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胡服怎么做

E. 请问胡服的来历和历史地位是什么

赵武灵王

周赧王八年(前307)春，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进行的军事改革。他令军民改穿胡服，学习骑射。当时赵国北方居住着胡人游牧部落。他们在与赵国军队作战时都使用骑兵。胡人身穿短衣、长裤，骑马奔跑、开弓射箭都十分方便。当时赵国军队兵器虽然比胡人精良，但多是步兵和战车混合编队，官兵穿着长袍，行动远不及胡人灵便。赵武灵王决心向胡人学习，他不顾贵族官僚的反对，发布了“胡服骑射”的命令。由于胡服确实穿用方便，很快受到国民的欢迎。在提倡改穿胡服成功后，赵武灵王接着又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赵国不断开拓疆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赵武灵王一方面提倡有利于生活和武备的胡人方式，另一方面加强了对胡人侵扰的反击。修筑赵国长城就是措施之一。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饰改革，也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次革命。

F. 胡服最早由谁引入中原

胡服最早由赵武灵王引入中原。当时赵武灵王向北进攻中山国，大兵经房子，抵达代地，再向北直至数千里的大漠，向西攻到黄河，登上黄华山顶，与国相肥义商议让百姓穿短衣胡服，学骑马与射箭。

赵武灵王说：愚蠢的人会嘲笑我，但聪明的人会明白的。即使天下的人都嘲笑我，我也这么做，一定能把北方胡人的领地和中山国都夺过来。于是改穿胡服。

(6)在中国的胡服怎么做扩展阅读：

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为常服，南朝系汉族，仍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为田猎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间则为时服流风最盛。溯其由传人以至兴盛，胡服由军用以至民服，历史悠长，变化复杂。

但是胡服真正流行的时代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女子流行穿胡服骑马。它的特征是翻领、对襟、窄袖。在陕西等地的墓中壁画有大量反映。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绢画中也有这类服装的妇女。

G. 胡服的起源

“胡服之制，冠则惠文，带则贝带，履则靴，裤则上褶下裤。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裤褶传人中国，历代皆以为戎服，或用其冠，或用其履，或用其衣服及带，或三者全用，晋代民间，始偶用之。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为常服，南朝系汉族，仍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为田猎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间则为时服流风最盛。溯其由传人以至兴盛，由军用以至民服，历史悠长，变化复杂，王(国维)氏《胡服考》言之最详，不赘。唯唐代胡服，何以特盛，向来无人研究，王氏所考，亦未提及。依愚所见，不外以下三因:(1>唐代胡人，杂居内地，为数众多;(2)贵族阶级，废古之席坐，而为胡人倚坐;(3)朝臣侍从，弃车而尚骑马。 胡服之中，有所谓马卦者，今言马褂。《说文》无褂字，《玉篇》亦无之，恐即卦字，褂卦皆从圭得声，俗作褂，但不能作“挂”或“挂”。《罪唯录·冠服志》云:“历朝挎褶，戎服也，袖短，或无袖而衣中断，下有横摺，又下有竖摺。若袖长，则为曳撒。
似此裤褶，又变为胡服总名。凡无袖、短袖、长袖之衣，与腰中间有线道横截或无线道横截之袍，皆可称为裤褶，因而今所论之半臂，其为胡服，决无问题。至其形制，宋曾三异《同话录》“貉袖”条述之最详:
“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仍用夹裹，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名日貉袖，闻之起于御马苑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于控驭耳。”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缘边用紫皂布，有夹衣，亦有绵衣，显然为半臂制度。以其短前后襟，坐鞍上不妨脱，故亦可称为马褂，马褂即对襟衣。明清之制犹然。《日知录》卷二十八《对襟衣》所谓:“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是也。”（摘自黄现璠着《古书解读初探》） 当时西域将这种装有带扣的胡带称之为师比,译成汉语,也作犀比或胥毗。赵武灵王引进胡服时，考虑到它的便利，也引进了这种腰带。 同时引进的还有胡履。过去，汉族人民所穿之履往往以丝帛为面，麻缕为底，朝会之舄则用木底，这种履舄多为短帮,平时穿着没有问题，用于行军则不太适宜，尤其不适合跋涉于水 草之地。而胡人之履则以皮为之，做成高统,这种革履用于军旅显然要优于汉族的履舄。因此也被赵武灵王采用。最初称为络鞮，后来则称其为靴。

