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国怎么样

‘壹’ 反思中国需要怎样的城市

中国与欧美：城市化的基本差异及“异中之同”

中国城市化与欧美模式相比，首先可以感到两者的明显差异。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不同，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欧洲的城市化大约经历了200多年，美国已经很快了，但也持续了100多年。在20世纪中叶，欧美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到70年代还一度出现了“逆城市化”，一部分人口从城市或中心城区回到农村和郊区，这也是大自然对城市化降温和减速的一种常见手段。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却可以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城市化的基本标识是城市人口增长和城镇数量增长。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城市人口看，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120年，美国用了80年，中国仅用了22年。从城镇数量看，据近100年的统计，美国城镇数目大约是每20年增长1倍。在中国，1978年全国共计有小城镇2176座，到2000年猛增至20312座，有近90%的小城镇是改革开放后建成的，平均每年增加超过了820个。还可以举两个城市来说明中美的差异。1781年的洛杉矶，只是“一个炊烟缭绕的小村庄”。从1960年开始，洛杉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大都市之一”，“在生产就业和工业生产总值方面已超过了大纽约”。对此西方学者曾评价说：“这在任何先进的工业国家也许都是无与伦比的。”但只要与中国深圳稍加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判断并不确切。在20世纪末，曾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叫“2000年看西安，1000年看北京，100年看上海，20年看深圳”。从南海岸边的一个小渔村起步，发展到如今900万的人口规模，深圳只用了20多年。这种超常规、跨越式的城市化，使中国在不少方面近于拉美模式，而明显有别于欧美。

但欧美城市化毕竟代表着主流，我国也深受影响。其中最普遍的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越来越欧美化。如在城市战略上，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东北部海岸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群——波士沃施（BosWash），标志着美国已由传统的城市化（Urbanization），进入到以“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阶段。截止到2005年，美国已有十个大城市群。比起传统的大城市，城市群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服务能力和贯通全球的交通、信息、经济网络，大都市与城市群强则国家强，大都市与城市群弱则国家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生存与竞争的重要法则。在欧美模式影响下，2000年，中国开始步入都市化时代，到2004年，我国已有183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到2010年，中国初具形态的城市群超过了20个。和欧美一样，中国的大都市和城市群，集聚着国家和区域最优质的人口、资源和资金，是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板块。

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的统计，中国在建的荷兰建筑师作品已超过了300座。原因在于，很多管理者都错误地以为，雇一个国外设计师，建一个“洋气十足”的建筑物，就可以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但实际上，这跟一个追逐LV包的小女孩，在智力与审美水平上并无太大差别。还有城市生活方式的欧美化。以“性观念”的变迁为例，1978年6月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报道说，中国青年男女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轧马路”了。

但是，且慢下结论。因为还有一些不能忽视的重要经验与事实。以城市战略为例，2005年7月21日，在全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严厉批评183个城市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战略定位，立竿见影，这股“国际大都市风”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宜居城市”、“生态城市”、“文化城市”等。在生活方式上，一位俄罗斯专家特意写道：“说西方化已经完全战胜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就言过其实了”。因为很多现象主要是大城市的年轻人，老一辈人和小城镇的居民所受的影响要少得多。凡此表明，尽管深受西方影响，但与拉美国家不同，在中国特有的政体、国体、历史、文化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城市化还有一些不易觉察、仅仅属于自身的深层规律和特殊原则，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不同于欧美的逻辑前提和经验基础。

中国与拉美：都市化的共同挑战及“同中之异”

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城市化与拉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农业负担沉重、工业化程度低、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落后、人口多而素质低等，也有共同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即如何适应和融入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与人口流动相对匀速、分布相对均衡的欧美城市化不同，都市化的突出特点有两方面：在国家和区域范围内，是资源、人口、财产、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的“大城市化”；在国际和洲际范围内，是以欧美模式为主导的“国际大都市化”，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宝贵的人才、资源和资本席卷一空。也可以说，拉美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被都市化”，随着辛苦积累的各种资源严重流失，固有的城乡差别、城市之间的差别、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趋突出，城市化道路异常艰难、风险巨大。

