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如何对待世界的

1. 中国如何应对当代世界格局的变动情况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化、大调整的时期。金融危机不仅冲击现存的世界格局，而且前所未有地激起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秩序的愿望与决心。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后起的大国而言，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现在很多国家不仅希望倾听中国的声音，而且期待中国在国际秩序的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应当首先把自己的事办好，在保持国内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也应义不容辞地积极参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和协调行动，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来发展。
国际秩序是国际关系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国际秩序与世界格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各国间综合国力和各自的国家利益。世界格局中的国际秩序通常是国际社会中各种战略力量博弈的产物。
《联合国宪章》还规定了美、苏、英、中、法等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决策”的原则，实际上是确立了大国之间的制约平衡机制，同时保证联合国的权威性和高效率。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代国际秩序仍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确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中国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已呈逐步上升之势。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应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应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的方面。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提法表明中国与日俱进，根据新的形势，在国际秩序方面的建设性的战略思路。以此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和平形象，建设性而不是造反者的形象。这是在国际秩序方面向国际社会传递的信息。
今后，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中国将提倡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提倡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中国将提倡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通过WTO的规则解决经济贸易争端。以此推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外交中有“大国是关键”的提法，表明了大国因素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大国之间的关系已发生重大的变化，目前大国关系的特点是互相借重与互相竞争并存，各大国更注重综合国力的竞争。
中国作为后起的大国要和平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大国关系，以减少阻力，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近期看，大国之间协作多于摩擦。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但美国与中、俄之间原有的深层次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对中、俄的发展潜力仍有戒心，仍有防范和牵制的一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和欧盟、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的发展势头，有利于国际战略力量的平衡。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首先要发展自己，并致力于建立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今后，中国要进一步推动大国关系发展，以增加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

2. 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同世界的关系

1，可以说没有，中国和西欧都仅仅是生意上的关系。
2，亚洲国家，由于受到美国的教唆，所以不少国家对中国也很不友好，最让人痛心的就是华人国家新加坡。亚洲与中国很好的国家有朝鲜、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伊朗也可以。
3，英国紧密团结在美国周围，但又舍不得欧洲，法国与俄国有传统友谊，中国与俄国目前因为美国的威胁走到一起，但互相之间仍不断下绊子，法国与中国的民间关系不错，但因为本届政府的一些脑残作为，政府关系冷了不少。
4，亚洲欧洲的已经说了，非洲埃及对中国不错，其它都是看在钱的份上，苏丹、安哥拉还好一点，其它就差多了。大洋洲民间对中国不错，每年有不少人移民澳大利亚，但政府关系一般，北美洲同样如此，古巴与中国有传统友谊，堪比朝鲜，中美洲尽是些墙头草国家，南美洲生意上关系还不错。
5，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前苏联地区，但目前只剩下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对俄国比较忠诚。广大中东伊斯兰地区，除了以色列和几个海湾国家，其它都对美国很不友好，美国在非洲的利益还不多，谈不上友好或反对。美洲，主要就是古巴和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目前玻利维亚也有这种趋势，发展起来的巴西也越来越想摆脱美国的影响。亚洲就是朝鲜极端仇恨美国，其它国家都还不错

1、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2、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3、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
4、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5、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强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3. 历史上的中国人如何应对外部世界

