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如何在中国崛起

A. 什么是消费主义美术

1．消费主义的概念

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一词通常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强调消费者权利的消费者主权运动，有时也译为“消费者主权主义”；另一种意思是指缺乏批判意识地沉迷于消费。本文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消费主义的概念。对消费主义的含义，有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解释。一种认为它是一种行为实践，是指一个物品消费日益增长的事实或实践。另一种认为它是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教义，即把尽可能多的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作为其个人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要求（威斯特夫，1978）。

可以肯定地说，在本文中，消费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的购买欲望（黄平，1997）。消费主义不在于仅仅满足“需要”（need），而在于不断追求难以彻底满足的“欲望”（desire），消费主义思潮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

2．消费主义的成因

纵观人类消费史，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对节俭消费一直信奉不疑，节俭消费在消费思想史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仅仅在短短几十年之内，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就将之弃若敝履，转而奉消费主义为消费之圭臬，这实在是一种发人深省的思想突变。那么，消费主义何以会产生于发达国家，又迅速渗透扩散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呢?

笔者认为，消费主义在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并继而在全球流行开来，可从如下方面找到原因。

（1）经济因素。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迅速增长，由此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这使许多人都以为，社会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一种主张人们可以任意占有和消耗财富的消费主义思想便产生出来，并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产生了日益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腰包鼓了起来，这成为消费主义在中国流行开来的物质基础。

（2）政策因素。随着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鼓励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就相继出台。有了来自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推动，消费主义就有了更为适宜生存发展的环境和土壤。在我国，为拉动内需，也一度有刺激消费的政策出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些政策被误读为消费主义甚至浪费的依据。

（3）哲学因素。消费主义的滋生蔓延，还与西方哲学思想有密切联系。西方哲学在发轫之初就与东方哲学大异其趣。在西方哲学看来，人是一种真正的“理性动物”，人类的使命就是以其体力和智力了解世界，进而征服和控制世界，成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并使其为人类服务。这种哲学思想，不是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和睦相处、互助互利的朋友关系，而是看作一种征服与被征服，剥夺与被剥夺的对立关系。表现在消费领域，它主张人类有权无限地占有和挥霍物质财富，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所以，西方哲学思想是消费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了这一指导思想，消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4）市场因素。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宣称：“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许多人对勒博的号召做出了反应——也可以说，是生产商和销售商在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我们面前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数据是，2004年国内市场手机换机周期是18个月，2005年5月份的调查显示，该周期已经缩短到1年。

（5）心态因素。暴富者心态在当前国人心态中表现地比较明显。刚刚富起来的人们对财富还没有树立起正确恰当的观念，表现欲强烈，这也为消费主义的流行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二、城乡青少年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

本文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在21世纪初的中国，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青少年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判断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形成和出现的标准主要有二：一是青少年是否存在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高消费生活方式的普遍追求；二是对符号象征价值的消费是否正在成为青少年的主要消费选择。

1．青少年中的高消费现象

对于不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说，兜儿里揣着张用来透支的信用卡似乎已成为很平常的事情。“花明天的钱”逐渐成为许多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零点调查公司2005年4月完成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职场新人群体中，人均个人支出为1180元/月，高于成熟员工群体（1082元/月）。该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太原、长沙、武汉、沈阳、西安9城市的3515名常住居民进行了入户访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该调查显示，这一青年群体中对笔记本电脑的计划购买率为28.2%，是城市居民群体（8.7%）的3倍多，还有27.5%的职场新人计划购买数码相机。超出自己承受的能力的高消费的消费价值观，使他们很快成“负翁”和“月光公主”（每月收入花光的意思）。

由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完成的《中国大学生消费与生活形态研究报告2004）》显示，当前我国大学生每年的平均消费额约为1万元。而根据2003年国家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大学生的年平均消费额已经远远高出了同期中国人均年度可支配收入。该《报告》显示，除了正常的学费等支出外，大学生的支出结构中，还包括了情感支出、培训支出、旅游支出、网络通讯支出、数码支出、化妆品支出等多个种类。大学生中60%的受访者拥有手机。我们取其一点进行分析。据2005年6月11日《重庆晚报》报道，500名大学生两年间欠下70余万元话费。平均一人一年就欠下700多元。再加上两年间交的部分话费，这些大学生一年光手机话费得多少钱？

少年儿童的消费观念是怎样的呢？在分析少年儿童的消费观念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其消费状况。有诸多研究表明，在中国城乡的许多家庭中，少年儿童日渐成为消费的重心。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1999年在京、津、沪三大城市所做的调查表明，超过85%的家庭儿童实际平均月消费超过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一，即一个小孩的消费超过一个大人的消费。零花钱是孩子们自主支配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据2004年3月4日《新闻晨报》报道，根据对中日韩越四国儿童的调查显示，零花钱中国孩子最多。而我们的人均收入怎么能与日韩相比呢？孩子们的消费不仅成为家庭消费的重心，而且在家庭消费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少年儿童消费观念中的消费主义倾向同样令人忧虑。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向孩子学习”课题组研究后得出结论：今天的孩子令人忧虑的品质之一是“缺乏适度消费的观念”。

