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整合日韩

‘壹’ 日韩合并条约的条约背景

日本和韩国是亚洲东部两个隔海相望的邻国，历史上纷争不断。到了近代，日本从1868年起实行“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而韩国尚处在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之下。那时的日本扩张欲望非常强烈，准备吞并朝鲜，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军中国，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大陆政策”。因此在明治维新以后，“征韩论”甚嚣尘上。日本正式实施侵略朝鲜的计划是在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1894年—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朝鲜的原宗主国清朝，驱逐了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加紧控制朝鲜。1897年，朝鲜王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朝鲜从此改称韩国。而此时的日本则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对于将韩国变为其殖民地的要求也就更加强烈。1904年—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沙皇俄国，又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了朝鲜半岛，至此日本成为唯一支配韩国的外国势力，为其最终吞并韩国开辟了道路。
日本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曾强迫大韩帝国政府于1904年2月23日与之签订《日韩议定书》，规定韩国协助日本对俄作战，将韩国拉进了日本阵营。同年8月22日，日本又强迫韩国签订《日韩新协约》（第一次日韩协约），将日本人以财政顾问和外交顾问的身份安插到韩国政府。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又于1905年11月17日胁迫韩国与其缔结《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设置韩国统监府以控制韩国，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韩国统监，韩国由此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07年7月24日，日本和韩国又订立了《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剥夺了韩国的司法权，解散了大韩帝国军。经过这短短三年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韩帝国已经名存实亡，沦为了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被日本吞并只是时间问题了。
日本对韩国的吞并自然得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当时日本和英国关系良好，双方达成“英日同盟”，因此英国对日本大力支持。美国表面上对韩国表示同情，实际上为日本张目，1905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交换秘密照会，美国和日本互相承认彼此对菲律宾和韩国的支配权。1905年9月5日，日本和俄国在美国的撮合下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承认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地位。1907年，大韩帝国皇帝高宗李熙派密使前赴荷兰海牙，准备利用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的机会呼吁列强支援韩国摆脱日本。但由于欧美列强早已承认日本对韩国的统治，拒绝韩国密使参加会议，同时日本也利用这一事件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由皇太子李坧继位，是为韩国的末代皇帝——纯宗。“海牙密使事件”表明西方国家在韩国问题上已经彻底倒向日本。
而在韩国内部，也有大批亲日派为虎作伥。在政府中以李完用、朴齐纯等人为首，他们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丁未七贼”；而民间则是宋秉畯、李容九组建的“一进会”，积极推动日本对韩国的吞并。但更多的韩国人并不甘做日本人的奴隶，一批有民族气节的文武官员接连上疏请求诛杀卖国贼，闵泳焕、赵秉世等大臣为此自杀殉国。广大普通百姓更是拿起武器，组织义兵，反抗日本的侵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义兵运动。义兵运动自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签订后展开，1907年日本解散韩国军队时达到高潮，几乎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义兵斗争。义兵一度在1908年2月围攻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对日本的统治构成了巨大威胁。日本急忙从国内增援两个旅团，综合调动军、警、宪力量镇压义兵运动，并对韩国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杀，据统监府显然是缩小的官方统计，仅从1907年7月到1908年底，就杀害了近15000名反抗日本的韩国人。到1909年下半年，义兵运动逐渐平息下去。镇压了韩国人民的反抗以后，以及在日本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成功排挤中俄、剥夺韩国一系列主权、得到列强承认和韩国亲日派支持的背景下，日本方面认为吞并韩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正式将韩国变为殖民地。

