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逻辑学在中国怎么越来越难

Ⅰ 为什么欧洲和印度逻辑学比中国强

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逻辑学家。以西方这样的逻辑学来检查中华文明传统当然不会得出中国古代有所谓逻辑学的结论。即便最有可能被大家认为讲了逻辑的《墨辩》和名家的名学也都不是逻辑学，“因为它们都没有系统的研究命题的一般结构和有效的推理形式”。上述是作为逻辑学家的金岳霖、殷海光、刘福增师生三代人的共同看法，他们都是以狭义、严格的西方传统（或现代）形式逻辑学为出发点和参照系，来审视中国古代是否有此种意义上的逻辑。不仅中国现代有不少逻辑学家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逻辑，而且许多非逻辑专业的学者也持中国古代无逻辑说：被称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怪杰”的辜鸿铭认为，由于中国人追求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其“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头脑和智力一亲，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确的东西”。另一位着名学者林语堂也同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他的理由与思维路向几乎与辜鸿铭相同，而且更为充分。林氏认为，在中国“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一种科学，所以他们也不仰仗逻辑，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传统逻辑的五种基本义，它们中没有哪一种基本义不是为满足文化的需要而产生的，都是基于欧洲言语系统而产生的，而中国语言不合此系统，自然也就与此种逻辑有格格不入的地方。但中国古代虽无逻辑但也无悔于中国文化，今日中国人也无须自卑。

Ⅱ 怎样普及逻辑学

几千年来中国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勤奋异常的，至少决不比西方人差，但为什么西方的知识是如此发达？而相对地中国的知识是如此落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西方自古至今有逻辑且自觉地加以运用，而中国自古至今都没有逻辑或有了也只是摆设而不能自觉地加以运用。

逻辑是个人思维社会化的必要条件。一个族群有了逻辑，就是意味着该族群有了共同的思维行为规则。有了共同的思维行为规则，该族群在思维领域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了；反之，思维领域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某个群族在思维领域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该群族的整体思维效率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对于族群思维的意义是在于它能起到管理族群思维的作用。

逻辑对于族群思维的管理作用是属于思维控制作用。逻辑规则就是族群思维管理中的控制标准，它是对族群个体的具体思维行为进行衡量与评价从而采取适当矫正措施的依据，因而是实现对族群思维的有效控制所不可或缺的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就无法达到对族群思维的控制目的，亦即无以实现族群的整体思维目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对于现实地形成族群的整体思维目标具有决定意义，若缺乏逻辑，族群的整体思维目标即使有也等于无，因为它不可能实现。

一个缺乏逻辑的族群，其各个个体的思维行为必然是散乱的，从而其依赖于思维的知识创造活动也不能以秩然有序的群体行为的方式来进行，而只能以杂乱无章的个体行为的方式来进行。从族群思维进化角度看，显然，秩然有序的群体思维行为是有利于族群思维进化的，反之，杂乱无章的个体思维行为是不利于族群思维进化的，因为前者的整体思维效率高，后者的整体思维效率低。一个族群的整体思维效率之高低，直接关系到该族群的知识创造力的强弱。其整体思维效率较高，其族群的知识创造力也相应的较强；反之，其整体思维效率较低，其族群的知识创造力也相应的较弱。

中国自古至今都没有逻辑，或有了也只是摆设而不能自觉地加以运用，其思维是习惯性地依靠个人的经验与直觉，相应地，其思维过程中所做的判断是经验判断和直觉判断。

经验判断依赖于个人经验的积累，各人经验的丰富程度不一，其经验判断的准确程度也相应有差异：经验较丰富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高；经验较欠缺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低。通常老人的经验较丰富，故中国人惯于听信老人的经验判断。俗语有云：“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这正反映了中国人崇尚经验判断的思维传统。

直觉判断则依赖于个人天赋的悟性，各人天赋高低程度不同，其直觉判断的准确程度也相应有差异：天赋较高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高；天赋较低者，其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应较低。天赋最高的人就是孔子所谓“生而知之”、孟子所谓“先知先觉”的圣人，于是便有“畏圣人之言”的儒教和注疏“圣人之言”的经学传统，这都反映了中国人崇尚直觉判断的思维传统。

缺乏逻辑而崇尚经验判断和直觉判断的思维传统，使得作为一个族群的中国人的知识创造高度依赖于经验丰富的老人和天赋至高的圣人。

老人依据其丰富经验所创造的知识是中青年所难以体会其真意的，所以只能将信将疑地盲目听信“老人言”。圣人依赖其天赋高才所创造的知识又是天赋较低的普通人所难以领悟的，所以只能是“畏圣人之言”抑或主观地注解“圣人之言”。