反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力雄起与外患接踵时，往往就是中国中心论与文化优越论不断升温乃至急遽膨胀的历史时期。目前，中国正在走出近两百年来的梦魇与低谷，尤其应该警惕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论穿上偏执狂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华衮卷土重来。 虞云国前年北京奥运会，去年建国六十周年国庆大阅兵的强大阵容，今年上海世博会，经济危机中率先复苏的良好势头，GDP总量跃升世界排名第二，所有这些，让有些国人在看待中国国际地位时有点头脑发昏。大谈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乃至动辄中国不高兴的言论，不断在耳边聒噪。反思近代以前中国如何看待与应对外部世界的问题，也许会让人清脑明目，放正中国与世界的位置。 在古代，中国一词，最先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基于文化因素上的地域概念，或是基于地域内涵上的文化概念。大体从秦汉起，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开始形成，中国才逐渐用来指称国家实体，同时也隐含构成这一国家实体的主体民族。 相对中国，当时还有一个四裔的概念，其语义原是四边的意思，后经引申特指中国的周边。这一概念，隐然已有中国中心论的价值取向。《左传·文公十八年》说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表明当时中国人认为四裔都是蛮荒地区，其外则是魑魅的居住地。总之，中国的四裔都是拱卫华夏的蛮夷，按其方位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此意义上，四裔即四夷。 自先秦以来，古代中国人鲜明地划出中国、华夏与四裔、夷狄的界限，而所谓华夷之别、夷夏大防，主要不是族群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差异。孔子说过内诸夏而外夷狄，也是就其文化程度而言的：内诸夏为礼仪之邦，外夷狄乃化外之民。 最初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中国即天下，后因张骞、玄奘与郑和等出使的经历，对天下（世界）与中国（华夏）的大小观念虽有认知，但迟至明清，仍顽固地把中国等同于天下。即便不得不承认天下大于中国时，他们也依旧坚信，中国位居天下之中央，形成一种将四裔也包括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观。 这种中国中心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构件，附着于儒家思想之上，自始便有强烈的文化意义，并在四夷压迫中国时越发高涨。当北宋受到辽朝与西夏的威逼，学者石介就在其《中国论》里强调：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当中国一词用于国家概念后，大一统的中国君主，无不把自己视为整个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唐太宗表示：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这种观念不自唐太宗始，直到明清皇帝那里，仍能听到类似的声音。 周天子声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中国中心论已有足够的历史资源供其利用。作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理念，中国中心论就是自居为天下的中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宗主与藩属的君臣关系，中国周边的四夷（无论是民族，还是国家）应与腹地一样，只有来朝进贡，俯首称臣，才是天下之正义。贾谊有一段议论虽针对汉初形势所发，在古代中国却有普遍意义：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车舟之所达，人迹所至，莫不率服，而后称皇，也就是说，凡天子者，天下之首；蛮夷者，天下之足。 有学者把这种朝贡称臣分为中国与境外各国各族的关系以及与境内各民族政权的关系，认为前者是独立对等的国家或民族间的关系，后者是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但就接受朝贡称臣的主体而言，中国中心论的主张者对来朝客体从来不作本质区分。这有干隆朝自我标榜为证：天朝富有四海真所谓至于海隅日出，罔不率俾者矣！也就是说，海隅日出的普天之下，都必须来朝称臣。 中国中心论之所以需要维持这种纳贡称臣的形式，无非借此宣扬国力，夸饰太平，让中国的君主乃至其治下的本土臣民获得一种强烈的精神满足，沉迷于天下中心的地位。史载贞观四年（630年），连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忘乎所以地沉醉在来朝四夷世为唐臣的谀颂中。倒是元代史家马端临还有一份清醒，其《文献通考》曾说：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讽以希口，宜无不可。也就是说，中国中心论往往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感觉，甚至只是暗示对方说好话而求来的门面功夫。 中国中心论的外在政治形式主要体现在四夷朝贡、天朝册封，而秦汉以后逐渐自觉的中华文化优越感则是其核心意识。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支持，构成古代中国认识、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两大基本理念。 任何民族热爱自己的文化，是完全正常的。理性的认识是，不应该因此将自己的文化视为天下最优越的文化，并主张这种文化具有普世性，从而抹杀其他文化的存在价值。然而，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华夏体现文明，四夷体现野蛮。据吕思勉的《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这种中华文化优越论在春秋时期发足，而在秦汉以后不断强化。 在古代世界，中华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不仅朝鲜、日本等深受中华文化浸染的东亚国家对中国深表认同与仰慕，其他周边民族也对中国表示向往。周边民族与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向慕，是中华强势文化在外部世界的折光，而这种反射回来的折光，让古代中国人更加沉浸在原有的文化优越感中。干隆朝修撰《皇清文献通考》时就陶醉道：四夷自附于中华之礼教，是则圣人之道之大与圣朝之化之神也。 文化优越感以精神层面支持了中国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又以国家形式强化了文化优越感。这种互动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古代中国在处理外部世界事务时，对周边民族与国家往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大与不屑为伍的鄙视。于是，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四夷的关系中，不仅没有平等可言，甚至连起码的对等关系也不能接受。大业初，隋炀帝见到日本国书抬头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就大为不悦道：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傲慢与偏见。 这种态度，不仅有悖近代以来的平等观念，也违背了儒家素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在当时人的观念中，不仅严格区分华夏与夷狄的文化等级的高下，而且把四夷划入禽兽的范围。《左传》就有诸如戎狄豺狼之类视四夷为禽兽的言论，在二十四史《外国传》或《蛮夷传》里更是时有所见，甚至出自班固、魏征等政治文化精英之口。 当然不能要求当时人就具备所有民族、国家一律平等的现代意识，却必须承认，古代中国对周边民族与国家的根本看法，已经超出民族文化自豪感的正常阈度。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古代中国人对周边民族与国家抱有偏见与鄙视，造成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挑战难以有理性的态度与正确的应对。

4.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必然趋势。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如何对待经济全球化？
中国目前最关键的并不是反对或支持经济全球化，而应该立足自身，全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在意大利热那亚结束的8国首脑会议美其名曰首脑峰会，其实就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一起开的一个沙龙。这些占全球GDP80%-90%的大国对全球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现状下，即使规模再浩大的示威游行也不可能改变这些国家为自身利益着想的立场。
经济全球化后，诸如IBM这样的大型美国跨国公司就可以在全球各地进行零部件等原材料的采购、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从而使这些跨国公司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对那些技术和生产能力较弱的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后可获得的利益显然不及经济大国。由此拉开的差距是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的。
据悉，在俄罗斯这个军事大国被接纳为这个“富国沙龙”前，7国首脑会议曾有意拉拢中国加入沙龙。
但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全力增强本国经济实力，显然要比参加首脑会议务实得多。制定正确的战略：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中国应该在不形成对外过分依赖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资源，弥补本国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来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不知这样说对不对，但希望对你有用！