在青少年高消费的行为前面，往往打着一个“发展”的幌子，这可能是当前青少年高消费现象的一个特点。为了让孩子在所谓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家长们在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上不计血本。许多并不富裕的家庭为孩子购买了高档钢琴，并且花高价给孩子报了各种培训班，花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但投入与教育效益却不成正比。《北京晚报》记者2005年6月对北京某中学家长的调查显示，在高三一年家长用于孩子保健品、家教等的投入平均都在数千元。一位家长的说法或许颇有代表性：“自己再苦点，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

2．青少年对具有符号象征的价值消费时尚趋之若鹜

对消费主义行为和观念进行判断的重要标准就是消费者对符号象征价值的消费态度。

消费已成为当代青少年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方式。今年23岁的何萍是北京某外国语大学大四的学生，她现在正在用的手包LV樱桃包是直接从巴黎买来的最新款式。“我男朋友给我买了很多包包。还有就是香水，我的很多同学也一样。”她这样说道，言语中充满了自豪。何萍并非个案，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最近几年，世界顶级品牌一下子对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表现出了惊人的兴趣。全球奢侈品牌的流行口号是：到中国去！统计公司的调查数据给了这些顶级品牌最大的信心，根据高盛的一份统计报告，2004年中国顶级时尚品牌的消费额已占到全球的12%。普拉达（prada）集团首席执行官Patrizio Bertelli预测，到2010年，中国消费者在顶级消费品上的花费将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5至10年内，中国的顶级时尚消费市场将超过日本。

据中国品牌战略协会最新统计，目前大陆奢侈品消费人群已占总人口的13%，约1.6亿人。目前国际奢侈品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增长率超过80%，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10%左右的增长率。虽然顶级奢侈品的生产商盯准的都是顶尖人物，但中国的奢侈品市场的火速升温，却是被大批收入并不那么顶尖的中国时尚人群哄热的，他们对于顶级奢侈品的崇拜和不顾一切的追求，形成了顶级奢侈品大行其道的社会环境。这一群人并非富豪，但他们对顶级奢侈品的欲望却往往超过富豪，他们平均月收入在5000至20000元之间。一项调查显示，这群年龄在25至40岁的高学历、高收入的人是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大众力量。他们经常在奢侈品打折时消费，而且热衷于买一些顶级品牌的小配件，比如领带、皮鞋、皮包等。女士则对化妆品、香水、时装等更为钟情。收入中高水平的人会靠这些品牌物品来暗示自己也有能力涉足高档消费。

这正是消费主义倾向在中国蔓延的生动写照。下面，我们通过多个实证研究的结果，来分析青少年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中符号象征价值的重要性。符号象征价值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名牌消费的认同。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5年4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1150名青年中，买东西时看重品牌的占77.8%。只有1.8%的人表示不会受品牌的影响，另有20.4%的人态度模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8年9月进行的一项面对全国城市14-28岁青年的调查（有效样本6534个）显示，46.2%的青年“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就买名牌”，4.5%的青年要“努力多挣钱去买名牌”。该调查还显示，一半城市青年认同或非常认同“能挣会花才是现代人”的观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9年11月进行的“当代中国农村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涉及全国45个县，获得有效样本4099个，调查显示，42.5%的农村青年对名牌消费的态度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就买”，10%的农村青年要“努力多挣钱去买”，另有超过4成（41.5%）的农村青年认同“能挣会花才是现代人”的观点。

以上几项调查还显示，尽管大多数青少年名牌消费的主要动因还是出于对名牌质量的信任，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附加了更深的含义。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5年4月完成的调查显示，13.8%的青年认为名牌是身份的象征。

我们知道，象征性的品牌消费从其性质入手可以划分为两种符号表现形式。一是“示同”，二是“示异”。所谓“示同”，就是借助消费来表现与自己所认同的某个社会层或小团体的相同、一致和统一。青少年时期对于同伴认同的心理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表现在消费行为上的“示同”心态自然十分明显。同学穿耐克鞋，我也要穿耐克鞋，别人有斯沃奇表，我也要戴斯沃奇表。示同性的时尚消费让青少年获得了一种“群体成员感”，就如同获得了迈入“时髦社会圈”的入场券，从而摆脱了“落伍”的诟病。所谓“示异”，就是借消费显示自己与别人的差异和不同。你刚用上3000元的手机，我却早已用上5000元的甚至1万元的，以此显示我的与众不同。时尚消费中的“示同”或“示异”的具体表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攀比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对于自己达不到的消费水平不惜透支以达到，是谓“攀比”；对于消费品无休止的革新换代，总要站在时尚的潮头，是谓“炫耀”。