这样，在老人与中青年之间和圣人与常人之间，其知识实际上是缺乏统一标准的，并且因其缺乏统一标准，他们之间并不能真正达到其知识的共享，在理性层面上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只能由“圣明”的帝王或由帝王授权的学术权威来公断是非。这是中国缺乏逻辑思维传统所必然造成的知识发展状态。

自近代严复以来，西方逻辑学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但逻辑学从来只是少数学者研究的学问，它在学界的普及程度向来极低，至今中国大学里只有极个别专业开设逻辑课程，故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普遍不具有自觉的逻辑思维，实际上仍然主要只能依靠经验和直觉来进行思维，从而在相对封闭的年代里，中国的知识创造仍然高度依赖于经验丰富的老人和天赋至高的伟人，在现实社会中则只能由“伟大领袖”或由“伟大领袖”所信任的学术权威来公断是非；而在相对开放的年代里，中国的知识创造则高度依赖于西方，中国学者是“言必称西方”——“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的老话实际变成了“不听西人言，吃苦在眼前”；“畏圣人之言”的儒教则实际变成了“畏西圣之言”的新教，从而中国学者就像中国传统的经学家那样也只是对“西圣之言”做些注解工作，诸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 “注马（克思）经”、自然科学领域的“注牛（顿）经”、“注爱（因斯坦）经”之类——至今中国学者何尝有过自造的“经”了呢？可怜啊，连一本“正经”都没有啊！为什么？ 因为中国至今都尚未形成一个逻辑思维传统，又怎能自造出可以被大家所共享的知识之“经”来呢。

Ⅲ 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逻辑学

秦独尊法家，汉独尊儒家。法家、儒家都不看重逻辑，后世学术主流是儒家，逻辑学就是非主流。非主流无以立命，即使有人搞出来也会绝后了。
西方产生逻辑学，是因为受重视，一旦有了书就保存下来了，有人接着搞。

Ⅳ 中西方逻辑学在体系构建上存在差异的原因并谈对文化自信的理解

东西方逻辑体系的差异源自于语言文字体系的历史差异和现实差异：
1，西方形式逻辑的起源来自于表音文字的抽象性语法规则，自亚里士多德开始一路发展而来；
2，中国的逻辑体系，是形象逻辑体系，是建立在汉字形意本质之上逻辑规则，它源自于伏羲的八卦图标，以目前传世的易卦运行规则为典型代表。
——文化的自信强度来源于文化的历史根基和内涵的哲学智慧，一个不了解自己祖先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人从来不可能有文化的自信。

Ⅳ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系统，成熟的逻辑理论

逻辑学本来就是西方学者对知识的分类，和中国古代知识系统截然不同。
我们的先贤们自然不会把糅合在一套完整学说中的逻辑学部分抽出，再单独研究。
想春秋时期的纵横家，他们在逻辑方面的研究绝对不差于同时期的西方。还有历代的舌辩之士。都是偏向研究西方所谓逻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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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逻辑学作为一门古老学科，为什么会在当代教育中消亡

观想

Ⅶ 为什么逻辑学没有在中国发扬光大

个人观点，中西方人民的思维方式不同，这个是关键原因，思维方式不同是别的一些东西的不同影响的，例如西方是字母语言，中国是方块字。还有一点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已经有了一个传承，外来文化短时间内还无法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的地位，比如，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就是爱当官，就这个都不容易改变。

Ⅷ 大学停办逻辑学，逻辑学这门课为什么难

逻辑学是一种专门为形而上学设计的研究方法。因为形而上学不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所以不能用证据学的方法进行论证。因此，亚里士多德创造了逻辑学，并通过纯粹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证和研究。在中世纪，西方思想领域受到基督教会的控制，经济学哲学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由于圣经是所有经济学哲学研究的唯一基础，逻辑学正好适应了这种理论体系。因此，在中世纪，欧洲的逻辑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兴起后，以事实证据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崛起，以及反教会运动的快速发展，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迅速衰落。当今，当实证科学成为主流时，逻辑学当然没有用处。我所知道的是，逻辑方法的使用只保留在法学领域。国内外都有逻辑课程。

逻辑学是如此重要，但它并没有被放在我们义务教育的大纲中，这是令人困惑的。你知道，一个人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它必须是一个被认可的人。每当逻辑严谨，思维合理时，也必须是一个难以愚弄的人。我也认为，在许多充满欺骗、不可靠、猖獗的领域，有许多普通公众相信世界各地都有馅饼，开设一门特殊的逻辑课程，学习基本的形式逻辑，比任何时候都特别重要。逻辑让人们反复问为什么，该怎么办？是否合适，是否合理。这样，就是教你学会为自己找到一件盔甲，以免被无知和不合理的伤害。因此，我认为从五年级到初中，有必要安排一门特殊的形式逻辑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有一个逻辑的头，掌握逻辑的方法，成为一个理性和严谨的人才。