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渝吉怎么看中国的儒学

1. 怎样才算是儒家什么人不是儒家

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都生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发生最剧烈变化的“周秦之际”，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觉得是礼坏乐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他们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
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想象的“三代”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挽狂澜于既倒、复兴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不断破灭，满腔悲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叹中，怀着“吾道穷矣”、“哲人其萎”的愤懑，赍志以终。
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没少对之歌功颂德，然而他们已经死了，不能给孔子以恩宠，而活着的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则是很不待见的。
对孔子，不管是褒还是贬，都得从这点出发。过去反孔批孔的，说孔子对现实不满是“历史倒退论”、“今不如昔论”，是“九斤老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
几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而褒孔扬孔的，则说孔子的这种不满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独立人格”与“社会良知”的体现。总之，复古倒退也罢，批判精神也罢，相反的评价针对的是同一个事实：就是孔子对现实不满。
那么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则是推动秦制的。周秦之变背后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
今天人们一方面知道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知道所谓的“封建”即封邦建国诸侯林，这样一种西周宗法贵族政治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专制主义”是差异很大的两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孔孟时代的古儒确对秦政式“专制主义”十分拒斥。
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就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
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
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鲋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鲋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鲋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鲋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鲋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鲋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
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狗”到“看家狗”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有种自由主义，我把它叫做日本式自由主义，它的特点是强调个性，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是它针对小共同体、针对家庭、针对周边的人。日本在明治时代特别提倡这些，就是六亲不认只认天皇，福泽谕吉就是这么主张的，他一方面认为自由是人最可贵的品质，同时又认为自由是要效忠天皇的。
这个自由只是从你周围那个熟人社会摆脱出来，你要敢于反抗爹妈，反抗家族，敢于六亲不认。但你必须知道“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必须歌唱“我把党来比母亲”。这种人虽然是从大家庭中叛逆出来的，但他身上已经不具有儒家文化了，什么孝啊，基本上抛开了，等于传统的叛逆者。
还有一种，简单点说就是不满现实，追求一种理想，当然这种理想可能是近代理想和儒家理想兼而有之的，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一种和家庭、和传统决裂的自觉。
中国自秦制代替了周制以来，儒家士大夫中就潜藏着很大的不满，有一种“从周仇秦”的情绪，这是毛泽东最不满意儒家的一点。“文革”中他一直讲“儒法斗争”就是这个意思，以为儒家喜欢贵族制不喜欢官僚制，喜欢分邦建国，不喜欢中央极权的大一统。
讲得简单点，喜欢那种道德社会所谓的“三代之治”，不喜欢秦以后的那一套东西，实际上西方进来的思潮在中国受到欢迎就是这一帮人，他们是基于对秦制的仇恨来欢迎西方的，他们认为西方的那套就是仁义道德。
中国是礼仪之邦，三代本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秦以后就堕落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堕落是西方的原因，要恢复三代的理想只有学习那些新的东西，才能颠覆家天下，才能恢复天下为公。在他们看来，民主选举就是天下为公，就是推举制，“几欲天下为公，亲亲不得三代之遗也”，一开始这个东西就是和民主共和接轨的。
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很多声称是儒家的人实际上是伪儒，因为他们都赞扬秦制，今天你衡量什么人是儒家很难说，但是什么人不是儒家还是比较容易说的。
什么人不是儒家呢？第一，欣赏秦始皇的人肯定不是；第二，欣赏毛泽东的人也不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把孔子的祖坟都刨了，一个就是直接焚书坑儒的。孔子的九世孙孔鲋就是投奔陈胜吴广造反的，他投奔陈胜吴广是为了抵抗秦制，伐无道、诛暴秦。
传统儒家精神怎么适应近代以来的潮流？总体上我有一个看法，近代西学东渐早先就是受到反法之儒的欢迎，认为西方的那套就像三代的推举之法，“己欲以天下为公”，而从秦以后就不行了。那么我们之所以搞民主共和就是因为这和我们以前的理想是一样的。
晚清最早引进西学的时候，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民主共和，对个人主义、个人权利这些东西很长时间是没有人注意的，真正注意到个人主义是从日本传来的。
现在的我们，仍然是要为一百多年前的理想奋斗。在这个奋斗过程中有人认为儒家的传统资源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从传统以及近代历史看，的确是这样。
今天有人提倡新儒家，如果这个新儒家是和秦制妥协的，那我只能说这不是新儒家，是伪儒家。因为不管新儒家还是老儒家，儒家的特点就是和秦制不妥协。
怎样算是儒家？对现实不满，对秦制不妥协。

