道，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陵若生还，可想而知。所以若从“组织”的观点看问题，李陵倒也并不冤枉。
不过，在李陵故事的结尾有一戏剧性场面。李陵不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吗（而且即使是在“民族大团结”的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原谅？）可是汉武帝死后你猜怎么着？汉政府却特意差他的老乡到匈奴去看他，告之“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他“来归故乡，无忧富贵”。而李陵也真倔，居然说“归易耳，恐再辱”，“大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汉政府的良心。在他看来，大丈夫贵在从一，忌在反复。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
陵自尊如此，仍有广之风。
中国的南北之争或“胡汉之争”一直贯穿于民元以前的历史。但它的高潮是宋元，特别是明清之际。中国的汉奸史重头戏正在这一段。最近，读李治亭着《吴三桂大传》，我发现吴三桂真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他既不是寻常所见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象，“冲冠一怒为红颜”，全是为了一个女人才叛变。
吴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一六七八年）几乎全都是在马背上度过。前半生（从一岁到三十二岁）在明末，是“旧朝之重镇”；后半生（三十三到六十七岁）在清初，是“新朝之勋臣”。这个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连本阶级视为寇雠的李自成，他也考虑过投降。以气节论，似一无足取，从过程看，则震撼人心。荣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吴三桂的一生他分为三段：“明末悍将”、“清初藩王”和独树一帜，正好是三部曲。其变形之迹耐人寻味。
作为“明末悍将”，三桂有点像汉陇西李氏。他出身辽东豪族、武功世家，不但弓马娴熟，以力战名；还世受皇恩，幼承庭训，满脑子全是忠孝节义（他十六岁时曾闯围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军中的王牌，战斗力最强。可是当明清鼎革之际，官军同流寇交攻，外患与内忧俱来，他所处环境太微妙。当时明、闯、满成三角之势，螳螂捕蝉，雀在其后，他非联闯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十万，三桂之兵则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之策。再者，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
这样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张学良、马占山一类人才能体会得到。
在历史是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先安内而后攘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人为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最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
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国大英雄。
吴三桂作出其最后选择，内心一定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吴三桂早就是满人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将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人早已降清，皇太极本人和他的亲友曾去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没有降。后来闯陷京师，他宁肯考虑降闯，也没有打算降清。我推测，这中间固有利害之权衡，但也不乏名节的考虑。因为他的家属，包括老父、继母、弟妹共三十余人，俱困北京，于明于闯都是人质，如果当初弃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还落个“不忠不孝”。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它的代价仍然很大，为此他不惜挥泪作书，与父诀别，忍看全家被杀，但至少名节无亏（为明平闯是“忠”，舍父讨贼是“义”）。然而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胥，南明也把他视为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哀公。满人夺取北京后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而是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多尔衮的主意很清楚：你吴三桂不是想报“君父大仇”吗？好，我就让你去报。正好让他“为王前驱”。三桂既然选定了这条险道，“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越滑越远，从剃发为号到拒见南使，从追杀李闯到进军西南，终于一步步变成最大的汉族降臣。闯是平了，仇是报了，但明也灭了，节也毁了。实际上当了个伍子胥。
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明朝上下，从廷吏到边将，从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已，乃自取灭亡。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帮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璧全圆满，不惜编造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三十年的卧薪尝胆，现在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举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萦系着此类脆弱和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像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参考文献：（原载《读书》1995年10月号）

⑶ 中国的古称为什么是“华夏”“华夏”的寓意是什么

“华夏”和“中华”的来源及其含义 ——这两个概念体现了古人的民族优越感
(2015-03-15 13: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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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化、历史与文学

“华夏”原来的意思类似于“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这里的“华”是一个形容词，大意为“光荣、文明进步”，代表先民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后来用“华”简称“华夏”，再受早已存在的“中国”一词的类推影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了“中华”的用法。弄清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概念，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的来龙去脉，也有益于提高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

