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竺可桢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个问题，近两年来很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但国人有许多议
论发表，即欧美人士亦注意到这个问题。各人的意见虽有不同，但归纳起来，大多数以为中国古
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没有这种能力，而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环境不适宜的
缘故，在《科学与技术》期刊上陈立先生《我国科学不发达之心理分析》一文里的结论是："中国科
学之不发达，我曾溯源于：（一）拟人思想的泛生论；（二）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三）没
有逻辑；（四）没有分工；（五）客观与主观的混淆；（六）理智的不诚实等等。但这一切我都指
出，系反映着客观社会的组织，在宗法阶段的社会，便只有宗法社会的思想。"
去年浙江大学夏令讲习会，钱宝琮先生《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演说里有这样几句话："
我国历史上亦曾提倡过科学，而科学所以不为人重视者，实因中国人太重实用。如历法之应用早已
发明。对于地圆之说，亦早知之。然因不再继续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学不能继续发展，而外国
人则注重实用之外，尚能继续研究，由无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学能大有发展。为什么我国民族太
注重实用呢？实由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使然。中国为大陆文化，人多以农业为主，只希望能自给
自足之经济。"
❷ 冯友兰人生经历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中国当代着名哲学家，教育家。 学者冯友兰的彩照[1]
《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被编入中学教材。1915年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不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曾出其手。曾长期任教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清华校务委员主席，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贡献。一生为了治学，收藏有中外图书数万册，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图书。尤对中外哲学史料的收藏较为系统，文史着作大半。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着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着《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祖籍山西高平县，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冯泰来河南唐河祁仪镇经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间，繁衍为当地望族。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无意于功名，善作诗，有《梅村诗稿》。父亲冯台异，字树侯， 号复斋。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绪15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于任所。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着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大学时期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婚姻生活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河南新蔡人任坤订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实在不能分割。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二人生女儿作家宗璞。
创办刊物
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引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赴美考察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着作和思想。
学成回国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1923年，冯友兰考察回国。
1925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着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着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着作之一。在这部巨着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出席哲学会议
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被捕审讯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创制新理学体系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着书立说
他始终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着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着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着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关于冯友兰着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赴美考察
1946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当选院士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顺利。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棚，勉强恢复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解放后三阶段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氏后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冯友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第二阶段：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在“四人帮”的“顺者昌，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冯友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的违心之作。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纭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冯友兰一生勤勉，着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编辑本段哲学贡献1923年夏，冯友兰着作《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着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着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学术行年简谱（1895年--1990年）
❸ 谁知道"冯友兰"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名台异，字树
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
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
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
务长），合家迁往南昌。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
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
《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
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
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
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
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
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
中州公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着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
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为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
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
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一个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
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北大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
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
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
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
“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
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
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
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
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
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
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
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
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
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
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
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
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
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