H. 胡服的唐宋时期

《新唐书·五行志》中即记有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的史实。 唐代所谓的胡服,不单指少数民族的服装,还包括大量异国之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当时的首都长安,不仅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着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中心。据史书记载,和唐朝政府有来往的国家,先后有300多个,在当时的长安城内不仅居住着汉族人、回纥人、龟兹人、南诏人,还有大量的外国人,如日本人、新罗(朝鲜)人、波斯(伊朗)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及印度人等。这些兄弟民族和外国使者云集长安,从中国文化中取吸了大量精华,直到今日,在中国东邻地区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地,仍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服制。中国人民也从异族文化中获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胡服在中原地区的流行,就是一个具体的反映。 和以往相比,唐代崇尚胡服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妇女着胡服者甚多。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胡舞的流行,对妇女服装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喜爱跳舞
唐人喜欢舞蹈,尤其喜欢跳胡舞。据说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善胡舞的能手,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胡舞在民间也非常盛行,用白居易的话来说,一时间臣妾人人学团转,简直到了入魔的程度。因为对胡舞的崇尚,发展到对胡服的模仿,进而出现了胡妆盛行的情况。正如元稹《法曲》一诗所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 竟纷泊。 从文献记载来看,胡舞的动作姿态,与舞蹈者的衣帽装饰有密切关系。譬如从西域康国传入的胡旋舞,表演者的服饰就很有特点,据当时杜佑所编的《通典》一书记载,舞蹈者通常 为两人,都穿绯袄,锦绣绿缓浑裆裤,赤皮靴,白袴、双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又如石国传入的胡腾舞,舞人都要戴一种虚顶的织成蕃帽,身穿窄袖的细毡胡衫。
《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
唐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中就有：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的描写。另外,在舞者的腰带上还往往装有金属小铃,随着舞蹈者的运动节奏而发出和谐的声响。这种服装既是舞服,也是西域居民的日常便服,唐代妇女在模仿这种舞蹈时,也采用了这些服饰。 从大量传世和出土的唐人画塑来看,唐代妇女所穿的胡服，通常由锦绣帽、窄袖袍、条纹裤、软锦靴等组成。衣式为对襟，翻领，窄袖；领子、袖口和衣襟等部位多缘以一道宽阔的锦边。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出土壁画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墓出土的绢画中,都绘有穿这种服装的妇女形象。在这些妇女的腰间,还系有一条革带,革带上还附缀以若干条小带，这种革带就是南北朝蹀带的遗形。
胡服卡弗坦
最常见的是波斯胡服卡弗坦（خفتان），胡服卡弗坦是一种棉或者丝制的，长至脚踝的长袖风衣，腰间用带系拢的正装。对不同等级的胡人，也有颜色、花纹、扣子的区别。它对中亚和西域影响很大，不仅仅向北影响了维京人的民族服，西域的吐火罗人也穿，通过丝绸之路也影响了唐朝时尚，可能对满人的马褂也产生过影响。
除这种胡服以外,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对汉族妇女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最为典型的就是回鹘装的流行。回鹘为维吾尔族的前身,在唐朝开元年间,回鹘一度是北方最强盛的民族之一。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鹘族在蒙古高原建回纥汗国,接受唐朝册封,从此与汉族关系密切。这个民族的服装,曾经令许多汉族妇女着迷,尤其在宫廷妇女中广为流行。花蕊夫人在她的《宫词》中就曾写道：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这种回鹘衣装在甘肃安西榆林窟壁画上还可看到：其制和长袍相似,也用翻领,袖子做得非常窄小,袍身则比较宽大，下长曳地；领、袖等处也镶有宽阔的锦边。脚上则窄着软底翘头锦鞋。宋代理学盛行，对于外来文化，不像唐代那样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北方的契丹、女真力量逐步强大,对宋朝政权造成很大威胁,宋朝的统治者非常惧怕胡风的渗透和漫延,同时也担心汉人穿着胡服之后,出入市井难以分辨,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拦。据《宋史·舆服志》等书记载,在两宋时期,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民间效仿胡俗,穿着胡衣。如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 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免褐之类。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诏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尽管多次申饬，但并没有完全奏效，民间男女仍然有穿胡服者。以至于南宋学者朱熹也在《朱子语类》中以忿忿不平的口吻明确记述道：“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所以,宋徽宗不得不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再次规定：敢为契丹者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 和宋代相比，明代就显得开明一些。明朝从蒙古族手中夺得政权，对整顿和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当然十分重视,在刚建立政权时，也曾下令禁止胡服，同时还不许使用胡语、胡姓。后来政局相对稳定,有关诏令逐渐减少。在制定服制时,还吸收了一些颇有特色的元朝服饰。如元代蒙古族有一种长袄,以毡革、彩锦或苎丝制成,交领窄袖,下长过膝;它的主要特点是用彩丝捻成细线,横缀于腰数道,既可借此束腰,又可用为装饰,因形得名,被称为腰线袄子,省称腰线。