我遍查了各种权威性工具书，发现它们对“华夏”和“中华”如此重要的历史文化概念的解释都是一笔糊涂账。然而这两个概念不同于一般的词语，搞清楚它们的来源和含义不仅有助于提高民族认同感，而且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一个民族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才能明白自己能到哪里去。
《辞源》对“中华”的解释为：我国古代华夏族兴起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因称其地带为中华，亦称中原、中国。这就搞混了三个概念之间的时间关系，其实“中国”一词比“中华”早出现1000多年，而且这三个词在表达上也有明确分工：“中国”是政权概念，指统治的疆域；“中华”是民族概念，指的是族群；“中原”则是个地理概念，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工具书的解释大同小异，它们给读者徒增混乱。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历史渊源。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服从），恭天成命。”蛮，指南方民族；貊，指北方民族。有人把“华”和“夏”也看做两个位居中原的民族，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其实这里的“华”是一个形容词作定语，用来修饰“夏”的。要明白这一点，请看下面分析。
如同“汉人”来自汉朝一样，上古汉语的“夏”则是用中国第一个朝代来称呼相关的族群。夏朝约建于公元前2200年，标志着中华文明史的开端。最早的三个朝代夏、商、周之间具有文化上的传承关系，这一点孔子说得很明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很向往这三个朝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多次说到“夏”，而从来没有提到“华”，可见“华”并不是与“夏”平行的另外一个中原族群的名称。同时，历史上不存在一个叫“华”的朝代。
“华”的繁体字是“华”，上面有个草字头，就是“花”的最早写法。《诗经》中只有“华”字而没有“花”字，它共有三种意思：①花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桃夭》）②开花，抽穗：“昔我往矣，黍稷方华。”（《诗经·出车》）③光华：“尚之以琼华乎尔。”（《诗经·着》）
“华”由植物的“花朵”义发展成一个褒义的形容词，表示光华、繁荣、文明进步之意，“华夏”的“华”就是取这种意义。“华”还可以用作动词，表是“增加荣光、荣誉”的意思，例如：“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乎？”（《国语·鲁语上》）“华国”就是“为国增光”。
到了周朝，“夏”就不再专指朝代，而常引申指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族群或国家。孔子以“诸夏”来称呼周朝的诸侯国，例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诸”是“多个”的意思，“华”是“文明进步”的意思，“华夏”代表着先人的文化优越感，所以它常与周边少数民族对比时使用，比如孟子这样说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下》）显然，孟子认为用文明的“夏”文化引导落后的蛮夷，而不是相反。
“华夏”成为一个词后，就出现了用“华”一个字来代替整个概念的用法。例如：“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左传·襄公十四年》）“华”的这种单独使用为“中华”一词的出现创造了可能性。
“中华”这个词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才出现，例如：“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沉翳哉！”（《三国志·诸葛亮传》）又如：“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
（《魏书·宕昌传》） 那么“中华”是怎么出现的呢？最合理的推测是，这是来自与“中国”的类推影响。 “中国”已经在《诗经》上出现了，原指周王朝的都城，至迟到公元前三世纪就指黄河和长江流域各诸侯国（详见附文）。既然“华”单用时与“中国”的概念基本一致，随着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发展，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中华”这个双音节词。
因为“国”与“华”的来源不一样，也导致了这两个词的今天用法也有明确分工。“国”原来指都城，强调的是疆域，今天则主要用于国家政体特别是疆土的概念，如“中国领土”。“华”原来指属性，表示光华、文明进步，今天则主要用于指示种族，所以可以说“华人”、“华语”、“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等，而这些地方的“华”都不能换为“国”。
顺便交代一个语文知识。当“华（华）”指示“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后，它原来表达与植物花朵有关的意义就逐渐写成“花”了。汉语史上常见这种现象，由于概念分化而导致字形分化。
最后，来简单总结一下。“夏”是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后用它称呼族群或诸侯国，这与“汉人”用法的道理一样。“华”原来是花朵之意，后引申出光华、文明进步的意思。“华夏”指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诸侯国，是相对于周边少数民族而言的，它蕴含着古人的民族优越感。后来“华夏”又简称为“华”，进而因受早已出现的“中国”一词类推的影响，在魏晋时期出现了“中华”的用法，尔后它作为我们民族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附录：《“中国”一词原指“西安”或“洛阳” 》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3000年之前的《诗经》中，那时的“国”意为“都城”、“京畿”，专指周朝的都城——西周的镐京和东周的雒邑，即今日的西安和洛阳。《诗经》里的“中国”都是“国中”的倒序，意为“都城之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洛阳城里”。尔后“中国”引申指整个周王朝统治的天下，包括黄河和长江流域各个诸侯国，再由此自然引申出今天“我国”的含义。然而辞书普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是指位于中原的国家，其实这是谬解，历史上从来不存在只有这种用法的时期。