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
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
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
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
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
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
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
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
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
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
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共
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
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
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
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
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
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着
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
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
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
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
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
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
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
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
“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
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
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
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
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
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
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
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着
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
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
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
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
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
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
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
主任。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1931
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
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着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
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
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着作之一。在这部巨着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
“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
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在清华任教期间，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
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
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
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
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
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三松
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
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
“尚贤”。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
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
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
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
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
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
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
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
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先迁往湖
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
合大学。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
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
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
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到昆明后不久，他又为刚创
立的西南联大写了校歌的歌词，调寄《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祯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
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
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歌词充分表现出
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终将战胜日寇、收复祖国失地的信心。他始终有一种不
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
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
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着述，潜心
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
《新事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
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
将这些着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着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
兴的坚定信念。关于冯友兰着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
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此哲学家所
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
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
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
《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同年，冯友兰应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
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
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
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
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
祖国。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
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专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
整，他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
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
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
顺利。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
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
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
磨。直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
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
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
棚，勉强恢复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
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50—60年代。在自
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氏后
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
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
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
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
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义的历史，冯友
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第二阶段是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
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
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
极的地步。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在“四人帮”的“顺者昌，
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冯友
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
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
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子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
《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
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
《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
的违心之作。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
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
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
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
坛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是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
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
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
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
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
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
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
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
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
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冯友兰一生勤勉，着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
己任。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
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
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
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
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
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冯氏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
但申明自己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以继承为基础，以改造、发展中国
传统哲学为鹄的。尽管他也吸取、承继了名家、道家、玄学、禅宗等的“不着实际”
的哲学特色，但其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却是承继和发展宋明理学而来。这明显地体
现在他的本体论学说即“新形上学”中。他说：“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中，有
几个主要的观念，就是理、气、道体及大全。”（《新理学》）新理学的“形上学”
的逻辑结构，就主要表现以“理”、“气”范畴为基础而展开的一系列概念、范畴
的逻辑安置。
所谓“理”就是各个事物之所以为各个事物的依据，即他所说“某种事物之所
以为某种事物者”。如“山之所以是山而不是非山，必因山有山之所以为山”。这
个“所以为山”就是“山之理”。总所有这些“理”就是“理世界”，也就是“太
极”。这个“理世界”之“理”是先于实际而存在的。在新理学中，“理”不但是
指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而且还是独立于实际事物之外的抽象共相，是“可离一件
一件底实际的事物而独有”的东西。但是，“理”怎么能离开事物而“独有”呢？
为此，冯氏又将理之“有”与事物之“有”区别开来：“‘有某种事物’之有，新
理学谓之实际的有，是于时空中存在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之有，
新理学谓之真际的有，是虽不存在于时空而又不能说是无者。前者之有，是现代西
洋哲学所谓存在，后者之有，是现代西洋哲学所谓潜在。”（《新原道》）经过这
种“实际世界”与“真际世界”的二重区分，“理”就变成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动
静的永恒存在，成为决定事物之所以为某事物的第一性的精神本体。
那么，“真际”的理又是如何表现为“实际”的事物的呢？为此，冯氏提出了
“气”的概念。所谓“气”就是指一切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基础。他说：“一切事物
所有以能存在者，新理学谓之气。”（《新原道》）但这个“存在”并不是指具体
事物的具体存在，而是指这具体事物存在的基础。“气”和“理”同事物的关系是：
“理”是此物之所以成为此物的依据、规律，但此物能否存在却非“理”所能保证，
而必须靠“气”的可能性的存在；而“气”也并不是某种具体的事物，它仍然只是
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存在，它对于事物是什么仍然没有决定意义，“气并不是什么，
所以气是无名，亦称为‘无极’”（同上）。他强调说，“气”是通过“对于事物
作理智的分析”而得到的一个“哲学底逻辑观念”，“此观念并不确指任何实际的
事物，而却可指任何实际的事物”（《新知言》）。因此，“气”不是物质一类的
东西，而属于精神性的范畴。这是“理”由真际见诸实际的契机，是事物存在所依
据的条件。因此，宗际的存在便是“理”、“气”不离，是“理”（太极）在“气”
（无极）中的实现。
显然，冯氏对理、气范畴作了有别于程朱理学的新的解释。在朱熹那里，理、
气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意义区分，气是由理派生出来的物质性的东西。但在冯氏
这里，“气”的物质性被抽除了，“理”、“气”都是通过分析经验中的事物而得
来的共相，都是纯粹的逻辑观念。
既然“理”、“气”不离，二者对于实际事物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它
们又是通过什么途径结合而成实际事物的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冯氏提出了“道
体”的概念。他说：“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都是
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总所有的流行，谓之道体”（同上）。这里，他把
理与气相结合的运动过程（“流行”）称为“道体”，认为理和气是在运动的过程
中相结合而派生出事物的。冯氏认为，存在的概念应当蕴含“动”的概念。他首先
将“事物”与“存在”联系起来（“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然后赋予“存在”
以“动”的内涵，认为事物的存在过程就表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动的过程，本质上
就是其气实现某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无极而太极”，即“无极”向“太极”
的运动，此运动被看作是气依照理取得自身规定性而成为具体事物的过程。而“道
体是总一切的流行”，因此，“道体就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新原道》）。由
此看来，“道体”从根本上讲，是指作为“形上”之动的所谓“无极实现太极的流
行”，是一种脱离了物质的神秘的纯粹流变，是太极借助于无极衍生出事物的运动
过程。
在新理学中，“理”是着眼于事物的性质，“气”是着眼于事物的存在，“道
体”则旨在说明事物如何（或怎样）存在。因此，在冯氏看来，光有三者还不能形
成“宇宙”。为了使其新形上学更加圆融，冯氏又提出了“大全”这个宇宙观念。
何谓“大全”呢？按照新理学的逻辑，既然每个理为某种事物之“极”，那么，众
理之全体便成了整个实际世界的“太极”，他说：“所有理之全体，我们亦可以之
为一全而思之，此全即是太极。”既然“太极”为众理之全，故又称为“大全”。
因此，他说道：“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借用中国旧日哲学
家的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新知言》），此所谓“一切的有”，既
包括实际的有，也包括真际的有，这个“总一切的有”的“大全”，就是“哲学中
所说的宇宙”。但这个“宇宙”并不是物理学或天文学中所说的物质的宇宙，而是
“太一”或“大一”。从范围上讲，它大于实际世界；从逻辑上讲，他先于实际世
界。它是整个世界的本原。由此看来，同前面的理、气、道体一样，“大全”仍然
是形式的、逻辑的观念性存在，是将理世界与事世界通通包融于自身的所谓“哲学
中所说的世界”，其目的在于想依此而说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这就是冯氏构造的以“理”、“气”、“道体”、“大全”为中心范畴的新形
上学，它构成了冯氏“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套“不
着实际”的新形上学体系是通过怎么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呢？冯认为，建立形上学
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因是从正面提出“形上学”的观念，所
以又称为正的方法；一是直觉的方法，因是从反面表现“形上学”，所以又称为负
的方法。他自称，新理学的“形上学”是以正的方法为主兼采负的方法而建立的。
按照冯氏的解释，所谓正
❹ 冯友兰先生的作品有哪些
简介：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要作品：1923年夏，冯友兰着作《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着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着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学术行年简谱（1895年--1990年）
冯友兰作品集(18张)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十月十六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1901年，始入家塾读书。
1910年，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
1911 16岁 春，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暑期，回唐河，与吴太夫人之侄女吴淑贞结婚。
1912 17岁 夏，转入武昌中华学校。年底，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
1913 18岁 上半年，因喜好逻辑学而立志学哲学。暑期，回唐河度假，方知吴夫人淑贞已病故。