消费主义倾向只在富裕阶层的青少年中出现吗？回答是否定的。经验和以上的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尽管不同经济收入的家庭在消费水平和消费数量上差异很大，但他们在观念上或在现实中所追求的消费以及追求这些消费的意义都是相似的，即不断追求流行趋势和豪华“享受”。陈昕1997年对京津两地500多个案例的消费主义调查表明，不仅具有消费主义倾向的人达77.3%，而且不存在城乡差别。

根据笔者对家乡（山西南部农村）青年婚姻消费10多年的观察，发现在这一青年人生重要关口的消费10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了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具体来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地农村青年娶媳妇的总共花销平均约为8000至10000元，主要包括彩礼，家具、电器置办，酒席等费用，而最近两年，这一数额竟然涨到了35000至45000元。问题是，10年来，当地农民的人均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长。所以，娶媳妇、成家立业现在是横亘在许多农村青年面前的一道人生难题。但是，他们并没有质疑这种现象的根源。一位20岁的男青年说：“我也知道结婚时买齐冰箱、摩托不一定有用，但大家都那样，我要不办齐了会被别人看不起的。”

三、消费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影响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使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消费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是由青少年的特征和消费主义的特征共同决定的。

1．消费行为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大众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

人的思想是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换行为或者说消费行为成为人们最基本的行为。今天的青少年从其孩提时代起，就生活在商品的汪洋大海中。消费对于青少年发展而言，不仅是单纯地满足吃、穿、用等基本的生活需要，更包含了他们在消费活动中进行的学习和道德塑造，以及通过自身的消费形成价值观的作用。

时尚消费行为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越是保守的人，越不愿意追赶时尚，而在代际群体中，年轻的群体，由于更趋开放，更倾向赶时髦、讲时尚。而年老的群体，则相对更保守，不容易为时尚所动。

消费本质上就是文化，因为消费及消费品均是表达意义的符号体系和象征体系。消费主义在青少年中的扩散表明，支持这种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正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取得文化主导权地位。富裕从来不是奢靡的立法者，尤其不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直接原因。只有文化才能为一种生活方式提供价值、观念、知识以及道德上的合法性（陈昕，2003）。

在当今的新形势下，大众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设问：20世纪发生的大事很多。那么，人类登上月球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哪一个对人类生活有更大的意义呢？前者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而后者却是我们的生活点滴。只要想一想，当今世界上有数以十亿计的青少年正在通过电视、电影、MTV、互联网以及网络游戏等来认识生活，在其中形成有关美丑对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考和确认自己与这个社会的关系，那么，大众文化与人类登月哪个更有意义不是不言自明吗？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它是消费主义思潮的绝好载体。大众文化通过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样，传统文化与经济的界限模糊了，这使得大众文化比起传统文化形式，更容易走进普通大众尤其是喜欢标新立异的青少年的生活中，从而对青少年实施深刻的影响。这就是消费主义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中作用日益加大的根本原因。

2．消费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危害

消费主义思潮的蔓延对新形势下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多方面的危害。

消费主义思潮与我国的国情和主导道德观严重不符。

消费主义导致人们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的竞相攀比、竞争和模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使我国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环境和资源承受了巨大压力。消费主义对时尚的无节制的追求导致了产品社会寿命的大大缩短，导致了大量能源的浪费和废弃物的增加。面对一个半年内换了3部手机的时尚青年，你能说什么呢？消费主义者注重包装，导致商品包装过度而实质降低，真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市场上这样的商品还少吗？据有关部门统计，单是北京市场每年产生的近300万吨垃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就约有83万吨，其中60万吨为可减少的过度包装物。在全国每年的城市固体废物中，包装物占到了30%。全国每年平均生产衬衫12亿件，包装盒用纸量就达到24万吨，相当于砍掉了168万棵碗口粗的树。过度包装对环保构成巨大威胁，同时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消费主义思潮导致的大量浪费与我国的国情严重不符。统计表明，我国人均占有资源非常匮乏：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储量仅占世界0.7%，铝土矿诸量不足2%，铜矿储量不足5%，我国人均淡水资源排在世界第88位，在我国44种最重要的矿产资源中20年内耗竭的有14种。把我国称为一个“贫血”的国家，实在是恰当的。更为可怕的是，我国生产生活中的能耗大，浪费惊人。胡锦涛同志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国情不会改变，非再生性资源储量和可用量不断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制约作用越来越大”，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因为自然资源只有节约才能持久利用。要在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培育人人节约资源的社会风尚。而在真正达到节约资源，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除了必要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加强，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加强节约教育，抵制消费主义思潮的侵袭。