5. 中国该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

需要坚定文化自信。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在维护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交流互鉴，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担当，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和人类未来发展的积极贡献，是回应世界当下矛盾冲突和发展道路、未来前景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5)中国是如何对待世界的扩展阅读：

要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坚定文化自信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促进革命文化传承创新，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6. 中国应如何面对当今世界格局

这个问题应该让领导人的幕僚来回答。
当前的世界格局——仅限于政治层面——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以美、俄、中以为代表的势力以及这三方相互争取的势力。
俄方希望能重塑大国的形象和领头作用，但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已经不复当年。所以，实际上是中、美在对抗。但现在的对抗已经不可能是军事对抗，可以说，目前各方都是在布局阶段。
一个国家如何才能没有敌人？很简单，入主。不谈石油等经济上的东西，仅就政治而言，美国原来最实际的敌人是中东，但现在呢？经过一系列的“正义”的打击，阿富汉、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已经归美国所有，现在叫板的，并且对美国能形成压力的无非就是朝、伊等几个有限的国家而已。
反观中国，却在美国这样带着“正义”的打击中，捉襟见肘，步步退缩，但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包括叙利亚在内的这些国家，都太不给力了，这也是中国一直反对军事干预的主要原因。
或者说，中国希望以经济控制那些国家，而美国则直接就将其干翻在地，然后换个代言人，所以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率的。
现在中国只好尽可能的在非洲地区有所动作，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频频援助那些地方的原因，但天知道那些黑人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并且很明显，在那种乱糟糟的地方，这种效果并不明显。
并且现在，因为领土原因，中国已经三面受敌——东海的日本，南海的东南亚各国以及喜马拉雅山那边的阿三。
国内的事就不说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有所做为，非常难，因为照这样下去，包括伊朗在内，美国的敌人越来越少，世界上将处处遍布美国的代言人，而中国则会越来越孤立。
所以现在中国只能高调畅谈“和平崛起”并且致力于发展经济，希望通过经济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且抵消军事上的威胁——必竟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没有利益的战争只有弱智才会发动。
现在，中国只能退缩，继续退缩。必竟，地球是在转动的。

7. 中国如何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

我们中国在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我国应看清现状并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应对挑战，有效维护战略机遇。

1、利用外部环境机遇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世界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新常态并不是一种静态，而是一种动态。

危机是“创造性破坏”，它会消除落后产能，推动新产能发展。蓄势待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包括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的“互联网+”经济。

以创新技术研发为驱动的新能源变革，以构建国内和跨国互联互通网络为基础的综合发展，以绿色理念推动的新生活方式，以及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

这些产业将改变以往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步生成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以变革与创新为驱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新环境，是利用好新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要途径。

2、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促进优化发展环境

全球问题凸显是战略机遇期内涵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经济的深刻调整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都需要加强并改善全球治理。

为此，一方面需要推动现有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新的治理机制，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规则。

这既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又为我国发挥积极作用参与新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机遇。

3、积极主动应对挑战 有效维护战略机遇

从国际安全环境看，尽管和平仍然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维护地区和世界局势和平稳定的任务仍面临诸多挑战。

维护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符合我国根本利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国主动营造和平环境的重要举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打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抗冲突陈旧逻辑的重要方式。

(7)中国是如何对待世界的扩展阅读：

国际间战略利益的矛盾及其发展；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与配置；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及其斗争、制约、合作的态势；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以及战争威胁的性质和程度等。

国际战略环境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国际条件，对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有重大的影响，并决定或制约着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对象和敌友关系以及采取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任何一种战略，都是依据一定的环境条件而提出来的，在实施过程中都要受到这种环境条件的制约，因此，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和判断，是制定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特别加以重视的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

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各主要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战略利益关系入手，较系统地考察一个较时期内国际战略格局的状况和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趋势，综合分析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种国际化条件，判明本国遭受威慑的可能、方向、性质和程度，才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对策。

8. 中国应该如何面对世界形式的变化

首先有一点，不管世界怎么变，我们都要先发展好自己，然后再谈其他。现在世界总体的局势对中国有利，正是中国崛起的好时机。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但也只是总体上全局上看的。人均收入还是很低，政府要解决的国内问题很多，怎样实现公平，解决社会矛盾，是头等大事。全球经济市场低迷，中国应改变以往的出口倾向型经济，更多的依靠国内市场，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市场广阔，如果能优化国内市场的话，在内部就形成了一个运作的经济体。适当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