1915 20岁 上半年与任载坤女士订婚。（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二月廿二日（1894年3月28日），时年21 岁，正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夏，由中国公学预科结业，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转入文科哲学门，学中国哲学。 1918 23岁 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暑期在开封与任载坤结婚。秋，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
1919 24岁 1月，与友人创办《心声》杂志，并被推为编辑。约5月7日（农历四月八日）长女钟琏生。考取公费留学，12月抵美国纽约。
1920 25岁 1月，入哥伦毕业大学研究院。11月，在纽约访问泰戈尔。
1923年，发表《评柏格森的<心力>》（《新潮》3卷2期）、《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国际伦理学杂志》32卷3号）、《论“比较中西”（为读中西文化及民族论者进一解）》（《学艺》3卷10期）、《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哲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杂志》19期）等文章。
1924年，英文本《天人损益论》改名《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10月，《一种人生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与《一种人生观》合并为《人生哲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7年，发表《名教的分析》、《中国之社会伦理》、《泛论中国哲学》、《孔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等文章。
1931年，《中国哲学史》上卷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1933年10月，未去英国1934年6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1935年，发表《中国近代研究史学之新趋势》、《秦汉历史哲学》等二十余篇文章。
1937年，发表《哲学与逻辑》、《论民族哲学》等文章。
1939年，《新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
1940年，《新事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世训》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942年，聘为部聘教授。发表《论人生的意义》、《论人生境界》等二十余篇文章。
1943年，《新原人》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
1945年，《新原道》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
1946年5月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撰写纪念碑碑文。初夏，返北平。秋，赴美，《新知言》有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1948年3月，回国抵北平。12月，《南渡集》编成。英文《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1949年，解放军接管清华，冬，参加北京郊区土改。
1950年8月，哲学系开始批判新理学。10月，冯友兰开始自我批判。
1951年9月起，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缅甸。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被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1月，哲学所成立，受聘位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组组长。
1956年9月，赴日内瓦出席“国际会晤”第11次大会，以观察员身份经威尼斯列席欧洲文化协会会员大会。
1957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7月，出席国际哲学研究会所华沙会议。
1958年，《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9年，《四十年回顾》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62年，《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4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5年，《论孔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7月，赴夏威夷参加国际朱熹学术会议。《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一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学术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三松堂自序》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1985年，《中国哲学史简史》（涂又光中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三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三松堂全集》四、五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三松堂全集》第二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友兰学术精华录》由北京师院出版社出版。 1989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全集》第三、六、七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0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交人民出版社（后由台湾兰灯出版公司出版），至此《新编》全书告成。11月26日与世长辞，享年95岁。
❺ 介绍一下"冯友兰".多谢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名台异，字树
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
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
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
务长），合家迁往南昌。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
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
《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
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
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
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
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
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
中州公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着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
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为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
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
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一个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
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北大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
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
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
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
“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
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
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
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
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
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
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
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
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
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
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
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
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
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
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
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
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
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
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
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
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
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
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
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
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共
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
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
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
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
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
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着
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
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
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