2. 如何评价儒家思想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儒家的根，在道家。实际上，世上的一切正统宗教、一切学文，或都在、或都想、或都在追求，能够唯道是从，因为道是真理、是标准，是不二。

3. 如何评价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理论

福泽谕吉生于大坂堂岛，是当时的丰前国中津藩藏屋敷的下等武士福泽百助的次子。由于他出生的当晚，作为儒学家的父亲刚刚获得《上谕条例》（记录清朝干隆帝时期的法令的着作），因此给他取名为“谕吉”。谕吉的父亲既从事管理与大坂的商人的贷款业务，也是一位通晓儒学的学者。但是由于身份卑微，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中津藩一直未能有所建树，终生不得志而溘然逝世。因此，谕吉在日后说“门阀等级制度是父亲的敌人”，他本人对封建制度也开始产生怀疑。
谕吉在1岁6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回到中津(现在的大分县)。他与他的兄弟或者当时的普通武士家子弟不同，并没有忠孝仁义的观念，也不敬神佛。他起初也非常厌倦读书，到了14、5岁的时候，由于周边环境的压力，他才开始学习。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渐积累，渐渐地开始阅读各种汉文书籍。
安政元年（1854年），19岁的谕吉前往长崎，学习兰学。作为他人生的转机便是这时。由于佩里侵日，日本国内对火炮战术的需求高涨。为了学习荷兰的火炮技术，必须要有通晓荷兰语的人才。于是谕吉的兄长便建议谕吉学习荷兰语。谕吉此后开始拜访长崎的火炮专家山本物次郎，在荷兰语翻译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荷兰语。
次年1855年，介绍谕吉认识山本的奥平一岐与谕吉不和，便通知谕吉返回中津。但是，从离开中津那时便不打算再回去的谕吉却自行经过大坂前往江户（现东京）。他到大坂后，便去投靠与父亲同在中津藩藏屋敷工作的兄长。兄长劝阻他前往江户，并说服谕吉前往大坂学习兰学。于是谕吉便来到了绪方洪庵的适塾。这中间，因为患伤寒，曾暂时回到中津休养。
1856年，谕吉再次前往大坂求学。同年，由于兄长去世，他成为福泽家的户主。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求学，变卖了父亲的藏书和部分家产后，还清了债务，虽然除了母亲以外的亲戚都表示反对，但是谕吉还是毅然前往大坂。由于他无力支付学费，便从奥平一岐处借来便偷偷抄写的建设工程学的教科书（C.M.H.Pel,Handleiding tot de Kennis der Versterkingskunst,Hertogenbosch 1852年），并以翻译该书的名义作为绪方的食客而学习。1857年，谕吉成为适塾的塾长。他在塾中研读抄写荷兰语的原着，并根据书中的理论进行化学实验等。但是由于他害怕见到血，从来没有做过放血或者解剖手术。虽然适塾主要是教授医学，但是谕吉对荷兰语的学习超过了对医学的兴趣。
1858年，谕吉为了担任在江户的中津藩官邸内设立的兰学塾的讲师，便和吉川正雄（当时名为冈本周吉，后改名古川节藏）结伴前往江户。当时住在筑地铁炮洲的奥平家的中屋敷，在那里教授兰学。这个小规模的兰学塾后来成为了庆应义塾的前身，因此这一年便被定为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时间。
1859年，谕吉前往横滨。当时，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成为外国人的居留地。但是当地全用英语，学习了荷兰语的谕吉连招牌的文字都看不懂。从此他痛感学习英语的必要，便开始通过字典等自学英语。
同年冬，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团要乘坐美国的军舰Powhatan号赴美国，日本决定派遣咸临丸作为护卫舰。谕吉作为咸临丸的军官木村摄津守的助手，在1860年（万延元年）前往美国。当时咸临丸的指挥官是胜海舟。之后，福泽也以在首次看到蒸汽船仅仅7年后就乘坐完全由日本人操纵的军舰横渡太平洋而感到自豪。
虽然谕吉已经在书上了解了很多美国的事物，但是还是受到了文化差异的震撼。例如他在书中写道，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的近况，但是美国人几乎没有人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后代们的生活。（事实上，华盛顿并没有留下后裔） 谕吉还和同行的翻译中滨万次郎一起购买了韦伯辞典的盗版书带回国内，成为日后研究的帮助。
回国后，他仍然在铁炮洲教授课程。但是此时他决定放弃荷兰语，专教英语，把兰学塾改变成英学塾。同时也受雇于幕府，从事政府公文的翻译。据说当时他对于不能理解的英文部分，还需要参考荷兰语的译本进行翻译。回国的当年，福泽还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作为《增订华英通语》出版[1]。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在书中，福泽将表示V的发音的假名“ウ”上面加上浊音符号变成“ヴ”，这成为后来日本通行的标注方法。
在同年冬天，日本派遣以竹内下野守为正使的使节团出使欧洲各国，福泽谕吉也随之同行。当时也用幕府发给的津贴费买了许多英文书籍带回日本。他在欧洲对于土地买卖等制度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差异，并对于许多在书本上无法看到的事物进行调查。例如欧洲人习以为常但日本人前所未闻的医院、银行、邮政法、征兵令、选举、议会等。
通过这几次参加海外使团的经历，福泽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回国后，他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开始了对西学的启蒙运动。当时，他曾作为官员提倡幕府机构的改革，但在1868年（庆应4年）后，便将兰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专心从事教育活动。
在明治维新后，福泽继续大力提倡普及西学。并针对日益高涨的国会设立运动，提出创立英国流的不成文宪法的论调。他在1881年（明治14年）的政变后与政府要人绝交，在1882年创办日报《时事新报》，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引导社会舆论。1898年因为脑出血而病倒，之后虽然一度康复，但在1901年（明治34年）复发，溘然长逝。在葬礼上，遗属遵从福泽的遗志，婉拒了各方的献花，但是唯独默然收下了福泽的盟友大隈重信送来的丧礼。
由于福泽生前居住在庆应义塾的校区内，因此现在在他去世时所在的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内设有石碑。戒名是“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2]，墓地在麻布山善福寺。每年2月3日（福泽谕吉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校长会带领众多师生前往扫墓。
福泽由于是1万日元的正面人物而在日本家喻户晓。有时候人们也将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也因此，有人在数1万元纸币的张数时，会以1人、2人的人数来计数。
福泽也是将会计学的基础“复式记账法”介绍给日本的第一人。“借方”、“贷方”的用语也是福泽首先翻译的。
首先将近代保险制度介绍给日本的也是福泽谕吉。他在《西洋旅案内》（中译：西洋旅游介绍）中介绍了人寿保险、火灾保险和损害保险等三种保险制度。
福泽谕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着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使“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此外，福泽在其着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着名着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着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中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批评了支那（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至于将清朝的士兵称为“猪猡”等种族歧视的说法，其实是石河将自己的观点伪造成福泽的说法写入全集的。但是，对于这种观点，仍有不少人表示质疑。但根据《脱亚论》，事实上当时福泽认为日本，中国之间如同近邻。而日本已经将旧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国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泽认为应该想方法令中国也改建为石房，不然代表中国的茅草房着火一样会影响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还是草房的中国，朝鲜。帮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实上，福泽甚至还资助过当时朝鲜的政变。但无论福泽如何认为，作为日本当时的精神导师的福泽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亦难辞其咎。他对亚洲的观点，尤其在当时精神导师的地位而导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而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脱亚入欧”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