在我国，起根本作用的主导价值观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大力提倡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在这些道德规范中，“勤俭自强”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对于处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更是如此。而要做到勤俭自强，除要加强学习，提高个人各方面的能力外，就是要坚决地抵制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弄清楚消费主义思潮对个人修养的危害，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在遵守公民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很明显，消费主义思潮与我们社会所推崇的主导道德观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

第二，消费主义思潮阻碍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

消费行为和消费意识的教育是一种生存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做人的教育。青少年中蔓延的消费主义倾向，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反应，如贪图享受，不能吃苦；讲排场、爱慕虚荣；依赖性强、独立性差等。这对青少年形成健康的人格是非常不利的。

青少年要适应现代社会，必须具有健康的人格，其中所包含的基本品质有能吃苦、务实、独立等。经验和研究都一再表明，在物质条件过分优裕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娇气、缺乏毅力，吃不了苦。因此，教育者尤其是父母应有意让孩子吃点苦，再富也要苦苦孩子，是一种先进教育理念的表现。消费主义倾向容易使青少年形成爱慕虚荣的人格特征，这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实事求是、务实求真的精神是不相符的。爱慕虚荣的孩子往往不受同伴的欢迎，而且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比如现在假名牌泛滥就是虚荣心态的表现。没有钱穿名牌，又爱面子，只能买件假的充门面。经济条件好而又不知控制的家庭容易使青少年在高消费的环境下失去对金钱的准确感知，遇到问题和挫折时往往过多地依赖金钱去解决，从而缺少锻炼自己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这些都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消费主义不仅伤害沉溺其中的青少年自身，也会对同龄人造成伤害。比如大学里的贫困学生没有钱参加同学的聚会和各种高消费的活动，就只能选择主动和同学疏远，这种现象叫做“自我排斥”，因为他们的消费水平没有办法达到社会平衡的要求。

第三，费主义思潮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滋生的温床。

关于起源：http://www.gmw.cn/02blqs/2004-07/07/content_109338.htm

B. 消费主义最初定义

消费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道德现象，是指导和调节人们在消费方面的行动和关系的原则、思想、愿望、情绪及相应的实践的总称。其社会大多数人的多数行为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但其原则和方式仍只是消费主义大概念中的一个细分。消费主义是当今西方资产阶级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领域中，因知识传统对消费主义有不同的定义与诠释，如绿色消费主义、消费者保护、消费者运动、消费者权益等等。消费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影响
消费主义来源
消费主义在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并继而在全球流行开来，可从如下方面找到原因。
经济因素
二次大战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有了迅速增长，由此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这使许多人都以为，社会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一种主张人们可以任意占有和消耗财富的消费主义思想便产生出来，并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产生了日益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腰包鼓了起来，这成为消费主义在中国流行开来的物质基础。
政策因素
随着凯恩斯主义成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鼓励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就相继出台。有了来自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推动，消费主义就有了更为适宜生存发展的环境和土壤。在我国，为拉动内需，也一度有刺激消费的政策出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些政策被误读为消费主义甚至浪费的依据。
哲学因素
消费主义的滋生蔓延，还与西方哲学思想有密切联系。西方哲学在发轫之初就与东方哲学大异其趣。在西方哲学看来，人是一种真正的“理性动物”，人类的使命就是以其体力和智力了解世界，进而征服和控制世界，成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并使其为人类服务。这种哲学思想，不是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和睦相处、互助互利的朋友关系，而是看作一种征服与被征服，剥夺与被剥夺的对立关系。表现在消费领域，它主张人类有权无限地占有和挥霍物质财富，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所以，西方哲学思想是消费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了这一指导思想，消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市场因素
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宣称：“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许多人对勒博的号召做出了反应——也可以说，是生产商和销售商在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我们面前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数据是，2004年国内市场手机换机周期是18个月，2005年5月份的调查显示，该周期已经缩短到1年。
心态因素
暴富者心态在当前国人心态中表现地比较明显。刚刚富起来的人们对财富还没有树立起正确恰当的观念，表现欲强烈，这也为消费主义的流行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C. 如何深入理解消费主义

现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么一种流行又愚蠢的论调，这种论调广泛的分布于各种网络大V的鸡汤文中，营销号的洗脑文中。看起来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害人之极。而那些被这种论调洗脑的人，我深深地为他们感到可悲。

这种论调长什么样呢？你一定不陌生，随便举个例子：

宁愿省半年的钱，买双2000的鞋子，也不要每个月在淘宝买2双200的鞋。买你承受范围内最好的东西，而不是性价比最高的东西。---------摘自和菜头的《写给应届毕业生的99条人生箴言》

首先让我吐槽一下：哎哟，好牛逼的人生箴言啊，真是把老夫的卵子都笑飞了，这些所谓的人生箴言是和菜头边抠脚丫边用屁股想出来的吗？

好吧，我就是个穷逼学生狗。假如我为了装逼强上了一台iphone7，如果是不了解我的人，看了我的iphone7，的确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应该经济条件还不错，客观上的确起到了看起来更有钱的装逼效果。

可是，如果是了解我的人呢，假设是我室友，他肯定会嘲讽我:“哎哟，还买iphone呢？欠为父的钱什么时候还?”

