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规避刘易斯模型的缺陷

❶ 刘易斯模型能够解释我国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和劳动力转移过程吗

在这样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工业部门中工人的工资不是由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确定，而是由传统农业部门农民的平均收入来决定。一般来说，工人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农民的平均收入。

这样，当工业部门以现行工资率增雇工人时，就会有大量的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就能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下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这种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共性，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资本家增加新资本和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过程持续进行，直到工业部门的扩张将剩余劳动力吸收干净。

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得到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相应增加，这时工业部门要想获得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整个经济由此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稳定的增长。

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二阶段是当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后，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刘易斯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第一阶段。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对剩余劳动力转移支持经济发展的过程作出解释，这一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具有重大意义。但刘易斯模型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及分析不大符合实际情况，技术进步因素被忽略，农业部门的发展未受到重视等。

❷ 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种相对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改造，使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同质的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以尽快完成国民经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一、建国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

1、赶超型发展战略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深化

受建国初期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试图通过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超高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由于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一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储蓄率低，资本积累能力不足，资金严重匾乏。二是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出水平低下，支持工业化的能力有限。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初那样通过对外掠夺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通过引进外资的办法来补充国内资本的不足。而且由于重工业资本高度密集性的特点，使得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特点相矛盾。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必须依靠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以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并减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的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

赶超型发展战略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通过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以及重工业的自身循环所创造的社会需求，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这两大难题，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但由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使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从而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结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分析表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 ．09倍，而1979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高达6．08倍。

2．战略调整、体制改革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到70年代末，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已相当突出，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长期停滞，使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无法继续进行。

从1979年开始的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结构变动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动，转为市场导向。这种由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推动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市场机制的诱导下，农业生产不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加快了对传统农业改造的步伐。以1987－1992年为例，在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农业生产资料来源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农业投入中来自农业内部的比重已从46．7％，下降为39．l％，而由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从41．7％，上升为 44％。这说明农业与现代工业部门的产业关联趋于强化。同时，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包括工业、建筑业、邮电业、商饮业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对农业的服务贡献率明显提高，从1987年53．3％上升到1992年的60．9％。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越来越多地进入农业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在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高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作用，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以前，1952?1978年的26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从12．6上升到17．92，年均上升0．2个百分点，在这期间的1962??1978年城市化水平从17．33上升到17．92，16年间仅上升了0．59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处于停滞状态，而改革开放后，1978??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3．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约0．81个百分点，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l倍。

第三，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78年一1998年，共有13585万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平均每年转移为715万人。与此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从1978年的 70.5％，下降到1999年的50．l％。20年间共下降了20 ．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17．3％上升到1999年的23.0％，21年间共上升了5．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快速上升，从1978年的12．2％上升到1999年的26．9％，21年间共上升14．7百分点。

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总体度量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随着一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也就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趋于相等，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趋于均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远远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最直接的表现是：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较大劳动力份额创造出较小的产出份额，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根据这种特征，我们选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两个指标来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运用这些指标来计算1952年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总体度量。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国民经济中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就越强。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 1。从时间序列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加剧阶段，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降低，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升高；在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达到最高点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转而逐步升高，从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下降，从高于1的方向向1趋近。
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成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通常总是低于1。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除具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之处外，由于其结构转换的国内外环境不同，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方面还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

l、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

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见表 2）。1999年我国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7．7％，而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为50.1%，二者相差-3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3％，劳动力的比重为23．0％，二者相差2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0％，劳动力的比重为26.9％，二者相差6．1个百分点。显然这种差异，第一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

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完全一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绝对对称是不可能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了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加之在其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大于第一产业，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转换要慢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其就业结构滞后性更为突出。世界银行在《197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发展中国家工业与农业的产值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人均接近700美元时（1979年价格）达到相等，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两部门的劳动力份额也达到相等。我国的工业与农业产值相等，是在196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134美元时达到的，当时，工业为38％，农业为39％。到198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 1．3倍，达到310美元，而工业劳动力的比重，仅为17．2％，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高达68．4％。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转换的严重失衡，造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结构性扭曲。从工农业产值构成看，到80年代末，我国的工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已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然而从就业结构来分析，到90年代末期，我国的第一产业仍占劳动力份额的 1／2，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见表2）。

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严重偏离，说明劳动力在社会各个产业之间的转移还存在着较大的阻碍；同时也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直接原因。

2．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都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渐进的结构演变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超前发展，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与此相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特点。

我国产值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国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过高，又和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直接相关。表3的数字表明，我国1999劳动力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仅高于 1988年的泰国和1991年的巴基斯坦，却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其他各国。如果以我国90年代初的就业结构来进行比较，则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是上述各国中最低的（1991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60％、21． 3％和18％）。