I. 简述历史上的胡服骑射

历史意义 这位本名赵雍的北方君主学习胡人的长处，实行易服、改兵制、创新战术的全面军事革新，终于使骑兵这一灵活的新兵种取代了笨重的车兵，中国古代战争的样式从此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史书多称赞商鞅变法，其实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在军事史上的意义更为重要。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曾评价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这位堪比俄国彼得大帝的赵武灵王盛赞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 战国时期，地处胡人和华夏民族交汇处的北方赵国，虽以农耕为主却频繁接触游牧习俗，通过抗击胡骑袭扰也体会到其“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优长。15岁的赵雍继位时，其疆域只限于如今的河北中南部和山西北部，军队与其他列国一样仍由车兵、步兵构成。为了改变小国弱势，赵武灵王决定让本国的精锐全部弃车乘马。此前人类虽驯养马匹千年，却只能耕田驾车，因未解决鞍具无法骑驭。春秋和战国前期马拉战车成为军队主力，其冲击力和速度超过步兵，却因道路所限难入山地丘陵，呆板的车战、步战使军事机器运动迟缓。目睹过胡人穿短衣长裤骑马便捷的赵武灵王，决心改变几百年相传的军制，实行由车战向骑战的转变。他选择靠近河套的草原训练骑兵，并让国内作坊制作马具，建立起华夏民族最早的一支骑兵。当时军队实行骑兵化的重要意义，相当于现代战争史上陆军由徒步跃升为机械化。 春秋至战国前期，华夏传统服装是长袍宽袖，不便于骑马射箭。为此，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达易服令，让男人改穿胡人式的紧袖短衣和长裤。这一举措对重服饰礼义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重大冲击，众多臣属惊呼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赵武灵王却从作战需要出发，反对法古不变，以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推广服饰改革。他还亲自骑马弯弓并露宿草原，聘请擅长骑射的胡人充当教练，推广了养马、制革、设兽医和筹办草料等完整配套的制度，很快培训出1万名装备精良且射术高超的骑兵，其他列国的步、车兵和北方零散部落在其狂飙般的攻击下，一时均非对手。 赵国在战国七雄中开军事变革潮流之先，经过短短十几年，便由一个小小中山国都敢侵犯的弱邦崛起为唯一能够同秦相抗衡的强国。赵军灭中山国后，又南抑魏齐，北逐三胡开疆千里，还占领了如今的陕北一带，对秦都咸阳构成直接威胁。可叹的是，这位对外征战所向披靡的一代英主，却未跳出封建王权你死我活的争斗漩涡，于公元前295年在父子兄弟相残的宫廷政变中被困沙丘宫，活活饿死。对这一悲剧性结局，梁启超曾带着叹息设想道：“使主父而永其年，则一统之业，其将不在秦而在赵”。 赵国新建骑兵在战争实践检验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很快刺激了其他列国也发展这一全新兵种，马拉战车就此在战场上被淘汰而改为运输之用，中国军事史进入了骑兵起决定作用的新时代。在随后统一华夏的战争中，“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赵”，曾持续40年攻赵，最终依仗着地大财丰，在马业和弓弩制造方面逐渐占有了优势。公元前223年，秦国骑兵最后追击到代郡灭赵，两年便达到了“秦王扫六合”而一统天下。 赵武灵王实行军事变革的成果，被秦国全面运用，到汉代一度还发挥到极致。胡服骑射的实行，不仅使华夏民族建立起能够同匈奴相抗衡的骑兵，在社会上也培养起彪悍骁勇的尚武风气，汉武帝时代才能创造出世界军事史上农耕民族以骑兵击败游牧民族的奇迹。后人称颂大汉雄风，吟诵“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时，不能忘记赵武灵王这位军事变革者的奠基之功。 后世影响 赵武灵王赵雍，赵国迁都邯郸后的第四代国君，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为了拓展疆土、富国强兵，他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力排众议，勇于革新，于公元前３０7年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中心的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使赵国的军力显着增强，成为战国后期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 “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服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现对“胡服骑射”所导致的服饰变化及其对后世服饰的影响略陈管见。 对赵国军队的影响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根据步战和车战的要求而做，基本类似于平民的短打；用在骑兵上，则显得不太适合作战，在与胡人骑兵的交战中往往处于劣势。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因此，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齐、秦、魏等国，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赵武灵王认识到：赵国被动挨打，并非赵国国弱民衰，而是在于军队军装不适于骑兵和车战的作战形式。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弘扬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伟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只有学习诸胡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赵武灵王于公元前３０7（武灵王19年）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骤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竹书纪年》）。 自此以后，赵军改穿胡服。“胡服”的具体式样史载不详，只能从间接途径了解。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壮，头圆而硕大，脸宽，颧高，鼻翼撇开，眉毛浓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上唇须稠密，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汉代距战国为时不远，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与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长裤，脚登皮靴，腰系皮带，戴有貂尾蝉蚊装饰的武冠，束金钩。