‘贰’ 如何实施市场化重组整合

2012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6月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引人注意的是，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意味着严格的存贷款利差管制出现松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全面提速。
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利率市场化，在过去近二十年的历程中基本遵循了渐进式改革思路。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总体思路，人民银行一直致力于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2004年中国基本实现了外币存贷款利率完全放开和人民币“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随后，央行改革重心转向市场利率体系建设，以为存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创造基本环境。截至目前，以Shibor利率为定价基础，辅之以国债利率和利率互换等品种的市场利率体系也已初步建立，这就意味着利率完全市场化的外部条件日趋成熟。此刻，央行选择非对称降息，不仅是应对经济下行的短期相机决策，更有着推进金融体系改革的长远政策考量。
形式上，非对称降息使存贷款利差管制范围更加自由灵活，但本质上却使利率能更好地发挥资源最优配置的作用。从经济学角度看，利率可以理解为非常重要的资金价格，即投资人让渡资本使用权而索要的补偿，其包括对机会成本的补偿和对风险的补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利率的作用之所以很大，基本原因在于，对于各个独立决策的经济人——企业、个人以及其他——来说，利润最大化、效益最大化是基本准则。而利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益。在利益约束的机制下，资金供给方将依据借款人的风险程度定价，而资金需求方则将充分考虑利率这一成本变量。早前由于利差管制，存款人无法甄别商业银行的实力，商业银行也无法有效甄别贷款需求方的风险水平，进而导致资源错配和整体无效率。伴随着存贷款管制范围更加灵活，商业银行可以依据自身实力和贷款需求方风险水平，对存贷款资金进行更加市场化的定价。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利率在有效配置市场资源的过程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
回顾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美日韩以及阿根廷、智利等国的金融发展状况都在利率市场化前后出现明显变化。从微观层面的银行发展看，一是各国存贷利率水平出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而存贷利差则是先降后升；二是银行业的经营风险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迅速上升，部分国家出现了中小银行的倒闭潮；三是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非利息收入成为新的增长点。从宏观层面的金融运行看，与利率市场化相伴随的两大经济态势值得关注：一是各国的货币信贷投放出现明显扩张，物价总水平波动明显加剧；二是部分国家出现了汇率升值趋势，吸引了大量套利的国际资本。由于金融制度不健全，以阿根廷和智利为代表的激进式改革国家最后出现了严重的汇率和外债危机。
各国利率市场化后的金融发展经验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次非对称降息仅仅是中国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的开始。粗略估计，本次非对称降息，商业银行为实体经济让利不少于2000亿元。银行作为高度的顺周期行业，伴随经济下滑，未来将面对较为严峻的经营压力。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大局出发，中国的监管层推进利率市场化仍需坚持渐进式改革模式，在金融制度架构和货币政策框架调整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并为商业银行经营转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一，渐进式改革是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理性选择。各国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告诉我们，渐进式改革模式是符合中国经济金融基本国情的理性选择。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与利率市场化之前的美日韩等国具有较大相似之处。一方面，通货膨胀率高企和市场利率攀升，“负利率”现象日益严重；另一方面，“金融脱媒”对银行传统业务模式提出严峻挑战。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92%降至2011年上半年的53.7% ，而高收益理财产品的快速发展则导致大量资金从银行表内流出。据有关统计，2011年上半年中国理财产品发行规模高达3.57万亿人民币，已相当于同期存款余额的4.5% 。因此，从保护存款人利益和促进银行转型发展角度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迫在眉睫。但是，美日韩等国长达16年的改革经历告诉我们，利率市场化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市场主体看，国有企业作为主要资金需求方，其资金硬约束仍需进一步增强；而作为资金供给方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等仍需进一步完善。培育经济主体的市场观念和市场行为，加强和完善金融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只有做到改革循序渐进，才能有效应对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第二，金融制度创新是利率市场化的有力保障。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要加强金融改革总体设计，鼓励金融制度创新，重点解决金融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们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效推进依赖于两大制度保障：一是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在资金定价市场化的同时将实现定价主体行为的市场化，必将会有部分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由于银行破产倒闭涉及到广大储户的根本利益，因此由政府主导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就大大增强。二是要统筹协调利率市场化与汇率改革的关系。从国际经验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先，汇率市场化改革在后，可以较好地规避国际资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第三，货币政策框架调整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利率管制完全放开之后，由于市场利率将成为资金供求的决定变量，因此中国目前以货币供应量（M2）为中间目标的政策调控框架将会调整。一是市场化利率将成为新的中间目标。在美国等利率完全市场化的国家，市场利率是反映市场资金稀缺程度的指示灯。货币当局的政策调控将重点追踪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维护市场资金平衡。二是货币政策工具将有重大调整。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将取代货币供应量、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成为主要政策手段。在调控过程中，货币市场将成为中央银行实现政策目标的主要场所。
第四，经营转型是商业银行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目前较高的存贷利差水平，一旦利率管制完全放开，中国银行业必将出现存贷利差缩窄的问题。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银行业痛苦的转型和变革过程。一方面，部分资金定价能力弱、风险管理能力差的中小型银行，可能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边缘化，甚至被淘汰。另一方面，多数银行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将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经营策略，逐步实施以非息收入为导向的综合化经营战略。银行业转型和变革的进程也是银行业格局重构的过程。值得指出的是，监管当局要把握好改革和监管的进度和力度，保障银行业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叁’ 中国如何遏制日本