那么这时候装逼就起到了反作用了，所以我觉得正负相抵，装逼功能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说，如果你没什么钱的话，你为了装逼而买贵的其实真没什么卵用。君不见我发小拿着2000多块的工资，iphone、ipad、索尼大法的VR和PS4都配齐了呢？你确定他买这么多真的能装逼吗？假如我有个1000平米带游泳池的别墅，我这时候揣着个499的红米4A见朋友，你猜他们会怎么觉得?是不是会觉得我是从不炫耀的低调土豪呢？

所以说啊，真的别为了装逼强行超预算买贵的，买适合自己消费水平的就好了。有些人可能会反驳我了:贵的东西品质更好啊！用着更爽啊！为什么我就不能买贵的呢？

我会这么回答:第一，你可以买贵的，只要你的能力能匹配这么贵的东西就行了。

第二，一般来讲，贵的的确品质更好(oppo r9s一巴掌就把我脸打肿了)。

但因为边际递减效应的存在，对于多出来的那么多钱来讲，贵的比便宜的东西多的那点品质，是远远不值的。就比如说，红米4九百块，华为p10四千块，你确定华为p10的品质要比红米多3100块吗？(讲道理，其中一批偷工减料p10闪存读写还和红米4差不多)。

我们常常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两毛钱两分货就是这个道理。贵的的确比便宜的好，但是好的程度，是值不得多出来的价格的。

好了，分析了一通，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

1.消费主义是愚蠢的思想。

2.不要买超过你的消费水平的东西。没钱就好好工作去挣钱了卖好的，别没点本事还整天想着装逼。

3.便宜不一定没好货，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4.商品具有边际递减效应，除了我提出的价格的边际递减效应，还有就是数量的边际递减效应。比如说我买两个水杯，第二个给我带来的幸福感提升，要远远比买第一个的时候带给我的幸福感提升要小。

这里是逆鳞，一个梦想改变世界的键盘侠，来自心底的革命呐喊，只为惊醒少数人。微信公众号：键盘侠改变世界

D. 消费主义是否适合中国

很适合，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造了商品只能卖到外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有钱往银行里存，不拿出来花，如果中国国内能将这一部分商品消化在国内，就有更多的商品去出口，这样拉动国内经济的两个巨大的火车头——内需和出口就能开足马力的往前奔，一旦内需和出口开动起来，国家经济就会飞速发展，巨大商品市场会吸收现在国内的剩余劳动力，失业将会大为减少，劳动力的增加也带来了居民收入水品的增加，这样又反过来增加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同时，内需的增加将使得国家经济的抗国际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加，比如这次的金融危机，由于现阶段国家过度依赖出口，使得中国受到很大的影响。

呵呵，不过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假设，只有国家将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到老百姓不怕伤病了，不怕子女上学了，不怕房价高到买不起了，这些才能实现