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
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
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
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
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
“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
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
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
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
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
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
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
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着
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
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
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
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
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
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
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
主任。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1931
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
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着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
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
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着作之一。在这部巨着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
“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
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❻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有，怎么没有。例如在医学上，我国是最早使用麻醉剂的国家，为东汉的华佗所发明，武器上我国最早发明了火药，只不过它的主要作用被中国人用来玩了，还有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等，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现存的唯一国家，其底蕴不可谓不深厚
❼ 为什么说中国没有哲学家 , 只有所谓的哲学研究者 冯友兰也算不上哲学家吗
所谓哲学家要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主张 以及有着自己一套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和大量事实支撑 这句话是错误的 ，中国近代真正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学者是很少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理论主张和事实支撑 也形成了自己的完整的体系比如王阳明就是唯心主义的代表哲学家冯老先生应该只是完善别人的理论 算是研究者吧
❽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没有，只有技术。
基本解释
科学[science]
它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科学是对已知世界通过大众可理解的数据计算、文字解释、语言说明、形象展示的一种总结、归纳和认证；科学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渠道，其具有公允性。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着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例如，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意见都相同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在本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❾ 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中国有科学，从古至今都有科学的。不过中国是偏向于应用的，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一直不大。
❿ 冯友兰《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冯友兰
1922年4月）
中国落后，在于它没有科学。中国产生哲学，约与雅典文化的高峰同时或稍早一些。为什么它没有在现代欧洲开端的同时产生科学，甚或更早一些？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
为研究方便计，引入两个名词，分别表示中国哲学的两种一般趋势：它们是“自然”与“人为”，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天”和“人”。天指自然的东西，人指人为的东西。
据《汉书》记载，周朝晚期的思想有九家：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当时最有影响的是儒家、道家、墨家。
道家教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复归自然”。全能的“道”给予万物以其自己的自然，在其自然中万物得到自己的满足。道家主张自然，反对人为。
墨家的基本观念是功利。鉴定道德不在于它是自然的，而在于它是有用的。墨家不以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最幸福，不以为人应当做、需要做的是复归自然，相反地正是要摆脱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反对自然。
儒家分成两种类型，孔子、孟子比较靠近自然这一端，荀子比较靠近人为这一端。按传统的讲法，孔孟代表儒家。儒家是自然与人为这两种极端观点的中道。
儒家、道家、墨家三者为了生存而斗争，最后墨家完全失败，不久就永远消失了。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力求发展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的哲学家。依荀子的理想，他要用征服自然来代替复归自然。这近似培根关于人力的观点。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后学没有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他的思想。秦王朝灭亡后，荀子的学说也很快地而且永远地消亡了。
秦朝之后，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几乎再也没有出现了。不久来了佛教，又是属于极端“自然”型的哲学。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的心灵徘徊于儒、释、道之间。直到公元10世纪，一批新的天才人物相继地将儒、释、道三者合一，成为新的教义，输入中华民族的心灵，至于今日。
因为这种新的教义始于宋朝，所以名为“宋学”。这些哲学家自己声称，他们的教义是真正的儒家。如果非说是儒家不可的话，那也只能说是新的儒家。就理想或目的来说，各种类型的新儒家全都一样，其理想都是去人欲以存天理。
在人类历史上，中世纪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下力求在天上找到善和幸福，而希腊则力求，现代欧洲正在力求，在人间找到它们。但是中国，自从它的民族思想中“人为”路线消亡之后，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这就是，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换言之，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力求认识上帝，为得到他的帮助而祈祷，希腊则力求，现代欧洲正在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但是中国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
什么是科学的用处呢？现代欧洲两位哲学之父提出了两种答案。笛卡儿说是确实性，培根说是力量。
如果是对付自己的心，首先就无须确实。中国所以未曾发现科学方法，是因为中国思想从心出发，从各人自己的心出发。譬如我饿了，我难道还有必要用迂回的、抽象的科学方法向我自己证明我想吃饭吗？此外，中国哲学家爱的是知觉的确实，不是概念的确实，因此他们不想也没有把他们具体的所见翻成科学的形式。总之一句话，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进人伦日用的。柏格森在《心力》中说，欧洲发现了科学方法，是因为现代欧洲科学从物出发。正是从物的科学，欧洲才养成精确、严密、苦求证明，区分哪是只有可能的，哪是确实存在的，这样的习惯。
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在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在道家看来，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在儒家看来，它虽然不像道家说的那么坏，可是也绝不是人类幸福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么，科学还有什么用呢？
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的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就很可能早就产生了科学。这当然只是猜测。但是这个猜测有事实为证，那就是我们在《墨子》、《荀子》中的确看到了科学的萌芽。中国思想中这条“人为”路线，不幸被它的对手战胜了，也或许是一件幸事。如果善的观念并不包括理智的确实性和征服外界的力量，科学有什么用呢？
无论欧洲人是向天上还是在人间寻求善和幸福，他们的一切哲学全都属于“人为”路线。基督教教人事奉外在的上帝，人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却是一个罪人。现代欧洲继承了这种认识外界和证实外界的精神，不过把上帝换成“自然”。所以他们注定了要有科学，既为了确实性，又为了力量。但是“自然”路线又是如何呢？如果万善永恒地皆备于我，又何必向外在世界寻求幸福呢？那岂不是像佛家说的端着金饭碗讨饭吗？科学的确实性和力量有什么用呢？
附注：
1. 摘编自美国《国际伦理学杂志》卷XXXII第三号（1922年4月），Why China Has no Science。现收集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P81-106。
2.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中国现代着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生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在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自成体系。主要着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英文）、《贞元六书》等。论着编为《三松堂全集》。
3. “科学”一词，指关于自然现象及其关系的系统知识，因此它是“自然科学”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