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是怎么来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即使最权威的工具书都解释错了，以致以讹传讹，导致华夏儿女大都不知道自己祖国名称的来源。就拿《词源》来说吧，它是这样解释“中国”一词的来源的：

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代，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礼·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

上面这是最为流行的关于“中国”来源的说法，词典所给出的最早例子是《礼记》，而这部经典是汉代初年（约公元前一世纪）才成书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例子中的“中国”并不一定仅指黄河流域的华夏诸国。
“中国”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的《诗经》已经广泛使用。根据《说文解字》，“国”是一个形声字，外边的方框表示“城郭”，繁体字里边原来是“或”，指示这个字的读音。“国”的最早意思就是都城、京畿，专门指周王朝的国都，“中国”的本来语序应该为“国中”，就是“都城之中”的意思。例如：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诗·大雅·民劳》
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毛诗·大雅·桑柔》按：炰烋，傲慢。

上古时代的语序跟今天的不完全一样，比如《左传》中的“城濮之战”今天则应该说成“濮城之战”。《诗经》里“中”的使用顺序也与现代汉语的相反，比如《诗经·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中谷”就是“谷中”的意思，即“山谷里边”。又如《诗经·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就是“河中”的意思。
《诗经》中所有“中国”的用例都是“国中”的意思，意为“都城之中”。周王朝先后定都镐京（西安）和雒邑（洛阳），那么很自然，《诗经》中的“中国”就是“西安城里”或者“洛城里边”的意思。
普遍这样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有很多国家，那么位于黄河下游的中原国家才叫“中国”，这是相对于周边诸侯国来说的。然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个时期，孟子和庄子时代的“中国”就可以指包含各诸侯国在内的华夏大地。例如：

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上》
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庄子·秋水》

显然，上述《孟子》用例的“中国”就包括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庄子》的例子则说明“四海”之内都是“中国”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和庄子之前并不存在这么一段时间，其间“中国”是仅仅指地处中原的国家。可见，“中国”一词由原来的周朝都城一下子就引申来表示周王朝统治的所有地区。
也就是说，“中国”在《诗经》是指周王朝的都城，后来泛指周王朝统辖的整个“天下”。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有很多诸侯国，然而它们都是周王分封的，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周王朝是月亮，诸侯国是星星，形成众星拱月的政治格局。各诸侯国都与周王朝是宗亲关系，每年都要向周王朝进贡交税。所以，周王朝的天下就是一家。
“中国”也不是相对于周边的所谓“蛮夷”的少数民族而说的，因为在上古时代，这些周边的少数民族不被认为是“国家”。所以，《词源》的解释是不可靠的，古时中原人不会以“四方”的少数民族为参照系来称自己为“中国”。注意，《诗经》中所说的“四方”是指都城之外的所有地方。
“中国”的词义引申过程也符合汉语的发展规律，即从局部引申为指整体。比如“眼”本来指黑眼珠子，后来指整个视觉器官。又如，“脸”本来指眼睛下边那一小块儿，后来指整个面部。如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原来指周王朝的都城，后来扩大到整个周王朝的统治地区。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知道自己祖国名称的来源。

