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走向农村包围城市

㈠ 为什么中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主要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城市的反革命武装相当强大。革命队伍要战胜这个强大敌人，就必须长时期的积蓄和发展自己的革命力量，在力量不够时，避免与敌人决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想努力占据大城市，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血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要想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攻。因此，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二，中国农村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力量中比较薄弱，他们只是掌握着土地，没有强大的武装，并且农村的地区广大，使革命有回旋的余地，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三，在农村有利于展开土地革命。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的中国，有特色的城乡关系：即城市不能完全统治农村，广大的人力物力在农村，农村可以离开城市而相对独立存在。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搞武装斗争就必须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一展开，使得“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得到土地就会积极的参与到革命中来，工农结合的道路形成了。在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全国的革命形势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第四，有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了战胜敌人的基本力量。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打破思想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将中国的革命实际情况同马列主义衔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之一。

㈡ 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与苏联十月革命完成不同，具有开创性的革命道路，被后人称之为“井冈山道路”。但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却不是在井冈山，而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思考，不断提炼，进行理论概括而逐步形成的。她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密切相关，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结晶。

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始于井冈山，但未能在井冈山完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这是全党都在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苏联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无产阶级是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夺取革命政权的。受这一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正确地对待苏联革命经验，而是机械地把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照搬过来，效仿苏俄十月革命，把革命中心定位在大城市。随即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都先后归于失败。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不能简单地模仿苏联革命的模式。一部分善于思考的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杰出为代表。

1927年秋，毛泽东等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军进攻长沙周围的几个城市遭受挫折后，他没有附和大多数人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而是说服其他的起义领导人，毅然将起义部队带到罗宵山脉中段农村，保存革命力量。接着，他又成功地取得了井冈山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的支持和帮助，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随即在井冈山区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在实践上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山村正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工农武装和革命力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前委书记）进一部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

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和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基础上，首先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科学地解答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正确革命道路问题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但在此时，毛泽东尚未摆脱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当初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更多的是被迫和无奈，还不是自觉的行动。他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仅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作为将来配合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重要因素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在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前，1928年11月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曾明确地说过：“我们对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①他认为，赣南地处赣江上游的偏僻山区，只能影响江西一省，政治影响远不如井冈山，对夺取中心城市政权的帮助不大，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红四军是不到赣南去的。这证明，在井冈山，毛泽东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还未确立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思想。

二、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斗争实践。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行攻势防御。红四军1月14日离开井冈山，经遂川进入赣南的上犹、崇义。1月20日，占领大余县城。因与尾追之敌交战失利，原定“围魏救赵”的计划被打破，红四军只得向赣粤边境山区撤退，后在平顶坳、崇仙圩、月子圩、吉潭等地又数次与追敌交战，皆失利，红四军只得以每日八、九十里急行军速度摆脱敌人的追击，转战于信丰、定南、安远、寻乌、会昌、瑞金等县山区。2月9日，红四军在瑞金北部的大柏地设伏，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全歼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800余人，缴枪800多支，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并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在宁都党组织的帮助下，得到了初步休整和补充。2月18日抵达东固革命根据地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在东固休整一星期，体力得到完全恢复。因得知井冈山已失守，原定内外线结合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已不能实现。红四军吸取红二、四团的经验，取道广昌、石城向赣闽边界挺进。于3月14日在长汀西南部的长岭寨歼灭闽西土着军阀郭风鸣的第二混成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并进占闽西重镇汀州。在汀州城筹措了大批给养，完成了部队的改编，红四军又恢复到3600多人，还帮助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政权。

从1月14日下山到3月14日进占汀州，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地区转战整两个月，转了一个大圈，对赣南、闽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状况，革命基础，敌人兵力等情况都有了切身的全面的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发展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即“（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②在这一地区都基本具备，特别是东固根据地“用打圈子”对付敌人跟踪穷追的办法，使毛泽东深受启发，他强烈地感到在赣南、闽西地区完全能够建立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根据地。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果断地作出了“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相连接”战略决策，会议还特别强调，不管形势如何发展，“惟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③

当时，蒋桂战争即将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新形势。红四军按照前委的这一战略部署，利用敌人无暇顾及红军的有利时机，在长汀工作一段时间后，于4月1日，返回瑞金、于都、兴国等地分兵发动群众，并帮助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县革命政权。毛泽东还亲自指导兴国土地革命训练班，并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极大地推动了赣南土地革命运动健康发展和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同年5月和9月，红四军两次入闽，通过三打龙岩城，基本上消灭了闽西的军阀势力，极大地促进了闽西土地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在红四军的帮助下，赣南闽西广大贫苦农民已广泛发动起来，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红色政权象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至1929年底，闽西的长汀、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和赣南的瑞金、于都、兴国、赣县、宁都等县都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1930年春，以闽西苏维埃政府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为标志，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1年9月，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以“一苏大会”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标志，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及其发展前景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1929年4月毛泽东在瑞金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已有了很高的评价。他针对党内一些人轻视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问题，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来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④在这里，他第一次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随即，他在认真分析了当时江西的敌我态势后，认为赣北、赣西、赣东、赣南等处，革命势力都在向前发展，这些地区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就造成了包围南昌的形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夺取城市政权联系起来，初步闪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重要思想火花。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他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

三、东固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对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有很大帮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受到湘赣两省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这是毛泽东深感头痛的问题。这次红四军下山向赣南游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出路问题。但2月18日，到达东固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发现这里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严重摧残的境遇完成不同，这里“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⑤这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在东固休整期间，他认真考察东固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详细询问了东固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认真听取了李文林等关于东固根据地革命斗争经验的介绍。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使毛泽东深受启发。