4. 如何看待当时福泽渝吉“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这句名言

全句是：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劝学篇》的头一句话,堪称经典.
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但环顾今日的人间世界,就会看到有贤人又有愚人,有穷人又有富人,有贵人又有贱人,他们之间似乎有天壤之别.而造成这些差别的就是学与不学.
人生来并无富贵贫贱之别,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
从而论述了学问的重要性,并提倡实学.

5. 作为中国人应该怎样看待福泽谕吉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福泽谕吉是谁。他是日本近代着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着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同时也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他最着名的一句话应该是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然而很多人认为，尤其是很多中国人认为福泽谕吉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的第一理论下，但是历史的发展和选择都应该顺应自然，不能说是福泽谕吉倡导。要侵略中国。我们就应该讨厌他，甚至觉得他所有的思想都是在为日本侵略中国而做理论准备。反而。如果没有过去落后的中国，中国人也许永远都会在落后中度过，永远不会思变，也不会觉醒，更没有今天发展日新月异的新中国。

6. 日本着名学者福泽渝吉为什么提出"脱亚入欧"

福泽谕吉本人的经历也有影响，因为自小在贫穷的单亲家庭，小时候没有读过书，直到十几岁才开始学旧学，没几年兰学也就是西学在日本兴起，他就转向兰学，后来又有机会走访欧美。本身作为底层对传统那套就不感冒的他，面对先进的西方文化，眼看着东亚圈子的衰落，自然全盘接受转向，抛弃传统封建体制文化，他认为跟弱者做朋友会被当作弱者，会被强者不接受，划清界限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提出脱亚入欧，其实也是很多日本人的想法。

7. 如何看待当时福泽渝吉“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这句名言

日本着名导师福泽谕吉说：“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
意思说：
人出生时，人和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只是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造成人世上各人际遇的不同。这句话告诉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