E. 谁知道中国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

许纪霖 原创| 2013-02-22 10:32 | 投票编辑推荐标签： 中国 文明的崛起 文明国家 文化多元主义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今年将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老二。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崛起后的中国还缺少什么，她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 在一片中国崛起的欢呼声中，我们需要的只是冷静的反思。 文明的崛起，还是富强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明大国，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儒家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响至今的人类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价值典范在于：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并非正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际、群己之际的和谐，国计民生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德成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民众安贫乐道，维持身心平衡的礼治秩序。最后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曾经建立过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确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中国文明在18世纪到达巅峰，以至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将1400－1800年的现代化早期视为“亚洲时代”， 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已经出现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强劲崛起，中国文明逐渐衰败。老大帝国先是败于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强国崛起。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呢？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所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追寻强国梦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赶超英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付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却前赴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炼，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雅克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富强精神的胜利？西方人届时会否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堕入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一个可欲的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涵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内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是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内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与文明内部的这种残缺性有关。今日的中国人，比这个时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纪的西方人，表现出欧洲早期工业化时代欲望强烈、生机勃勃、冷酷无情与迷信物质力的布尔乔亚精神。当世之国人，与儒家文明熏陶下的老祖宗比较，在精神上恍若异种。在富强这张脸谱上，中国已经步入“现代”，而“现代”的代价却是“中国”的失落――不是国家主权意义上、而是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 现代性内部的野蛮性
富强与文明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素。所谓富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而文明则是一种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涵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 在欧洲的现代性历史过程之中，富强与文明是一个同时展开的两面，富强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生产与制度合理化的基础，使得人类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能够创造出比过去所有历史的总和都要大得多的物质财富，文明则为现代性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此发展出现代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缺乏富强的现代性是一种虚弱的、贫乏的宗教/道德乌托邦，而没有文明的现代性则是可怕的、具有内在破坏力的蛮力。富强与文明，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两面，它们满足了人性深处世俗欲望与精神超越两个矛盾性的追求，是心灵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会秩序中的现实展现。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野蛮性，并非自现代性而始，然而，现代性一方面是物质和科技的进步登峰造极，另一面却是野蛮的空前（未必）绝后。文明提供的技术手段使得暴力和杀人更加科学化和理性化，电影《阿凡达》中最令人震撼的镜头，就是自然的原始部落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的对抗。现代性承认了人性的世俗欲望无限膨胀的正当性，当今世界各种利益政治的斗争，最终乃是人性中的欲望冲突。霍布斯对现代人性的认识虽然冷酷，却是一针见血：贪婪和虚妄。人类的虚妄发展到现代，莫过于此。当各种超越世界（上帝、天命、自然、道德形而上学）崩溃之后，各种人造的崇拜物、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充斥人间，并且都以某种貌似崇高的名义施行暴力。现代性的内在野蛮性不是一种外在之物，而是内在于现代人的心灵之中，它成为现代乌托邦的内在一部分。暴力不仅施行于人的肉体，而且摧残人的灵魂，前者比较容易察觉，而柔性的强制性力量――通常表现为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福科所说的话语权力却无所不在。现代文明的野蛮，说到底，乃是一种心魔。与野蛮的搏斗，是现代文明内部的战斗，是一场人性的自我搏杀。无论历史如何进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心魔的斗争，是一场人类永恒的战争。 当代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三十年迅速崛起的奇迹，但现代性的负面景观都在中国集中地体现。如今这个全球化的现代性非常短视，非常自私，现代人为现世享乐主义激励，不相信来世，不恐惧地狱，也不追求天堂，要的只是自己看得见的欲望满足。古代人、中世纪人对自然与上帝有敬畏之心，生活有节制。现代人活得太嚣张，肆无忌惮。地球总有一天会毁于人类自身，可能就是一次漫不经心的偶然失误。古老的玛雅文明曾经预言2012年是世界与人类的末日。世界末日也好，最后的审判也好，抑或弥赛亚时刻也好，都有一个对现世有所制约的神圣（或恐怖）的终端，让人懂得审慎、畏惧和有敬仰之心，然而，现代人，特别缺乏信仰的中国人如今天不怕、地不怕，无论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奥运会、世博会倒计时，还是个人生存意志所期待的买车、买房、晋升的幸福倒计时，都是不具超越性的“世俗时刻”，一旦来临，即陷入虚无。人们在纵欲与虚无之间无限循环，生死轮回，永无尽头。这，难道就是现代人的宿命吗？ 现代性靠什么与内在的野蛮性作战？现代性一方面滋生着不断变种的野蛮流感，同时也不断生产着对它们的抗体，从现代性的历史来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各种价值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建制，还有人类几千年的人文与宗教传统，都是制约现代性负面的有效因素。文明之所以依然给我们希望，启蒙之所以没有死亡，乃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抗体的自我生产机制之上的。按照历史的辩证法，野蛮的流感让文明产生抗体，但同时也不断对抗体做出反应，产生新的流感病菌。如同加缪所说，鼠疫是不可能终极地战胜的，因为鼠疫在人心之中。但人之伟大，乃是有一种西西弗斯的精神，与之不断的抗争。对于人类文明的前景，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审慎的乐观或有节制的悲观态度。 “好的”与“我们的”：需要什么样的价值？
去年在英美出版的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断言到2050年中国将以文明霸主的姿态统治全世界。他追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路，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共同体，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像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是文明国家”。雅克这一前设性的理据在历史与现实层面能够证成吗？传统中国诚然是一个以儒家文明为认同核心的中华帝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然而，晚清之后历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轴心目标是打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随着中华帝国的倾覆，儒家文明也随之崩盘，处于一波又一波的解体之中。文明国家以独特的文化认同为基础，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以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主权认同为前提。自上个世纪初中国文明解体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符号与文化独特性变得暧昧不清，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文明”，这些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至今如同在庐山云雾之中。当代中国人不得不借助民族国家的现代概念，通过对国家主权的不断重申以及对国际关系中“他者”的政治性区隔，而获得国家与国民的自明性。雅克的命题或许倒过来说更为恰当：当代中国表面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骨子里却是一个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重建，是满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是恢复文明国家的风采？对于一般国家而言，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使命只是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但中国不一样，作为曾经的轴心文明，一旦进入世界舞台，注定要扮演大国的角色。在国际政治之中，经济实力当然很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佩里·安德森在讨论全球历史中的霸权演变时，提出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权力：支配权与霸权。支配权（domination）是一种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而霸权（hegemony），则是一种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按照葛兰西的经典定义，霸权的核心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本质。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优势（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权力体系。霸权的真正内涵在于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所谓的话语权。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业史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最早利用航海术进行全球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稳定的世界霸主，个中原因乃是它们徒有扩张实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现代文明，最终难免被取代。英国在19世纪称霸全球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个日不落帝国除了工业革命提供的强大经济力，最重要的乃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建制。