首先，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超出了城市的承受极限。1950年，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为41.6%，到了1980年，这个数值迅速飙升到65.6%，接近了当时欧洲的城市化水平。尽管联合国曾有一项调查表明，一些国家对此忧心忡忡，甚至出台相关措施，希望使城市化的节奏慢下来，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到了2000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国家的城市人口，分别占到本国总人口的89.6%、79.9%和75.4%，其中，最突出的是乌拉圭，高达93.7%，远远超过了欧美。中国尽管没有拉美快，但也速度惊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率过去说是10.6%，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是7.3%，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化率仍低于18%。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这个数值由2000年的36.09%，迅速飙升到2011年的51.27%，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相当于每年新增2000多万城市人口。据国外学者的一个测算，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年新增住房3-4亿平方米，建设用地18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14亿立方米。在短期内激增的城市人口，远远超过了城市的承载极限，这是中国和拉美一样，每个城市都人满为患、资源与服务短缺、城市超负荷运转的直接原因。

其次，大城市人口迅速扩张，不利于国家和区域的协调发展。这主要是“被都市化”产生的后遗症。都市化的显着特点是人口向大都市集中，与欧美那种相对自然的发展进化不同，被各种外力操纵的“被都市化”，本身就是拉美国家无法预测和控制的。这直接表现为“城市首位度”居高不下。城市社会学使用这个概念，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数值比。但实际上，由于人口集聚与资源集聚的密不可分，所以城市首位度也间接显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的分布状况。比值越低，表明人口与资源分布越均衡，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平稳有序，问题和后遗症比较少。学界一般认为，城市首位度小于2%比较正常。欧美国家大都如此，如美国纽约、意大利首都罗马、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首位度分别为1.7%、1.6%和1.2%。与之相比，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首位度是8.6%，秘鲁首都利马是13.1%，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11.5%，后者还集中了全国37.3%的人口。在中国，城市资源不均衡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以科研资源为例，首都北京拥有28%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2%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30%的国家重点学科，41%的国家基础研究项目，32%的863计划项目，35%的科技攻关计划。此外还有673位两院院士，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例，安徽全省99%的博士、63%的科技人员、58%的科研经费和70%以上的专利都集中在合肥。当时媒体在披露后一数据时，用了“充满生机的合肥”的题目，但是整个安徽呢？过度集中，不仅导致了人口与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剥夺了其他城市发展的空间和可能。

三是贫困和贫富差距增大，城市社会问题和危机四伏。一方面，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缺少必要的物质条件支撑，拉美地区的贫困化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中不降反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是失业率。有关统计表明，1995年，拉美地区的公开失业率为7.3%，到了2003年，上升到10.7％，城市失业总人数超过了1670万人。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是拉美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用来进行城市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由于自身的“造血”能力与经济发展不足，拉美城市化的另一显着特点是严重依赖外资。而西方援助的真面目是西方操纵，往往伴随着资源掠夺、政治干预和文化侵略，加剧了拉美国家城市发展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多年来的统计表明，拉美国家的平均偿债率已超过20％，一旦借不到钱或资金外逃，就会出现“债务危机”，并引发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与之相比，中国也存在着城乡和城市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亚洲开发银行《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曾指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在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国际大都市四周，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 但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中国与拉美模式有本质不同：

首先，国家体制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尽管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上都面临着改革和创新的艰巨任务，但与拉美在国体和政体上深受西方影响，频繁出现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城市化明显缺乏国家战略设计及政策延续性相比，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城市化最根本的政治和制度保障。由于国体独立自主和政体稳定有序，中国才有可能推出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国家层面的城市化战略和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异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其次，经济基础不同导致了应对城市挑战能力的不同。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拉美在快速城市化中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危机在所难免。如与拉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对，中国也有约1.3亿的“农民工”及家属，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 仍处于“半城市化”阶段。但两者也有根本性的差异，严重依赖、依附西方的拉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举债城市化”，并深陷入“国家性贫困”中。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对城市化挑战目前往往束手无策。在改革开放中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编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近十年来也使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了1.8倍。尽管未来城市化的压力依然巨大，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仍可持续十年以上，所以对中国的城市化仍可乐观其成。

再次，是主流文化不同导致了应对西方文化策略和能力的不同。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最终决定了城市的未来。在拉美国家和地区，由于殖民时代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毁灭性解构和“转基因”式的重建，向往并盲目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成为主流文化。中国20世纪以来固然也深受欧风美雨的侵染和影响，但在不断强大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交互作用下，关于中国话语的文化意识和中国风格的国家形象已充分觉醒，特别是明确提出的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成为中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软实力保障。