⑷ 中国一词的词义在历史的演变中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周代；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外交文献始于1842年的《南京条约》.
中国正式作为国家名称是中华民国,简称中国,也就是叫作中华的国家.
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一词的由来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大致有两种解释：1．中国二字有京都、京师之意.最早这么用中国一词的便是《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据说这几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的,让他先从爱护京都的人民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安定天下.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毛苌,特意为“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注：“中国,京师也.”《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照现在的意思,不过是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子而已.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2．中国一词指古时华夏民族聚居的区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或称中夏、中华.当然也被称为中国.这些称呼,实际是指黄河流域一带.如《史记•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所讲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对黄河流域的几个国家的统称.
在我国古代,国家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同,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一词所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中国”这一名称在西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之国”.相传3000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度日影,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叫做“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到清代,处于清政府管辖下的全部领土,都以中国为：它的代名称.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才专指国家的全部领土,不做他用.
辛亥革命后,1912年成立民国,当时合汉、满、蒙、回、藏五个大族为一家,定名为中华,全称为“中华民国”简称“中国”,这个称谓才正式成为其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政治名词.1949年lO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
“中国”一词已经有着3000年•的使用历史,但一直只是作为一种：代指性名词来使用,没有一个王朝曾经将“中国”两字明确作为-其政体的直接名称.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署的国名是“大清”.
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一名,在外交文献上出现,始于1842年的《南京条约》.

⑸ 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着是什么

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着是《尔雅》。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
纂的词典。《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
之近于规范。

《尔雅》是辞书之祖。《尔雅》最早着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载作者姓名。书中
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汉语词汇。它不仅是辞书之祖，还是典籍——经，《十三经》的一
种，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本20篇，现存19篇。它大约是秦汉间
的学者缀缉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这些条目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
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yuè)、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
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chù)等19篇。

(5)中国解释词义有哪些扩展阅读:

作品评价

《尔雅》被认为是中国训诂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其中的今话是汉代的话。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古文的重要工具书。

由于《尔雅》在文字训诂学方面的巨大贡献，自它以后的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文字学、方言学乃至医药本草着作，都基本遵循了它的体例。后世还出了许多仿照《尔雅》写的着作，被称为“群雅”，由研究《尔雅》也产生了“雅学”。

⑹ 中国的解释

网络
中国，又以“华夏”、“中华”、“中夏”、“诸夏”、“诸华”、“神州”、“九州”、“海内”等的代称出现。
“夏”，在商、周以前有夏；“华”，是指华丽、兴旺；也有说上古华、夏同音，本一字。“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 华是指汉服，夏指行周礼的大国，而“华夏”的意思就是“身穿华裳的礼仪之邦”。
而汉语中的“中国”一词，最早指天下的“中心”——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河洛地带，中国以外称为四夷。古中国直辖地区为汉地，其周围四夷均为臣属之地，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2] 中国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四夷是居天地之偏者。[3] 汉代始建蛮夷邱，并促成汉文化圈，南北朝建“四夷馆”。明朝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等。自清朝统治中国以来，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宗主的局势渐渐被打破了。

⑺ 名词解释“中国”

中国，是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中华文化为基础，并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通用汉语、汉字，汉族与少数民族被统称为“中华民族”，又自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形成国家，后历经多次民族交融和朝代更迭，直至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局面。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建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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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势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面积的33%。山脉多呈东西和东北一西南走向，主要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阴山、秦岭、南岭、大兴安岭、长白山、太行山、武夷山、台湾山脉和横断山等山脉。

西部有世界上最高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43米，为世界第一高峰。在此以北以东的内蒙古、新疆地区、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

大兴安岭一太行山一巫山一武陵山一雪峰山一线以东至海岸线多为平原和丘陵，是第三级阶梯。海岸线以东以南的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海底资源。

二、地形特点

地形多种多样。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有雄伟的高原、起伏的山岭、广阔的平原、低缓的丘陵，还有四周群山环抱、中间低平的大小盆地。陆地上的5种基本地形类型，中国均有分布，这为中国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条件。

山区面积广大。通常人们把山地、丘陵和比较崎岖的高原称为山区。中国山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这是中国地形的又一显着特征。山区面积广大，给交通运输和农业发展带来一定困难，但山区可提供林产、矿产、水能和旅游资源，为改变山区面貌、发展山区经济提供了资源保证。

地势是地表高低起伏的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