到20世纪美国替代英国称霸世界，也是同样如此：领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范性的美国价值。这些文明典范伴随着帝国的全球扩张，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民族国家是个别的，它只有特殊性的文化，而文明国家是普世的，无论它用什么样的力（军事力、金融力或经济力）领导世界，在实力背后还要有普世性的文明。在近代德语之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Kultur）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文明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学，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态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文化是特殊的，可以仅仅适合某个特定民族、国家或地域的情形，而文明一定是超越个别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具有适合全人类的普世性价值，从轴心文明到现代文明的世界各种宗教与哲学，无不具有这种普世特征。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 文化只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解决自我的文化与历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但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中国的目标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而是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中国的主权，不容别人来说三道四”这类惯常语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当代中国的一些国家主义者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只是一门心思考虑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到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仅对“我们”而言是“好的”，而且对“他者”来说同样也是有价值的。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在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上，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普世价值论”，认为中国的未来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西方所代表的普世的现代化道路。另一种是国家主义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国情与文化不同，各有其价值所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通约，不存在一个为不同文化和民族所共享的普世文明。原教旨自由主义视西方为文明的普世模式，这种黑格尔式的文明发展一元论将导致科耶夫所批评的并非美妙的“同质化的普遍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将被这种同质化的一元文明所彻底摧毁。普世文明的确存在，但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确区分了两种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1990年代中期之前，当思想界还沉睡在冷战思维和现代化模式之中时，西方中心主义的确主宰过中国人天真的心灵。近十年来，随着“反思的现代性”思维崛起，普世文明的内涵发生了内在的转变。西方与东方一样，只是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所谓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种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价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静态要素，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之中。普世文明既是动态的、历史的，又并非边界模糊、可任意解释与发挥。当上帝和天命等各种超越世界解体之后，普世文明便拥有了深刻的启蒙印记，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须的自由平等的扞卫。这些已经被写入联合国一系列基本公约、并为大多数国家所签订认可的，已经成为人类的核心价值。 这种意义上的普世文明，是一种以文化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普世文明，文化多元主义与国家主义者所坚持的文化相对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差别。文化多元主义承认不同的文化之间虽然有质的不同，但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并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上，有可能获得共约性，比如自由、平等、博爱、公正、和谐等，在当代社会便成为不同民族和文化共享的基本价值。只是在这些价值之间何为优先，什么最重要，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选择。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就不同了，它顽固地坚持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独特的价值标准，文化之间不存在可以共享的文明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好的”价值。文化多元主义可以与普世文明并存，但文化相对主义只能导致封闭的、狭隘的“中国特殊论”。中国文化的确是特殊的，就像西方文化也是特殊的一样，但中国文化毕竟是伟大的轴心文明，特殊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普遍性，蕴涵着可以与人类其他文化分享的普世文明。“中国特殊论”貌似政治正确，却将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层次，大大矮化了中国文明，实非中国之福音也。 富强背后的国家理性
当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坚持“中国特殊论”，拒绝在文明价值上与其他文明相互比较和参照，而试图走中国式的另类现代性道路的时候，他们所谓现代性的公共标准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所谓的国家富强：各个国家的现代性在文明价值上各行其事，只有在可衡量的国家实力上现代性才具有了某种量化的可比较性：谁有实力，谁能武力称霸，谁的现代化就最成功。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主义是一种彻底的价值虚无主义，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崛起”过程中的一大屏障。 是国家的富强重要，还是文明的建设更重要？这个问题，从晚清的梁启超、严复、杨度、孙中山，一直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两种理性的冲撞。在欧洲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之中，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启蒙理性和国家理性，启蒙理性的道德价值落实在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国家理性按照梅尼克的分析，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个体，它像人一样具有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理由，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国家理性预设了国家主权的自主性，近代的国家主权因为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德性伦理和中世纪的上帝意志，在英法最初所凭借的是启蒙理性的自然法传统，到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狂潮兴起，普世的自然法传统被判为虚妄，国家理性之上不再有任何普遍性的道德伦理羁绊，权势成为其唯一的目的，国家成为超道德的利维坦。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不再是超越的宗教或道德形而上学，而是所谓的国家与国民的同一性。国家挣脱了来自超越世界的普世性规则，它成为它自身，其正当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授权或者是君主制的代表（公共利益），或者是民主制的周期性的选举授权。国家自身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其理由便是公共福祉。国家一旦获得了自主性，具有了最高主权的形式，便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其内在的权势如同恶魔一样便自我繁殖，向外扩张。 梅尼克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注意到，霍布斯的国家具有自我解体的可能性，其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无论多么理性，都无法产生一种将自利的、分散的个人凝聚起来的社会纽带。某种更高的道德与思想价值必须添加到国家理性之中，于是德国的黑格尔主义，以历史主义目的论的论证，赋予国家以最高的善。 欧洲有两种国家理论：第一，从斯多葛学派到基督教的自然法体系，塑造了理性主义的国家，在17世纪，自然法的价值不再来自于自然与天国，开始从人的自然权利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第二，马基雅维利主义开始的现实主义国家，国家本身是一个集体人格，并非个人利益的总和，国家有其自身的存在理由。理性主义的国家与现实主义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裂痕，霍布斯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核心是功利主义的。到卢梭那里，其公共意志的思想让国家获得现代的神学政治形式，而试图将二者最后调和起来的，是黑格尔。英国的功利主义政治来到德国，演化为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学政治。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需要在历史中逐步展现，它需要一个像国家那样的权势作为主宰人类生活的载体。但手段成为了目的本身，世界精神只是国家权势的道德表述。国家理性获得了一种伟大的道德尊严。这种自我道德正当化的国家理性，比较起霍布斯世俗主义的国家理性，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这也是德国可以从国民国家一体化的国家主义走向民粹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可以不必魔化，但法西斯主义一定需要国家的自我魔化。 纠缠梅尼克一生的问题便是国家理性中的道德与权势之争。近代德国的一部思想史，从最初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走向价值虚无的国家主义，最后生出法西斯主义的怪物，晚年的他撰写《德国的浩劫》，思考的是如何遏制国家理性内部的权势扩张。作为一个历史主义的大家，他没有回到普世的启蒙理性，而是从18世纪德国早期现代性中的古典人文主义（康德、歌德、席勒与赫尔德）那里寻求德意志民族独特的道德价值， 用今天的说法，如何为国家建构奠定一个文明基础？ 从欧洲近代思想、特别是德意志精神的演化史反观当下，我们会发现当下中国与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具有某种相似性，那就是富强崛起之后向何处去？现代德国的悲剧性历史留给人类的重大教训，乃是提醒我们：假如国家理性缺乏启蒙理性的导航和制约，任其自身发展，将会把民族拖下无底的深渊。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各有其内在价值，并非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然而，要警惕的是国家理性借文明的名义扩张其权势。问题在于：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理性？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具有自我扩张性的国家理性，还是审慎的、有道德原则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是虚幻的国家/国民同一性，或者是施米特式的代表性民主威权，还是自由宪政体制所形成的国家意志？国家理性当然也可以是中国特色的，但在中国文明之中，有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也有法家的穷兵黩武传统，你的国家理性与谁调情，虽然打的都是“中国特色”牌，结局大不一样。 任何一种理性或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多歧性。真正的历史罪孽是一种化学反应，单个主义很难说好坏，就看与谁联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甘阳提出要“通三统”，这个提法本身不错，问题在于过于笼统，“三统”中无论是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西方的现代性传统，都是内涵非常复杂、具有丰富两歧性的传统，就看如何个“通法”。现代的国家理性，究竟是与现代的启蒙价值、儒家的人文传统相结合，还是与毛泽东的集权体制或者法家的富国强兵同流合污？与其笼统地谈“通三统”，不如深入一个层面，仔细地梳理“三统”之中不同的历史遗产，各家各派拿出不同的组合方案，为中国文明的重建展开一场思想的大论战。 如何从富强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国家？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应该拿出一份文明的答卷。