超越欧美与拉美：一个早熟儿童的担当与煎熬

在研究古代的希腊和东方社会时，马克思曾提出一个着名的比喻，希腊是人类的“正常的儿童”，而中国是个“早熟的儿童”。时至今日，这个比喻依旧生动、准确、深刻。

和正常的儿童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与环境，早熟的儿童一般会吃很多苦，也有很多美梦被压抑或破灭。但另一方面，痛苦和坎坷的早期经验，也送给早熟的儿童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就是充分锻炼、砥砺了他的思想和意志，能够在任何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和早产的儿童相比，两者相似之处很多，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有内伤和隐痛，但与早产的儿童对外界依赖成性、始终无法真正长大成人相反，依靠个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弥补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是每一个早熟的儿童最突出的特征。既有相当强壮的“身体”，也有不甘示弱的“灵魂”，早熟的儿童大都具备“可堪大任”的基才本素质，这就是古人说的“寒门出贵子”，《红灯记》中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城市化方面，也是如此。和拉美一样，中国城市化的很多历史条件并不具备，常常面临被各种问题和障碍压垮的危险。但不同的是，拉美城市在对外部的习惯性屈从中，逐渐养成了卑微软弱的性格。中国则勇于摆脱欧美的约束和羁绊，通过顽强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不断克服由于早熟带来的虚弱和恐惧，独立自主，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国家发展道路，同时也不断积累经验，建构着中国城市化内涵和形象。关键在于，在付出了高昂学费之后，敢不敢、有没有意志和足够的胆识走出欧美的阴影。在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今天，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与欧美城市化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当下，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具有容易控制和发展更均衡的优点。与拉美模式相比，尽管两者共同面临着城市过度化和城市病的巨大挑战，但同样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矛盾、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独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战略体系。

由此可知，中国城市不仅在逻辑上迥异于西方的假设和推理，也走出了一条和拉美国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

但是，早熟的儿童也有早熟的问题与弱点，有些历史阶段也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所以我们不仅有大量的课要补，前面也会继续有很多的失败和痛苦。在不同的场合，我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城市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和捷径？我给的回答只有两字，就是“煎熬”。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好煎熬、甚至长期煎熬的准备。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已人口过半，城镇化战略清晰而坚定，但由于资源有限、人口众多，时间紧迫和世界局势复杂，中国是不可能很舒服地走完这一历史必经阶段，所以，我们不仅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质条件准备，还要有打硬仗和付出重大代价的准备和预案。

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化也不须持悲观态度。正如所有唱衰中国经济的西方人都犯了致命错误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城市化也一定是光明美好的，既不会受制于人，也不会屈从于自然的局限。有人还会问：要煎熬到什么时候呀？我不是预言家，但如果一定要说，我估计至少还要三十年左右。为什么？因为2050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节点。可以设想，那时，人口相对少了很多，随之是资源压力的减少；而科技水平继续发展，解决了更多的生活资料矛盾；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道路和模式的总体背景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上了更高的台阶，人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一切就会从根本上好转。

最后还想说的是，着名学者张光直在研究青铜时代时曾指出，与西方那种断裂式的发展不同，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持续性的文明，而且是一种代表了“大多数”的模式。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早熟儿童的“天赋”和“命”，比起普通人，早熟者往往想得比较多，忧患比较多，责任感更突出，因而，他所选择的，就很可能是在所有道路中最好的一条。

不仅过去如此，今天依然是这样。与西方城市化的“率性而为”和“不计后果”，与拉美城市化的“依赖症”和“丧失自我”相比，中国城市化从一开始就考虑得比较仔细，顾及的层次和关系繁多，因而我们民族建构的中国式城市化模式，理应是人类城市化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那一条”。有了这样一个模式，我们就可以自信，与悲观的西方人把城市看作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相反，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但道路的方向刚刚确定，伟大的蓝图刚开始描绘，其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矛盾，这同样需要几代人好好地思考和探索。躬逢其时，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贰’ 如何评价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中国一马当先，非洲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全球城市人口仍然在持续增长。在本世纪前十六年中，中印两国城市人口增加最快，造就了众多大城市。而未来，非洲或许将是拥有超级大城市最多的洲。