在1927年至1929年2月南方白色政权转为暂时稳定，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都遭受敌人接连不断的进剿和“会剿”，普遍受到严重损失或挫折之时，东固革命根据地却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根据地由东固、延福等小块地方，发展到东西达34公里南北达60公里的广大范围，革命武装也由25支枪起手，稳定地发展到500支枪。这块根据地所以顺利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依据客观情况，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本地实际情况，适应敌强我弱客观条件的根据地建设策略。这就是公开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形式。这种形式，“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的形式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⑥“他们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⑦这在敌我力量悬殊，革命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不失为是一种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灵活策略。这与井冈山根据地受到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形成鲜明的对比。善于学习、总结他人成功经验的毛泽东，深刻地感到：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群众又没有完全发动的情况下，不能象固守井冈山那样搞“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而应象东固根据地那样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武装割据，要用“变定不居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来对付敌人的进攻。这使毛泽东找到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付敌人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有效方法，增强了他建立、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坚定了他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

四、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对毛泽东确立这一革命道路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听取红四军的情况汇报后，于1929年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信中不仅肯定了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要求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明确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而且还充分肯定“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⑧这对毛泽东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来信的正确指导下，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古田胜利召开。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大会决议即着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决议在军队建设方面，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会议决议在党的建设方面，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办法。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内达到空前的团结，战斗力大大加强。

中央的指示信和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进一步清除了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思想障碍，使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加快革命力量发展的问题。他回顾在赣南、闽西地区一年时间革命斗争过程，看到这一地区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壮大，看到广大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无穷力量，看到当地红色政权的日益巩固和赣南、闽西根据地不断扩大，与在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屡屡遭受挫形成鲜明对照。这使他进一步看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已开始形成。

1930年新年伊始，他在给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复信中明确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实情不适合的。”⑨这是因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即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复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总结了各地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革命斗争路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知，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⑩这在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以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党内通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为标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已从实践上升为理论。

综上所述，中国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没有创建中央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实践，就不会有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也就不会有中国正确革命道路产生。她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原理完全正确。
在一条是改革开放

㈢ 中国革命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主要原因为：

1、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即中国的城市不能完全统治农村，广大的人力物力在农村。

2、农村可以离开城市而相对独立存在。

3、地方性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

4、统治集团的不统一和矛盾冲突，为农村革命提供机遇。

5、已经有了新的政党和革命的军队和人民，有了战胜敌人的基本力量。

(3)中国如何走向农村包围城市扩展阅读

一、道路的基本内容

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

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二、道路的形成过程

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着作。核心是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以及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1930年9月中旬，攻打长沙失利，毛泽东等当晚在中正街（现解放街）协丰长绸布店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做出撤回江西、进攻吉安的正确决策，扭转了中国革命又一次严重危机。此为共产党第一次确立放弃攻打城市，优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1936年到1939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着作，从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特点和主要形式，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的成熟。

㈣ 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依据及其内容

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依据:
第一，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在内部没有民主，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没有和平斗争的条件，只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第二，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而中国革命的敌人又占据中心城市，革命只能在农村发动集聚力量，最后夺取政权。

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是如何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

（一）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
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

㈥ 中国革命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因为搞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就是为了让贫农雇农能够分到土地，调动积极性；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打破思想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将中国的革命实际情况同马列主义衔接的表现。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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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

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㈦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 求500字小短文。

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同时它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1）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国民革命失败后，在革命实践中冲破了教条主义“城市中心”的模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决定放弃进攻城市、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的新起点。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928年到1930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等着作，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农村为工作重心，以根据地为依托，以政权为杠杆，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从1936年到1939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发展成为完备的理论形态，成为全党的共识。到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彻底实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无论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对于历史和现实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外部没有完全的民族独立，内部没有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罢工的合法斗争权利，反动统治阶级的凭借着强大的武装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
第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自始至终贯穿的基本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对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启迪意义，为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㈧ 中国革命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合理性是什么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内无民主制度受封建主义压迫，外无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以革命武装消灭反革命武装，主要组织形式便是武装。敌人的统治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是薄弱地带．农民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

只有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才能组织发动武装农民，获得广大群众基础。中国革命的敌人长期占据中心城市，农村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城市，取得革命最后胜利。中国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广泛存在，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条件，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又使红色政权得以存在发展。

(8)中国如何走向农村包围城市扩展阅读：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是在经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这三大起义之后提出的。因为当时中共面临的情况是：蒋介石夺取北伐胜利的果实，制造四一二事变，马日事变，彻底和革命决裂。中共自己手中没有足够力量的军队实力，以至于在敌人富集的大城市发动的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但在农村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而且有利于发动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民群众，可以有良好的阶级基础，并且发动群众，军民合作，可以为革命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是很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㈨ 中国革命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合理性是什么

一方面，农民是中国主要人口，也就是主要产业形式，主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中国城市生活模式主要是外来而不是内生的，城乡严重割裂，就是搞好了城市也带动不了乡村。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内无民主制度受封建主义压迫，外无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以革命武装消灭反革命武装，主要组织形式便是武装。敌人的统治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是薄弱地带．农民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

只有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才能组织发动武装农民，获得广大群众基础。中国革命的敌人长期占据中心城市，农村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城市，取得革命最后胜利。中国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广泛存在，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条件，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又使红色政权得以存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