F. 如今人们消费的价值变化巨大，我们是如何从精致穷变成消费主义逆行者的

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每个人都能够通过网络了解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通过金钱便能获得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时代是最坏的时代，将想法和生活分割，让消费跟不上钱包。

“精致穷”这个词一度成为热议的话题，昂贵的物品让普通人获得满足感和归属感，就像前几年大火的lo裙，汉服等圈层文化，让大家看到由于经济的进步，人们文化思想开始逐于多元化，而“消费主义逆行者”也应运而生。

“消费主义逆行者”是和精致穷完全相反的两个概念，“消费主义逆行者”即强调断舍离，让物品价值最大化，只买最合适的东西。

多方面提高生活质量

大学生在“精致穷”这个群体中占大的比例，有些女孩子为了漂亮，为了虚荣宁可每天吃榨菜馒头，而有些男孩子为了潮牌，为了酷，宁可欠下大笔贷款。

从一方面来说，他们满足了自己生活一方面的需求，但是生活其他方面却是千疮百孔。而“消费主义逆行者”懂得从多方面来提高生活质量，并不会刻意来节省钱，而是将钱的作用最大化，例如：明明拥有了防晒霜，也不会听信其他人的谗言去购买其他品牌的防晒霜产生浪费。

从精致穷到消费主义逆行者相较于行为上的变化，更大的是思想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