由于农作物产量的剧增和农业对手工劳动的需求下降，从英国和西欧的工业革命开始，大量人口向城市迁移，全球开启了为期两百多年的城市化运动。从1800至2010年，全球人口增长了6倍，但城市人口暴增60倍。

时至今日，城市化的脚步依然没有放慢。2007年，全球城市人口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截至2016年，全球城市人口有40.27亿，而农村人口为34.15亿。

当然，城市化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过度城市化”造成的城市人口超载、失业率增高、贫富差距悬殊等，治安、环境和社会秩序方面的问题也可能随之产生。在城市化脚步依然未见放缓时，城市人口增长需要与当地经济和承载力相适应，避免出现“过度城市化”或“滞后城市化”。

‘叁’ 中国城市人口排名是怎么样的

中国城市人口排名如下：

1、重庆市，人口2884.62万人。

2、上海市，2301.91万人。

3、北京市，1961.24万人。

这个判断可以从2018年的新出生人口中，二孩数量多于一孩的现象得到印证。由于生育一孩后才能生育二孩，所以稳定情况下，二孩数量会少于一孩。而且按目前的生育意愿，有了一孩的母亲中大概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暂时性的堆积反弹趋于结束之后，未来的二孩人数很有望减半，致使生育率可能降至1.2以下。

‘肆’ 加盟城市中国怎么样

我之前跟你们一样也是脑子一热加入的，后来我后悔的要死，钱也不给退，程序是asp的，网络也不怎么喜欢 ，他们一个ip下放100多个网站，很多网站降权了，也把我的网站连累了，网站做了七八个月，一点收录都没有，一年7200啊，县级市的，坑爹啊，想加盟的想看我说完！加盟后觉得自己很被动，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很多人加盟后就开始后悔了，说网站也没有ftp权限，自己只有一个网站后台的管理权限，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很多刚加盟的就想怎么样脱离他们，如果我要有半点假话，天打雷劈。

最恰当的话来形容加盟城市中国：【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就跟你租房一样，这个房子始终不是你的。这是最致命的。道理就是因为你娶的老婆，孩子却是人家的，你觉得你的根基会牢固么？

大家想想，加盟城市中国那么容易成功那还需要你加盟么，首先如果网站真的成功了，那也是你的努力，当然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低了，再说了成功又能怎么样，你反而更被动了，你被他们强制着走。但是呢，成功率是非常的低！他们其实就是用这些等于是让你来帮他更新内容了，你不干了，就给下一个人来更新了，我更新网站还需要花钱找人呢，而你帮城市中国更新，你等于还要给他钱了，网上比如嘉峪关在线、桦南信息港等等经常说支持城市中国，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了，他们加盟了七八年，加盟费涨，他也要多给钱，你不给，这个经营权就回收了，所以，必须要跟总部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如果你加盟了网站没出息，跟他们关系搞不好，没事的，但是如果你网站发展大了，关系还搞不好，你就不用做了，，当然任何一家小公司都是这样，也不是他们一家。之前的付出也没希望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倡用他们的二级域名，知道58同城、网络之前的市级代理商等都是怎么被踢出去的嘛！直接由总部或者了分公司管理，城市中国他们打造自己的域名，这种趋势是有可能的，有人说他这样我去告他，合同签了给很多年了么？你一次交了很多年了么？没有吧！再说了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你觉得有租房子的人去告出租者的么？能告的赢吗？很被动的，没办法。起码很多加盟的都一年投资四五万的广告最后都没赚一分钱，如果说没赚一分钱，说明你上当了，如果你赚的少只能说是你亏本了。我投资了网络广告、网吧广告、宣传单、门牌等广告，比想象的差多了，我投资了几万，我要是赚一分钱，死我全家，确实是一个无底洞。关键问题是，他们不能绑定我自己备案的域名，非要用他们要求备案的，如果不行就必须用他们的二级域名，你说贱不贱？