经济上遏制日本 中国经济总量和技术水平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能超过日本可以预见的。经济是日本影响力的主要内容，只有保持对日的经济优势，才能全面压制日本。当前应当加强中国经济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东南亚和印度的影响力，以投资、贸易、援助、合作等多种方式充分进行市场渗透，消解日本在这些地区的经济扩张。中国要想方设法把在上述地区的政治文化和地缘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如果中国经略东亚南亚成功，日本的海外市场和资源供应将被有力地挤压，从而经济上受到遏制，在这方面中国一贯是经济思维迟钝于政治思维，从而让日本人捡到便宜，好在这种局面正在改变，主要表现为湄公河流域开发战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等，但在相互投资方面仍显滞后。尤其是与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度的经济往来急需加强，比如旅游业等。二 外交上遏制日本古人云：“上战伐交” ，这方面的重中之重是逐步瓦解美日同盟。外交政策关系国家的兴衰乃至生死存亡，勿以日本的相对衰落而轻视之。正是外交上的空间，日本才得以在二战后迅速崛起 。中国超越日本可以预见，但什么时候能超越美国则不可以预见，美国曾强有力的遏制了日本，但现在美日同盟的战略重点已转移到联手遏制中国。任其照此发展下去，则中国的崛起必定更加曲折，必定受到强力遏制，阻碍中国全面崛起的进程。其实与中国做对不符合美国的利益，随着中国的强大，美国在东亚的最大利益将是与中国的全面合作，即不出现一个强大的反美的中国，因此中美战略接近完全是可能的选择。中美确立稳定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日，就是美日同盟瓦解之时。中国政府应该做出这样的外交战略抉择。因此中国政府、学界、媒体和民众都有责任为加强中美各层次的接触、了解、互信而多做工作。历史的进步是由善恶两种力量共同推动的，很多事情本身并不存在客观的是非曲直，所以舆论界不要逢美必反，要根据自身的利益而定，比如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我认为立场尽可能保持中立，更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学界应加强对美国的研究，要打开思维，视野开阔，不要被成见束缚，尤其是要加强研究与美国人的有效沟通方式，从而让他们更易于倾听我们的声音。三 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战争既破坏和平，也必将把本世纪中国全面崛起的梦想化为乌有。台湾应该而且也能够和平统一，对此中国政府应矢志不移，长远布局。统一台湾，只能靠自己，靠两岸人民，因此，大陆方面长期的策略应是攻心政策，这方面可借鉴南韩对北韩的阳光政策。当前由于新一届政府的对台新思维的凑效，台湾急独势头已经被大大遏制，应继续全面深入地推行在野包围在朝、民间包围政府的路线。不要幻想有一天台湾问题能一下子全面解决，那是不现实的，那只能导致战争，而战争只能把问题推向目标的反面，武力应是威而不发的。近者悦，远者来。台湾问题将在大陆保持长期繁荣的背景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逐步地解决：先实现两岸三通，再实现朝野各党对一个中国的认同，再签署两岸的和平协议，再签定确定两岸关系的文件，从而最终实现两岸联邦式的统一。中国统一，日本战略空间被压缩，必将式微。四 把日本包容过来 中日对抗已逾百年，该作何收场？答案是盛唐时代一样，把日本包容过来。长期对抗不符合双方利益，以后日本也必将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历史上英法百年对抗，是因为双方实力不相上下。在中国基本完成内部整合和逐步走向现代化以后，日本天然地不再具备与中国长期抗衡的能力。东方的地缘政治格局将恢复历史原来的秩序。中国人民应为这一天地到来努力工作，同时也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要有泱泱大国公民的胸襟与气度，就像盛唐国民那样有包容世界的气象。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具体问题上与日本据理力争以及反对日本的急右势力。 以上愚见，贻笑大方。

‘肆’ 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一夜亡国，这对当时的清朝有什么影响

应该说是相当大的震动了吧，毕竟那个时期的清政府正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所以说日韩的这一举动，间接威胁到了清政府的主权问题。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1910年，当时的韩国最高统治者和日本那边签署了协议，将朝鲜半岛的掌控权给了日本，也就是说，当时朝鲜半岛实际上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的。