3、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点聚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钱纳里发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区内，城市化率超过工业化率，但差异不大，在人均GNP大于300美元时，城市化率明显高于工业化率。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表现出与上述城市化发展规律完全不同的特征：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见表 5）。1999年我国制造业比重为42．7％，不仅大大超过了处于工业化中期国家的水平，并超过了工业化后期国家的平均水平达10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指标仅相当于工业化中期的水平，为 30．98％。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既受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也取决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农村工业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发展道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直接相关的。塞尔昆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来说，其就业弹性系数不仅大于1，而且呈现连续递增的发展趋势，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导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道路所造成的城市化发展滞后。这是因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更依赖于城市化的进展。与第二产业不同，第三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具有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它不象第二产业所提供的物质产品那样可以在产地以外销售和消费。因此，第三产业只有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才会有较大发展，而在人口密集度较小的农村由于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发展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成本高收益小。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需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❸ 为什么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

首先，模型暗含假定现代部门吸收劳动和创造就业的速度与现代部门资本积累的速度成比例。但是如果资本家的投资总是投向技术比较尖端的资本密集的设备的话，资本家的再投资就不能吸收那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有的产量增长实际上都被资本家得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经济确实获得了增长，但是从扩大收入和就业来说，从人们的经济福利的角度考虑，经济并没有获得发展。前面的论述还建立在资本家把他所有的利润都投资而没有移作他用的基础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本家不但不把利润投资，相反还会把利润收入以资本外逃的方式，转移到国外。
其次，刘易斯模型假定，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当中则是一种充分就业状态。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第三，刘易斯模型假定，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现代部门的工人工资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完全被吸收之前是固定的，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工资都有着随时间上升的趋势。
总的来说，刘易斯两部门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很大。许多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扩大现代化工业部门的规模解决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就业问题，但是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

❹ 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符合刘易斯的模型

摘要 但是现在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目标是以新的发展方式，突破刘易斯模型

❺ 结合材料，分析“刘易斯拐点”可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

劳动力转向卖方市场，工资水平上升；企业用工成本加大，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
两个方面，各3分
如果要分3点的话，以下是个人的见解
1、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上涨
2、促使劳动力的结构发生改变，对劳动这的素质有更高的要求
3、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面临“用工荒”，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被淘汰

❻ 刘易斯模式的缺点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有两个缺点：第一，不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方面的重要性；第二，忽视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

❼ 本讲认为，运用刘易斯拐点理论时要结合中国的哪些国情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即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以中国而论，所谓传统经济部门就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系统，所谓现代经济部门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现代工商业经济系统。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边际投入效益为零”的劳动力即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起来，必须由现代经济部门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

刘易斯进一步指出，只要传统经济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现代经济部门就能够以“生计工资”即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劳动成本雇佣工人，而且，“生计工资”将一起维持到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时点上。也就是说，在传统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之前的很长的经济发展阶段内，“生计工资”机制都将从根本上制约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无法实质性提高，即使有提高，也只是对城市生活费用高于农村的补差，比如高出30%。在刘易斯看来，只要传统农业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亦即具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的市场机制就不起作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在严格的刘易斯语境中，是指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性的国家经济发展到“生计工资”机制不起作用的那个时点，在这个时点上，传统经济部门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吸收完毕，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刘易斯创立的“生计工资”概念并不成立。

首先，由于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总量趋于减少，但传统农业部门的总产量并不因此而减少，这样，留在传统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平均产量必然增加。也就是说，传统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相应提高，从而传统经济部门劳动者的“生计”即收入状况得到改善，不会固定在现代经济部门出现之前的水平上。而且，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的越多，即留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总数越少，“生计”状况改善的程度就越大。

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若想“生计工资”概念成立，必须补充一个假设，即传统农业部门内部新增劳动力的数量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相等。然而，一旦做出这一假设，也就等于假设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永无转移完毕之日。显然，刘易斯及其理论追随者不敢追加这个假设条件。

其次，现代经济部门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第一时刻起，就必然伴随从传统农业部门购买农产品(注：这里假设现代经济部门只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商业行为。这样，传统经济部门就获得了向现代经济部门购买现代生活资料和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货币支付能力。现代生活资料(如钟表)直接改善传统农民的生活状况；尤其是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必然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使传统部门的总产出增加，从而在上述单纯减少劳动力总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高了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产量。

张五常教授在《佃农理论》一书中也早就指出过刘易斯认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错误。

只要以上两点无法否认，那么，“生计工资”的概念就不可能成立。“生计工资”概念立不住，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当然就不能成立。“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学价值在于阐述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临界点。显然，刘易斯在他的模型中设定这个临界点是错误的。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的市场机制从现代经济部门扎根于传统社会那一时刻起就会发生作用。刘易斯声称，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是“按照古典学派的传统”建立起来的，但他在建立“生计工资”概念的过程中却违反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个最基本的古典经济学规范。