‘伍’ 中国城市发展30年怎么样

孙久文 中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的转型之中，城市发展是这个过程的突出特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发展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步入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化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我们欣喜地看到，由牛凤瑞、潘家华、刘治彦三位教授主编的《中国城市发展30年》一书，对30年来城市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一） 纵览全书，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如何走，是本书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牛凤瑞教授等作者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并总结了各个阶段的城市化特征。 按照牛教授的阶段划分，我以为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属于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恢复性增长。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是城市化伴随工业发展的正常增长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社会各界认识到城市化滞后是影响内需市场扩大的主要障碍，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矛盾焦点，城市化逐渐列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到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的指导思想，中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启动内需，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从1978年到2008年，我们到底如何评估中国30年的城市化进程？本书提出的关于中国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到底是滞后、超前或冒进的判断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作者在研究之后得出中国不会陷入“拉美陷阱”的判断，也是实事求是的现实总结。 （二） 本书用相当篇幅探讨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及问题，有很多真知灼见。在这里，我也想谈一下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城市发展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 第一，解决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我的这个判断可能与一些学者的判断有出入。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大家的共识。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决定着经济社会历史演进的节拍。改革开放30年后，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我以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已经基本适应。 第二，为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城市是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它为要素集聚、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城市是产业的集聚地，交通、通讯、金融、科技、信息、服务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发展都是以城市为枢纽来向外延伸的。 第三，大大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城市化有利于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其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为技术进步、技术外溢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投资和消费层面扩大了内需，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扩大了就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但是，我们他同样不能忽视中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97年为2.47∶1，到2007年已扩大到3.33∶1。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加剧了城乡矛盾和二元结构，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才能享受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城市公共服务，成为弱势群体。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区域性水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约束日趋强烈，有些城市已经达到承载力极限。 因此，我以为目前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有效地解决城乡发展失调的问题，探讨新的、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是当务之急。 （三） 本书的作者在探讨新的、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提出了特点鲜明的发展模式。牛凤瑞教授提出的中国特色城市化的几个特征，对城市问题的研究是很有启发的。他认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应当是集中型的城市化、多样性的城市化、政府主导与市场基础作用相结合的城市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等；潘家华教授则重点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需要特别关注城市的环境问题，我想潘教授是想致力于建立一种城市发展的“环境模式”；刘治彦教授更是对城市发展的空间结构做出了深入的分析，我想刘教授是想致力于建立一种城市发展的“空间模式”了。 本书的其它文章，也有许多闪光的观点。如李学锋博士重点研究城市群内部的城际关系，引入数量分析的成果来解释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付晓东教授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研究、顾朝林教授关于城市开发区问题的研究、王凯教授关于城市规划体制改革的研究、李恩平教授关于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都有引人深思的观点，或者是振耳发聩的呼吁，给读者以大量的城市发展的信息和政策研究的取向。最后，本书以清华大学毛其智教授对城市科学发展的精辟总结作为结篇，为本书增色不少。

‘陆’ 202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版图正发生怎样的变化

在2022年，我国的城市竞争力版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值得提出的就是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发展、东莞市的发展和广东省的发展。

首先，根据2021年的数据来看，北京市的GDP总数据已经超过了四万亿，而上海市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接近四万亿了，哪怕上海市如今还没有公布成绩，那么上海市的GDP超过四万亿也是必然的，而且从上海市在2021年的发展来看，上海市在2022年将继续领跑中国城市，而北京市依然是上海市唯一的对手。

最后，前段时间曾经有欧美经济专家表示2022年可能会诞生经济危机，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各大城市发展模式都是“稳定发展”，所以即便是经济萧条，也不大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的各大城市。

‘柒’ 目前中国城市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1、人口和经济愈益向大城市群集聚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群，以巨大的开放空间和发展能量引爆了大规模人口流动。
2、城市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排列的前20名城市中，5个经济特区和第一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9个位列其中，即上海、深圳、广州、天津、宁波、青岛、厦门、大连、福州。三大城市群中，有11个在前20名，其中珠三角3个、长三角6个、京津冀2个。这些综合发展名列前茅的城市，无一不具有持续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实现大交流、大融合、大交易的特点。
3、未来能走多远取决于城市创新能力
“中国大城市群的形成是顺应信息革命下全球制造业重新整合要求的产物。但在中国获得巨大工业生产力之际，世界却出现了全球性工业产品持续贬值、知识产品价值飙升的局面。”周牧之教授说。在这种背景下，创新能力的强与弱，知识经济发展的快与慢，左右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未来。
4、有均衡发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城市发展的空间均衡理念和原则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一大趋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首席专家杨伟民认为，空间均衡就是在一定空间单元内，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均衡。
5、重视绿色发展的城市更具魅力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绿色指标，这些指标构成了循环发展的基础，如环境努力、资源效率、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城市设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