这也为后期日本侵华提供了跳板。但这都是后话了，而且因为满清发源地就在东三省那边，所以说，日本的这一举动确实是让满清皇室甚至官员很不安，怕日本会动摇满清的根基。

‘伍’ 日韩合并条约的介绍

《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称为韩日并合条约（韩语：한일 병합 조약）；日本称为日韩并合条约（日语平假名：にっかんへいごうじょうやく）或韩国并合相关条约（韩国并合ニ関スル条约））是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帝国代表寺内正毅于1910年8月22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规定韩国皇帝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因此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大韩帝国的灭亡，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半岛并开始进行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由于《日韩合并条约》使韩国沦为了殖民地，所以韩国又称《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为“庚戌国耻”（1910年为庚戌年）。

‘陆’ 日韩合并的事件始末

1862年，朝鲜国王哲宗去世，哲宗无嗣，由旁系李熙即位。李熙年幼，其生父大院君摄政。正是这种不正常的继承给朝鲜埋下了祸乱的种子。19世纪70年代初，李熙在闵妃（明成皇后——朝鲜高宗李熙的王妃）的操纵下迫使大院君隐退，实现亲政。朝鲜形成了闵妃和大院君两个政治集团，它们的斗争使得朝鲜的国内政局愈发不稳。
1876年2月，日本威逼朝鲜缔结《江华岛条约》，该条约成为朝鲜近代史中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久，列强群起效仿。朝鲜被迫陆续与美、英、德、意、俄、法、奥、匈、比利时、丹麦等国签订不平等通商条约。此时，朝鲜王朝仍属于中国的藩属国，受到中国的庇护，但自身受害的中国也效仿列强在朝鲜设立租借地，拥有很多特权。
1882年朝鲜大旱，人心浮动，汉城士兵掀起了一场反闵排日的起义，史称“壬午兵变”。大院君趁机赶走闵妃，掌握政权。期间13名日本人被杀，日本公使馆被烧，因此导致了日本的武装干涉。清政府了解到朝鲜的动乱，为防止日本借机入侵朝鲜，随即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候补道马建忠率三艘军舰前往朝鲜。并照会日本，称朝鲜为中国属邦，日本不要采取激烈行动。8月20日，淮军宿将吴长庆率军到达马山，两日后，吴、马约请大院君赴清军营地会谈。寒暄后，大院君被告知速去天津听旨，8月23日乘济远舰赴天津。随后大院君被囚禁于保定。
丁汝昌和马建忠果断地在日本采取行动之前出手，使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出于主动，并指示朝鲜政府与日谈判，化解危机，同时罢斥大院君亲信，镇压起义领导人。闵妃集团的重新掌权引起日本的极大不满。日本不甘心在朝鲜的失利，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趁中国无暇他顾，在朝鲜策动政变，企图控制朝鲜。
1884年12月4日晚上六时，开化派首领任邮政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邀请政府官员和各国驻朝使节赴庆祝宴。席间，厅外突然失火，宾客纷纷离席察看。埋伏在四周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把亲华派大臣闵泳翊乱刀砍倒。叛乱分子大呼清军作乱。金玉均等迅速冲进王宫，迫令国王写出“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把国王、闵妃软禁于景佑宫，并组成新政府。当时清政府派驻驻朝鲜的钦差袁世凯当机立断，集合庆字营，并联络自己负责编练的朝鲜新军入宫解救国王。庆字营和朝鲜新军很快攻入景佑宫，在袁世凯的策动下，曾由他教练的朝鲜部队数百人倒戈，合力打击日军和叛军。竹添败逃日本使馆。次日上午，国王被护送至袁世凯军营，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日使竹添则率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叛乱骨干逃往仁川，史称“甲申政变”。
在两个回合的较量中，清政府都占了上风。经过壬午、甲申两次政变，证明在朝鲜，中国势力明显优于日本。甲申政变后，中日在半岛的对立更加激烈，中日之争使朝鲜进一步成为东北亚政治风暴的中心，但忙于内斗的朝鲜统治者不明世界大势，缺乏治国方略，无力把处于危境中的国家引向富强的道路，仍是延袭千百年的“事大主义”，一味投靠大国，寻求保护，终于引来亡国之祸。
1894年7月23日，日军突然占领朝鲜王宫，推翻闵妃集团，扶植大院君政权。25日，在日本的授意下，大院君宣布废除与清政府的一切条约。同一天，日本不宣而战，甲午战争爆发。开战后，日本与朝鲜缔结了“日朝盟约”，即对中国的攻守同盟。
1895年4月，甲午战争结束，清王朝战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从此退出朝鲜。甲午战争标志着东北亚传统朝贡体系的最终瓦解，也标志着该地区力量结构的决定性变化，中国丧失在东亚的传统大国地位，朝鲜成为日本的领土，而此后日本迅速崛起，开始以强国的身份出现。 甲午战争使朝鲜对中国离心离德，他们看到俄国的干涉下日本被迫将辽东半岛交还给中国，就企图利用俄国来牵制日本。朝鲜向俄国的靠拢使其在朝鲜的势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1895年10月8日，日本人杀死闵妃并清除了宫中的亲俄派势力，史称“乙未事变”。
1896年6月9日，日俄又在莫斯科缔结了一项新的协定，其中包括：共同援助，帮助朝鲜财政改革；将军队警察组织委托给朝鲜；日本继续管理占有的电信线路；俄国保留架设从汉城到国境的电信线的权利；承认国王继续滞留俄国使馆，直到组成朝鲜国王的护卫队为止。1896年9月12日，朝鲜国王还宫，将年号改为“光武”，同年10月12日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在外交的背后，日俄两国都做着军事上的准备，双方都不遗余力地修筑铁路、占据军事据点，以保证军事上的优势。而“大韩帝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邻在自己的土地上备战。可以想见，日俄之间无论胜负如何，倒霉的只能是韩国。 1904年2月，韩国无奈地看着日俄战争爆发，为了不卷入纷争，早在1903年9月，韩国皇帝要求在两国开战之际保障韩国的中立地位。但日本完全无视这一点，在向俄国宣战前两天就派军队从仁川登陆，日军共有一万余人集结至汉城。开战后2周，在韩国实际已被占领的情况下，缔结了《日韩议定书》，迫使韩国承诺：日本“可以临机征用军事战略上认为需要的地方”。等于占领了韩国。
随着战局的进展，日本开始策划把韩国变成保护国。1904年5月，日本做出了要在军事、外交、财政上扩大权利并获得保护实权的决定，与韩国缔结了《第一次日韩协约》，控制了韩国的财政和外交。接着，日本于1905年4月掌握了韩国的通信事业，并在日俄媾和会议期间，独占了韩国海上、河流的航行权。
日俄战争以俄国的战败而告终，俄国退出了在东北亚地区与日本的争夺。日本吞并韩国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此时的韩国皇帝醉生梦死，丝毫不顾自己灭亡，欲投靠新列强日本以对中国进行侵略，炮制出所谓“间岛问题”（因朝鲜非法移民而衍生的问题，朝鲜前后态度不一，最终被中国严正驳回），于1905年10月与日本签署了《第二次日韩协约》（乙巳条约），将全部外交权交给日本。