❽ 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谁更适用于解释，解决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问题

刘易斯在他的着名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体系中，并存在两大经济部门。一个是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仅够维持生计的部门，包括农业、小型商业和某些服务业；另一个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部门，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和种植园。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因此，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要高于生计部门，他假定，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以现行工资率增雇工人时，愿意就业的人多于需求的数量，生计部门由于劳动力转移而减少的数量为新增加的劳动力所填补。因此，在传统的维持生计的部门中。在生计工资条件下劳动的供给超过了对它的需求，因而劳动供给是无限的。这种供给无限的劳动力大部分来自农业中的隐蔽失业者、小商小贩和妇女参加劳动。现代部门为了吸引仅够维持生计的部门中的劳动力。其工资水平一般要比后者高30%。刘易斯认为，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的发展模型中，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剩余，即通过利润的再来增加新的资本和吸收更多的非资本主部门的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此反复进行，不但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不断扩大，而且利润、储蓄和资本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逐渐增加，直到多余劳动力吸收完毕，其实工资相应上涨时为止。在刘易斯的经济发展模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持续，通过两种在时空上并存的形式而最终实现的。一种型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即社会劳动力从传统的自给农业部门流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另一种形式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地域转移，因为传统的、自给性的农业部门主要分布在农村，而先进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在城市。因此，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过程，从地域上讲，就是农村劳动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

❾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用一种从动态角度研究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的二元结构理论。是1961年费景汉(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刘易斯模式有两点缺陷：

（1）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

（2）没有注意到农业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应该是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

两人对这两点作了补充，从而发展了刘易斯模式。

1961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在《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一文中提出。该模式用刘易斯模式把不发达国家经济部门的划分为基础，把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他们把农业劳动的流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劳动生产率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力的流出，这部分劳动力是多余的；

刘易斯第一拐点

第二个阶段：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劳动力的流出。这两个阶段的劳动是农业中伪装失业者的劳动。

刘易斯第二拐点

第三个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劳动流出，因此这部分的农业劳动力已经变成了竞争市场的产品。

“费景汉－拉尼斯拐点”的意义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重视农业生产，不断向工业转移农业资源，就会出现全社会资源都趋向于赢利高的行业，社会资源开始撤离农业，造成农产品总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农产品价格上扬，粮食问题将不可避免。

❿ 什么是刘易斯拐点

在长期经历二元经济发展之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开始出现重要转折。按照发展规律，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于处在二元结构和经济体制双重转换中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这个转折的成功意味着一个崭新发展时期的到来，另一方面，这个转折期间充满了严峻的挑战。“刘易斯转折点”简而言之就是在此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之八：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绿皮书指出，目前发端于中国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将预示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即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正逐步呈现。 曾几何时，不少人还在为“廉价劳动力”、“富裕劳动力”而庆幸，可从2004年起，一度仅在个别行业、地方出现的用工短缺，并不像人们当初设想的那样，只是一种季节性现象，而是迅速蔓延到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等国内多个地区，目前仍没有缓解的迹象，并逐步演变为局部地区招不到工的民工荒。 当一个国家把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淘干的时候，就到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转折点。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只出现一次。幸运的是，我们即将看到这一点。如果把刘易斯转折点看成一个区域的话，我们已经生活在刘易斯转折区域了。 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刘易斯转折点是黎明前的黑暗。那么，我们靠什么应对刘易斯转折区域呢？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曾经连绵不断的民工潮令企业家们错误认为，民工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民工被密集且廉价地使用，民工的生存环境恶劣，民工的劳动力价格长期被严重扭曲，并已达到了极不合理的低水平。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长期背离其价值，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正是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这一必然趋势的前奏，是市场供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我们现在需要关心的目标并不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本身，而是那些在不同区域中生活的人，尤其是其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和农民工。区域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浪费资源和时间试图去缩小各个方面的区域差距。区域经济差距是否合理的依据，不是区域差距大小本身，而是在这些不同区域中的个人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是否大致相当。而个人福利水平的高低，不是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一致，而是取决于个人意愿和个人之间是否拥有大致相同的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择业权及相应的社会和物质的基础结构。这是应对应对刘易斯转折区域的必然要求。 应当承认，劳动力短缺不是短期矛盾。普遍认为，劳动力短缺是民工工资福利待遇太低、农村政策有较大改善、经济新一轮高速增长对劳动力需求大幅增长三大因素所致。但还应看到农村劳动力资源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供给能力已经发生变化，正从过剩转向紧缺，劳动力短缺并不是短期性、结构性、局部性现象，而是长期性、根本性矛盾。接下来我们可以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经济未来继续持续增长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都将面临挑战，低成本廉价品低利润主导的出口战略和发展战略必须尽快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