赵国所推行的胡服，文献资料称其为“貂服”。“貂服”，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研究，当为貉服之误，北方豸种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称为貉服。 对后世服饰的影响 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胡服，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胡服的推广，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 其次，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服饰，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实用功能及显美功能，也有身份标示功能，“胡服骑射”前的华夏族服饰，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自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赵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汉代，穿开裆的裤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裤子显然来源于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 再次，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华夷之辨渐兴。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已经形成一种崇尚中原文化、贬斥戎狄之俗的华夷观，这使经济文化本就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况下，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身穿胡服进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视为对其最友好的表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这两个赵国的强敌归顺了赵国，起到了化敌为友的巨大功效。它转变了民风民俗，振奋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进了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华梅所言：“由军服而民服，胡服的引进使中国汉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气象。这次民族服饰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服饰由交流而互进的良好基础。”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与汉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表面上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反，实际上却发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对汉族及其文化的亲近感。正是这种亲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党项等曾在我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甚至统治过中国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汉族之中。这种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进了秦汉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国历史大统一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动力，也是今天维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

J. 唐朝胡服是什么样子的

胡服流行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女子流行穿胡服骑马。
胡服的特征是翻领、对襟、窄袖。在陕西等地的墓中壁画有大量反映。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绢画中也有这类服装的妇女。唐代流行于西域地区以及波斯等国的胡服卡弗坦，卡弗坦形制为锦绣浑脱帽，翻领窄袖袍，条纹小口裤和透空软锦鞋。流行的原因是初唐至盛时期，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往及胡舞的兴盛。
《新唐书·五行志》中即记有"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的史实。 唐代所谓的"胡服",不单指少数民族的服装,还包括大量异国之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当时的首都长安,不仅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着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中心。据史书记载,和唐朝政府有来往的国家,先后有300多个,在当时的长安城内不仅居住着汉族人、回纥人、龟兹人、南诏人,还有大量的外国人,如日本人、新罗(朝鲜)人、波斯(伊朗)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及印度人等。这些兄弟民族和外国使者云集长安,从中国文化中取吸了大量精华,直到今日,在中国东邻地区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地,仍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服制。中国人民也从异族文化中获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胡服在中原地区的流行,就是一个具体的反映。 和以往相比,唐代崇尚胡服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妇女着胡服者甚多。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胡舞的流行,对妇女服装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