1905年12月21日，日本在汉城设置了统监等职能机构，把韩国变成了其保护国。公布了统监府的官制，规定统监直接隶属于天皇，在京城设置统监府，在各要地设置理事厅。由统监一变而为第一代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在日记中写道“：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小西行长 1907年6月，荷兰海牙召开了第2次万国和平会议，主张排日的在韩美国人哈尔巴德也来声援，使者们向各国委员散发了抗议书。但韩国的外交根据条约由日本政府代替行使，所以没有得到列国的关照。韩国朝廷的企图非但没有实现，反而使日本强化了对韩态度。统监伊藤博文把这次策动的责任归咎于韩国皇帝，并认为韩国方面违反了协约。总理大臣李完用劝韩帝让位，7月19日，高宗发出了诏书，将帝位让与了皇太子李坧（纯宗）。日本政府在海牙密使事件后，意识到不仅要掌握韩国的外交权，而且有必要掌握韩国的内政权。1907年7月，韩国被迫签署了《第三次日韩协约》，根据协约，统监指导韩国改善。韩国接受日本35年的殖民统治。 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对朝鲜问题是这样说的：“我三大国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再次谈到朝鲜问题。2月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举行会晤，在两人谈过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以后，罗斯福提出讨论领土托管问题，并向斯大林提出，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
1945年8月，时隔40年之后，俄国人又来了。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和苏军已大举“涌进”朝鲜半岛的消息后，美国人坐不住了。8月10日深夜，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会上，国务卿邓恩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区去受降，但由于现实的困难，最后决定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就这样朝鲜半岛被新的世界强权“偶然的”以北纬38度为线分成了2个部分，进而形成了今天的北韩和南韩。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半岛成了美苏两大国的角力场，此后冷战的阴云始终绯徊在半岛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